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州的五年 （十）

　　一九五一年八月底，我独自去苏州读书。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外，从此，除寒暑假可以回家，参加工作后，偶尔请探亲假回上海看看母亲外，就再没有和家人在一起了。这是我一生中独立生活的开始，当时我虚龄十八，周岁十七岁。
　　第一次出门，就闹了一个笑话。临出发前一天，我带户口簿到派出所迁户口到苏州。第二天出发，坐在从周浦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才想起户口簿还在我身上没有留下，怕母亲找不到会着急，就写了一张字条，说明户口簿被我带走了，并请火车上一位第二天回周浦的人将字条带回我家，好让母亲放心。因为这个人我并不认识，所以未便将户口簿托他带回。到上海后，我突然灵机一动:何不用挂号将户口簿寄回去！也就真的这样办了。第二天，那人到我家给母亲送去字条，说是专程来送的，要去了伍仟元钱(相当币制改革后的五角钱)。那人刚走，邮差就来了，送来我寄出的户口簿，真叫母亲哭笑不得。寒假我回家时，母亲说起还笑个不住，说我办事太“虚”了，即太不镇定了。
　　到苏州苏南工专报到后，我被安排在一间很大的房间里，里面放了一排排木质双层床铺，这就是我们新生的宿舍。当时很多床空着，我将自己行李放在一张床的下铺上，就上街闲逛去了。等晚上回来时，看到我的行李被扔到了上铺去，我原占的下铺已有别人铺好了被褥，而其他各床的下铺也都被人占满了。我气得跟铺好被褥的同学吵了起来，我说:“我的行李在上面就是已经占了，你怎好将我行李扔到上面去？”他的道理是:“你占就应该铺上行李，否则人家会认为这是一件不相干的行李。”吵的结果是我只好捡一个上铺住上算了。就这样带着一肚子气睡觉了，也没有挂蚊帐，大概因苏州是水乡之故，蚊子特多，简直无法入睡。因宿舍已关灯，只好起来摸黑找出蚊帐来，罩在身上睡觉。白天忙累了，呼呼一觉睡到天亮，早晨起来一看，因睡着后脚伸出了蚊帐，脚外露部分竟被蚊子叮得满满的红点，奇痒难熬。
　　刚到苏州的两天，第一次离开家庭，人地生疏，又加上和同学吵了一架，被蚊子叮等等，心情很难受，曾经想回到上海去换一个学校读书。细想想又觉得不能太草率，还是忍耐一下再说。到第三天，我被分到建筑科甲班一年级。与我吵架的同学叫余福庆，也是我们同班的。同学之间逐渐熟识，谈得越来越投机了，也就打消了离去的念头。
　　苏州工专校址在南门三元坊，学校范围很大，学生有一千多人。校舍都是老式的旧房子，只有一座图书馆和机械实习工场可说是新式房子。每间宿舍住很多人，一律双层床铺。我班有五十多名同学，几乎是清一色的“和尚班”。全班只有四名女同学。我们入学的同学中，英文程度参差不齐，所以英文课将全校一年级学生按程度重新分为六个班，我分在第六班，亦即程度最高的一班。在这一班我感到学得很吃力，因此从第二学期开始，我主动要求转到了第五班，即程度稍低的一班。
　　苏工专原来办学的方针是五年课程中，前两年读完高中三年的课程，后三年读完大学四年的课程。这样，就必须删去一些与专业课程关系不大的课程，如高中的地理，历史，生物等课程，我们都没有学。后来这一方针有了改变，所以又增加了一些高中的课程。
　　第一学期结束，放寒假了，急急赶回周浦。第一次离开母亲五个多月，见面十分高兴。这年，哥哥与新婚嫂嫂一起也回到周浦，大家一起过年。
　　一九五一年下半年，又发动了一个新的运动。“三反”和“五反”运动。五二年初，寒假结束，回到学校后，参加过一次“五反”斗争。我们一群学生到某商店去，要老板交代“五毒”行为，老板事先得到消息，躲到澡堂去洗澡了。我们又追到澡堂，把老板“请”了出来。大家喊口号“斗”了他一阵。那场“斗争”还算文明，没有打人，也没有像后来“文革”中那样戴高帽、挂牌子游街之类。事后，我还写了一篇名为“打虎记”的报导文章，登在“苏工”校刊上。
　　我是班上的团支部委员，是一名“积极分子”。一九五二年暑假，参加了“苏州市委业余党校”学习。学员都是工专的团员“积极分子”，校舍就在本校。学习中听了哪些报告已记不起了，内容无非是党纲党章，共产党的奋斗目标和组织原则等等。我在这次学习中费了好大劲才过了关。原因是我对“反动的父亲”“认识不清”。我写学习总结时，一开始说自己觉得父亲并不像一般国民党官僚那样贪污腐化，还有人称他为“周圣人”。这样认识当然不能过关，不但是认识问题，而且是严重的“立场问题”。经过几次会议的“帮助”，我“认识”到父亲的“本质”是“反动”的，是代表地主、官僚资产阶级的。“不贪污”并不能说是不“反动”，相反，较之贪官污吏具有更大的“欺骗性”。“认识”到“出身不能选择，但道路可以自己选择”。必须彻底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站到无产阶级立场上来”，才能使自己成为“革命一份子”。
