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26）

　　（二十六）在中共十大召开前夕，毛泽东在谈到文化大革命时说：还有一点尾巴。文革后期，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反复歌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步调一致，安定团结成为时代的主旋律。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国际国内形势并不那么平静。“世界是在激烈的变动中”，毛泽东告诫世界人民：战争总有一天是要打的，宁可放在这个“打”字上，第二个才放在和平上，不然就要丧失警惕。指出：未来总是光明的，要经过斗争，不斗啊，人家不听你的话！借《红楼梦》这部毛泽东认为是政治小说的主人翁的话说：“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的余地。文化大革命已经七八年了，如何收场，怎样评价；国际上反帝反修，支援亚非拉人民的解放斗争和经济建设使毛泽东忧心如焚、寝食难安。正如周恩来总理所言：主席这几年苦心苦意想国家前途、想世界前途。毛泽东本想按照邓小平的提议当顾问委员主席，但大家都不同意。于是说：你们大家不赞成，我只好鞠躬尽瘁。1971年经过林彪事件之后，毛泽东因心脏病死了一次，72年1月下旬又因心律失调导致严重缺氧，2月12日突然休克，经抢救后苏醒。因此害了一年多的病，身体每况愈下，以致经常说：我是虚有其表，不行了，要消灭了，我已经接到上帝的请帖，要访问和见上帝去了，我要到闯王那里去搞革命了；我要上天贴大字报，说上帝不好，因为现在上帝不帮助第三世界，帮助帝国主义。要求政治局讨论一下，要宣传，造舆论，认为突然有个死亡就不好了。死亡时刻威胁着毛泽东的身心。1973年8月24日，毛泽东在亲自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大宣布散会时，已经不能扶着椅子把手站起来离开，代表们长时间鼓掌欢呼，不愿意离开会场。毛泽东只好说：“你们不走，我也不好走。”还是周恩来到台前宣布:毛主席目送各位代表退场，请大家行动起来，分成各路退场。毛泽东忧国忧民，废寝忘食，以致积劳成疾。12月21日，接见参加军委会议全体成员，毛泽东虽然老态龙钟，但精神矍铄，同与会者一一握手后，说：我今天一晚没睡觉，我想看看同志们。叮嘱同志们要交好班，心要宽，胆要大。这是文革之中久违的盛会，这是一个团结强大的集体。这是共和国的钢铁脊梁，人民江山的坚固磐石。经过文革风暴地洗礼，一个个革命元勋，老当益壮，精神焕发。毛泽东激动万分，拉着一个个手嘘寒问暖。送给许世友将军一本《天体运行论》，要他搞一本天文学的书，还要探索宇宙的奥秘。从“二月逆流”到冬日盛会，这是历史的转折。毛泽东在整个文革中总是苦口婆心、不厌其烦地劝慰这些老将，你们想一想，总是有点缺点。我错误大呢，比你们大。承认自己听了一面之词，诚恳地向同志们作了自我批评。对贺龙、罗瑞卿、杨、余、傅翻案平反，恢复名誉。接见最后，大家唱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曲。1974年8、9月毛泽东多次作出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八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政治局同志要团结，文化大革命已八年，现在要稳；现在是要团结、稳定；不管犯了什么错误都要团结起来。人都要犯错误，我也有错误。年底谈到经济问题时说：“要安定团结，要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对解决文化大革命以来受关押和受监护的干部问题，毛泽东指出：搞了这么多年，不能结束，好像不搞出几个反革命就没有成绩。指示：四届人大之后，要实行特赦，释放战犯，先解决外部矛盾；同时，也要准备尽快解决内部问题。1975年5月17日对贺诚与傅连障案件作出批示：“贺诚无罪，当然应予分配工作。过去一切污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傅连障被迫死，亟应予以昭雪。贺诚幸存，傅已入土。呜呼哀哉！”迫切解决文革遗留的冤假错案，保证人心政体的安定团结是晚年毛泽东最大的心愿。为人民利益坚持好的，改正错的，表现了共产党人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宽广胸襟和无私情怀，是毛泽东精神的主要特征之一。每当谈到中国的现状和未来时，毛泽东总是说：我做的事很小，中国还没有改造好，到现在还是一个贫穷的国家，用美国总统的话讲叫作“潜在力量”，发展中的国家。可见我的工作不行啊！但是，让毛泽东高兴的是，用塞浦路斯总统马卡里奥斯的话说，中国正在为了进步、和平和幸福的未来而继续进行和平的革命，即文化革命。我们现在没有外债，也没有内债。完全靠中国人民艰苦奋斗，自力更生。同时又不无谦虚地说，实事求是，不要怕出丑，有的地方有些事办得好，有些事办得不好，说都是好的，那是吹的。共产党人不要吞吞吐吐，要有光明正大的气概。又说：我们是共产党，是要帮助人民的。如果不帮助人民，就是背叛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早在延安时期在为陕北公学成立的题词中就写道：“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与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惟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地，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第37页）毛泽东殷切地希望经过文化大革命的锻炼造就一大批这样的先进分子成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针对文化大革命出现的一些现象和问题，毛泽东坦然面对。1973年12月15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谈到听取不同意见时，毛泽东说：老吹不是一个好办法，要少吹多批。