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柳河五七干校” （三十一）

　　七零年底，我再次吐血，并回家养病。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大女儿已六岁，二女儿两岁，大女儿经常在大庆外公家住，我路经大庆，就中途下车，将女儿接回家去。周平在乡下住，往往是满头虱子，回家后要好好清洗才能消除头虱。
　　孩子自懂事以后，很少和我在一起生活，现在我们在一起了，我深感宽慰，孩子也十分快乐。我在家每天给她们画一张画，题材均是她们的日常生活：姐姐给妹妹洗脸，爸爸带女儿上街等等。这些画不但两个孩子喜欢，也引来了邻居家许多小孩来围观。有时我嫌吵闹，将他们赶走，并关上房门，可他们会在走廊上咚咚敲门，他们谁也不怕我。而董凤兰一回来，他们就一哄而散了。我们那时住的是富拉尔基重型机械厂的房子，只有一个房间，公用厨房、厕所，一出了房门就是公共走廊了。我一向善待邻居孩子，从不吓唬他们，更不用说打了，所以他们都不怕我。我带两个女儿上街，邻居孩子往往也会跟着，为了摆脱人家孩子，我只得拉着自己的孩子快走，不让自己孩子回头看。
　　在家里给大女儿讲故事，讲《天方夜谭》和一些童话故事。这些故事都是关上门讲，不给人家孩子听，并叮嘱女儿不要出去对人家讲。那时的儿童读物都是“革命故事”，一切童话、神话故事都是犯禁的。
　　我在家时，还和干校采石队的方队长通信。他来信告诉我，我们队上出了一件大事故：我那位负责点火引爆的同伙引爆时，不小心，将我们相邻的“掌子面”的采石的农民炸伤了两人，其中一人伤势严重，肋骨打断了几根，腿也骨折了。此前，我在家曾做了一个梦：我在一座高楼上，看到窗外下面一辆卡车在卸石头。大石头卸下后滚了起来，站在周围的人纷纷躲避，眼看有两个人避之不及被压到了大石头下面，我吃了一惊，吓醒了过来，出了一身冷汗。这似乎是一个奇怪的先兆。
　　我这位工作同伙那年流年不利，祸事连连。先是：他在山上捉鸡，蹲下后猛一抬头，被鸡窝上的一根伸出的椽木扎伤了头，流血不止，被我们送去医院，缝了两针才回来。这次受伤刚痊愈，我们一起劳动休息时，他坐在小山崖边闲谈，突然身后土石崩落，将他推下了山崖。我们急急将他扶起，头上已是血流如注，又立即送去医院，缝了几针，并观察了一天才出院。这次他又闯下这场大祸。不久后，干校调他去修公路。在炒硝氨、锯末制作炸药时，又不慎将工棚烧着，引起一场火灾。干校因他一再出事，做了专门调查，因他“出身好”，当过兵，找不出什么“茬子”来，只得算了。他的这些事，如果出在我身上，就绝不会如此轻松了事了。那时，犯了罪或是出了事故，是要看你的出身、历史等等来定罪的。
　　后来，方队长又来信说，我回家后，那台钻孔机又不好使了，和我商量能否回去将机器修理一下，我也就回干校了。
　　一九七一年初夏，我回富拉尔基，并带两个女儿去上海看望母亲。这时周平七岁，周原才三岁，走路、上下车都要人抱着。在哈尔滨火车站换车时，我们坐在广场上休息，周平说要小便，我手上抱着周原，地下还放着随身带的行李，不便送她去厕所。厕所离得不远，我手指给她看，告诉她自己去。她去了以后，我一直眼盯着厕所大门，看着她进去，等着她出来，见她出了厕所东张西望看了一会，竟往相反方向去了。我抱起周原，也不顾行李了，撒腿就去追她，一面高声喊叫，才将她叫了回来。幸亏我仔细，才没有出大漏子，如果当时走失了，不知会出现什么后果。当时车站人很多，一旦走失是很难再找到的。
　　这次去上海，使大女儿留下了深刻印象，二女儿太小，现在已全不记得了。
