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居的童年（二）

　　
　　
　　一九三九年(民国二十八年)，大姐周民因扁桃腺炎发高烧，现在来说扁桃腺炎不是什么大不了的病，可是住在乡下，没有医院，只能找乡下的中医看了，吃吃汤药。当时扬州和区上的大桥镇均被鬼子占了，正是兵荒马乱的时候，无法送她去城里看病，加之曰本鬼子和“和平军”(伪军)经常下乡“清乡”、“扫荡”。而鬼子一来，我们就全家逃到别的村子去躲避。记得有次来鬼子，我二叔背着病中的大姐奔走逃难。这样，大姐的病就耽误下来了，一直到当年四、五月份，虚岁才十七岁的大姐就一病不起，过早地离开了人世，我当时虚龄六岁，大姐是最喜欢我的，她去世时我在刘家草子姑父家，所以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后来听母亲说，大姐在弥留之际一直在喊“小毛牙”，想见我一面。
　　也就在那年夏天七月份，记得天气很热，有天上午，我打着赤脚，坐着伏在桌上打瞌睡，母亲看到说:“怎么早上要睡觉，不是不舒服吧？”说着就走过来摸了一下我的前额，说:“不好了，头滚烫的呢!”从那天开始，我就生起了一场大病，大约在床上躺了一个多月。每天找吴家桥的一位名叫周思伯的中医小儿科医生来看病，吃了好久的汤药，对小孩子来说，这真是一件苦差了。好在我自幼听话，在母亲的劝说下，总算每天将苦药吃下去了。
　　我六岁时所生的一场重病到底是什么病，我自己也说不清楚，似乎是伤寒，也许是其它什么病，高烧、长期昏迷不醒。因为早几个月大姐死了，临死时又不断叫我名字，因此，对我的病，母亲特别耽心，生怕大姐将我叫走。
　　不知因那位小儿科医生医术高超，还是因我命不该绝，总之，经过几个月的挣扎，母亲说总算将我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我的这次大病对全家和各亲戚家都是一件大事。对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留下了终生磨灭不了的烙印。
　　重病前，我是一个胖胖的“毛大头”，身体不错，病后，我体质大大下降，经常发烧、生病，小时人家叫我“鸡蛋客人”即卖鸡蛋的挑子，碰不得的意思。
　　病愈后，在复元期间，十分嘴馋，但不知是周中医要病后忌口，还是确是伤寒愈后，不能吃不易消化的东西，总之，病后很长时间，母亲不准我动荤腥，每天吃炒米粥，吃素菜，半夜饿了，替我用开水泡一只‘京江琪子’(上海称为‘老虎脚爪’的一种星形烤制面食，有甜和咸的两种)，现在还记得那种滋味特别好吃。记得有一次，家里雇人做工，给工人吃的是大米饭，梅干菜烧肉，我看他们大口吃饭，夹着一块一块红烧猪肉往嘴里送，看得我馋极了，当时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
　　我这一生，所谓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有大富大贵，但也没尝过多少饥寒交迫的滋味。一直到二十多岁后的一九五九至一九六二年间，我才再次深刻体会到‘馋’字的含义，而且更添了一个‘饿’字，这是幼时病中所没有体验过的。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第二年，我入学读书，我的第一所母校是焦家荡小学。这是一所只有四个年级的不完全小学，我的婶母巫秀芬就在该校任教。此外还有几个本家长辈也在该校教书。学生都是本村的，学校规模很小，校舍似乎就在一家住房内。我在这所学校读书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民国卅四年)二月，我们全家离开为止。
　　
　　抗战开始不久，扬州、大桥等城镇很快沦陷，但在我们乡下，平时也看不到鬼子和伪军。
　　已不记得是哪一年了，也不知自己当时是几岁。只记得有一天夜里全村人都被敲门声叫醒了，只听门外叫喊:“老板，我们是新四军，不用害怕，请开门。…”