有些同志专批人家，人家批他一句都不行，像挖了他三代的祖坟呢！指出：犯点错误呢，改掉就好。特别谈到福建李庆霖的那一封信说：有人说那里头有刺，我看了相当好啊，就是要有刺呢！我摆在这里几个月，经常看，看了三遍半，这才下决心写回信。1972年12月20日，福建省莆田县城郊公社下林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反映他的孩子在插队务农中遇到的生活困难，以及上山下乡青年在招工、招生、招干中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的情况。毛泽东看后受到很大触动，甚至流下了眼泪。因此回信道：“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坎。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这封信在一些人的眼里认为暴露了社会的阴暗面，是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的抵触。“就是要有刺呢！”这正是毛泽东面对错误、改正错误的勇气以及实事求是的精神。同时谈到辽宁发表的张铁生的一封信，说：也有人发议论，说是不对的。后头不是在《人民日报》登了吗？也说是不对的。毛泽东在这里无疑是表明了肯定的态度。1973年6月30日，辽宁兴城县白塔公社枣山大队第四生产队插队知青张铁生在参加当年工农兵学员招生考试时在物理几何部分几乎交了白卷，激愤之余在考卷后面写了一封信。一方面认为自己“心有余而力不足”，另一方面“不忍心放弃生产而不顾”，自私自利。“如果那样，将受到自己与贫下中农的革命事业心和自我革命的良心所谴责”。信中主要针对死读诗书的书呆子不服气，以及对高考制度深层次地思考。8月10日，《人民日报》转载7月19日《辽宁日报》发表的《一份发人深省的答卷》并加了编者按。毛泽东曾经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为教育改革制定了一系列大政方针。张铁生事件反映了教育战线出现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忽左忽右走向极端的现象。李庆霖与张铁生事件有着必然的联系。它暴露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贯彻落实中出现的问题，它关系到知识青年的生活、成长、教育，以及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略部署的成败；而招生工作中出现走后门的现象，则暴露了资产阶级特权思想在人们的头脑中还那么根深蒂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风暴还没有触及到他们的灵魂深处，斗私批修以及为什么人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毛泽东认为李庆霖的信“相当好”以及否定议论张铁生的信“是不对的”态度是针对关于倾听不同意见问题的正面回答。因此，在政治局会议结束时，再次指挥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步调一致的重要性。
　　
　　毛泽东德高望重，拥有无上权威，但他的能力有限，人们不因他的善良如他所愿。历史总是在斗争中前进。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公与私的斗争以及权力斗争​显得那么激烈而残酷。1975年的末日，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女婿戴维谈到访问中国感受到中国日新月异发展的精神面貌时，八十三岁高龄的毛泽东果断地回答说：斗争！不斗争就不能进步，不和平。戴维说：从你们的革命的角度来看，没有一个灵魂是不能拯救的。毛泽东说：帮助人家改正错误。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拯救灵魂的革命，而它的方法就是帮助人家改正错误。它不仅是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武器，也是革命斗争的一种表现形式。文革尾期正是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元老派与江青为代表的文革派之间激烈交锋的时期。1973年底，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江青、姚文元对周恩来和叶剑英进行围攻，斥责周恩来在十一月中旬同基辛格会谈时讲错了话，是“丧权辱国”、“投降主义”。还提出这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诬蔑周恩来是“错误路线的头子”，是“迫不及待”地要代替毛泽东。之后，江青将要求增补她本人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的意见报告毛泽东。毛泽东没有同意她的无理要求，并批评他们其中两句话是错误的。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上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她（指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其实，毛泽东在处理美、苏之间的关系时成竹在胸，得心应手，“坐山观虎斗”。毛泽东说：美国说苏联要打我们，才不要信他的话呢！在同基辛格谈话时，已经把他的球踢回去了。毛泽东一方面认为中国属于第三世界，因为政治、经济等各方面，中国不能跟富国、大国比，只能跟一些比较穷的国家在一起。另一方面认为所谓的永久和平是欺人之谈。只要这个世界上还有帝国主义存在，这个社会制度不改变，它也就不可避免地酝酿战争，不是相互之间的战争，就是人民起来革命。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的划分以及对战争趋势的分析具有极大的现实和历史意义。中国只有在充分认识这种世界格局的基础上才能准确把握外交关系的主动权。显然，江青之流既无远见卓识，又缺乏理智，夸大其词，无中生有，因此，她只能落得失道寡助的结果。恰在此时，有人对张春桥的政治局常委资格提出质疑。