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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丽老祖那张黑白照片是县林业局一位看上去约为五十岁左右的长防工程勘测师为老人家照的。那张照片也是自村子形成并不断发展壮大以来的第一张照片。在那之前，我们村子里的人连听都没听说过还有照相机这回事，更不知道还可以把人整到一张纸片上去。也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连自己的祖先长个什么样子一点儿也不知道。信息的闭塞和科学技术的滞后，几乎使我们村子里所有的人都成了目光短浅和孤陋寡闻的人。我们的目光只能看到被一口蓝色大锅反罩在下面的山峰和沟壑，而我们却从未有一个人走出到那口反罩着的也就是锅底朝天的大锅的外面去。我们的眼里除了山还是山，除了谷还是谷。山和沟谷，不仅挤小了我们的生存空间，还挤瘪了我们祖祖辈辈世世代代的生活。我们只能靠山吃山，旁水吃水，每家每户的日子过得都不富裕，能常年让肚子不埃饿的人家，用文丽老祖的话，就要赶上当年的地主老爷家了。
　　文丽老祖年轻时帮苟大地主家放过马。准确地说是帮地主家放过马和骡子。他给她爸爸讲苟大地主家那时养着几十匹骡马时，她爸爸才懵懂记事，还不能全部记住，只能记住点皮毛。我像挖遍了她家所有的地一样挖着她爸爸关于文丽老祖的记忆，能记起的只有一个残缺不全的故事。
　　说的是文丽老祖在帮苟大地主家放马的第三个年头里，苟大地主的小老婆一病不起，周边百里内能请到的土医生都请来了，听说的偏方能弄到的都不惜财力和人力全整来吃了，可苟大地主的小老婆还是整天不死不活地躺在床上，整天就抱着胸口哼哼哼地喊疼。一天，他听一位老医生说，这病也真是奇怪，就说胸口底下疼，医生们把脉后都认为怕是肝上出了问题，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肝病。医生们能配的药方都配了，能想的法子都想了，就是不见好转，反而还有一天天加重的迹象。在寻遍名医无果后，苟大地主就放出话说，说只要谁治好了他小老婆的病，是他佃户的，从此永远不再收取租子，还给二十两银子。不是他名下佃户的，每年的租子由他出，同样再给二十两银子。对当时的苟大地主家来说，二十两银子已不是一个小数目。这个条件像有千斤吸力似的，一直吸得他的心痒痒的。有一天，他突然想到了我们村里祖祖辈辈传下来的一颗神药——独角莲。虽说这颗药被传为神药，可在我们村子后靠北面的大箐中，几乎走错路都碰得到。他就想去碰碰运气，反正大地主也没法了，还放出话来，就算医不好也不追究任何责任。换句我们当地的土话说，就是“死马当做活马医”了。
　　独角莲是天南星科犁头尖属的植物，为中国特有植物。它的块茎呈倒卵形，卵球形或卵状椭圆形，大小不等，直径一般在两到四厘米之间，外面有暗褐色小鳞片，有七八条环状节，颈部周围生很多条须根。通常是一年生的只有1叶子，三四年生的有三四个叶子。叶与花序同时抽出。叶柄呈圆柱形，密生紫色斑点，因叶片幼时内卷如角状而得名。《民间草药》和《中药大辞典》中记载：独角莲球茎供药用，逐寒湿、祛风痰、镇痉。治中风痰壅，口眼歪斜、破伤风；治跌打损伤、淋巴结核。现代医学研究表明，独角莲除上述药用外，对各种疔、毒、疮、疖均有特殊医疗效果，民间用独角莲配药治疗肝硬化、糖尿病均有独特疗效。这是长大后我们才知道的知识。每当想起这些，我就会觉得我们的老辈人一直是端着金碗碗在要饭。
