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 （二十一）

　　一九六零年下半年，随着全国性灾难的到来，不得不中止了“大跃进”。随着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以及“工业七十条”、“农业六十条”，还有什么“中央七千人大会”，总之，“刘邓路线”出笼了。
　　这时，从五八年开始建设的大批工厂“下马”，五八年以后录用的大批职工“下放”。也就是从这时开始，严格区分“农村户口”和“城市户口”的界限，“迁徙自由”被取消了。
　　黑龙江化工厂是五八年开始筹建的，当然在“下马”之列。工厂宣布“缓建”，正在建设中的一切工程都停工了，同时，宣布工厂职工“下放”。五八年前的老职工和国家正式分配的要调到其他单位去，五八年后录用的新职工一律“下放”，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这就意味着是从农村进城的还得回农村去。
　　经过几个月的安排、组合，我仍留在了黑龙江化工厂。我们一起从北京来的难兄难弟也都留了下来。当时工厂领导有一个指导思想，即：“保存技术力量，以利日后续建”。我们都是工程技术人员，属工厂“保存”范围。当然，也有同为技术人员却被“下放”调出的，有的并调到外县。难怪后来有人写大字报指责厂领导“包庇阶级敌人”，“革命群众被下放，右派却留了下来”。而五八年和以后参加工作的工人，几乎全部遭“下放”，大都调出了工业部门，很多人到商店当起了售货员。但似乎没有人下放回农村。
　　工厂停工之初，我们要处理一些技术、经济善后事宜，这些事情结束后，我们真的被“保存”起来了，闲起来了。这样的工作空间给了我们一个大好机会，——种田。工厂空地很多，人员大多已调转、下放，剩下人不多了，因此，厂里暂时将空地分给我们种，自种自收，自力更生解决肚皮问题！
　　我和一位电气技术员孟窻臣合种一块土地，我对种田，而又是在东北种田全然外行，孟比我懂得多，他是黑龙江人。在六一、六二这两年时间内，我们认真地耕种起来了，当然全用人工，工具只有锄头、镰刀、镐头之类。我们种了玉米、黄豆、土豆，纯为解决吃的问题，所以品种不多。
　　六一年秋，我们的土地收获了，几个月来的辛苦——饿着肚子去种田——终于得到了酬报，我们可以放开肚子吃自己的玉米、土豆了。实际上，从此开始，日子就好过多了，虽然，粮食和一切供应品依然如旧。我们收获自己吃，农民有收获就会拿出来卖，国家开放“自由市场”了，有钱可以买到东西了。那时，“左”的观念还很盛行。在一次学习会上，要我们讨论：“该不该上自由市场去买东西？”我发言说：“国家允许，自由市场是合法的，农民种了东西拿出来卖是合法的，我挣的钱是合法的，去买当然也是合法的，大家心安理得，没有什么良心上过不去的。……”有很多人说不应该买，因为这“助长发展资本主义”。主持人说：“我们办事要按党的路线和政策，而不是良心”，这是在批评我。会后，我和一位发言不该去自由市场的人一起去逛街，在“自由市场”上，这位同事立即买了一只烤地瓜，并分给我半只，我觉得奇怪，“你刚才不还说不该去自由市场买东西吗？怎么这一会儿……”他不屑一顾地回我说：“你真呆了，学习时不那么说行吗？你怎么当起真来了！”
　　在东北生活久了，发现东北人大都有一个特点：在政治观点上“随大流”，对一切报告、计划等等不深究、不反对也不认真相信。在政治学习会上按标准口径发言，心里所想的可能全然是另一回事。在会上可以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会下也可以去私卖猪肉。学习时会大声“斗私批修”，但照样偷公家东西。在东北，偷公家的煤炭、砖、木蔚然成风。当然，偷公家东西的人却绝不会去偷私人的东西，也不会去做其他缺德的事。在正式场合，他们也会赞扬“苏联老大哥”，心里却在骂“大鼻子”。如此等等，并非在他们心中没有是非标准和道德观念，只是有着不同的标准和观念罢了。而他们心中的这种标准和观念又不能讲出来，因为如果讲出来会有麻烦，这样就形成一种官样文章，阳奉阴违的现象。
　　有一次，我在认真阅读报上发表的赫鲁晓夫的报告，并在计算：到七十年代，苏联人均粮食、奶、肉、蛋类产品的产量。一位电气工程师，他是东北人，问我“在聚精会神地干什么？”我回答后，他说：“你算它做什么？写在纸上的不好作准，东西吃到嘴里才是真的！”一语道出了一般东北人的处世哲学。
　　也许是见识多了，悟出了这样一套最有效的生存之道。
　　也正是在这样一种环境中，我们这些戴着帽子的人才得以较为自由地生活着。
　　回上海时，曾去看过一位尚然戴着右派帽子的同学，到传达室一提要见某某人，就问我：“你们是什么关系？为何要见他？”答曰：“同学，多年不见了，我从外地来，所以要见见。”又问“还有没有其他同学在我院？（华东工业设计院）”我又说了另一同学名字，当然不是右派，于是只让我会见这位同学。