73年2月毛泽东同张春桥谈话时指示要为贺龙平反，张春桥未向政治局传达毛泽东的指示，也没有着手为贺龙平反，充分暴露了他的阴暗心理。还有“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对江青提出批评。指出江青领导的文艺战线冷冷清清，缺乏百花齐放的氛围，压制不同意见，惟我独尊；缺乏民主作风和群众路线，自以为是，言过其实。正如毛泽东所言：“江青没有多少学问，又捞了一个左派的名声，我看也不大好。”显然，江青一帮人要成就大事仅占据时势而缺乏人脉和谋略是难上加难。在此多事之秋，邓小平这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在以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支持下重新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73年3月5日毛泽东在听取叶剑英汇报周恩来病情发展、急需检查治疗的情况后，同意周恩来检查治疗，以及3月6日周恩来谈了自己病情及检查治疗的安排等。3月9日，批准了中央关于恢复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12月12日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开场就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同志参加军委，当委员。你（指邓小平）呢，我是喜欢你这个人的，咱们中间也有矛盾啊，十个指头有九个没有矛盾，就是一个指头有矛盾。在刘少奇、林彪相继退出中国的政治舞台，担纲主导国务院事务的周恩来总理重病缠身，王张江姚根基不稳，成事不足，邓小平此时登场正是呼之欲出，顺应天时地利与人和，毛泽东显然是兴奋不已，欣喜之余，让大家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强调说，步调要一致，不一致就不行。随后，在同部分政治局成员谈话时要求发出通知，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政治局添一个秘书长吧，你（指邓小平）不要这个名义，那就当个参谋长吧。12与22日，中央正式决定：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同时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1974年1至5月在毛泽东同意下，中央关于批林批孔三令五申。1月18日，中央在转发的一个材料中通知中指出：林彪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4月10日通知指出：批林批孔运动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进行，各类群众组织和人员必须回本单位参加批林批孔，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强调：批林批孔是上层建筑领域里马克思主义战胜修正主义、无产阶级战胜资产阶级的政治斗争和思想斗争。5月8日，通知要求：批林批孔要注意严格区别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利于团结百分之九十五的干部和群众。必须注意清查的范围应限制在同林彪反党集团的阴谋活动有关的问题，不要扩大化。5月29日，中央专门发出如何处理批林批孔运动中涉外方面问题的通知。通知指出：凡是对外开放和容许参观的城市，地区和单位，群众在公开场所张贴的大字报，容许外宾观看，不要干预。我们应当有自信心，不要怕外国人看大字报。但是，江青等人违反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意欲将“批林批孔”运动按照他们的企图无休止地搞下去。通过他们控制的御用写作班子散布“如何使批林批孔运动更深入”、“更普及”、“更持久”。江青在讲话中还说：“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批‘党内的大儒’。”1月24、25日，江青等人在首都体育馆召开有一万多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在江青策划下，迟群、谢静宜在会上发表长篇煽动性讲话，将批林批孔与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批判军队系统对于批孔无动于衷和批判走后门等联系起来，矛头指向周恩来、叶剑英等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江青还在大会上点名批判郭沫若。毛泽东知道这次大会及其内容后，表示很不满意，指示大会的讲话整理稿和录音不要下发。并指出：“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从前门来的也有坏人。现在，形而上学猖獗，片面性。批林批孔，又夹着走后门，有可能冲淡批林批孔。”随后在谈到国内问题时又说：两件事变成三件事。批林，这个行。批孔，就很难了。又要批走后门，就更难了，那个提法不妥呢。3月20日，毛泽东提议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合国大会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在政治局讨论这一议题时，江青以“安全问题”和“国内工作忙”为借口，予以反对。24日，周恩来批示同意外交部报告，并送毛泽东及在京政治局委员传阅。江青阅后仍表示反对，并要求外交部撤回报告。25日，毛泽东托人转告周恩来：邓小平出席联大，是我的意见，如政治局同志都不同意，那就算了。周恩来将毛泽东的意见转告政治局一些成员，特别要王洪文负责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转达。26日的政治局会议上，与会者一致同意由邓小平担任出席联大特别会议的代表团团长。江青不仅不同意还搅闹会议。