　　文丽老祖向苟大地主家请了几天假，说想回老家给苟大地主的小老婆整点草药去试试，“药医有缘人”嘛，说不准能治好她的病。苟大地主一听，不仅准了，还给了他十两银子带回家补贴家用。文丽老祖回来后就马不停蹄地去挖了很多独角莲回来，切成片晒干，又把干药片放进一个平日里用来舂小米用的大石块凿成的臼里舂成细面，然而又加进两味草药，一起舂成细药面。
　　他把药面送给了苟大地主，说要用蜂糖拌着吃，每次一小银勺子药粉，一天三次，不能间断。苟大地主起初也没抱什么希望，只不过是把小老婆死马当作活马医。可让他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才吃了一个星期就见效了。苟大地主的小老婆就问苟大地主是哪位神医开的药。
　　苟大地主笑着说：“哪位神医？就是帮我们放马的那个小马夫。怎么？还真起效了？”
　　“好多了！好多了！”苟大地主的小老婆忙回答说。
　　也就是从那天起，文丽老祖不用再去像个马尾巴上粘着的粪团，不论刮风下雨都要整天跟在马屁股后面跑了。他变成了苟大地主小老婆的贴身侍男，天天服侍她吃药。两个月后，她竟然奇迹般地彻底好了，又变得红光满面，风韵饱满得如同一个青花瓷瓶。后来，他家的租子确实被免了，只是他老人家却没能拿到二十两银子，而是留在了苟大地主家，成了当时周边所有地主家最年轻的管家。同时，还要他跟着他家的老医生学习医术。他不久就从老医生那里学到了中医“望、闻、问、切”中最关键的部分，很快就学会了把脉。两年后，他把脉的水平已与老医生不相上下。有时碰到老中医把拿不准的，就让他主脉。当然，他放弃二十两银子留下来，也是取得他和他的家人同意的。老地主归西后，他就回家了，在家里给周围团转的人看病。老爷子每次都只讲到这里，其他的就是记不得了。后来文丽爷爷成了我们方圆团转有名的中医，就是他传下来的。
　　后来在我们村子里我挖到了另一种传言，就是不知是真是假。说的是当上管家的他更受苟大地主小老婆的宠信，日长月久，他竟然被比苟大地主整整小了三十岁，比他大了近二十岁的她看上了，整天对他眉来眼去的不说，有时竟然连晚上长工们都睡了，也还要叫他去陪着吃宵夜，侃龙门阵。有时他想推托不去，丫鬟就来说她病了。那是他的职责，他不得不去。那时，苟大地主已七十有余。
　　一天，苟大地主的小老婆又把他叫到南院的厢房里去，要他为她抓背脊。他不敢不从，只得抓。接着，又要他为她抓胸。他还是只得抓。只是才抓了几下，她就说这样抓不舒服，就要他用手像轻轻地捏两个像装满了大半袋子水的，下垂得拖到肚皮上的乳房。苟大地主的小老婆就这样一步步得寸近尺地把他钓上了钩，让他全身都燃起看不见的熊熊大火。就这样，两人就在那张苟大地主家祖传下来的雕花大床上，开始了施云布雨，凤跃龙腾。
　　“常从水边过，哪有不湿鞋？”“久走黑路必闯鬼。”在我们农村，这句话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当他们第二天再次呼风唤雨时，被拄着龙头拐棍到南院晒太阳的苟大地主逮个正着。苟大地主一气之下，派人把两人赤祼裸地绑在一起，装进一个水齐脖子深的大木桶里，等待处置，一泡就是一天一夜。本来第二天是要拉他们去游街的，但考虑到名声重要，苟大地主就在当天晚上秘密“处决”了小老婆，文丽老祖被狠狠地锤了一顿，解了雇，还派专人遣送回了家。
　　
　　看着老祖留下的唯一一张黑白照片，她的好奇心又驱使她跑到了那一年里去了。那一年，县里执行国家的决定，要在长江上游的荒山荒坡上开展史无前例的大规模人工植树造林活动，以保证长江中下游百姓不受上游的水土流失之苦。于是，县林业局就派出勘测专家，带着个海鸥牌120相机（那时还没有数码相机）来到我们村子里，整整呆了一个月才完成整个对生产队的荒山荒坡勘测与绘图。那位专家当时就吃住都在文丽爷爷家。