　　一九七一年十月，我在富拉尔基家中，一天，邻居夏某很神秘地告诉我说：现在小道消息说林彪已经死了，倒了台了。当时号称“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的“林副主席”，出了这样的事，大家只是窃窃私语，因为如果消息不确，追究起来，传话的人会倒大霉的。后来说的人多了，声音也放大了，没有人出来追查，显然消息是准确的了。
　　对于林彪的垮台，有些人不理解，而我倒是十分高兴。当时我以为可能有人“挟天子以令诸侯”，但后来从各种踪迹来看，情况并非如此。
　　林彪一垮台，柳河五七干校也处在了一种半瘫痪的状态，左的高调没有人再唱，也没有人再听了。大部分“五七战士”包括干校的各级领导都自动回哈尔滨了，那些往日“五七道路走全程”叫得最响，“路线分析”最起劲的人也不见踪影了。留下的人也都忙着锯菜墩、做折叠板凳等等。我也做了一只小凳子和一个象棋盒，并捡到一只人家不要的椴木菜墩。后来我也回家了，伍当然也回家了，叶奎元妻子在上海，离家太远，故仍留在干校，每月将我们的工资寄给我们。
　　就这样，我在家“休假”了将近一年，和孩子在一起，日子过得可算是快乐的。
　　大女儿很老实，很小的时候，曾经有人开玩笑，在地上用粉笔画了一张圆圈，叫她站在圈子里不要出去。这人有事走开了，也忘了这事了，过了一个多小时后，看到孩子居然还在圈中站着。她小小年纪就会帮我做些家务事，并照顾小妹妹。二女儿则很淘气，常和邻居的男孩子出去玩，常有孩子来告诉我说：“你家小原原又到铁道上去了。”我害怕发生意外，赶快去找，只见她和一个小男孩各人扛了一只炉铲，在铁路边挖土哩，见到我也从不老实回家，而是跟我捉迷藏。二女儿好玩又贪吃，有次她睡午觉，我们叫她起床，可怎么也叫不醒。这时听到一个卖棒冰的在叫卖：“冰棍儿啦”，她立即睁开眼睛说：“在那儿哩！”真是十分可笑。邻居老夏家的太太曾开玩笑说：“你们家两个孩子，一个是傻子，一个是疯子。”
　　那时副食和日用品十分紧缺，我们每人每月供应猪肉半斤，鸡蛋半斤，粮食则是每人每月八斤面粉，一斤大米，其余全是粗粮。因此，每当我买了点肉回来，并煮了大米饭时，大女儿就忙说：“快给咱爸烫酒”，这一般都是星期日或是节庆假日才有的事。这种酒也都是散装的白酒。
　　因为董凤兰在食品商店上班，常会带回一些打破了的鸡蛋，比较便宜，又不收鸡蛋票，也会买来一些不收肉票的熟肉之类的东西，这是在商店的人才能得到的好处。我们和另两家共用一间厨房，董有时也会给这两家代买点吃食。和我们共用厨房的夏家女人馋嘴，每次给她代买了食品，必是笑逐颜开，而一旦我家做什么好吃的，却没有给她家带的话，脸色就不太好看了。
　　当然，在这段平静也颇为快乐的生活中也出过倒霉事。七一年冬，我去邮局取回寄来的工资五十五元，回家途中，见一家饭店卖油炸花生米，我从工资中取出一张五元钞票买半斤花生米，五十元装在一只塑料袋中放在了衣袋里。在我前面有很多人挤着购买，那时花生米是难得见到的，很多人挤着买也不奇怪。等到轮到我买了，并找给我钱后，我想将找来的钱放回塑料袋内，这才发现它已不翼而飞，而那些争买花生米的人一个也不见了。就这样丢去五十元，这五十元是我一个月的生活费，因此十分懊丧。后来上海的哥哥和妹妹各给我寄来二十到三十元，我收了一份，退回了一份。龚念祖也借了点钱给我，这是一九七二年春节前发生的事。
　　一九七二年春节后不久，干校来信，通知我们：大部分“五七战士”回原单位，要我们回校办理离校手续。
