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22）

　　（二十二）在声势浩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首当其冲的是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部分党、政、军的高级干部以及一些元帅不可避免地受到冲击。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制止林彪、江青一伙的倒行逆施，尽可能地保护一些受冲击的干部，使他们提高认识，改正错误，顺应时代潮流。本章首先从这些方面阐述中国的文革历史和毛泽东的文革精神。
　　
　　1967年初，​北京建筑工业学院红卫兵要刘少奇去作公开检查，毛泽东闻讯后，指示周恩来总理，刘少奇“不宜去”，派周总理做学生的工作。周总理在接见学生代表后，制止了他们逼迫刘少奇到该院作检查的行动。毛泽东在一次与外宾谈话时，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又有一次在谈到“要文斗，不要武斗”时，说：就是有那么一些人，他们偏要武斗。还有人把我们过去打仗的口号搬了过来，叫“农村包围城市”。现在是共产党领导，是工人阶级专政，怎么能够搞“农村包围城市”呢？这个账不能算在刘少奇身上。三十八军支持一派，河北省军区支持一派，怎么能够把账算在刘少奇身上？后来，著名民主人士章士钊致信毛泽东说：自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兴旺发达，全部仰仗共产党之英明领导，而毛、刘团结乃共产党领导核心坚强的保证，假若刘少奇同志确实犯了错误，望毛、刘两位领导能赤诚相待，好好谈谈，刘可作检讨，但切不可打倒刘少奇。毛泽东复信说：“为大局计，彼此心同。个别人（刘少奇）情况复杂，一时尚难肯定，尊计似宜缓行。”这里不难看出，毛泽东是同意章士钊观点的，对刘少奇也只是要求他检讨错误，并没有打倒他的本意。这也符合毛泽东一贯倡导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允许犯错误，允许改正错误的精神。王任重是毛泽东信赖的干部，在文革中受到迫害。造反派要求把王任重从广州揪到北京批斗，毛泽东没有同意，指示他就地捡查，从而避免了更大地摧残。毛泽东同样没有同意红卫兵揪斗贺龙，只是要贺龙去登门听取大家的批评，要求在公开的场合不要点他的名。后来周恩来找贺龙谈话，说：毛主席是保你的，我也是保你的。在询问谁可以当选九大中央委员时，第一次说：贺龙这个人，将来恐怕还是要当中央委员。第二次说：贺龙恐怕还要选他当中央委员。第三次又问：贺龙还行不行？关爱之情溢于言表。原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因武汉“七O二事件”受到牵连，毛泽东到武汉后说：如果陈再道承认了错误，造反派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陈再道不要打倒，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保驾护航的。后来又说：我就不相信陈再道会要整我，陈再道当时并没有害我之意。在北京接见参加集训和培训的军队干部时，专门提到陈再道，问：陈再道来了没有？然后又批评说：斗争陈再道的那种方法，我们也不赞成。得知陈再道还在被隔离时，毛泽东说：隔离他干什么？批评、斗争，不搞“喷气式”就行了。还是让他参加，教育教育嘛。毛泽东早就指出给走资派戴帽子是武斗的形式，对军队干部搞体罚提出过批评，说：军队里对廖汉生、刘志坚、苏振华搞“喷气式”，一斗就四五个小时，污辱人格，体罚，这个方式不文明。造反派造反有理嘛，搞“喷气式”干什么？决不能过分，过分了就不得人心。现在动不动就戴高帽子、搞“喷气式”，是不好的。毛泽东在一次谈到陈毅时说：陈老总过去反对过我，我要同他合作。在谈到外交部批斗陈毅的情况时说：我主张对他炮轰，不打倒他。过去他是有功的。谈到文化大革命中出现无政府主义状况时说：有些红卫兵乱打一气，他们要打倒外交部长陈毅，打倒周恩来，打倒李先念，这不对，我们对这些干部要保护。同中央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提出把陈毅、李先念、聂荣臻、叶剑英、刘伯承、徐向前等几位副总理、元帅请来一起谈。谈到一些受冲击的干部时，又说：群众提打倒谁，不要怕，多数人是打而不倒。毛泽东早就批评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历来强调：只要认识错误，统一不打倒。都打倒了怎么行？