　　这一天，我们家堂屋里住下了很多军人一一新四军。其他好多人家也是这样，这是新四军第一次来到我们村上。
　　从这时开始，我们乡下成了游击区。新四军不长期住在一个地方，一般都是夜间行动。一进村就分散住到老百姓家里。他们用自己的随身行李打地铺，自己做饭开伙，不骚扰老百姓，军纪很好。往往还替老百姓挑水、扫地等等。军队多是夜间秘密行动，为防消息走漏，新四军进村就会在村头布置岗哨。行人没有路条可以进村，但不准出村，叫做“许进不许出”，直至部队离村后，老百姓才可自由出入，这样来防止敌人探知新四军驻地。
　　当共产党夺得全国政权后，在很长时间里，仍然实行类似“许进不许出”的政策，所不同的，进出的范围已不再是一座村庄，而是扩大了的全中国了。其目的已不再是为了防止被人知道驻地，而是为了不让国内的丑事一一或是不喜欢让人家知道的事一一外扬。听说国外许多自诩为“毛派”的人往往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十分理想，简直是人间天堂，后来毛去世，打倒“四人帮”，国内许多情况传出去，反倒使他们大吃一惊。这就不能不说是“许进不许出”的作用了。
　　新四军一般都是夜里转移驻地，军队进离村均会引起狗吠。汪汪群狗乱叫是“许进不许出”的办法所对付不了的。为此，新四军曾发起“打狗运动”，把老乡养的狗通统打死，以绝狗叫。
　　我们乡下当时是三重政权，四种军队:三重政权是敌伪政权、国民党政权和共产党政权。那时有三个江都县政府:在扬州的敌伪县政府;国民党县政府一一县长张济传，曾是我去台探病的担保人;共产党县政府，县长是王民华。四种军队是:日军、和平军(汪精卫的伪军)、李明扬的国民党游击队和共产党的新四军。
　　日本鬼子和伪军平常在城镇据点，乡下看不到。有时下乡“清乡”、“扫荡”。一般是一听到消息，我们全家就先行逃到外村去。有一次鬼子来杀了村里很多人，以后每年这一天村里很多人家烧纸、啼哭，悼念亲人。那次我们全家逃出去了，只有老姑太太(姑父刘仁涛之母亲，也是我祖父的妹妹)因怕被盗，留在家里未走。(她说鬼子不会对她一个老太婆怎么样)事后听她说，我们走后，她到厨房摸了一把锅底灰涂得满脸漆黑，躲在家里桌子底下。鬼子进门后，看到了她，一个小军官往桌子下她身上踢了一脚，说了一句:“老太婆，洗洗脸去。”也没有把她怎样，她可是吓得索索直抖。
　　有一次，我们没有来得及出走，鬼子已经进了村，于是母亲带我们几个孩子和其他几个女人、孩子一起躲在开米行邻居家后面的房子里，我们清楚地听到鬼子的皮靴咚咚的声音，大人、孩子都吓得面无人色，大气不敢出。幸运的是鬼子并没有到后面房间来。
　　又有一次我们逃出村子时，鬼子已经来了，我们许多人猫腰躲在一个土坑内，我站起来看到远处一队日本兵走过去。在我旁边的一个大人马上将我头压了下去，以免暴露目标。
　　逃难到外村，大都躲亲戚家，有一次同村的很多人躲到别村的一户人家。大家很饿了，那家人给我们煮了一大锅罗丝小米粥。当时在贫穷人家，田罗肉也是一种粮食的替代品。
　　
　　和平军很少杀人，也许毕竟都是中国人吧。他们下乡一般都为敲竹杠，要捐，要税，甚至推销假货骗钱。记得我们曾用过一种里面装的是猪油的假蚌壳油。(蚌壳油是冬天护肤油脂)和平军将这种东西强行推销给我们。
　　一天清晨，我们尚未起床，外面人声鼎沸，说是鬼子来了。母亲急忙替我们穿上衣服，等到我们出来时，村上已经平静了，鬼子并没有来。似乎是一场虚惊，可是有些行动快的人已经逃出村了，包括二叔、二婶和堂弟周宇。二叔他们夫妻两个只带一个孩子，我母亲一人带三个孩子(其时大姐已去世)，当然比他们行动慢多了，所以未及和他们一起逃走。正因我们慢了一步，却躲过了一场被绑架的命运。
　　事情是这样的:一清早，有一伙自称为新四军的军人进了村，他们一进村就说:“鬼子马上就来了，你们快跟我们一起转移。”于是，许多老百姓包括二叔一家三口就跟这伙人出了村。出村后，这伙军人将肩上抗着的步枪端起来对着跟着他们的老百姓，将他们押到了伪军据点，原来他们是“和平军”，居然用这种方法来绑架老百姓!