　　那位专家在临走时的前一天，特地为须发全白的脸上却不泛红晕的老人家照了张照片。不知是什么原因，植树造林的事被搁置了下来。十几年后，当那位老专家再来村子里划定植树造林界线时，才把照片带来给他家。一家人看过后，有点兴又奋，有点懊恼。因为就在照相后的不几天，文丽八十五岁的老祖就去世了。为了保存好那张照片，文丽爸爸就把照片交给文丽妈妈锁在了专用来珍贵物品的大柜里的花样中。
　　照那张照片时文丽还没出生。
　　那时我们农村人还不知道什么是科学，对照相更是一无所知，我们只知道人是有魂的，魂一旦离开躯体，用不了几天躯体就会失去呼吸，从此从这个世上消失。文丽老祖在被县林业局的勘测师照了相后，不几天就驾鹤去了西天，这就是最好的例子。为此，村子里的老一辈们还为我们创造出了一个经典得独一无二的大笑话。村子里的人就议论纷纷，说老人家肯定是被那小东西把魂给抓走了，要不然的话怎么连病都没生个就走了呢？特别是后来有人看到她老祖的照片后，这种说法又被一传十，十传百地像个游魂一样在周边的村落里游动。那时候，人们说的最多的一句是：“你们看看，他的魂就附在那张小纸片上，他的魂跟他长得是一模一样毫厘不差。”从那之后，陆续也会有人蹿进我们村子里来照相，却从没有一个人愿意照的。照相的人都大惑不解。谁不怕自己的魂被那东西逮走呢？除非他是活够了活腻了要自寻死路。
　　
　　就在文丽读师范的第二年，轰轰烈烈的长防林造林工程开始了。由县林业局提供在村子里统一育苗的华山松树小苗，各家各户的荒山荒坡一律由各家各户自己想办法在规定的时间内栽完。文丽家山多人口少，妈妈只得到外婆家去搬救兵，把外婆家那边能请的人都请了来，大干了一个多星期，才赶在开全县长防工程松树移栽现场的会前一天夜里栽完，勉强完成了栽种面积。
　　由于当时还不通公路，现场会头天，村子里就来了好多上面的人物。最大的官听说是市里面的林业局长，县里来的是个分管林业的副县长。这两个大官都是现在的处级干部，也是我们村子里有人家以来到至如今走进去过的最大的官。他两个当时都住在文丽家。后来我还听人说，那两个官不仅带着秘书，还有保镖。文丽家住不下那么多人，除一人带一个保镖外，其余的就住在她家旁边的她小爸家和她家门前的她大爷爷家。
　　开现场会时，周围团转十村八邻的老百姓都来了。地点选在一个叫养猪场的大坪子里，坪子上边的大山上就是样板林。领导们一一讲过话后，人们就被分成两组，分别从大山的南北两面一直从山脚看到山顶。在山顶集合后，领导们又是讲解又是叮嘱了一通，才又将两组交换了“战地”，像两支刚打了胜仗的大军一样浩浩荡荡的跑下山来。下山的人由于走得太急，几乎踩死了才栽上的全部小松树，害得村里的百姓第二年又被乡林工站的人像赶群羊一样赶上山去，挨一麻二地重新栽小松树和冬瓜树。
　　虽说那几年老百性心里都有个包：自己的山自己栽树，不给工钱不说，他妈的还连自家的羊不小心跑进山林去还要挨罚款，这还像个什么世道？可政策就是这样，大家也只不过是干发些牢骚罢了。放羊的山场被大片大片封山育林后，害得不少人家只好清圈，把羊全卖了。但现在明摆在眼前的事实证明：她们不得不承认，这是国家领导集体作出的一项高瞻远瞩，造福子孙的伟大决策。乌蒙山区原本像一个挤着一个的馒头似的光秃秃的山头，如今无处不是叠青溢翠，绿盖万顷。整个乌蒙山区，成了全国少有的集蓝天、白云、青山、绿水于一体的典型代表。哪像经济发达的沿海地区，一年三百六十五天人们都难碰上个看到蓝天白云的日子，整年甚至是连续几年地生活在雾霾之中，好像除了钱之外，其他都通通被雾霾给埋了。