　　也就是这年暑假，妹妹初中毕业，到上海沪西中学高中部读书。母亲与妹妹搬到上海，与哥嫂同住，先住在南京西路常德路口的一座祠堂里，后又迁到钜鹿路富民路口的一幢房子。因此，暑期“业余党校”结业后，我是到上海度过剩下的暑假的。
　　一九五二年暑假后，学校开展了“思想改造”运动。当时我是二年级，仍算是中学生，按规定只进行“正面教育”，不参加运动。主要对象是老师，也包括高年级即相当于大学生的学生。在这个运动中参加运动的人都要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思想问题。有一位老师想不开自杀了，在全校师生大会上，校党委书记许符实称这位老师“自绝于人民”“用自杀来威胁党”。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几年后，我校经“院系调整”合并到西安动力工程学院后，这位许符实先生竟也被打成了“右派份子”。
　　一九五三年三月，斯大林去世。在此前几天，报载斯大林突患脑溢血抢救，以后几天天天发表斯大林病情公告，直至三月五日宣布去世。发殡那日我们全校师生与苏州各界群众聚集在市体育场举行追悼大会，默哀致敬。
　　那时是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我们经常集合去东吴大学大礼堂听志愿军“归国代表团”报告“英勇事迹”。我校和东吴大学，是当时苏州的仅有的两所高等学校，原来尚有“苏州美专”，后来“院系调整”至浙江美术学院。因此我们有幸和东吴的学生一起听报告。东吴原是一所教会学校，当时尚未合并撤销。东吴学生一般都是有钱人家子女，在我们当时眼中看来，一个个都是衣冠楚楚，风度翩翩，有着十足大学生的派头。相比之下，我们这些苏工专的学生就“自惭形秽”了。我们苏工专在苏州是出名的“修道院”，进来的学生家庭清贫者多。因家庭清贫，才希望用少两年时间读个“速成”大学。家里没钱，当然穿不起好衣服。苏工专比较难考取，考取的学生大多是书凯子，书凯子以“不修边幅”者居多。故我们学生几乎是一色的(不是制服)蓝布中山装衣裤，有的衣服上还打了补丁，脚下一色的布鞋，在那些东吴的学生眼里，我们一定是十足的乡巴佬。
　　我们出校门总算还穿得齐正一些，在校内时就更不修边幅了，特别是在夏天的晚上，男生一个个都打赤膊，穿一条短裤，光脚蹬木屐板，咔噔咔噔地去教室上晚自习课。有一次一位女老师到晚自习课室给我们做辅导，我们不好意思，一个个穿上了一件汗衫背心，老师却说:“没有关系，你们还是宽衣自便好了。”
　　我们的学校生活，除了上课、作业外，每天下午课业结束后有一个多小时的课外活动，组织了歌咏、京戏、越剧等小组，我参加过京戏和越剧组。至今还记得“苏三起解”、“空城计”、“楼台会”中的几句京、越剧唱词。
　　大概也是在五三年，可能是因“苏联专家”来中国的人多了，将“交际舞”又带到中国来了，所以学校里也跳舞了。一开始我感到很惊讶，这不是“解放”前上海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吗？！当然，同一件事情可以做出不同的解释，不管怎么说，跳舞之风是兴起来了。以后，差不多每个周末都会举办舞会，我也去舞会混过几回，但毕竟不喜欢跳，也跳不好。我们班上一位同学陶驷骥是逢舞必到，我们给他取了个外号“陶舞迷”，并将一首舞曲的曲谱唱成:“陶（Do）迷（Mi）骚(So)，陶（Do）迷（Mi）骚（So），陶（Do）迷（Mi）陶（Do）迷（Mi）骚（So）骚（So）骚（So）迷（Mi）陶（Do）迷（Mi）骚（So）来（Re）西（Ci）”以取笑他。
　　周末除举行舞会外，也常开晚会，每开晚会总会请两名艺人来弹唱苏州评弹。这种晚会我也很少参加，一般都是钻在宿舍里读小说。星期日可能上街看一场电影，也可能与同学去虎丘、拙政园、留园等园林去玩玩。那时，这些名胜很少有人去，似乎也不需买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