参军离乡

　　
　　在我积淀已久的印象中，靠山村的村民大多数都是一些自私自利、目光短浅、愚昧无知、趋炎附势的小人。我之所以要以大多数来表示这一类人群，是因为还有一小部分人是很另类的。
　　这一切，都是因为退休干部牛朝贵家房顶上那盏随风飘摇的天灯。
　　我认识牛朝贵的时候，他已经沦落为陶罐坪镇街道办主任了。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起，他把老伴李雯和两个小儿子迁到了靠山村。那两个娃子，一个属龙的，名叫牛凌云；一个属猴的，名叫牛凌智。据说还有一个大儿子叫牛凌成，因为舍不得老家三天门的山水风光，不肯跟他老子一块来靠山村。
　　牛朝贵迁来靠山村的第二年，我就参军去了部队，所以对他们家的印象并不是很深刻，只记得牛朝贵是个大脑袋、大肚子，走起路来大肚子一晃一晃的，像鸭子上岸抖水那样，把那身蓝色中山装扭曲得变了形，很可笑也很滑稽。
　　李雯则是一口的陕西腔，对大人一律称哥唤姐，对小孩子一律叫“娃”。
　　我当时是因为受不了劳作之累才偷偷报名参军的。为了报名，大队书记袁英明死活不同意，其理由是我四哥向廷文去年已经参军去了部队，我就不能再去了。我便梗着脖子跟袁书记争论说：“你那外面墙上的标语说的是‘保卫祖国，人人有责’，并没有写成‘老四有责，老五没责’唦！”袁书记说不过我，就只好摆手说：“报吧，报吧，就你那个陀螺气鼓的样子，还不一定能验得上哩！”
　　袁书记说的是气话，我虽然长得不是很帅，但也不是陀螺气鼓的样子。我知道，他是怪我不该当着许多人的面儿抢白了他。等我报上名以后，他才把我拉到大队部外面跟我说：“苦生，我担心你爸会舍不得让你去的。真的，你看你四哥去年刚走，你今年又去，你爸你娘能受得了？”我跟他说：“叔，我不甘心就这么打一辈子土坷垃，我想到部队上去混几年，或许能混出一点名堂回来，如果碰上打仗，我就想立功当英雄，要是战死了，就能评个烈士，这样一来，我爸我娘的后半辈子就有烈士抚恤金作保障了。”
　　我为什么把袁书记叫“叔”呢？这我还得特别地交待几句。我大哥的父亲姓袁，跟袁书记是平辈儿弟兄，大哥袁旺把袁书记叫叔，我们几个弟弟自然也就跟着大哥把袁书记叫叔了。
　　袁书记听我这样说，禁不住就流下了热泪，哽咽着对我说：“苦生，你能这么想，说明你对两个老的很孝顺，但是当兵可不是好玩的，训练苦，打仗也苦哇，你要是验上了，在部队上要好好地熬，争取熬出一点儿名堂回来。”我说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怕苦，也不怕累，就是不甘心打一辈子土坷垃。
　　报名后的第三天，大队就通知我们到陶罐坪去体检。
　　武装部的干部先是让我们一排排地站到学校操场上等他们目测，目测上了的再进站体检。
　　体检的时候，出了一点小问题，部队上的那个军医说我的血压偏低，他问我会不会喝酒，我说会喝一点儿，他就让我去弄点酒喝了后再试。我一听有门儿，就赶紧跑到供销社。卖酒的是我的小学教师朱立凤，我就对她说：“朱老师，给我打一碗酒来。”朱老师就把那种六角八分钱一斤的红薯干子酒给我打了半斤，盛在一只大碗里递给我，我一口气灌进肚去，掏了四角钱往柜台上一丢，扭头就往操场上跑。军医又让我在操场上跑了一圈儿，坐下给我一量血压，正好，舒张压70，减缩压110，合格了。哈哈！我高兴得一蹦八丈高：“噢，我的血压合格了。”军医朝我笑了笑：“小伙子，后面还有两关哩。”我说：“没事儿，我就是来接受祖国挑选的。”军医又是一笑：“这小伙子，觉悟蛮高的嘛。”军医的普通话很标准，音质也很好听，是那种很磁性的男中音。
　　那一年，我们靠山大队只验上了两个兵，一个是我的远房叔，名叫向福，一个是我，苦生。军医觉得我这个名字不好，就重新让我填了一张体检表，给我改了个名字叫“向武”。可是，我们靠山村的人习惯了把我叫苦生，始终不肯承认“向武”这个名字。对此，我也无所谓，名字只是一个符号，叫啥都行。还有人名叫狗卵子、牛牯子哩！
