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27）

　　
　　（二十七）毛泽东在谈到怎样正确看待历史书籍时说：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是假的。因为是假的就不读是形而上学；一切信以为真那就是历史唯心论。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所谓“为尊者讳”，是说修撰史书者不会把统治者不光彩的地方记录下来。这里一方面警示修史者要客观公正，实事求是，一方面告诫读史书要辨真伪，用一分为二的方法研究历史。评价秦始皇也是一样，“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起了进步作用，要肯定，但他在统一六国后，丧失进取的方面，志得意满，耽于佚乐，求神仙，修宫室，残酷地压迫人民，到处游走，消磨岁月，无聊得很。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反对秦的暴政，完全是正义的。”然后评论说：“我们的国家，是世界各国中统一历史最长的大国。中间也有过几次分裂，但总是短暂的。这说明各族人民热爱团结，维护统一，反对分裂。分裂不得人心。”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哲理使人深刻。毛泽东一番宏论使人茅塞顿开、恍然大悟，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体现了毛泽东精神的深刻内涵：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作为共和国的创建者之一的邓小平在中国革命的历史长河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毛泽东的心目中也占有相当的的分量。认为“人才难得”、“能力强”、“是个好人”，一直受到器重。文革复出之后不久，毛泽东介绍说：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不做工作，就不会犯错误，一做工作，总要犯错误的。毛泽东在这里中肯恰当地为邓小平的为人个性作出总的评价，对他的工作也作出评估。邓小平雷厉风行，在1975年5月末和6月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向“四人帮”展开攻势，说：主席提出要政治局安定团结，“三要三不要”，联系批评宗派主义，“四人帮”，这是很重要的原则问题，需要好好讨论。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一是前年十二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二是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三是学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倒是要问一问，这是为什么？不讲明白，没有好处。其他政治局成员相继发言，批评“四人帮”。王洪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迫作了一些检讨。大刀阔斧是邓小平的行事风格。邓小平于3月5日在全国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提出：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听说现在有的同志只敢抓革命，不敢抓生产，说什么“抓革命保险，抓生产危险”，这是大错特错的。5月21日，在讨论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议时指出：对钢铁生产，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时候了。要敢字当头。不能慢吞吞的，总是等待。要给你们“尚方宝剑”。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不搞生产，不能不搞科学技术。5月29日，还是在钢铁工业座谈会上邓小平又提出：毛主席最近有三条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还有一条是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三条重要指示，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就是邓小平复出后提出的著名的“以三项指示为纲”。邓小平在随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中强调，军队要全面整顿。提出，军委工作实际上就是两件事：第一件是军队要整顿，第二件是要准备打仗。我们军队工作的纲就是这个。对邓小平的的工作毛泽东给予肯定，说：我看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他们几个人现在不行了，反总理、反你、反叶帅。现在政治局的风向快要转了。你要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回答：在这方面，我还有决心就是了。反对的人总有，一定会有。毛泽东深有感触地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办任何事情，人必骂之。我名誉不好，过去国内外的敌人都骂。7月初，邓小平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说：我处理这些问题名声不大好，都说我两次讲话叫复辟，说是刘少奇的班底又起来了，有人不高兴。毛泽东说：任劳任怨。你跟刘少奇不一样，两回事。再过两三年就好一些了。邓小平说：有人讲点，有好处，没坏处。毛泽东说：是啊，无非是挨骂。我历来就是挨骂的。两人似有惺惺相惜之意。毛泽东批评了“四人帮”，赞赏邓小平，对他寄予厚望。