　　第二次，我未经传达室自己混了进去，在办公室走廊上一个人问我找谁，我说找某某。那人一听我说要找一名右派，就气势汹汹地说：“你怎么可以不经传达，随便来找某某，这是要负政治责任的！”
　　后来我还是找到了这位同学，第二天他来看我，抱歉地说：“本应请你来我家吃饭，如果那样，我还得向居民委员会报告你来了我家，弄不好他们还会向你单位去个材料，那样就没有意思了。……”
　　我在东北从来也未受到我那位同学所受待遇。当然，如果按当时“群众监督”的要求来看，上海是“严格执行”了的，而我所在单位似是“阳奉阴违”。所以，在上海时，哥哥问我东北和上海哪里好？我答说：“物质条件上海当然比东北好，但我觉得东北比上海自由。”
　　从六十年代初开始，中苏关系，严格点说是中苏共产党头头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张。开始时，关系尚未公开破裂，中印战争及古巴事件中，这种关系的破裂已日益公开化。报纸上公开指责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是“新的慕尼赫协定”“出卖古巴人民利益”。在报告中指责苏联“三和一少”，“三和”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一少”到底指什么不太清楚，大概是减少对国际上武装斗争的支持吧。在政治学习中，提出要“批判修正主义”“资本主义时代战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学习中，有人提出说缺少学习材料，因为一切公开文件都沿用了苏共廾大以来的提法，即“现代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缺少学习材料”的呼声反映到了厂党委，某书记不假思索地说：“党委书橱里有好几大本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学习文件，你们去翻出来就是了。”书记竟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当成学习文件了！当年许多领导干部就是这样的水平！
　　当时，苏联出版发行《苏共党史》以取代过去的《联共党史》。这部《苏共党史》显然不合中国最高当权者的胃口，因此，从未将其译成中文发行。在学习会上，哈工大毕业的周士慧经常捧出一本俄文版的《苏共党史》，从中引证发言。我的俄文程度很低，看不懂俄文的。六二年我再次探亲去沪，在上海的书店里看到了苏联发行的中文版《苏共党史》，立即买了一本。买这本书居然要登记购书者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等等。可见当时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将这种书放在大城市（中小城市没有）的书架上，但并不希望中国人去买。这和过去《联共党史》所受待遇大不一样，《联共党史》是由中央马列编译局正式翻译发行的，是各级干部的必读材料，也曾经是我们在学校时政治课的教科书。这本中文《苏共党史》我至今仍于保存，并非想再去阅读，只因这个版本在中国并不多，留为纪念。
　　“解放”以来，按毛的“阶级斗争，一弛一张”的说法，政治气候一直是时松时紧的。五六年因国际气候而放松了一下，五七年就收紧了缰绳，几年来这根绳子越拉越紧，直至六零年，才不得不再次放松。在经济上，由“一大二公”变为“三自一包”，（三自是“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一包”是“包产到户”）政治上也放松了，毛所谓“白天出气，晚上看戏”，对老百姓用“劳逸结合”代替了“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组织军事化”。这几年虽然肚子吃不饱，但倒是颇为轻松自由的。工厂下马了，除了晚上值班去工地打更和白天为自己种地以外，我们实际上是无所事事的。政治学习少了，会议少了，平时晚上在宿舍打麻将，听美国之音和苏联广播也无人过问了。讲话也比较自由了。
　　一九六三年，困难时期算是熬过去了，虽然公家供应的物品并未见有多大改观，但在自由市场上，大体上什么都可以买到了，挨饿的现象已经过去了。
　　这一年，我和其他几位技术人员一起被黑龙江省化工研究所设计室借用，在齐齐哈尔糖厂搞一座硼砂车间设计。我们每星期一早晨去齐糖工作，周末晚上回富拉尔基。
　　我也是在这一年结婚，妻子董凤兰，原为黑龙江化工厂描图员，工厂下马后，下放到商业部门，当售货员。还在下放之前我们就建立了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