　　这些“俘虏”被押到据点后，和平军就分头通知各家带钱去赎回亲人。当然，二叔、二婶和周宇都被赎了回来，花了多少钱赎回就不得而知了。我当时毕竟还是个孩子。
　　我从未见过国民党李明扬的军队。只是有一天，外面突然响起乒乒乓乓的枪声，都以为是鬼子来了。我们和二叔两家人一起躲到拼起的两张方桌底下，桌子上面和四周蒙上了棉被，据说这样子弹不易穿透。除了猛烈而密集的枪声外，还听到了冲锋号声。似乎是新四军和鬼子打起来了。我们都蹲在桌下，吓得面无人色，一动不动，气也不敢出。只见二婶合着掌，轻声反复念着:“南无阿弥陀佛，大慈大悲，救苦救难……”
　　枪声过后，有人走近我们家，大声说:“仗打过了，不用害怕，鬼子没有来，是家里人打家里人，新四军和李明扬打起来了。”就这样我也并没有真正见到李明扬的军队。
　　经常逃难，躲鬼子，但真正打仗似乎并没有碰到几次，印象较深的似乎就这一次，还是“国共摩擦”。
　　学校的教科书似乎都是新四军的抗日课本。唱的歌也是抗日歌曲，记得有一首骂汪精卫的歌:“汪精卫，你这个狗奴才，……”，有一首用苏武牧羊调子改编的抗日歌曲:“八一三，日本兵冲进闸北来，……”。那时是国共合作抗日，所以我们也唱过一首歌:“国民党和共产党，现在已站在一条线上……”。
　　因为是新四军的学校，虽然是小学生，也常参加各种社会宣传活动。如演话剧，举行演讲比赛，国庆提灯会(那时还是双十国庆)等。我小时听话，长得文弱，学校曾让我饰演花木兰。举办演讲比赛，我们姐弟妹三人也多次得奖。就因为那时还是“国共合作”，我们尚未被认作“反动家庭出身”，才可能让我们也出出风头。
　　那时，除了新四军的政治宣传活动以外，乡下也举办传统的搭台唱戏，至于为什么唱戏，经费从哪里出，我就不得而知了。一般都是不知哪里请来的瘪脚戏班子唱京剧，对我这样自懂事时起就从未进过戏院的乡下孩子来说，搭台唱戏简直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记得每次看戏，都是母亲带我们去。母亲很喜欢京剧，虽没有读过书，肚里却装了不少剧本情节和唱词。我们虽喜看剧，却一点听不懂唱词，甚至听不懂道白，全靠母亲在旁为我们讲解。
　　记得有一晚，我们正全神贯注地在看剧，妹妹年幼，大概觉得看得无趣，就自己偷偷回家了，她回去后竟用手抠吃了好几只煮熟的咸鸭蛋，等我们看完剧回来，桌上放了好几只空蛋壳，妹妹已吃得哮喘起来，因此病了好几天。之后不久，直到长大了，我们一直都将这一件事作为取笑妹妹的材料。
　　当时，共产党在乡下实行“二五减租”，家里的田租会收得少一些，但我们的生活似乎未有多大影响。由于我父亲在外名声很好，加上是“国共合作”时期，新四军各级干部跟我们家关系很好，前些年听婶母说，粟裕将军就住过我们家。
　　
　　乡下行政管理原来是保甲制，乡以下设保，保以下设甲。后来，新四军实行"新乡制”，改变保甲制为乡村制，即乡以下为村。为了实行这一行政管理的变更，上级曾派来我村一个工作人员，就住在我们家里，他姓什么，我已忘记。他自称是上海的高中毕业生(当时高中毕业生是“很有学问”的人了)，抗战爆发参加新四军，和我们关系很好，经常和二叔喝酒聊天。“新乡制”建立后，要登记全村人口并张榜贴出。村民榜有三种:“红榜”一一用红纸书写，登记全村成年守法村民。“黄榜”一一用黄纸书写，登记全村未成年儿童。“白榜”一一用白纸书写，登记村上所有坏人一一汉奸、罪犯、抽大烟，甚或偷人(男女关系不端者)的男女。
　　张榜前，我们曾担心父亲是国民党，会不会上白榜，张榜后，看到父亲也登记在红榜上，大家就放心了。倒是抽大烟的和几个“偷人”的女人都上了白榜。听说还在大会上要这些人“坦白交代”。我家前村有一个吊眼梢的行为不检的女人一一村上人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熄灯疼”。被叫上台“坦白交代”，她上台“交代”说自己好吃懒做。台下村民为了取笑，大叫说她“坦白不彻底”，最后她只得红着脸说自己“少年麻木”，引得台下哄然大笑。
　　抗战中后期，“国共摩擦”愈演愈烈。我们学校教材中开始出现反对国民党的文章，也唱起了反对国民党的歌。如有一首歌歌词是这样的:“国民党，躲在大后方，大吃大喝嫖女人，坐汽车来住洋房，前方将士投敌去，后方将士反共忙，不顾民族和国家，一心只想去投降。……”这时，我们家开始觉得紧张。有一回，姑父刘仁涛从浙江“国统区”回家探亲，晚上到我们家，为了怕被村上人认出来，他将所戴礼帽压到眉下，轻轻溜进了我家，一进门就叫我们赶紧关门，也是这样躲躲藏藏地回到刘家草子他自己的家。姑父那次探亲回浙江后，姑母就又生了一个儿子，刘自存。刘自存比我们小得多，从来不是我们儿时的伙伴。