在同外宾的几次交谈中，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一个好人”，“只有他算是一个壮丁”。言下之意，除了周恩来、叶剑英之外，王洪文、华国锋、张春桥都排除在外。毛泽东深深地感到“有领导危机”。王洪文虽然在中共十大被定为副主席，又开始主持中央工作，但总使人放心不下。在王洪文即将到上海等地短期逗留时，叶剑英及时建议由邓小平全面主持政治局工作，毛泽东予以同意。由此党政军大权集于邓小平一身。9月15日，邓小平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赌咒、发誓，树立雄心壮志，决心干一番伟业，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我国四个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进一步提出全面整顿的方针。随后，根据邓小平提出亟待解决“割裂毛泽东思想的问题”，由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起草的《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从理论上对“以三项指示为纲”进行了阐述，并阐述了各项工作整顿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突出强调要加快发展生产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仅就“促生产”这一方面来说，邓小平的努力无可非议。但是，不知是无意还是有意，他忽略了“抓革命”这个首要方面，忽视了斗私批修。从思想深处、工作方向上滑向唯生产力的轨道，藐视文化大革命，背离毛泽东精神。为了安定团结的大局，毛泽东相忍为国，稳住了随时暴发的冲突。因此，斗争不可避免。一方面，江青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提交书面检讨，检查了自己一年多来所犯的错误。包括：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搞“三箭齐发”“个人自作主张送材料”，以及讲“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等。检讨还说：“当我认识到四人帮是个客观存在，我才认识到有发展成分裂党中央的宗派主义的可能，我才认识到为什么主席从去年说到今年，达三、四次之多，原来是一个重大原则问题。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是从不让步的。”另一方面，王洪文的上海之行是带着满腹牢骚去的。他在上海对对马天水和徐景贤等人说：我给主席的报告没有讲日期，反正我也不想很快回去。徐景贤说：你本来是主持中央工作的，现在你到上海来，中央的工作由谁主持啊？王洪文说：什么主持工作？现在我有什么权啊？党中央和国务院都是邓在抓，军队也是他的，我只能抓抓中央党校的工农兵读书班了。这是主席定的，我有啥办法。无奈之中隐藏着不甘屈服的意味。开展对中国古典小说《水浒》的评论和讨论使“四人帮”找到新的契机和突破口。关于《水浒》毛泽东在1973年2月一次谈话中指出：《水浒》不反皇帝，专门反对贪官，宋江后来接受了招安。1975年8月14日又解释道：“《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投降了，就去打方腊。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李逵、吴用、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是好的，不愿意投降。鲁迅评《水浒》评得好，他说：‘一部《水浒》，说得很分明：因为不反对天子，所以大军一到，便受招安，替国家打别的强盗——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三闲集•流氓的变迁》）毛泽东评《水浒》肯定了农民起义的反抗精神，批判和揭露了投降派的妥协本质。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是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局限和通病。他们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对作为真正的封建统治者的皇帝抱有希望，甚至认为反对皇帝是犯上作乱、大逆不道。这就是深受君君臣臣、三纲五常孔孟之道的广大受压迫农民的思想禁锢及其束缚的结果。他们不能容忍贪官污吏的残酷迫害和胡作非为，高举义旗，群起攻之，充满反抗精神；但当他们感受到皇帝的一点施舍，便受宠若惊，认为是皇恩浩荡，心甘情愿地俯首称臣，接受招安，最终还是一个奴才。毛泽东在这里评论《水浒》不是从学术层面来评价它的价值、地位及其成就，而是从更高的视野揭示农民起义的思想根源、历史局限、发展命运和深刻教训，告诫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是不得人心，没有好下场的。姚文元对毛泽东精神心领神会，敏锐透彻地领悟到毛泽东谈论《水浒》的精神实质，积极倡导毛泽东精神，推动在舆论阵地展开对《水浒》的评论是无可厚非的。他在请示开展评论《水浒》的报告中说：主席的批评揭露了《水浒》宣扬投降主义路线的本质，指出了宋江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真面目。开展对《水浒》的评论和讨论，批判《水浒》研究中的阶级斗争调和论的观点，也是很需要的，对于我们党和我国人民，在现在和将来，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持下去，都有重大的、深刻的意义。姚文元的认识与毛泽东的观点不谋而合，毛泽东同意了他的报告规划。在回答毛泽东评《水浒》的指示是不是特别有所指？邓小平说：就是文艺评论，没有别的意思。绝不是指着当前党内斗争的实际。只有江青以妇人之见，低级卑劣地偷梁换柱、发泄私愤，公开地将矛头指向周恩来、邓小平等。因此说“四人帮”之间存在区别应该是不争的事实。江青露骨地说：《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党内有人架空毛主席。