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陶大个“打劫”

　　那是1975年的仲冬，连续几天来细雨迷朦。
　　京广铁路沿线全民动员，一场冬季“田园化”建设正在火热进行中。听说是中央的统一部署，为迎接美国的总统尼克松访华。要把农村搞得漂漂亮亮、整整齐齐，展示新中国的巨大变化，让“美国佬”看看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于是，掀起轰轰烈烈的田园平整大会战。
　　单说我们白水公社就动员组织了五千多民工聚集在大塘、越江等铁路沿线。工地上“农业学大寨”、“争晴天，抢阴天，斜风细雨是好天”等标语，随处可见，红旗招展，号子掀天。真是热火朝天，群情振奋。这样的工程就如同现在搞“土地平整”差不多，只是当年全靠人工挖，肩膀挑。在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人们都有“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干劲，从来就是“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干事不讲价钱，记几分“工分”就解决了思想意识问题，够单纯的。
　　那时，我正是十八、九岁的小伙，在学校受过文革的“洗礼”，思想“红”着嘞。刚回乡不久，就被当选为大队团支部副书记，参加了基干民兵。真铆足了劲，白天队里的苦货、重货事都抢着干，晚上办“批叛资本主义宣传栏”，还时不时组织农业学大寨“文艺宣传队”，走村串户演节目。那时农村文化生活奇缺，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所以一旦有锣鼓响，便携老扶幼聚集在地坪看热闹。
　　我刚到“田园化”建设工地的第三天，突然接到民兵营的命令：组织基干民兵出磊石参加“灭螺围垦”。这是党的号召，我二话没说报了名，参加了“民兵突击队”。
　　磊石垸原名漉湖，围湖造田是“农业学大寨”的重点工程。当时公社组建了一个民团，大队从各生产队的民兵排抽调精壮劳力组建了民兵营。我们“民兵突击队”先行出发，由原大队党支部副书记、民兵营长老宋带队。“突击队”于农历十一月十日正式向磊石出发。去磊石有六十华里路，那时磊石还没通公共汽车，全靠步行。民兵们挑着背包、箢箕、锄头、铁锹什么的，一路雄纠纠、气昂昂地向围垦工地漉湖进军。一路上有说有笑，瑞秋叔还打起《八百里洞庭水路》的山歌来：“长沙开船到铜官，靖港云田磊石山；漉角城陵矶下水，亚坨麻布石头滩”。
　　足足走了一天,黄昏时终于达到了目的地。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放眼一望，冬季的洞庭湖一马平川，芦花白、藜蒿黄，江面上帆影绰绰，船来船往，汽笛声声，一切都充满新奇。工地上先来的民兵团、营已经安营扎寨了。只见遍地红旗，高音喇叭红歌嘹亮，芦棚彼连，炊烟袅绕，好不壮观。我们的宿营地是一个叫内夹河河滩上。队伍一到，大伙就坐在宿营地的草坪里休息，喝水的喝水、抽烟的抽烟。片刻，民兵团便发布命令，要求各民兵营立马赶到磊石山下的河流边搬运竹子，到高台河洲上搬运芦苇，在指定地点搭建工棚。于是民兵营长老宋便把我们分为两个队，每队二十五人。我被分配到去高台河洲搬运芦苇，每人吃了一缽饭就又出发了，可谁也没说半个累字。
　　去高台要跨过团湖，先头部队已在团湖上用五十多条木船架起一座浮桥。桥上人来人往，都是运芦苇，搬竹子，挑粮食、担蔬菜的。我们这此“土包子”都是在山区长大的，从未见过船，更没有见到过用船架的桥。一踏上了浮桥晃悠悠的，都很好奇，这这边摇摇，那里晃晃，不时跑到船头或船尾蹦跳几下，桥便晃悠得更剧烈，真有趣。好不容易才通过浮桥，来到高台下，天已暗了下来。茫茫四野，一眼陌生，到哪里去找芦苇？在临时队长“陶大个”的带领，只好向有灯光的地方闯去。赶到那地方一看，还真有不少芦苇堆着，但傍边坐着五六个汉子正在啃着红薯坨，听话音好像是新塘的。
　　队长“陶大个”上前问道：“喂，同志哥，请问这芦苇可给我们一些么？”一位青年哥哥膘了我们一眼说：“这是我们的！”
　　“那请教一下，还有什么地方有芦苇？”陶大个仍和气地问。那青年哥哥不耐烦似地大声道：“去——去——不知道！”
　　陶大个一听来气了，他把眼一瞪“凶什么？老子客客气气问你一句！”说罢，他一挥手，我们跟着毫无目标地向北走去。