　　看着沿海一带的人们整天被雾霾埋着，我们却每天都能生活在天然大氧吧中，虽说我们穷是太穷了点，但心里却是愉悦着的，快乐并幸福着的。我们虽然没有很多的钱，但我们每天都有蓝天、白云、青山、绿水陪伴，我们拥有健康。健康，永远都应该比钱更重要。近年来，那些树木已经有了经济效益。就在去年，县里打算在我们村子背后的转山包修个水库，仅勘测地形地貌时就砍去了不少的树。我们村子里最多的人家仅林木补助就拿到了几千元。在大前年开始的首批华山松林间伐中，村子里最多的人家仅卖树就净进账一万多块。我们的绿水青山，正在成为我们的金山银山。
　　“靠山吃山”这句话实在是很有道理。特别是近几年来，在我们乌蒙山区，上面给了补助，动员大家用好地来栽种泡核桃树。我听县林业局的一位朋友说，现在全县已累计栽种核桃树一百多万亩，挂果的已有三四十万亩，会泽还因此被国家林业局授予了“中国核桃之乡”的称号。为表扬核桃种得好的村，县里还开展了“核桃村”评选活动。在第一批表彰的三个村当中，文丽老家的那个村就是其中一个。那位朋友还告诉我说，仅核桃一项，全县一年的收入就有十一个亿。十一个亿？这是个什么概念！我掐指一算，如果把这些钱平均分到全县的每一个人手里，每人每年就能得到一千多块钱。这是一项多么伟大的富民工程啊！这还真是应了我们农村里的一句老话：“在惯的山坡不嫌陡，再贫瘠的土地也产粮。”
　　
　　像头顶蓝天被，脚踏草甸席，望望天空中云卷云舒，去留不定的云，再看看坡上花开花落，宠辱不惊的野花，她仿佛感到溪水在沟谷中欢快地唱歌，羊群在山坡上快乐地跳舞，苍鹰在头顶自由翱翔，时而俯冲直下，时而旋空直起，在天地间划出一道或直或弯，或扁或圆的线，仿佛每一道都暗含着读不懂的禅语。云朵像能看懂人的心情和渴求似的，在头顶上飘来荡去。人们热了，它就跑过来为人们挡住太阳；人们冷了，它就迅速跑开，让温暖的阳光像襁褓一样包裹着人们；大地干了，它就急得泪如雨注，哭够了，大地也就不干了，它又消失得无影无踪，让太阳露出一张可爱的笑脸，以同样的爱普照万物……当然，乌蒙的磅礴还远远不止这些。
　　就在这时，草丛中突然飞出一只叫天子，像颗子弹般划破眼前的天空，又为我们创造出另一幅活了的图画……站在这远离城市的大山上，身心俱舒的文丽又想起了自己的第一次到县城的情景。
　　那是文丽长到十六岁来的第一次出远门，要到离家一百多公里外的县城里去体检。在那之前，她最远的地方只到过江底，离家也就几十公里。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在学校里集中后，她和另外两个也上了中师预定取分线的同学一起，由教务处负责招考的一位老师统一带到县人民医院去体检和面试。
　　到人民医院后，那位老师告诉她说，只要体检通过就可以顺顺利利去读师范了。那时文丽就想，只要体检合格后，她不仅能端上个吃皇粮的“铁饭碗”，还能像条美丽的鲤鱼一样跳出了家族中十多代人来还从未有人跳出过的“农门”，成为本村公所方圆十里之内还从未出过的“女老师”，从此后，她的子子孙孙，孙孙子子就再也不用像祖祖辈辈那样整年看天色吃饭，整天面朝黄土背朝天地和太阳扳跤过日子了。想到这些，文丽的心里就像有一群小白兔在七上八下地跳，而她的脸上，不知什么时候已开满了三月的桃花，红彤彤的。
　　体检其实很简单的，形同走过程。在外科由一位穿白大褂的男医生秤体重、量身高、测眼力、听声音、辨气味，量量血压，测测心跳，吹吹肺合量等后，连心电图都不打张就直接去到内科，睡在一张小床上，由一个女医生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地在小肚子上捏了几把就完事了。她做梦都没想到，这就叫体检。