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她说：评《水浒》不单纯是文艺评论和历史评论，它是对当代有意义的大事。《水浒》的要害是排斥晁盖，架空晁盖，搞投降。批《水浒》就是要大家都知道我们党内就是有投降派。江青显然夸大其词，不符实际。听取邓小平汇报农业学大寨会议情况后，毛泽东生气地说：放屁！文不对题。那是学农业，她搞批《水浒》。这个人不懂事，没有多少人信她的。毛泽东在这里并不是批评江青批判《水浒》之过，只是指责她不顾场合，不分轻重缓急，事与愿违。虽然江青一贯以毛泽东的旗手、左派自居，但所办之事，不是办砸就是得不偿失。特别是对她在文化教育战线上的所作所为颇有微词。前不久也曾批评过：江青这个人不懂事，尽办些蠢事。这段话是在有人反映江青把持的文化部核心小组批判故事影片《创业》以及阻扰其播放上映后所说的。毛泽东当时就批示：“此片无大错，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备。而且罪名有十条之多，太过分了，不利调整党的文艺政策。”对于文革时期的文艺现状，毛泽东并不是很满意。75年7月初，在与邓小平谈到文艺工作时指出：样板戏太少，而且稍微有点差错就挨批。百花齐放都没有了。别人不能提意见，不好。怕写文章，怕写戏。没有小说，没有诗歌。7月14日，毛泽东与江青谈话时又指出：“党的文艺政策应该调整一下，一年、两年、三年，逐步逐步扩大文艺节目。缺少诗歌，缺少小说，缺少散文，缺少文艺评论。对于作家，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如果不是暗藏的有严重反革命行为的反革命分子，就要帮助。“毛泽东在这里一方面谈到文艺界缺乏百花齐放的局面，另一方面谈到对待作家及知识分子的政策。74年11月，毛泽东在看过被江青等人指责“为旧的教育路线唱赞歌”的湘剧电影《园丁之歌》后说：“我看是出好戏。”后来，江青还因此专横跋扈地责怪别人不该状告毛泽东。江青自诩毛泽东的学生，忠实于毛泽东的革命路线，但她对毛泽东精神始终不能心领神会，她的极左行径实际上起到了亵渎和破坏的作用。她的所作所为不仅时时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还遭到各方面，特别是邓小平的抵制。邓小平复出之后的整顿其中就包括文化教育战线的整顿。邓小平对毛泽东精神的理解和处理灵活务实。他在75年7月初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时曾说：“现在是主席批一件，我们动一下。其实主席树立了政策，我们应该顺着去做。”言下之意对于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应该灵活机动，不能生搬硬套，照本宣科。这也体现了他一贯的行事风格。因此，他与“四人帮”的冲突不可避免。75年10月4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举行的农村工作座谈会上说：“割裂毛泽东思想这个问题，现在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比如文艺方针，毛泽东同志说，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百花齐放，推陈出新。这是很完整的。可是，现在百花齐放不提了，没有了，这就是割裂。”这里显然是指向“四人帮”。对邓小平的工作毛泽东认为是有成绩的，周恩来也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的老干部、老知识分子出席国庆二十六周年招待会后，纷纷发表议论：“出席这次盛会，深切感到党对于犯过错误，承认错误并有所改正的党员干部的关怀和鼓励。”“说明党认真贯彻对待知识分子的政策。”“充分体现了我国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是我们党和国家兴旺发达的表现。”“意味着我已经解放了”。这一切充分表达了压抑已久的心声。毛泽东为此批示：“打破‘金要足赤’、‘人要完人’的形而上学错误思想。可惜未请周扬、梁漱溟。”盛赞之情溢于言表。
　　
　　1975年秋风萧瑟的时节，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人于8月13日和10月13日两次经邓小平转给毛泽东两封信，从而掀起了“反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风暴。前一封信反映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的工作作风和思想意识等问题，第二封信揭发迟群、谢静宜攻击中央领导同志、搞非法组织活动的情况。毛泽东将第一封信压了整整两个月，直到看到第二封信后发表了如下讲话：“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我在北京，写信为什么不直接写给我，还要经小平转。小平偏袒刘冰。清华所涉及的问题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刘冰等人信中的内容反映了抵制教育革命和拥护教育整顿两种思想观念的交锋，因此，毛泽东将它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来认识。毛泽东对教育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早就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智体方面全面发展，使他们成为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认为过去那些学校学的没有多少用，真正的本事不是在学校学的。并指出：“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这就是教育的目的、方法，即培养什么人和为什么人的根本问题。因此说刘冰他们得罪了多数，要翻案，翻教育革命的案。说“小平偏袒刘冰”也就顺理成章，因为他们是邓小平的积极支持和拥护者。