再打倒是造反派的错！要帮助犯错误的干部，不能一棍子打死。哪有那么多人要打倒啊！对干部要一分为二，不能一切都抹杀了。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等军队干部时，毛泽东说：打倒许世友行吗？对许世友我是要保的。你要打倒许世友，还有个韩先楚，还有个东北陈锡联，都打倒了谁指挥打仗啊？谈到造反派要打倒许世友时说：对许世友的第一条罪状就不对，许并没有反对过我。有人说打倒许世友有三条理由，我看理由不充分。对这次文化大革命跟不上、一下想不通，有错误。有错误，愿意检讨，检讨了就好了。谈到其他一些受到冲击的干部时，毛泽东说：有人提出打倒徐向前，徐向前我是一定要保的。不管谁要打倒，我是一定要保的。文革中受到毛泽东公开保护的人还有许多。毛泽东说：张闻天和王稼祥在瑞金是受排挤的，遵义会议没有他们不行。红卫兵要把他们两个搞出去斗，我不同意。针对浙江造反派要打倒江华一事指出：江华从历史上看是好的，是上井冈山的，中央考虑不属于打倒之列。聂荣臻元帅在养病期间听闻关于杨成武的是非谣言后，心绪不宁，致信毛泽东，希望当面澄清。毛泽东即刻回信：“安心养病，勿信谣言。”不久，又当面对聂荣臻说：你不要背包袱，如果讲杨成武的后台，第一个就是我，第二个才轮到你。后来对外交部军代表和造反派说：耿飚、黄镇，你们要赶快解放出来，派出去。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谈到一些老干部受到冲击的问题时，毛泽东说：中央委员啦，候补委员啦，群众不谅解。比如有那么一位同志（指八届中央委员张鼎丞）我实在觉得应该到会，但群众无论如何不能谅解他。在山东工作的谭启龙，从小当红军，没有别的问题，就是工作上的错误，但是要说服山东同志同意他，谅解他。他们几次要揪回去斗，我们就总是压住，不让揪回去斗。另外一个好同志就是湖北的张体学，他也犯过错误，可是后头一检讨，群众就很谅解他。对几位大军区首长和省市负责人毛泽东主张予以保护，指示周恩来总理在这次运动中把各省、市、自治区负责人找到北京来，做他们的工作。周总理说：主席指示我保的最多，余秋里、谷牧，部长们十多位。余秋里抓走后，我去报告主席，主席再三交代我保他。以后还相继指出：说粟裕投降了日本，我就不信。杨勇这个人有工作能力，我看不是反革命，现在要安排工作。姚依林也打倒了？我看这个人很老实。邓小平历来受到毛泽东的器重，在文革中更是得到毛泽东特别的关爱和保护。毛泽东在一次谈话中讲到九大选中央委员时，说：刘、邓是不是能选上，我的意见还是应该选上。并专门派汪东兴看望邓小平，转达他的三点意见：第一，要忍，不要着急；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写信。毛泽东对邓小平不仅网开一面，而且面授机宜。首先劝慰他要忍。也就是告诉他：受到牵连和一点委屈只是暂时的；把他和刘少奇分开对待的含义也是不言而喻：即刘少奇已经是死不悔改之列，排除在接班人之外，而邓小平可以东山再起。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往情深，寄托着殷切希望，甚至有托孤之意。历史却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是那样冷酷无情。后来，刘少奇被永远开除出党，邓小平却在毛泽东的庇护下保留了党籍，以至于改写了中国革命的整个历史。从此，“邓小平与刘少奇有区别”，“邓小平要保”成为毛泽东话题的主要内容之一。1967年9月16日，在停靠杭州的专列上谈话说：“邓小平同刘少奇还是有区别。”9月19日，在武昌东湖客舍谈话：“选中央委员，刘少奇同邓小平是不是有区别？我看是应该有区别。他（指邓小平）打过仗。可不可以当中央委员？你们赞成不赞成？自问自答，不容置疑。9月20日，同样在东湖客舍，进一步说：“邓小平恐怕要保。第一他打过一些仗，第二他不是国民党的人，第三他没有“黑修养”。可不可以选他当中央委员？你们讨论一下，九大谁可当选中央委员，邓小平是一个标兵。”偏袒之心，毫不掩饰。9月24日，北京。谈到召开九大问题时，毛泽东说：接班人当然是林彪。还说：刘少奇、邓小平要有区别。言下之意：刘少奇已经淘汰。如果林彪出了问题，邓小平是不二人选。1968年5月20日，与文革碰头会成员及部分副总理、元帅谈话时指出：邓小平，你们总要打倒，又没有拿出多少材料来，你们总想打倒他，我就不想。他是犯了错误的，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嘛。指责文革碰头会成员，态度鲜明地袒护邓小平。6月30日，同样与文革碰头会成员及其他负责人谈话时又说：对邓小平，我的观点还是同以前一样。有人说他与敌人有勾结，我就不相信。你们那样怕邓小平，可见这人厉害。