27日，毛泽东批示江青：“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小心谨慎，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江青已经到了忘乎所以，肆意妄为的程度，只有毛泽东给她当头一棒，才能使她幡然醒悟。3月22日，江青给毛泽东写了检讨信。信中说：“你的批评是及时的，是一剂对症的良药。我的头脑开始清醒一些了，我确实是用一些小事干扰主席而不觉。“毛泽东复信江青：“不见还好些。过去多年同你谈的，你有好些不执行，多见何益？有马列书在，有我的书在，你就是不研究。我重病在身，八十一了，也不体谅。你有特权，我死了，看你怎么办？你也是个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的人。请你考虑。”毛泽东苦口婆心、言辞恳切，江青却利令智昏，一意孤行，似乎到了破釜沉舟的境地，她不知自己还有多少胜算。7月17日，毛泽东主持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批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自批林批孔以来所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说：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四人小宗派呢。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不好呢，要注意呢。你也是难改呢。毛泽东在会上两次当众宣布：她并不代表我，她代表她自己。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又说：对她也要一分为二，一部分是好的，一部分不大好呢。毛泽东并非无情之人，在江青灰心丧气之时，及时给与她以安慰和鼓励。74年4月17日在给江青的回信中写道：党的大势不错，悲观不好。不要动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要团结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不要主观片面。千万注意。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无限风光在险峰。毛泽东在关怀她的同时，并没有骄纵放任，如林彪之流任妻子胡作非为，而是以国家和人民利益为重，体现了大公无私的伟人风范。无论是毛泽东的批评还是关爱，江青已经无动于衷，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含沙射影，将“党内的大儒”以及“迷信外国资产阶级的‘假洋鬼子’”，是“修正主义路线”等攻击矛头指向周恩来。他们借所谓“风庆轮事件”挑起事端，向邓小平、周恩来发难。“风庆”轮是上海江南造船厂建造的一艘用国产主机和雷达等装备的万吨轮。起初，交通部远洋局为安全起见，规定“风庆”轮跑近洋。1974年9月30日，“风庆”轮出航罗马尼亚归来，江青等利用此事大做文章，说因为修正主义路线造成的阻力，使“风庆”轮没有及早远航。相关人员作为“崇洋媚外”和“卖国主义”的典型受到批判，并被定性为“反动政治事件”。江青甚至致信政治局：“引起我满腔的无产阶级义愤！“要政治局就此表态，采取措施。邓小平对江青的信画了个圈，周恩来批“已阅”，予以冷处理。10月7日，在政治局会议上，江青等人借“风庆轮事件”向邓小平挑衅，逼迫他表明意见。邓小平说：这件事还要调查一下，首先应该把情况弄清楚，不要搞强加于人的做法。江青对邓小平肆意谩骂，张春桥、姚文元跟着一起攻击邓小平。邓小平愤然退场。当夜，江青等四人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10月18日，王洪文背着周恩来和中央政治局多数成员乘飞机到长沙。有小人先告状之嫌。他一见到毛泽东便说：这次是冒着危险来的。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那一套。又说：邓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现在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总理虽有重病，但昼夜忙着找人谈话，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王洪文还向毛泽东吹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泽东听后，当即批评王洪文：有意见当面谈，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同志搞好团结。又说：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和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10月20日，听取王海容、唐闻生反映“风庆”轮事件的问题后，说：“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而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并让他们回京向周恩来和王洪文转达他的意见：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剑英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还说：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三人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毛泽东是光明磊落之人，谁是谁非逃不出他的火眼金睛。周恩来了解“风庆”轮问题，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指出：“风庆”轮事件并不像江青同志他们说的那样，而是他们预先计划好了要整小平同志，小平同志已经忍耐很久了。而江青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要她们在随邓小平陪同丹麦首相到长沙见毛泽东时，向毛泽东反映国务院“崇洋媚外”的问题，并称邓小平在10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表现是又一次“二月逆流”。