　　面试对于她来说也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心里多少还是有点紧张，这毕竟是决定她人生走向的关键时刻。但跟着前面的人依次排队进去，很快就出来了，她就想，看这阵势，面试比体检还要简单。她进去了，果然不出所料。负责面试的“考官”是个四十出头的男老师，后来她才听带队的老师说是从师范学校里来的。那“考官”先让她走了几步路，她就像在学校上体育课似的，一本正经地走了几步，把“考官”给逗笑了。见“考官”在偷着乐，她心里就一点都不慌了。接着，那“考官”就要她凑到他面前去，叫她伸出十个指头。她有些不解地伸开十个指头，只见手心里湿湿的，“考官”又笑了。“考官”看见她十个指头一个不少地摊开在眼前，笑着叫她一捏一放。她就一捏一放。她感觉到，这面试，像整了玩似的，只要不是智力“残废”的人，都能过关。正在她这样想着时，“考官”突然抛了个问题出来。
　　“你为什么要报考师范？”
　　这是一个没有标准也没有固定答案的问题，怎么答都行。但她还是很慎重地思考了下，然后回答说：“让我们山区的孩子能享受到更好的教育，从读书这条路上走出去，从此还再辈辈人受穷。”
　　她话才一说完，就得到了“考官”的掌声。他有点受宠若惊地对她说：“姑娘，恭喜你，你被录取了，回家等通知去吧！”
　　她乐得屁颠屁颠地地从另一道门里出来，心里像盛开着朵大红花似的。等在门外的带队教师一看她笑容可掬，就知道她中了。上前一问，果然不出所料，还得到了“考官”的当场通知。文丽是乐了，可老师却有点忧心忡忡。她一问才知道，另外两位虽然身体条件都合格，体检也通过了，但没像她一样当场就得到“考官”的表态。毕竟他们两人都是加上贫困地区加分才达到录取分数线的，不像文丽，超出几十分不说，还上了曲一中录取分数线。只要体检面试过了，几乎就是木板上钉钉子的事，稳稳的。
　　那段日子，和文丽一样激动的自然还有她的父母。做父母的，哪个不盼子成龙，望女成凤？远看着山沟沟里飞出的金凤凰，就像朵大鸡枞一样出在自己家里，幸福和愉悦自然不言而喻，也不用言表。特别是文丽妈，虽然是快“奔五”的农村女人了，可从她像朵牡丹般不减雍荣华贵的姿态来看，依然还像个韵味十足的瓷花瓶般圆润饱满的小少妇般招人喜爱。加之她平日里一跑起来就像个快速跳动着的皮球般总让人觉得她有股使不完的劲，让人们觉得她很养眼。那段日子，她更是像加足了气似的，又是忙着四处给女儿乱学费，又是一有空就争分夺秒地忙着给女儿做好吃的，弄得女儿去大城市里读书像是去了荒无人烟的沙漠里一样没有吃的。当然，大家都很理解理解她，她毕竟还连县城都还没去过，根本就不知道曲靖城是个什么东西。反正她只知道这世间就没有不疼女儿的妈。她毕竟是她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
　　幸福和激动都像是有保鲜期似的，在乐乎一阵子之后，一家人渐渐平静下来，而犯愁的日子也一天赶着一天地近了。虽说那时候学费不贵，一学期也就几十块钱，但去的路费、学校里要交的住宿费、第一个月的生活费，这些加起来，对于一个土生土长在乌蒙山中的红泥巴上的高寒山区的农村家庭来说，毕竟不是个小数目。就算她再节约，一年下来的开支也一定会把她家一年的总收入远远地摔在后面。但不管怎么说，盘出个娃娃来也不容易，老俩口下定了决心，就算是卖了房子去坐岩洞，也要把文丽供出来，让她从此断了“穷根”，脱离“苦海”。
　　一晃，开学的日子就到了，但为了多节约点钱给文丽在学校里用，俩口子跟文丽商量并经她同意后，让她一个人带着木箱子和被子等行旅独自去学校。出发那天，她爸爸一大早就带着她，并帮她把箱子和行旅背了送到公路边来，等从昭通开往曲靖城里的一天只有一趟的大客车。