10月12日，召集林彪及碰头会成员开会，指出：有些干部今后可能工作的，错误是有，但做点小工作还是可以的。邓小平可以做点工作。毛泽东在这里为邓小平今后出山做足了铺垫。10月13日，八届十二中全会召开。在开幕会上，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邓小平这个人，我总是替他说一点话，就是鉴于他在抗日战争跟解放战争中间都是打了敌人的，又没有查出他的别的历史问题来。10月31日，在闭幕会上，毛泽东发表长篇讲话之后专门谈到：邓小平，大家要开除他，我对这一点还有一点保留。我觉得这个人，总要使他跟刘少奇有点区别，事实上是有些区别。我这个人的思想恐怕有点保守，不合你们的口味，替邓小平讲几句好话。毛泽东欣赏邓小平，认为人才难得。因此挽救了邓小平，使他有机会开创自己新的政治生涯，使风云变幻的中国历史书写了别具特色的篇章。
　　
　　汹涌澎湃的文革洪流使一些受冲击的老帅跟不上，想不通，无所适从。1967年2月26日，周总理召集的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原定“抓革命，促生产”的议程被打乱。老帅们对当前文革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谭震林气愤地说：什么群众，老是群众群众，还有党的领导哩。不要党的领导，一天到晚，老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搞革命。这是什么东西？这是形而上学！你们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干部。随即站起来要退出会场。陈毅说：不要走，要跟他们斗争。这些家伙上台，就是他们搞修正主义。又说：延安整风时有些人拥护毛泽东思想最起劲，挨整的是我们这些人。历史不是证明了到底谁是反对毛主席吗？以后还要看，还会证明。​余秋里拍桌子说：这样对老干部，怎么行！计委不给我道歉，我就不去检讨！李先念说：大规模在群众中搞两条路线斗争，还有什么大串连，老干部统统打掉了。会后，张春桥、王力、姚文元整理出一份会议记录，江青等据此猛烈攻击他们是“资产阶级复辟逆流”（后称“二月逆流”）。此后，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被中央文革碰头会取代。“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毛泽东在对老帅们提出严厉批评的同时，又要求文革碰头会把一些老帅和副总理们请到一起谈，参加相关活动。并责备文革碰头会的一些成员说：他们都打倒怎么行？八届十二中全会上，康生、江青、谢富治对老帅们进行围攻，林彪在全会讲话中称“二月逆流”是一次严重的反党事件，是资本主义复辟的预演。毛泽东在大会上发表讲话，说：这件事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有意见要说嘛。几个人在一起，他们是公开讲出来的，是党内生活许可的。后来，在毛泽东的干预下，这件事最后作罢。毛泽东曾预想：明年春天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接着召开九大，把老同志都解脱出来，许多老同志都要当代表，当中央委员。他曾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一位工作人员说：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周总理跟我讲哪些人有困难，我都让周总理去保他们。这足以见证了毛泽东的大爱真情，心怀坦荡。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它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些偏差的现象和过激的行为。对此，毛泽东没有一丝懈怠，随时与文革成员碰头，及时磋商探讨，予以校正​。与此同时出台的一系列条例、通令见证了文革时期相关的政策原则和指导方针。它是深入探讨中国文革历史和毛泽东文革精神不可多得的资料。
　　