　　抗战期间，中日之间虽然处于敌对状态，但双方往来信件似乎一直是通的，所以我们经常收到父亲从皖南和哥哥从重庆寄来的信。有时他们还给我寄来自己的画作。我们家的男人从小都喜欢画画，父亲年轻时画国画，哥哥画的是西洋画。因为当时年幼，我看他们的画觉得十分好，跟画家画的一样。记得父亲寄给我的是在宣纸上画的山水，哥哥给的一幅似乎是水粉写生，画的是河上一艘行进中的帆船。
　　我小时也很喜欢画画，看看眼前事物往往就在留心怎样将它画下来，于是不自觉地，手也就比划起来了，因此有人看我很奇怪，为什么手总在比比划划的。
　　六岁重病后。我看到堂弟的一本画册，一一婶母是扬州城里人，堂弟的画册是她在扬州给儿子买的。我非常喜欢，乡下无处可买，于是母亲为我将那本画册用白纸一张一张描了下来，并将复制画装订成册。母亲从未读过书，也不会写字，但居然用毛笔描下了厚厚的一本画册，这就是慈母的心!可惜这本画册早已不知去向，否则就成了比任何名家手笔都宝贵的珍品了。
　　母亲是旧式的“贤妻良母”，她忠于丈夫，钟爱子女，心地善良，性格内向。我从未见她与别人争吵。她虽未进过学校，不懂什么叫做教育学，但可说教子有方，她是凭着一颗善良的心来教育和影响子女的。
　　
　　母亲自从嫁到我们周家，就很少和父亲在一起。一进我们家，祖父母就相继去世。当时父亲在北京、太原等地读大学，母亲长期一人在家顶门过日子，她年轻时身体不好，大概是贫血，经常昏厥，并有胃病。她曾向我们说起:有一次她晕倒在地，很久才苏醒，醒来后就喊箩根子(哥哥的小名)，叫他去请邻居家人来扶她起来，因哥哥当时很小，不懂事，一直也没有出去叫人，她只得在地下躺到可以自己起来为止。父亲大学毕业后一直在外工作，家眷仍留在乡下。哥哥、大姐、二姐都是在老家出生的。一直到我出生前，家才搬到扬州，与父亲同住，以后又搬到镇江。父母在一起生活了只有三、四年，抗战爆发，父亲自己出走，母亲带了一帮小孩子重新回到乡下。对此，母亲毫无怨言，从未在我们面前抱怨过。
　　父亲很早离开了,我们三个孩子都不记得父亲是什么样子。有关父亲的一切，只能从母亲口中得知。母亲告诉我们，父亲非常正直清廉，从来不做贪污舞弊的事。人家都称父亲为“周圣人”。我们家中堂屋正中挂了一块匾，母亲告诉我们:这块匾是镇江乡下一个周姓本家送的。这家人原籍江都，迁到镇江后，受当地恶人欺侮，后来知道了父亲名字，又查了家谱，得知与我们同一家系，于是带了家谱来求见父亲，父亲找人帮他疏通后，没有人再欺负他了。所以给我们家送了这块匾。
　　母亲又告诉我们:父亲爱读书父亲爱读书、画画，回到家里都是拿一张报纸或一本书在手上，不像我二叔不务正业，只会吃酒打牌。
　　二叔确实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人。年轻时考不上好学校，在上海私立大夏大学毕了业。后来在社会上依靠我父亲关系，在机关混点事做。一直到解放前夕，他仍在江苏省教育厅当一名科员。1982年我见到他谈起，他居然从未读过《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书，令我十分惊讶。后来我给他在镇江图书馆，办了一个借书证，可他一直也未用过。但世事难料，也许正是因为他的“不务正业”，在解放后才得以保住了一条性命亦未可知。
　　大概只有六、七岁吧，我看到一个熟人养小鸟，我非常想跟他弄只笼子养一只小鸟玩玩，似乎人家已答应给我了。这事给母亲知道了，她跟我说:“你爸爸最反对整天提着鸟笼的公子哥儿了。你要好好读书，玩鸟有什么出息!叫你爸爸知道了，他会怎样想？”这样，我终于打消了养鸟的念头。
　　母亲常要我们好好读书。“如果不好好读书，长大了什么出息也没有，只好拿根竹竿(打狗棒)和一只碗去要饭。”
　　我们邻居，很多人家养蚕。有一次我们姐弟三人帮邻居摘蚕茧，我们每人偷偷往自己口袋里揣了几只蚕茧。回家后还沾沾自喜，庆幸:“人家没有看见，我揣了好几只哩!”母亲知道了，为此将我们狠狠责备了一顿，她说:“你们要几只蚕茧玩玩，应该向人家讲明，人家会给你们的。这样不告诉人家揣到口袋里，就是偷，这不成了小偷了吗？叫爸爸知道你们当小偷，那还得了!”这件事是我终生忘不了的。从此，我就决心永远不能当小偷。当然，我这辈子没有成小偷，除了儿时母亲的教导以外，也在于客观环境尚未将我逼到不偷东西就活不下去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