毛泽东为什么对刘冰信件如此敏感，毛远新的谈话道出了实话，毛远新说：自己感到社会上有股风，就是对文化大革命怎么看，是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毛泽东与邓小平有本质上不可调和的矛盾冲突。如何摆正革命与生产的关系、怎样看待文革的成败两个根本问题纠结在一起，使他们的斗争不可避免。邓小平以他的个人品性、思想作风，有一种明显的倾向，不管各行各业，生产就是生产，整顿就是整顿，这就是纲。这显然与毛泽东文革精神，即抓革命、促生产，斗私批修，继续革命的精神不协调，甚至相抵触。毛泽东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有没有阶级斗争？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列宁说小生产每日每时都产生资本主义。我们现在也有这种情况。为什么有些人对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问题看不清楚了？旧的资产阶级不是还存在吗？大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大家都看见了吗？大量未改造好的知识分子不是都在吗？小生产的影响，贪污腐化、投机倒把不是到处都有吗？刘、林等反党集团不是令人惊心动魄吗？问题是自己是属于小资产阶级，思想容易右。自己代表资产阶级，却说阶级矛盾看不清楚了。毛泽东与邓小平不仅认识上有差距，行为方式上也有差距。怎样看待和对待革命元老是文革最大的分歧。毛泽东说：一些同志，主要是老同志思想还停止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对社会主义革命不理解、有抵触，甚至反对。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做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们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时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产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一百年后还要不要革命？一千年后要不要革命？总还是要革命的。总是一部分人觉得受压，小官、学生、工、农、兵，不喜欢大人物压他们，所以他们要革命呢。关于文化大革命，毛泽东说：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对文化大革命两种态度，一是不满意，二是要算账，算文化大革命的账。因此，11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意见，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议，邓小平表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这里借用毛泽东用过的典故把自己的态度清楚地表达了出来。毛泽东在11月13日政治局“帮邓”会议上，《关于打招呼问题的批语》写过一段话：“过去只有河南同百分之八十的县委书记打了招呼，所以没有受冲击。在多数人身上复杂一点。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魏晋。要估计这种情况。“邓小平自诩“桃花源中人”，一方面认为自己是文革的受害者，不适应对文革作评价；另一方面表明不赞同毛泽东对文革三七开的评价。若干年后，邓小平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他说：“毛泽东同志到了晚年，确实是思想不那么一贯了，有些话是互相矛盾的。比如评价‘文化大革命’，说三分错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就是打倒一切、全面内战。这八个字和七分成绩怎么能联系起来呢？”（《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01页。）以后又说：“毛主席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只就这两点讲，就已经不能说‘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46页。）即便如此，毛泽东还是耐心地帮助他，重用他。当听说邓小平表示愿意作自我批评，毛泽东很高兴，说：他要有个转弯，他开始转弯了，小平同志态度很好。叮嘱邓小平在刘冰问题上注意，不要上当。在批评他为刘冰等转信的做法的同时，肯定他这一段时间的工作。强调：批评的目的不是打倒，而是改正错误，团结起来，搞好工作。不仅如此，外事活动、中央日常工作仍坚持由邓小平主持。11月中旬，邓小平在一份接待外宾的方案中提出由自己和张春桥两人之一接待，毛泽东批示：“由小平主持会谈。春桥可参加迎送及宴会。”11月13日，邓小平鉴于王洪文回京后，请示中央日常工作由王洪文主持，毛泽东又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这就是说，毛泽东在批评邓小平的同时，中央工作还是以他为主，足见毛泽东对邓小平的信赖和依托。邓小平对刘冰事件有充分的认识，并作了诚恳的检讨。11月22日，邓小平附送的《打招呼的讲话要点》写道：中央认为，毛主席对刘冰等人来信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2月14日，由邓小平主持的中共中央在一九七五年二十六号文件中说：刘冰等人两封信的出现，是有深刻的政治背景的。今年七、八、九三个月，社会上政治谣言四起，攻击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算文化大革命的账。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12月20日，邓小平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作检讨发言，表示感谢毛主席的教育和同志们的帮助，并介绍自己几个月来的思想情况。