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齐齐哈尔纺织厂的十年 （三十三）

　　我在调到齐纺前，曾请岳父问卦以卜吉凶。岳父说，从此，我比较可以自主了，比较好了，但命运真正好转要到五十岁以后，说我老来有福。
　　到齐纺后，受到了比较公平的待遇。当然，我工作很努力，从七三年以后，科里和厂里差不多每季、每年都评我为“先进工作者”，所得奖品或奖金都微不足道，但问题是我也可评为先进，这是前所未有的。至于工作，我一向都是十分努力认真的。工厂能将我评为先进是与大环境分不开的，当时正是林彪倒台后，邓小平第一次复出，邓提出“整顿”的口号，万里、赵紫阳等等出山管事了，不大讲什么“阶级路线”了，同时，厂长也希望提高我的积极性，为工厂改造和扩建出力。如果是在文革期间来齐纺，当会受到大不相同的待遇。即使这样，还是有人想要“整”我。
　　我曾为工厂设计一座新大门，两个门柱上做了一些象征棉纱和织布机的花饰。有人向厂党委书记“检举”我，说这个花饰形成两个十字形——两个门柱，各有一个花饰——说这是象征“双十”，纪念国民党的“双十节”。这位“检举”人整人整得不是时候，那时正是邓高喊“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大力整顿经济和生产秩序的时候。加上厂的书记王全是个厚道人，对我也很好，他当即将这人驳了回去，叫他不要捕风捉影，这事也就了结了。在大门施工中，谷厂长曾问我可否将花饰改一改，他没有说为什么要改，我也没有在意。以上情况是后来听说的，我想这“检举”我的人，十之八九是毕某人，因为工人是想不出这种花样来的，只有“知识分子”才会想出这种“双十”之类的花招。而毕某善于“整景”是全厂闻名的，何况在车间维修时，我曾叫他不要管我的事，得罪过他。
　　一九七三年春，谷厂长同意我的建议，并要我去哈尔滨轻化工业设计院，邀请派人来齐纺做鉴定。我去将纺织专业的顾跃海工程师、土建的高鹏举工程师、设计院的杨光典总工程师和其他技术人员共十多人请了来。这些人是院里和省厅的权威，厂里好好招待了几天。齐齐哈尔轻化工局基建科的科长也来了，大家看了厂房和生产情况后做了一个鉴定报告。报告是我起草的，但盖上省设计院的公章，附上这些鉴定人员名单，份量就不一样了。以后，厂里每次往省厅和纺织部打报告，提出改造、扩建方案，必附上这一份鉴定报告，这样就将舆论造出去了，齐纺的改造和扩建势在必行了。
　　以后即由谷主持，主要由刘和我二人编制过多次工厂改造扩建的方案，报省轻化工厅和纺织部，我们也多次专程去哈尔滨。我们在哈尔滨有过这样一次可笑的遭遇：一天，我和谷一起去省厅的食堂用餐，谷买了以后，轮到我买时，卖饭的问我是哪里的，我说是齐齐哈尔来省厅办事的，卖饭的说：我们食堂只供本机关人员就餐，不对外营业，拒绝卖给我。我当时身穿工厂发给的工作服棉大衣，头戴一顶廉价的狗皮帽子。谷笑着说：“你看你像个赶大车的，人家当然不卖给你了。”此事以后一直作为笑柄。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我们将改造、扩建方案送报后，办公室让我们在哈尔滨等着，等某厅长、某处长或某书记有时间再讨论，我们只得在旅馆住下，等待通知。有次谷和刘在哈尔滨久了，厂里有事请他们回去，叫我去哈尔滨顶替他们，我立即去了。给他们讲了一个笑话：“古时，有个人好与人顶牛，一天，家里来了客人，这人命他儿子进城打酒。儿子提着一瓶酒回家时，途经城门口，遇到对面走来一个人，此人也是好顶牛的。儿子是顶牛人家出身，当然也会顶，于是两人在城门口各不相让，站在那里‘顶’了起来。老子在家陪客，准备喝酒，却总不见儿子回来，只得自己进城找儿子。在城门口遇到儿子正与一人‘顶’在那里。老人于是命令儿子：‘快将酒送回家去！我来站着替你顶！’”
　　这是我在某本书上看到的一则笑话，在这里讨了他们的便宜，说得大家都笑了。
　　在方案报审过程中，我们也要“伺候伺候”省厅的相关人员。那时干部的胃口不高，齐纺有个大集体的小厂称为“小型工业”，生产一些尼龙针织品，我们会给他们带几件尼龙衫、尼龙袜之类，是优惠价，但还是收钱的。那时尼龙还算时俏货。
　　在此期间，省轻化工设计院曾指名借我回哈尔滨搞一座办公大楼的方案设计。我去哈一个多星期，将小女儿周原带了去。我们住在南岗的一座小旅馆内，齐纺在这小旅馆常年租用一个房间，我们去了不交旅馆费。那时各地住宿都很紧张，所以工厂才在哈尔滨常年包租一个房间。