四届人大召开在即，斗争的背后无不与人事安排有关。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谈到领导班子的现状时说：人马有一点，也不整齐，老的老，病的病。在同武汉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谈话时说：你们这些同志，老资格，现在掌握大权，可要谨慎小心，要分析问题。我要是不在了，你们要谨慎、小心。毛泽东曾指示王洪文向政治局传达：提议由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王洪文没有立刻向其他在京的政治局委员传达，在当晚先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三人通报。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还是倾向于元老派，江青等人也已经意识到。“法国派好”（指周恩来、邓小平青年时代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明确地表达了其中的含义。毛泽东又在江青的来信中批示：“务望谨慎小心。注意团结不同意见的同志。”表达了恨铁不成钢之意。11月6日，李先念在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工作，说：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毛泽东说：王母娘娘（指江青）就不听呢！李先念说：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泽东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她这个人，别人心里不高兴她。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是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我三年来只同她吃了一顿饭，现在是第四年了，一顿饭都没有同她吃。总之，我在政治局交代了，政治局都知道，清楚了。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11月12日，毛泽东同邓小平谈话，谈到政治局会议争论情况时说：你开了一个钢铁公司！邓小平说：主席也知道了。毛泽东说：好！邓小平说：我实在忍不住了，不只一次了。毛泽东说：我赞成你！邓小平说：她（江青）在政治局搞了七八次了。毛泽东说：强加于人哪，我也是不高兴的，她们(指在场的王海容、唐闻生）都不高兴。邓小平说:：我主要是感觉政治局的生活不正常，最后我到她那里去讲了一下，钢铁公司对钢铁公司。毛泽东说：这个好。11月12日，毛泽东在江青的来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江青根据毛泽东此前对她的批评，在信中作了检讨，表示：“只要认识到，一定坚决改，而且用行动来补救，改正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1月20给江青的复信说：“江青：可读李固给黄琼书。就思想文章而论，都是一篇好文章。你的职务就是研究国内外动态，这已经是大任务了。此事我对你说了多次，不要说没有工作。此嘱。”江青在信中说：“自九大以后，我基本上是闲人，没有分配我什么工作，目前更甚。在路线斗争起伏时我主动的做过一些工作。”江青一方面向毛泽东检讨错误，一方面又托人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要王洪文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委员长。毛泽东一针见血地说：“江青有野心。她是想叫王洪文作委员长，她自己作党的主席。”12月底，周恩来与王洪文各自乘专机到长沙向毛泽东汇报四届人大的筹备工作。谈话中，毛泽东第一次称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为“四人帮”，说：“四人帮”不要搞了。中央就这么多人，要团结。不要搞宗派，搞宗派要摔跤的。摔了跤，能爬起来就好。江青有野心。你们看有没有？我看是有。我在做江青的工作，劝她三不要：一不要乱批东西，二不要出风头，三不要参加组织政府（组阁）。对江青当然要一分为二，她在批刘少奇、批林彪的问题上是对的，说总理的错误是第十一次路线错误就不对了。江青为什么反对邓小平出国？她说张春桥恐怕有点才干。谈话中提出江青等人要作自我批评，要求王洪文在长沙即写出书面检查。谈到批林批孔时，毛泽东说：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成了三个主题，就搞乱了，说批林批孔是第二次文化大革命，是不对的。最后一次谈话时，王洪文提出江青的任职问题，他说：现在政治局里没有分工的不多了。只有江青同志没有分工了。毛泽东说：她的工作是研究国际问题，读《参考资料》，一天两本。我也是啊。十届二中全会和四届人大召开之后，邓小平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还担任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而实际上，周恩来病入膏肓，叶剑英年老体弱，张春桥屈居第二，王洪文乳臭未干。邓小平可谓大权独揽。江青则所剩无几。她找王海容、唐闻生谈话，贬低中共中央政治局其他一些成员，并要王、唐向毛泽东报告她的看法。毛泽东得知后说：她看得起的人没有几个，只有一个，她自己。将来她会跟所有的人闹翻。现在人家也是敷衍她。我死了以后，她会闹事。江青并不甘心，不顾毛泽东“不要来看我”的批示，独自乘飞机到长沙。毛泽东对江青说：对你的意见，我已写信告诉你了。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有意见要跟政治局讨论。人要有自知之明。1975年2月18日，中央发出关于学习毛主席关于理论问题的重要指示的通知。毛泽东指出：为什么列宁说对资产阶级专政，因为“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主义的书。