　　
　　刚踏入学校第一个星期的那几个晚上，文丽都是睁着眼睛度过的。每当她一想到三年后自己就将从曲靖师范学校走上三尺讲台，加入到神圣的“人民教师”这个光荣的大队伍中时，她的全身就会充满近于崩溃的激动和兴奋。“人民教师”是太阳低下最光辉的职业。在我们农村，老师还被搬上了神坛上方的天地上，排在了“天地君亲”的后面。在所有的职业中，只有教师被请上神台，和“天地君亲”一道被敬奉香火。就凭这一点，她不失眠都不行。然而，她毕竟还是个才满十六岁的花季少女，她根本就不曾想到三年后她会被分配回自己老家那所全乡海拔最高，学校丑得破烂不堪的学校里。而让她更没想到的是从此后她整天就要泡在呼啦啦直响的山风中。白天听学生呜哩哇啦像念经，晚上听松涛怒吼像鬼嚎。小学老师，充其量也就是个“穿西装的农民”，饿是饿不死，迹也别想发。
　　她更不曾想到的是教育界的竞争也像商场一样充满明争暗斗，到处布满了阴谋诡计和让人防不慎防的陷阱。没有经历过太多磨难的她，心里装的全是美好的事物和愿景。她整天想的尽是“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类的“大爱”精神。正是这些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让她甚至不曾想到：她花一样美丽且洋溢着乌蒙山中淡淡的茴香花般馨香的人生，就要像一只失去了光泽的铜铃铛一样被牢牢地拴在那个看起来神圣无比，做起来无比的恼火和鬼火比晚上天上的星星还要多的小学教师这头牛的脖子上。
　　在领教了小学教师的一番酸涩苦辣后，她不止千百次地想过：哪怕是不择手段或倾囊如洗，只要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她都要芝麻开花节节高地一步步往上爬，往外面走。哪怕那进度像蜗牛爬上葡萄藤一样慢，她也要一步一个脚印地从乌蒙山中那所名不见经传的小学校里走出来，走进公路沿线的一、二类小学，继而走进乡中心小学，直到走进县城里那两所就像是全县基础教育的两只眼睛和领跑全县小学教育的一双脚的窗口学校的其中一所。如果有可能的话，她还盼着有朝一日能改行到城里的其他单位，不再做个在有些人眼里“只有小学水平”的小学老师。
　　起初，文丽只是有进城教书的想法，却不像现在这般充满了火烧火撩的渴求。她恨不得立刻就长出双翅膀来，瞬间就飞进县城里的学校去。当然，如果能飞出教育界的这些陈框框烂套套，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但结合现实的情况仔细一想，她连进县城小学教书的机会都如同幻想着某一天能中五百万元的大奖一样渺茫。如今这个社会，在乡下的教师有几个不想削尖了头往县城里钻的？可像她这样在县衙里一无亲二无戚三无友的农村小学教师，就算是削尖了头，可也没有缝给她钻啊！
　　话又得说回来，她有进到县城里的小学教书的想法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全是被现实所逼的结果。学生的书钱收不起来，她就得用有限的工资去垫付。学生不能按时完成家庭作业，她就得用上正课时间一题一题，一个一个地教着做。这些她都能坚持住。让她更伤心的是还有几吊二郎当的学生，见她是个女老师，拿他们无法，就常常故意不做也不交作业。一年下来，她垫在学生书钱中的钱要不起来不说，期末成绩要是再考砸了，两个月的工资就打了水飘。两个月的工资打了水飘无眼无口不说，还不得个好名声。