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初的日子里 （九）

　　“镇压反革命”运动是惊心动魄的。
　　上海快“解放”时，在国民党中下层人士中，弥漫着一种乐观气氛，认为共产党来了，不会为难旧人员，共产党现在是“宽大为怀”。“解放”之初，情况似乎确实如此，参加过“反动党团”的，只要登记了，向组织“交代”清楚了，就没有事了。但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功夫，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当政者突然收紧了“缰绳”。报纸开始批判“下面的偏差”，即“宽大无边”，到处在抓人，大规模的处决。“人民日报”有一篇社论的标题就是“要大张旗鼓地镇压反革命”。所谓“反革命”主要是指原国民党政府的党、政、军人员，也包括黑社会的帮派人物及一些不被认可的宗教组织和宗教界人士，如“一贯道”、“圣母军”均被取缔，天主教主教龚品梅等被捕判刑。
　　在“镇反”的高潮时期，上海的《解放日报》经常登载被枪决的“反革命份子”名单，一次的名单就有上百名乃至几百名。周浦是一个小镇，每次“公审大会”都在我们中学操场旁的一个空场举行。所谓“公审”就是宣判，没有上诉。判处死刑的宣布后立即枪决，就在那个空场执行。这样的“公审大会”经常举行，学生都去参加，所以我们经常看到枪毙人，最多的一次杀了廾多人。周浦第一个被枪毙的“反革命”叫王伯祥，这人好像民愤很大，枪毙后还有人去打尸体的耳光以泄愤。后来枪毙的人多了，也就习以为常了，有一次居然有一位老妇人带了碗去装死人的脑浆，说是回家治病。
　　我们学校也有几位老师被抓了，其中有一位老师蒋春槐先生，他原名蒋植春，苏北淮阴人，在镇江时曾是我家的常客，他曾说过他老婆是被八路军活埋的，但没有说过他有没有活埋过八路军。他虽改了名字，但一到学校我就认出他来了。我问他是不是蒋植春先生，他吃了一惊，有点紧张地问我是谁，我说了以后，他曾去我家拜访过一次。不久，他被捕，宣布他是一名“血债累累的反革命份子”，被押回原籍审判，后来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既是“血债累累”想来无疑是被枪决了。
　　抗战胜利后，我们住过张正邦先生家。“解放”后张先生仍留在上海，并留用在市政府工作。“镇反”期间，母亲曾带我去上海看病，并拜访了张先生家。当时张先生上班未回，他太太在家，见我们来了，神情非常紧张，也不敢留我们吃饭，不久我们就离去了。南哥曾参加上海市的“镇反”工作，据他说张正邦后来被捕，并枪决了。卅年后，我调回镇江，听婶母巫秀芬说:张正邦被捕后，因他女儿是高干，被他女儿救了。婶母一向说话不可靠，分析当时情况，他女儿如果是干部，也只能“站稳立场”，“坚决拥护”枪毙她父亲。反之，她不但救不了父亲，相反会因“丧失立场”而被开除出党并撤销职务。
　　几年前，还是住在镇江时，有一次张正邦先生来我家做客，家里还有李静等很多其他客人。座中有一位“平中”图画教员潘君若先生，潘先生擅长口技，常给我们表演，他也会相面。那天，他给大家相面，竟当面直指张正邦面有凶兆，“不得好死”。大家都认为潘君若有点厌气，谁也没有将此话当真。父亲他们开玩笑说“要给正邦兄写祭文了”。未料几年后张先生果然“不得好死”，倒也是一樁难以解释的事。
　　有人从香港回上海，父亲写了一封信，托他看看我们。这人没有来浦东，只是将父亲的信邮寄给了我们。母亲带我去上海，按照信封的发信地址去找这位先生。找到那地址后，那里住户说是没有这个人。也许他写的是假地址，当然找不到。也可能是人家不敢承认有这样一个香港来的人。那时，母亲非常担心我们这一家人的安全，希望找到这个人，能将我们带到香港父亲身边去。结果没有找到，母亲当然十分着急和失望。回家后，气急败坏地对我说:“我真恨你爸爸，一出事情就把家里人丢下，一个人跑走……”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听到母亲当我面责怪父亲。
　　其实父亲也像其他某些逃去香港的人一样，是打算先到香港去看看风声，等到局势平静，没有危险再回来的。没有想到后来来了“镇压反革命”，接着缰绳越收越紧，“阶级斗争”越来越厉害，运动接二连三，当然不可能回来了。