　　白天我去设计院工作，将周原放在旅馆，服务员都很熟悉，会帮照应照应。一天晚上回来时，服务员告诉我说:“你女儿和几个小孩子在门口玩双杠，头跌破了，我们用手帕包了一下，你快送她去医院看看！”二女儿向来淘气，出了纰漏了。我立即带她去哈医大附院看急诊，医生给打了一针预防破伤风针，在头皮上缝了两针。女儿哭了，出门后买了两根冰棍就哄住了。
　　我那时经济拮据，为了省钱，在哈尔滨时午餐经常买一份五角钱的“下水汤”吃饭。二女儿至今还记得“端上来的汤闻着臭哄哄的，可吃起来倒挺香。”
　　一九七四年底，齐纺的改造、扩建计划任务书终于获得批准。接下来的事情就是准备条件，组织设计、施工。
　　齐纺虽是一座老厂，可也是一座“土”厂，全厂没有一份实测地形图。为了给设计工作创造条件，我第一步就张罗测量和地质勘探。
　　最初请来齐齐哈尔市设计院的勘测队谈测量的事。这时，工厂已成立基建科，科长陈蕴华原为车间主任，此人神通广大，是属于“脚一跺，全厂都会震动”的人物。厂长见了也要让他三分，但他并不懂得系统的基建工作。我请来市设计院人谈测量的事，他似乎不以为然，不参加接待，将人家“乾”起来了，人家自然不满意，也就不愿来了。那时还没有什么“自负盈亏”之类，设计院是吃国家饭的，干不干都一样。无奈之下，我只得提出自己测量，要木工室派几个工人协助。于是我们灌注了几根基桩，借来经纬仪、水准仪，就自己干起来了。陈科长看我们干得很辛苦，才知道测量并不那么简单。这样，他就与驻军的炮兵连联系，请他们给做测量。于是每天早晨去车接他们来厂，晚上送回，厂供他们饮食。因为这是科长自己请来的，一切招待都不用我操心了。解放军来了一个测量班，干了三个星期才完成，这使这位科长知道了实际情况，不是我在“唬”他。
　　扩建设计请谁来做，厂里也有很多人议论纷纷。有人说:“木匠都会盖房子，要什么设计院？”我回答他们说:“过去老太太就能纺纱织布，要什么纺织厂！”他们无话可说了。我当然主张请正式设计院来做，省厅也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厂长也同意这个意见。这时省轻化工设计院已分为轻工设计院和化工设计院，于是由省轻工设计院承担了这一任务。
　　省轻工院接手后的第一步是编制扩大初步设计（扩初）。在编制以前，先作了一次赴外地的“参观学习”。轻工院要工厂参加几个人，我也是参加者之一。谷厂长、刘洪志、郭树仁、曹秀俊、杨润福等也参加了外出参观。
　　一九七五年春，我们一行将近二十人外出，先到北京纺织部设计院搜集资料，以后去了武汉和湖北的安陆、云梦纺织厂。这两座纺织厂都是楼房厂房，齐纺因厂地面积有限，为了尽量减少旧房拆迁，在建厂期中，保持旧厂房继续生产。因此，大家意见新建楼房厂房，这也是黑龙江省第一次建设楼房纺织厂，所以设计院也很感兴趣。
　　在湖北参观后，从武汉乘长江轮船至南京，又到了常州，见到了潘辛生、张元桢两位同学。
　　到上海后，这许多人为了住旅馆，整整排了一天队，后来还是我哥哥的邻居杨女士帮忙，找了北站附近商店的一位熟人才住上了。
　　到上海后，大家陆续回黑龙江了，最后只剩谷厂长、刘洪志、郭树仁、曹秀俊和我五人，请他们到我哥哥处吃了一顿晚餐。谷未到过杭州，意思想去看看，但又怕人家批评他“借公出旅游”，那时的干部还不敢像后来那样明目张胆。我说:到杭州去一天就可以来回。于是我们去看了预售票的发售情况，那时火车票很难买，杭州车票几日内已售完，只有长途车可买杭州以远的车票。我建议买到萧山，到杭州下车。
　　那天早晨去杭州，下车就买好当日返回上海的车票。于是乘公共汽车去了西泠、岳坟、灵隐，并去了六和塔、虎跑等，可算是沿着西湖兜了一个圈子，晚上回到上海。在西湖沿途，谷不断口称“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真是名不虚传。”一路赞不绝口。我们中只有他一人是第一次游西湖，所以感受最深。
　　早晨上车前，大家未及早餐，车到嘉兴时，买了几只粽子。我说：“嘉兴粽子是有名的。”可他们一吃，竟无法下咽，因为都是猪肉粽子，在东北是没有的。在西湖，许多乡下女人兜售自产的“龙井茶”，我给他们当“翻译”，各买了几袋。虽然价格便宜，质量却很差，都是长得很大的老茶叶，泡出来像一张张树叶一样。
　　回到齐齐哈尔，才知董凤兰竟带着周原也出差南行去了，周平因已上小学读书，不好出去，自己在家。
　　回来不久，就要去哈尔滨参加设计院的“扩初”设计。我不能将周平一人丢在家里，厂长同意我将女儿也带到哈尔滨去，女儿也享受出差待遇。
　　我们在哈尔滨道外的一所招待所内，住了十来天。每天在房间内讨论、画图、喝酒、抽烟，周平至今还记得那一段满屋乌烟瘴气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