她怎么也想不通，在自己读小学那个年代，世态并不是这样子的啊！你说这老师被写进了“天地”里，又被千家万户贡了起来，与现实中的老师差距咋就这么大呢？真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狱。那时她就想，只要能尽快摆脱现在这个横竖不是人的鬼地方就行了。有时她甚至想，没有这个工作或许比有还好。想想当年一起读小学，读初中的那些小姐妹们，有好多不仅嫁到了省城里，还成了小富婆，整天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奢侈日子，真快羡慕死人了。而自己呢？虽说是凭自己的努力换得了个“铁饭碗”，在我们农村也算是光宗耀祖了，可自己实际所得到的除了整天的烦心，就是空虚。就算你有一肚子的文化，也一样穿不上人家的衣，吃不上人家的饭菜。真是“人比人，气死人，马比骡子骑不成。”人啊，不怕投错胎，就怕生错命。
　　当然，要是有可能的话，就去考个公务员。谁不想当公务员呢？当上公务员，一天工作消闲不说，还能经常吃香的喝辣的，工资又比别人的高不说，还基本用不着。那种近乎神仙过的日子，说有人不想那真是个天大的鬼话。文丽本来也想去考考公务员，说不定也能瞎猫撞上个死耗子。可她只有中师文凭，人家要的至少都是大专生，她还得先苦个文凭才行。结果去教管会一问，说有文件规定，不仅要教满五年书，还要连续三年教学成绩在同级同科前三名的才有资格报考函授。当然，这是地方土政策。虽说是地方土政策，却比中央文件都落实得还要好。教管会这一关过不了，县教育局那章自然也就没法盖。就这样一年拖一年，政策也一年换一个花样。眼看着条件达到了，地方政策又变了。那年头，教管会好像跟她犯冲似的，故意与她过不去。这又应了我们农村里的一句老话：“县官不如现管。”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江山总是轮流坐的。县里要求各教管会大力实施教师教素质提升工程，分两条腿走路。一条腿是在全县实施了继续教育终生学习制度，所有五十岁以下的男教师，四十五岁以下的女教师，一律至少每年参加一次继续教育再提高学习。另一条腿是所有三十五岁以下的只有师范文凭的青年教师，必须在五年内取得大专及以上学历，否则一律不得晋升上一级职称。“江山”终于转到她头上了。可那时，她已经是个挺着大肚子女人了。但不管怎么说，有机遇总比没机遇好。如果再不逮住，二年政策一变，她想后悔都来不及了。她硬是和丈夫一起，两个人带着个奶娃娃，同时读完了专科函授，其艰难困苦不言而喻。
　　再高的坎挺挺能会过去。再高的山也有个顶。再大的海也有个边。就是凭着这股劲，文凭终于到手了。为了保险起见，她又和丈夫一起，趁热打铁地接着读出了大学本科。
　　当她正雄心勃勃准备考公务员时，听邻校那个一连考了三年，且每年都以第一名的成绩进入面试又都在最后一关被刷下来的老师讲，考公务员说起来公平，可实际上并不是那么一码子事，黑暗着呢？再说现在考公务员，他妈的一个岗位就是少则一两百人，多则近千人去竞争，还是不去受那洋罪的好。当然，文丽也想过，要是改行到哪家事业单位去，哪怕工资一个月少几百元也行，只要不教书就烧高香谢天谢地了。可在全面分析了各种情况后，文丽还是觉得这世间根本就还没有那位可以帮助她摘掉“臭老九”这顶帽子的命中的贵人。只要有朝一日能进到城里，早日摆脱总被学生和某些老师变着法子跟自己过不去就烧高香了。话再说回来，文丽也不是那种好高骛远，贪得无厌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