　　与此同时，我在学校却还是一个“好学生”，学习成绩很好，在班上考试成绩总是前一、二名，作文比赛曾得全校第一。经常获得奖学金，所得奖学金大都捐献了，那时号召大家为朝鲜战场捐献飞机大炮。我在班上当过级长，并作过青年团支部书记。那时还没有像后来那样讲出身，所以像我这样家庭的学生，实际上并未受到怎样的歧视。
　　一九五一年，我从周浦中学初中毕业。当时周浦中学只有初中部，毕业后如要继续升学，就得出去报考其他学校。毕业前，有一份苏南工专的招生材料寄到我们学校，这是一所五年制专科学校。那时学生家庭清寒，一般都想早点出校，参加工作，以减轻父母负担，很少学生准备报考普通高中，因为读了高中，毕业后必须继续读大学才有意义，因此大多想报考高职。我一看苏州工专比高职多读两年书，就很感兴趣，决定报考。
　　在上海，我参加了三所学校的考试:一所是上海高级机械职业学校，简称“上海高机”，这是一所名牌的中级技术学校（现在称为中专），我报考机械科。第二所是上海同济高级中学。第三所是东北几个职业学校在上海联合招生，我报考了其中的沈阳高级机械学校，这三所学校都考取了。
　　上海考试结束，紧接着又去苏州考试。南哥给我带去一封介绍信，住在他朋友朱海观先生的岳父母家，这家人家姓沈。
　　来苏州主要为报考“苏南工专”。这所学校原名苏州工业专科学校，“解放”后改名苏南工业专科学校。是一所老牌的五年制专科学校。设有机械、纺织、土木、建筑四个科。报名前，并没有明确打算读什么科。先看了各科所出的介绍情况的黑板报，其中以建筑科出的板报最漂亮，并有这样的醒目标题:“建筑是工程与艺术的结晶”。我自小喜爱美术，所以立即被这黑板报吸引住了。虽然因考生中报考建筑科人数较少，觉得选择这科有点“划不来”。因为自己对考取还是颇具信心的。但想想考试只是暂时的，考取后读书才是长期的，而日后从事的职业则是终生的，因此还是决定报考了建筑科。考试中除了与各科相同的课程外，并加考了一张铅笔素描。苏南工专对面就是省立苏州中学，正好也招高中入学生，考试日期与苏南工专的考期相互错开，故又顺便报考了苏州中学。
　　苏南工专录取名单发表在无锡的《苏南日报》和上海的《解放日报》上。张士敏的母亲先看到了，就向我母亲报喜，说周翔考取了，是全校第二名。——其实不是全校第二名，只是建筑科第二名。因录取名单将建筑科排在最前面，我是其中第二名，因此似乎成了全校第二名了。
　　苏州中学没有考取，我考苏高中本来是顺便考考，考取了也不会去读，但很奇怪为什么所考的学校唯有苏高中没有取？后来一想，苏高中考试曾有口试，口试老师曾问我家庭情况，我将父亲情况毫不隐瞒地都讲了。当然他问我对父亲什么看法，我说我与父亲共同生活只有三年时间，不太了解。这种回答至少也是“立场模糊”。我之所以未被录取是否与这次口试有关，抑或确因成绩不佳，就无从查考了。
　　在考取的四所学校中，最后选择哪一所，我与母亲商量很久。我本想去东北读沈阳高机，还在报名时看了东北各校的宣传材料，他们都不收学费，全部有助学金，供吃饭，还发制服。看到他们的照片，人人戴一顶皮帽子，穿一身制服棉大衣，我觉着很神气，很羡慕。再想到到那里去需乘几天几夜火车，可以看到窗外的茫茫雪原，更是令我神往。我的这个选择遭到母亲的强烈反对，母亲说:人家都从外地到上海来读书，哪有从上海跑去东北读书的？再说东北紧靠朝鲜，不让我往靠近战场的地方去。去苏州可以多读两年书，多读两年总是好的。最后选择了去苏南工专读书。
　　在上海考学校时，见到了哥哥的女朋友，即后来的嫂嫂张孝景，当时她在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作，他的哥哥张孝全也在那里上班。
　　在去苏州考学校时，哥哥给了我无锡周思德的电话号码。堂叔周思德那时似乎是苏南人民法院院长，哥哥让我给他打电话，请他为我“帮帮忙”。到苏州后，我真的打了一个长途电话给他，他不在，是一位秘书接的，问我是什么人，有什么事。我说我是他堂侄某某，来苏州报考苏南工专，请堂叔帮帮忙。那位秘书反问说:“这样好吗？”语气颇不以为然。这个电话打得很荒唐，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兴起说人情、“走后门”之风，再说我家情况，他当时大概躲之犹恐不及，怎么可能为我去“违反原则”。再说即使真的要“走后门”，也没有这样公然打电话给秘书转告的，所以他不可能为我“帮”这个“忙”是确定无疑的了。好在我无需他帮忙也自己考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