　　刚走了百把米远，陶大个突然停了下来，悄声道：“我们人生地不熟，天又黑，大伙想想看，怎么办？”
　　张瞅子眯眯眼笑着说：“不如我们学一回《侦察兵》，抓个‘舌头’带带路。”
　　“对，把刚刚那凶小子抓过来。”铁嘴巴马铁根附和着。
　　团支书罗建国马上出来反对说：“那不行，我们要讲纪律，还是继续找吧。”
　　队长陶大个摇摇头，一拍罗建国的肩膀道：“什么纪律不纪律，完成任务是大事，不然今晚要露天睡了。”
　　“那怎么办？”我问。
　　陶大个诡密一笑道：“我们学学毛委员在井刚山，劫富济贫呗！谁也不会怪我们学伟大领袖毛主席是错的。”
　　“什么？去抢他们的？”罗建国一指身后那帮人说。
　　陶大个点点头，一撸衣袖就要上。罗建国忙劝说：“那使不得，回去营长知道了是要挨骂的。”陶大个凶了罗建国一句：“我们自己不说，鬼晓得！”
　　他吩咐大家：要齐心协力，一涌而上，每人扛一捆就跑，他与铁嘴巴、大牛、松勾扒四人断后，那些敢打，我们就教训一下看，只要不打伤人家。
　　就这样，大伙一拥而上，那五个小人见二、三十人突然围上来抢芦苇，都吓呆了，还没搞清楚怎么回事，芦苇被我们抢劫一空。
　　那个先前凶的青年哥哥，胆大些，站起来：“妈的，你们敢抢东西？！”说罢一拳向“松勾扒”脸上打去。
　　这“松勾扒”可不是好惹的，他姓陈，父亲是“五门陈”的后裔，练武功，在当地是有点名的“三打手”。“松勾扒”叫陈劲松，因为他跟父亲习武，手脚快，为人又有点自私，生产队里分东西时什么都往自家“扒”，所以村里人就叫他“松勾扒”。那年代队里组织搞“斗私批修”运动，几次在群众会上挨批斗，好在他家出身是贫农，虽“苗不红”，但“根正”，才没划为“四类分子”。
　　但他胆大、性格直，敢担当，不怕邪。有年夏天正是“双抢”时季。队里社员们都在田里耕田、下粪、撑泥土肥，那时泥土肥靠一种木制的小泥船装运，每小泥船一次可运一、两百斤，撑在田里走，泥水四溅。队有个殷二叔的正撑着，当时路上走来几位“农业学大寨”工作组的干部，后面还跟着两名武装民兵。他们头带白草帽，身穿白的确良衬衣，一边走一边说笑着。殷二叔的泥船正好撑到田边，不小心让泥水溅到一位县里来的干部身上，几位公社、大队陪同的干部见状，大骂殷二叔是对“农业学大寨”工作组不满，故事戏弄革命干部，就命令身边的两位武装民兵把殷二叔抓起来，要押到公社去。殷二叔因出身是富农，属于地、富、反、坏、右，他知道抢祸了，吓得连连作揖陪小心。但那帮人不依不饶，还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反面典型。
　　正好“松勾扒”挑担大粪路过，他一见有两个武装民兵绑着殷二叔远运走来，知道殷二叔又要吃苦了，便将那粪桶往路上一放，拦在路中央，故意将粪水泼在路上，自已跑到山后面坐着吸烟去了。
　　一会儿，工作组的干部一路走来，被那粪桶拦住了去路。那时田间路窄，加之到处是粪水路泞，他们无法过，便骂骂咧咧地叫人挑走。“松勾扒”漫条斯理、满身粪臭，手柱着扁担，装作一跛一跛来到他们面前道：“对不走，革命干部好！我脚扭了，这粪无法挑了。”
　　大队“革委会”主任见是“松勾扒”，知道这人不好惹，便对县里那领导说：“王部长，您看，是不是让这姓殷的先把粪挑开？”那姓王的点点头，民兵给殷二叔松了绑。几个干部怕臭，都退到一傍，而那二个武装民兵一是怕殷二叔逃跑，二是想在领导面前图个积极，便站在近处监视着。
　　殷二叔从“松勾扒”手里接过扁担，将粪桶系上，弓着背，用力一直腰，只听“啪”的一声扁担断了，粪桶倒了，大粪溅了两个民兵满身。殷二叔也不小心滑倒，浑身粪渣臭水。这下几个工作组的干部和民兵没辙了，只好放殷二叔回家。两个民兵也远远地跟在干部们后面，从原路返回公社去了。“松勾扒”却在路上笑得前仰后翻。后来殷二叔知道“松勾扒”救了他一难，千恩万谢！
　　这回那凶青年哥哥可没找对人，他一拳打来，“松勾扒”手快，一招顺手牵羊，将那凶青年哥哥丢出三、四米远，“砰”的一声倒在地上，动弹不得。“松勾扒”又站了个把式，以右手中指勾勾说：“起来，再来试试！”其他几个面面相觑，谁边不敢向前。
　　队长陶大个见我们走远，一扯“松勾扒”道：“走——不玩了！”走时还学一下绿林好汉，一抱英雄拳道：“谢谢承让！后会有期。”
　　这是人生第一次见过的，也是唯一一次经历过的‘响马打劫’。记得当时心里还有点七上八下，怕回去挨批评，但几天过去了，相安无事，心里又暗暗好笑。现在回忆起来，仍忍俊不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