　　六、七天后的一个下午，袁书记从公社开会回来，看到我爸在肖家沟口的大田里割芝麻，就大声喊着说：“向清哥，你家苦生马上就要去部队了，你得给他准备一点盘缠啊！”
　　“你说啥，你说苦生要去哪里？”我爸一下子没有明白过来。
　　袁书记再次大声说：“苦生验兵合格了，要去当兵了。”
　　“你怪球说，他咋会去当兵呢？”我爸还是不相信。
　　“真的，过几天就会送通知书的。”袁书记说他刚从公社参加政审回来，苦生已经定下来了。当天晚上，我爸收工回来，问我是不是偷着去验兵了？我说是的，他当时就躁了：“你妈的个尸，当兵这么大个事，你竟敢瞒着老子？”拿着根锄把就往我头上敲来，我当时坐在门墩上，看到棒子夹着风声朝我头上飞来，便一个箭步离开了门墩儿，又一个箭步从道场边蹿到坎下，头也不回地跑了。
　　第二天，我回到家中跟爸说：“爸，我听公社的干部说，今年实行《兵役法》，凡是体检合格的适龄青年都得去当兵，本人不愿去的，就抓本人去坐牢，父母不同意的，就抓父母去坐牢。”我爸胆子小，听我这么一说，就慌了：“哪，哪咋办呢？”我就跟我爸说，过两天，武装部的徐部长和部队接兵的干部要来家访，你可得好好说，别害得我们去坐牢。我爸更急了：“那我咋个说嘛？”我就教给我爸说：“人家到时肯定会问‘你儿子体检合格了，你叫不叫去啊？’你就说‘那好嘛，咋不叫去呢？’人家再问‘你舍不舍得啊？’你就说‘保卫祖国嘛，我舍得。’”我爸听后点了点头，说他记得了。
　　我这是哄我爸的，根本就没有那么个关于坐牢的征兵政策。我之所以这么哄他，只是为了使他不再阻挡我去参军。我哄我爸，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我爸曾经因为红卫兵栽脏他杀害过农会主席，挨了几年批斗，被斗怕了的。坐牢似乎比挨批斗更加可怕，为了不坐牢，他肯定会舍得放我去当兵的。嘿嘿，我这么做，是不是有点太坏了？可是不坏不行啊，不使点坏，就难以实现我的梦想。
　　在吓唬我爸之后的第三天，我和我爸正在王家庄凸毁苞谷茬种小麦，公社武装部部长徐生建沿着桦栎树林间的小路上来了。那个徐部长是个曾经参加过巴基斯坦战役的老兵，为了给部队输送合格兵员，他每一关都把得很严。
　　徐部长从林间小路上来后，直接来到我们跟前：“向大叔，在种小麦啊！”我连忙放下锄头，过来跟徐部长套近乎：“徐部长您来了？”我爸也赶紧说：“徐部长稀客、稀客。”我们一面搓着手上的泥巴，一面把徐部长朝家里请。徐部长边走边问：“向大叔，你儿子体检合格了，你叫不叫他去当兵啊？”我爸忙说：“那好嘛，咋不叫去呢？去，一定得去。”徐部长又问：“你舍不舍得啊？”我爸又连忙回答：“舍得，舍得，保卫祖国嘛！”我爸一面回答着徐部长的问话，一面回头看我，眼神里充满着赞许的意思。徐部长到我家后，了解了一下我们家的人口状况和生活状况，作了一些简要的记录后，就告别我们，往城门沟村方向去了，那个村还有一个名叫胡青的娃子也验上了，他要到那家去走访。
　　徐部长走后的第五天，大队上就敲锣打鼓地给我送来了《入伍通知书》。
　　那一天，我正在配合公社经管站的干部老段丈量盘存队上的土地，为土地到户做前期准备。中午正在做饭时，老段叫我要多准备几个菜，说是今天可能有客来。我听从了老段的建议，到菜园里多摘了几样菜，加上锅里熬煮的腊肉，估计有七、八个菜。老段给我帮忙烧火，我在灶后切菜，等到把一切都准备妥贴后，王家庄凸上响起了锣鼓声。
　　那天下午，我去了外婆家，外婆的家在仙河乡白岩沟村双庙子，从我们家到外婆家足有三十多里山路，我用了两个多小时，来到外婆家。外婆那时已经八十四岁了，住在小姨家的一间偏厦子屋里。当外婆听说我马上要参军去部队，就长叹一声：“你们这些娃子哟，都这么走了，撇下你娘咋办呢？”我说我过几年还会回来的，再说了，家里不是还有大哥、二哥和三哥吗？
　　从外婆家回来的第二天，我们大队又敲锣打鼓地把我们送到公社，我和向福叔的胸前都戴着红纸扎成的大红花。