但江青等人转移斗争大方向，提出反对“经验主义”的口号，锋芒指向周恩来、邓小平、叶剑英等元老派。3月1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说：全国解放以后，对经验主义没有注意批过。经验主义是作为教条主义的助手出现的。对经验主义的危险，恐怕还是要警惕。4月5日，江青在北大、清华两校大批判组讲话提出：“党现在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江青、王洪文还分别找政治局一些成员谈“经验主义是当前的大敌”，分送上海机床厂反对经验主义的十条经验等材料。四月中旬，江青在政治局会议上正式提出，当前的大敌是“经验主义”，政治局应该讨论，而且要交锋。邓小平没有理睬。4月18日，邓小平向毛泽东反映了自三月初以来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问题，并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4月23日，姚文元报送的新华社四月二十日《关于报道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问题的请示报告》。报告说：特别要注意宣传各级干部通过学习，认识和批判经验主义的危害，自觉克服经验主义。毛泽东批示：“提法似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包括反对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二者都是修正马列主义的，不要只提一项，放过另一项。各地情况不同，都是由于马列水平不高而来的。不论何者都应教育，应以多年时间逐渐提高马列为好。我党真懂马列的不多，有些人自以为懂了，其实不大懂，自以为是，动不动就训人，这也是不懂马列的一种表现。“4月27日，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毛泽东的批示。会上，邓小平、叶剑英等批评江青、张春桥等大反经验主义的错误，并对江青提出所谓“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以个人名义送材料和进行“四人帮”宗派活动等问题，提出质问。江青被迫作了检讨。事后，江青给毛泽东处打电话，要工作人员转告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她进行“围攻”的情况，并说这是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的再现。毛泽东听工作人员汇报后说：这个会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批评江青还是第一次。她这个人只能批评别人，很凶，别人不能批评她。批林批孔，什么叫孔老二她也不懂，又加了走后门。几十万人都走后门，又要这几十万人批林批孔，很难。有走前门，就有走后门，几万年还会有。5月3日，毛泽东回京后第一次与大家见面，也是最后一次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周恩来抱病出席。毛泽东很客气地说：有一个问题，我与你们商量。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个别的人。我自己也犯了错误。指出，姚文元、张春桥的文章，还有上海机床厂的十条经验都讲了经验主义的问题，我放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都没有，也没有说教条主义。要安定，要团结。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然后又批评说：现在我们的一部分同志犯了错误要批评。“三箭齐发”，批林、批孔、批走后门。我说的是安定团结。教条主义，经验主义，修正主义，又要批评资产阶级法权，不能过急。你们谁要过急就要摔下来。毛泽东在这里指出，重点在“安定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我的意见，我的看法，有的同志不信三条，也不听我的，这三条都忘记了。讲到这里，毛泽东毫不客气指责道：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照样搞呀？为什么不和二百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我看批判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就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不要随便，要有纪律，要谨慎，不要个人自作主张，要跟政治局讨论，有意见要在政治局讨论。毛泽东随后还批评“四人帮”以中央、或者个人、以及毛泽东的名义擅自发送材料的错误行为。并意味深长地回顾三十年代教条主义以及王明“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造成的危害。毛泽东在这里指出“个别人”和“一些人”思想不一致，“不听我的”、“搞阴谋诡计“实质上指向“四人帮”，借王明“左”倾教训向他们敲响了警钟。
　　
　　毛泽东从林彪事件之后就开始高唱《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之歌，其中含意不难明白：步调一致、思想一致、安定团结。这是毛泽东在文革后期的最高宗旨和最大心愿。“四人帮”虽然以文革派自居，所作所为却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相去甚远，不仅没有保卫文革取得的成果，甚至从“左”的方面起到破坏文革的作用，这就是他们以捍卫毛泽东的面貌出现，所犯的“左”倾幼稚病​，而这恰恰成为他们致命的弱点。以至于后来成为权力斗争的牺牲品，以失败告终。（待续）
　　
　　（本章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相关资料）​
　　
　　2016.5.10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