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 （二十）

　　到了沈阳，当然要到姐姐家，姐夫是军官。快过年了，部队分给他们大米和猪肉。姐夫父母住在山海关，为了孝敬父母，他托我带大米、猪肉到山海关去。事先他给山海关打去电话，让他父亲去车站接东西，他告诉我说：火车在山海关停十八分钟，时间足够我过天桥将东西送到出口处，再回来继续乘车。
　　车到山海关停站后，我背着大米、猪肉过天桥，在出口处不费劲就找到了姐夫的父亲，我交了东西后，又站着聊了一会儿，我不断看着手表，还早，才停车八分钟！这时，火车汽笛突然叫响了，接着刹车放松，火车启动了。我一看大事不好，再过天桥回去已经来不及了。立即冲向铁路，想穿越过去追上火车。这时，来了两三名路警抱住了我，不让我穿越铁路，我说我的东西还在车上，必须赶过去上车，路警还是不放手，并说：车上东西我们给你向下站打电话，请他们送回，你可以换乘下班车走。这样，我只得在山海关留了下来，第二天继续南下。老先生懊恼说：“我以为你在山海关下车，不知你还有东西在车上，否则也不和你聊天了，真怪我！”原来火车因晚点而提前开车，在山海关只停了八分钟。
　　这样，我被逼在姐夫父母家住了一天，不断到车站去打听我丢在车上东西的下落。好在重要东西我都随身带着，留在车上只是一只手提包，里面装的只换洗衣服之类，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那时，风气尚好，各行各业都比较认真负责，后来我的这只手提包居然被送回了山海关，待我拿到这只提包时，已是从上海回东北途中。包内除丢失几只玉米面饼之外，可算是完璧。而那几只玉米饼是姐姐放在包内，留我路上吃的。这几只饼可算是提包内最具诱惑力的东西。
　　在山海关丢了提包，就这样两手空空地乘车去了北京，在北京买了一只草编的提包，——因为它最便宜。包内装了一条送给母亲的大前门香烟，又买了一些北京蜜饯之类的东西作为礼物，就这样回上海去了。
　　在北京时，拜访了王仁求、马兴祖、姜云海等几位同学。那时的北京当然也很困难，但和在东北沿途特别是在沈阳所见相比，情况好多了。也许因为首都管理得严，“盲流”少。但即便如此，和我离开时的情况也大不相同了。我在北京车站吃了一顿从未见过的“咖喱窝窝头”。本来我要的是“咖喱饭”，一见“咖喱”两字会联想到“牛肉”。那时我当然不存会吃到牛肉的奢望，但还是被“咖喱”两字吸引住了，拿来一看，竟是一小碗纯咖喱调成的糊状物。服务员说米饭已经卖完了，给我补上两只窝窝头。我喝了咖喱糊，吃了一只窝窝头，另一只留下，带回了上海，让母亲看看北方的窝窝头是个什么样子。
　　我离开四年半，又是从遥远的黑龙江回到上海，母亲、兄、妹当然都十分高兴，不消说得。
　　到上海的当晚，公南哥就请我们去“政协俱乐部”，即原来的“丽都花园”吃饭。
　　哥哥在上海属“统战对象”，他在“政协俱乐部”有一张餐券卡，凭卡每月可就餐十五人次，自己吃或请人吃都可以，但每月只能吃十五份就是了。
　　在这个俱乐部吃饭，像往日一样可按菜谱要到各种荤菜，很便宜，即仍是困难时期以前的价格。餐厅供应汾酒、竹叶青等名酒，还可以吃到冰淇淋，而最令我喜出望外的是：一桶米饭放在餐厅，客人可以随意添盛。真没有想到在中国还有这样的地方，大米饭放在那里随便吃！这一顿晚餐真是酒足饭饱，兴奋之余，谈起在东北的情况，特别是沿途所目睹的灾难，许多服务员也围了过来听我讲。那时，为了维护脸面，北京和上海是全国供应最好的地方，因为中国大门尚未打开，北京和上海是外国人可以窥见的两个窗口。一般的上海市民并不十分了解外地所发生的情况。
　　在哥哥带领下，后来又光顾了几次——我去吃是最上算的，因那里饭可任意吃，而我吃得最多。有一次，仅我们兄弟二人去用餐。同桌一位太太带一个女孩。我们坐下点了菜，在坐着等菜时，我眼看着一桶香喷喷的白米饭，忍不住去盛了一碗先吃起来，一碗下肚反倒吊上了肚里的馋虫，只好继续吃下去。在服务员送来菜肴时，我已三碗饭下肚，于是接着喝酒吃饭，饭后又各要一客冰淇淋吃了。总计这顿，酒菜在外，我吃了八碗饭。同桌小女孩惊奇地对她母亲说：“个叔叔吃喀许多！”妈妈在桌下用脚轻踢女孩，叫她不要作声，我当然装着听不懂或是没有听见。
　　刚到上海时，母亲不无抱歉地对我说：“你回来正赶困难时候，买什么都要票，不能烧多少好小菜给你吃。……”我说：“妈妈，无需什么好菜，大米饭吃饱了，我就心满意足了。……”母亲听后，心里十分难受。
　　上海比我在东北，情况虽然好得多，但大家也感到粮食和副食紧缺，买粮食要搭配地瓜，六斤地瓜顶一斤白米，家家也都将地瓜搭在米内烧饭。我食量奇大，在家时也不便多吃，只有偶尔到政协餐厅去才“放开肚子”饱餐一顿。当然并非所有上海市民都可去政协餐厅的，只有高干和少数“统战对象”才有这样待遇。
　　平价食品不是买不到，就是严格定量供应，例如六七角钱一斤的饼干之类的点心，每月每人只能买半斤，肉、蛋之类亦是每月半斤。因此，虽然工资很低，但大家还是有钱买不到东西，于是国家想出了一个货币回笼的好办法——卖高价食品，名之为“高级点心”、“高级饭店”等等。