　　令我没有想到的是，我爸那么个硬性子的人，竟然哭了一路，在公社吃罢晚饭后，还抱着我哭了老大一会儿。我四哥走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哭，而且还劝过辛祥意的父亲辛正富。
　　就这样，大队送我们到公社，公社又送我们到县城，县城里换上军装后，又佩红戴花地把我们交给了接兵团，接兵团把我们两百多个新兵编成两个营两个连六个排，接兵团团长是个广东佬，把“二”说成“啊”，把车说成“测”。
　　“一排的坐第一台测（车），啊（二）排的坐第啊台测。”
　　我们就这样坐着部队的六辆大卡车到六里坪火车站乘火车。
　　上火车不久，我闹了一个笑话，被战友们笑话了好几年。当时，一个穿四个兜的军官拿着一个花名册让我签字，我不知道什么叫签字，他就指着表格说“在这个地方写上你的名字。”我就在他指定的格子里写上“向武”两个字。他收起册子，递给我二十块钱。我不敢接，他就大声让我接钱，我一面接过钱，一面大声邪呼：“嗨是的，写个名字还给钱吔，拿来我再写一个名字。”那个军官笑着说，再写可没有钱了。惹得一节车箱的战友们笑得前仰后合的。到了部队后，他们还在笑。
　　火车载着我们经过襄樊，绕过洛阳，最后停靠在河南巩县车站。到襄樊时是当天深夜，到洛阳时是第二天中午，到达巩县时，已是下午四点左右了。在师部大院里，我们席地而坐，等待他们挑选。后来，干部们拿着档案袋子点名，点了二十个，让我们上了一台卡车，卡车把我们拉到一个名叫北山口的军营里，向福叔去了哪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
　　我们去的那座军营叫高炮营，营房前面的操场边有一排窑洞，窑洞的地下已经铺了厚厚一层麦草，麦草上面是帆布，那就是我们的床铺。新兵连连长指挥几个班长帮我们安顿好之后，就带着我们到北山口供销社去购买牙膏、肥皂、洗衣粉、碗和饭叉，回来就开饭。
　　开饭时，一个操着马鞍口音的战友又闹了一个笑话，他看到饭桶里是黄白色的米饭，就大喊大叫地说：“这部队上的生活真是好啊，鸡蛋炒米饭，咱们可得多吃点儿。”我们每个人都狠着劲儿地舀了一大碗。可是，吃在嘴里却没有鸡蛋味儿。凑到灯光底下一看，狗屁的鸡蛋哟，那黄色的东西是小米子，在我们那个地方叫粟谷米。
　　过了几个月之后，我才听到当给养员的兰河战友耿忠建说，向福叔被分在工兵营舟桥连，地点在站街。那地方我没有去过，也不知道在哪个方向。直到第二年夏天的某个星期天，耿忠建才带我们去了趟工兵营。
　　到部队的第二年，四哥也从他那个部队过来看望了我一次，他的部队距我的部队竟然不到两百里，而且是一个军的。那一次是在军事演习时巧遇在一起的。
　　当时，我们是蓝军，负责防御，四哥他们是红军，负责进攻。演习规则是，他们攻上我们的阵地后，我们才能倒下蓝旗，宣布红军完成了进攻任务。
　　当时，四哥和他的班已经攻到了我的阵地前沿，我躲在堑壕里看小说，懒得理睬他们的进攻。他们在阵地前一百米处大声喊话：“蓝军弟兄们，倒旗吧，我们累坏了吔。”我大声回答说：“不行，你们必须攻上来。”他们又喊：“我们已经长途奔袭了一百多里路，硬是累得冲不动了。只要你倒旗，我给你一包演习弹。”我说：“那行，不过你们得说话算话。”他们说：“算话，当然算话。”我让他们把一包演习弹放在一个石包上，再退后二十米，他们照做了。我这才放倒蓝旗，冲下阵地去拿演习弹。等我把演习弹拿在手上准备撤走时，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大声喊了起来：“苦生，苦生，是你啊！”我回头一望，那不是我四哥吗？
　　我把演习弹往挎包里一塞，大步冲到四哥跟前，同四哥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演习全面结束后，四哥又到我们的临时营地玩了一天。那时，相互才知道，我们兄弟俩都是班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