　　我的“原单位”是省轻化工设计院，回原单位就是回哈尔滨，但我和伍卓汉、曲笑绪的家均在富拉尔基，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一直与家庭两地分居，如果再回哈尔滨，又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将家搬到哈尔滨去，因此我们提出自己联系调回齐齐哈尔市。
　　这时黑龙江化工厂已开始续建，按说我们都可以回黑化，因为我们都是从黑化出来的。联系的结果是：曲笑绪调回了黑化，但黑化不同意接受伍和我，理由是冠冕堂皇的——要贯彻“阶级路线”。实际上是：我曾经得罪过主管基建的厂长王某，王某几年前是基建科长，有一次他被评为“先进”，我曾在会上提出，据说他曾接受施工单位的赠礼，请党委调查。也有别人提出意见，他的“先进”没有评上，讨论时王不在场。事后王某曾找我谈话“交换意见”，并说：“我对你老周还是不错的，好像你对我倒有意见……”我一听话中有话。我原在黑化设计室，这位王科长曾指名调我去基建科，这次从干校出来，他又点名不要我，其中原因是明摆着的。但人家要贯彻“阶级路线”，我也就无话可说了。
　　因此，我和伍只得自己去联系了。首先，我们找到齐齐哈尔市革命委员会组织部，办事人一听我们情况就表示难以安排，拒绝接受。后来我们又找到市轻化工局组织科，轻化局说需与各方研究后再答复我们。
　　这时，我听说富拉尔基区教育科缺少教师，我想工厂如果不要我，索性改行当个中学教员算了。
　　当时，黑龙江的师资水平很差，文革中将老师斗争得很惨，一般人都不愿当老师。我们的邻居夏某是重机厂工人，因该厂子弟中学缺老师，曾要调他去当老师，教高中数学。他提出几个条件：一、当老师不能改变职称，仍要算作工人，二、给他分配一套大房子。当时他和我一样住一间房子，夫妻二人，已有三个孩子，大女儿已十四、五岁，大儿子也已十岁左右，还有丈母娘在一起住。一间房子实在是太挤了，不知他们是怎样住得下的。
　　就是这位老夏曾经问过我一道数学题，道是：有人有一只酒瓶，瓶内有一些酒，他到酒店又买了与瓶内原有同样重量的酒加入瓶内，这时将瓶中酒喝去一斤，尚余下一些酒，于是又去买了瓶中余下相同重量的酒加入瓶中。第二次又喝去一斤，又再次买了余下的相同重量的酒加入，第三次也喝一斤，正好将瓶内的酒全部喝完，请问这个瓶中原来有多少酒？夏某说这是一道“高等数学题”，全车间人都没有想出来。其实这是一道很简单的习题，可以算数解，也可以代数解，我很快就给他解了，他很佩服，说还是你们“知识分子”有办法。就是这样一个程度，居然要他去当高中数学老师！
　　因此，我想如果我去当中学教师，应该是可以胜任的。于是我去了区教育科，说明自己现在干校，可以自己找地方办调转。他问我可教什么课程，我说除政治以外，数理、语文都可以，也可以教教英文。接待我的那位仁兄大概也估计到我的情况，对我打起了官腔，说是：“我们缺教师不假，但我们还要坚持政治标准，政治上不合格的我们是不要的，你需先找齐齐哈尔市教育局，由他们审查合格后再给我们推荐。”我一听这话，就知不必谈下去了。如果那位仁兄对我客气一点，表示欢迎的话，我也许就改行当教员了。
　　当时，我们可算是烫手山芋，谁也不敢接。曾有位豆腐坊的人向董提出要我去磨豆腐，当然我还没有到那样地步，何况原单位还是要我回去的。蔡宝成院长曾亲到我家，劝我回设计院，并打招呼说长期没有解决夫妇分居是因赶上了文革，以后院里会解决的等等。但我还是没有答应。
　　后来齐齐哈尔轻化工业局通知，同意接纳我们来齐齐哈尔。安排的意见是：我调到齐齐哈尔纺织厂，伍卓汉去齐齐哈尔打棉厂，并申明去打棉厂是暂时安排，以后再调整。我当即同意去纺织厂，伍不愿去打棉厂，所以仍回哈尔滨设计院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