其中说：检查原因，最主要、最根本的，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桃花源中人，八年未工作，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思想认识问题。会后，致信毛泽东，将检讨发言稿送毛泽东审阅。1976年1月3日，作第二次检讨，其中说：提出要以“三项指示为纲”这样重大的问题，既没请示主席，也没提到政治局和国务院讨论。1976年1月20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再作检讨。江青等在会上对邓小平进行指责和批判。当晚，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提请“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毛泽东说：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关于国务院牵头的负责人，毛泽东说：就请华国锋带个头，他自认为是政治水平不高的人。小平专管外事。与此同时，在江青、张春桥授意下，迟群召开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党委负责人会议，公开点名批判邓小平。直到1月28日，毛泽东才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即便如此，在1月31日的人事安排报告上，华国锋负责国务院的的工作，中央军委的工作，在叶剑英同志生病期间，由陈锡联同志主要负责。毛泽东批示：“已阅，同意。还应同小平同志谈一下。”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忍再忍，一再挽留，做到了仁至义尽。4月5日，天安门事件暴发。这是聚集在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周围，举行悼念周恩来和抗议“四人帮”的群众活动。大批民兵、公安人员和部队平息了秩序混乱、冲突四起的局面。毛泽东听取了江青报告处理天安门事件的经过。在江青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并建议开除邓小平的党籍时，毛泽东没有表态。4月7日，在认识到“这次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这三件好，性质变了。”最后决定说：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以上待三中全会审议批准。随即，毛泽东批准“照发”中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华国锋同志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发生在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和邓小平最近的表现，认为邓小平问题的性质已经变为对抗性的矛盾。根据伟大领袖毛主席提议，政治局一致通过，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4月7日，汪东兴向毛泽东汇报，说江青等人声称邓小平是天安门事件的“总后台”，他们还说可能有“群众”要去冲击邓小平，要求把邓小平抓起来。毛泽东说：不能冲击，也不能抓人。指示汪东兴将邓小平转移到安全地方。当天下午，邓小平夫妇从北京宽街家里被迁至东交民巷一处住所住下，同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这是邓小平在文革中又一次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毛泽东给他“保留党籍”，也是为变幻莫测的未来中国留下了余地。
　　
　　毋庸讳言，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没有达到毛泽东的预期。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每一个人的离去无不在毛泽东的心坎留下一道伤痕。毛泽东支持邓小平搞整顿，希望他在不改变文化大革命基本方针的前提下实现安定团结，把国民经济搞上去。但是，邓小平没有如他所愿。毛泽东随着病情的发展，更加迫切的希望扭转文革以来出现的混乱局面，实现社会安定，经济发展。邓小平已经失去依托，“四人帮”也不可信赖，毛泽东不能不深感焦虑。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华国锋的身上。4月30日晚，华国锋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认为自己经验不足，看主席有什么意见。毛泽东说：国际上的事，大局已定，问题不大。国内的事要注意。随即在纸上写道：“慢慢来，不要着急。”“照过去方针办。”“你办事，我放心。”6月25日，下午三时，同华国锋谈话后，毛泽东在纸上亲笔写下生前的最后一句话：“国内问题要注意。”毛泽东对江青有许多善意地批评：“现在有一股风，说我批了江青。批是批了，但江青不觉悟。”“改一改。不要蹲点，军队、地方都不要蹲点，特别在北京。说话不要冲口而出。不要管，要顾大局。”“江青当了政治局委员，什么也不懂，还板着面孔训人，架子那么大，要人家当奴隶。”“江青干涉太多了”。从这些批评中，人们看到了毛泽东的良苦用心。但无论怎样没有重用她，包括张春桥。放弃王洪文而启用华国锋显然是因为“四人帮”树敌过多，不利于团结稳定的大政方针。这一方面说明毛泽东在考虑国家人民根本利益的大事大非面前没有丝毫的私心杂念，没有因为“四人帮”投其所好而任人唯亲；另一方面，毛泽东的选择不能不说是对“四人帮”所作所为的一种否定。这就是毛泽东在弥留之际面临的历史抉择。（待续）
　　
　　​（本章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相关资料）
　　
　　2016.5.16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