　　我月薪四十六元，当时很少有人月薪在百元以上。正常的物价当然也不高，一斤蛋糕之类的东西不会超过一元钱。那时出现“高级点心”每斤售价三至六元，每斤仅收三两粮票，买多少不限，但一般人买不起。我那时是单身汉，没有什么负担，每月也只能吃一两回这种“高级点心”，一般是买一斤点心，一顿吃完，过一回馋瘾。
　　此外有“高级饭店”，顾名思义，当然也就是价格昂贵就是了。
　　在上海，我进过一次“高级饭店”，出过一次洋相。
　　那时，上海的普通餐饮店都挤满了人，一桌尚未吃完，用餐者身后就站满了人，待你吃完后，他好坐下来吃。身后的人一般会用一张纸条写上姓名放在你桌上，表示下一拨已有人了，甚至下一拨再下一拨也有了名字。在这样有人在身后等你，也就是催你赶紧吃完的状况下吃饭，当然不会是很愉快的。好在那时的人，吃到嘴就是最大的快乐，至于吃时的气氛就无足轻重了。
　　一天，我在淮海路上看到一家西餐店，里面只有不多几名顾客，于是我也进去找了一个位置坐下。服务员立即给我送来一杯茶，这时我在看餐桌玻璃板下的一张菜谱，于是服务员又退了回去。我看到似乎甲类西餐每客2.7元，乙类西餐每客1.2元，我想：要一客乙类还支付得起。可猛然灵机一动：为什么一般饭店均人满为患，而这里却冷冷清清，为什么还专为我泡来一杯茶，情况有点不对！于是再仔细一看，原来不是2.7元和1.2元，而是27元和12元。我一个月才挣46元，这顿饭当然不能吃。于是趁服务员尚未再出现之机，我来了个溜之大吉。几年后，在哈尔滨听几个同事谈起，他们也上过一次当，是真的上了当了。
　　有位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的同事，困难时期他正在学校读书。该校属军工系统，在困难时期，军队是受特殊照顾的，一切供应较困难前无太大变化。他们在学校大院内读书，很少外出，对外面的变化基本不知。
　　寒假中，几个同学回南方探亲，在沈阳转车，一起到一家饭馆吃饭，点了几只他们认为是平常的菜肴，看菜谱的价格也未在意，可吃完结账时，要他们付好几百元，才令他们大为吃惊。原来每只菜的价格是他们意以为的十倍，看错了一位小数点。其中有一道红焖肘子，他们以为是五元（困难以前大体是这价格），实为五十元，他们只得将身上所有钱凑起来付了账，这才知道外面世界发生了多大变化！其实只有在“高级饭店”才实行这种吃完付账的办法，那时一般饭店都必须先买好饭菜才能就餐。有些国营饮食店至今还保留着那时留下的规矩：先买后吃。
　　几年未见，上海家中也发生了许多变化。哥哥除原已有一女儿外，又添了一个男孩，妹妹亦已结婚，生了一个儿子。
　　廾天的探亲假很快就过去了，又要回东北了。
　　在北火车站排队上车时，遇到一位头戴皮帽，身着大“棉猴”（风雪棉大衣）的年青人，他也是去黑龙江的。都背着很多行李——我的行李中大多是为同事采购的东西。我们相约同行，好有个照应。上车后，我们坐在一起，同座还有一位去天津的小姐，也带了两只大包。她一人出门，行李重，不方便，我们答应在转车时帮她一起办理。
　　那时还未建长江大桥，车到南京后，一般轮渡载列车过江，人不需下车。但我们乘的这趟列车则均需下车，自去下关码头渡口后续乘火车。火车站离码头不远，可以步行到达。我们行李太多，行走不便，于是决定雇一辆三轮车拉行李。蹬车工人要我们有一人押车同行，我们三人中当然是让那位小姐乘车了，两个小伙子步行。行前说好三轮车到码头后，只需将行李搬下车即可，待我们二人到达，再一起搬运上船。
　　起初，我们紧追着三轮车快走，马路上车辆行人熙熙攘攘，天又下起了蒙蒙细雨，三轮车毕竟比步行快得多，我们虽然紧盯着前面的车，不久就消失在茫茫之中了。待我们急急赶到码头，一看不妙！我们的行李和那位小姐都不知哪里去了，那辆三轮车更无影踪。当时我想到的是：那个女人一定将行李全拐走了，弄不好我身旁的小伙子也是她的同伙！
　　无可奈何之下，我们去向街心的交通警探询有未见到一个女人和三轮车。警察说马路上车辆很多，他怎么可能注意到某辆三轮，又问我们这女人的姓名和三轮车的牌号，我们竟然全不知道。警察说我们办事太荒唐，“警惕性太低了”。要我们再找找，实在找不到再到派出所去报案。
　　我们又在码头前广场认真查找一遍，当然仍无影踪。只有候船室没有去，我们认为一个女人是没有办法同时将那么多行李背进大厅的。大厅入口有一个广播室，那个小伙子进了广播室，要求为我们广播寻找。我看他已进了广播室，就急忙进大厅看看，当然还不时转身盯住广播室以防“同伙”开溜。
　　我刚进入大厅，那位小姐就看到了我，并大声招呼，我们的行李都在她身旁堆放着。这时我立即回头进入广播室，声明人和东西已经找到，不必广播了，以免难堪。
　　于是我们三人继续同行，谈起来才知是遇到了一位好心的三轮车工人，因天在下雨，为免行李淋湿，工人帮我们将行李送进了大厅，引起一场虚惊。
　　就这样，结束了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次探亲之旅——上海之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