　　1967年1月12日，毛泽东审阅几份文件后批示周恩来总理，强调：因为是重要文件，指示交由政治局通过。其一：《关于不得把斗争锋芒指向军队的通知》。通知指出：任何人、任何组织，都不得冲击人民解放军的机关。在幕前幕后煽动群众把斗争锋芒转向军事机关，就是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其二：《加强公安工作的若干规定》。规定指出：公安机关必须加强对敌人的专政，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保障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的正常进行，保障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文件作出了依法惩办现行反革命分子等六条具体规定。一个通知，一个规定是保证国家机器正常运转的重大举措。无论运动怎样“乱”，保卫人民共和国安全的解放军不能乱，保障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机器不能乱。这就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根本保证，也是毛泽东文革的主导精神之一。​1月28日，毛泽东审阅《中央军委命令》修改稿后批示：“所定八条，很好，照发。”中央军委八条命令是：一、必须坚决支持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争取和团结大多数，坚决反对右派，对那些证据确凿的反革命组织和反革命分子，坚决采取专政措施。二、一切指战员和其他工作人员，必须坚守岗位，不得擅离职守。要抓革命，促战备、促工作、促生产。三、军队内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单位，应该实行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充分运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严格区别两类矛盾，不允许用对待敌人的方法来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允许无命令自由抓人，不允许任意抄家、封门，不允许体罚和变相体罚，例如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罚跪等。认真提倡文斗，坚决反对武斗。四、一切外出串连的院校师生、文艺团体、体工队、医院和军事工厂的职工等，应迅速返回本地区、本单位进行斗批改，把本单位被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篡夺的权夺回来，不要逗留在北京和其他地方。五、对于冲击军事领导机关问题，要分别对待。过去如果是反革命冲击了，要追究，如果是左派冲击了，可以不予追究。今后则一律不许冲击。六、军队内战备系统和保密系统，不准冲击，不准串连。凡非文化革命的文件、档案和技术资料，一概不得索取和抢劫。有关文化革命的资料暂时封存，听候处理。七、军以上机关应按规定分期分批进行文化大革命。军属各级单位和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坚持采取正面教育的方针，以利于加强战备，保卫国防，保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八、各级干部，特别是髙级干部，要用毛泽东思想严格管教子女。干部子女如有违法乱纪行为，应该交给群众教育，严重的，交给公安和司法机关处理。以后通称《军委八条》。毛泽东随后指出：《军委八条》也适应地方，其有关规定是保证文化大革命走上正轨的重要措施。后来与一些老帅谈话时说，我们都是事后诸葛亮，现在看来，当时没有个八条是不行的。2月11日，两次审阅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军以上领导机关文化大革命的几项规定》稿。规定共七条：强调要无条件地不折不扣地贯彻执行《军委八条》；绝对不准任何人、任何组织以任何借口到部队军以下单位，以及军委指定的特殊单位进行串连；各级军事领导机关一律不允许自下而上的夺权，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冲击；军以上机关的文化大革命，必须由党委领导。军队领导机关必须保持严密的、完整的指挥体系，不宜成立各种文化革命战斗组织；一定要分清是无产阶级当权派，还是资产阶级当权派。认为只要是当权派，就一概打倒，是完全错误的。对于犯有错误的干部，只要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而又坚持不改和累教不改的，就要允许他们改过；要反对无政府主义、极端民主化、小团体主义等不良倾向，加强运动的革命性、科学性、组织纪律性。随后又作出补充规定，要求：所有超越基层行政单位的文化革命联合战斗组织，如各总部、各军种、各兵种、各大单位的造反总部、联络站等，应一律撤销。所有文化革命战斗组织所使用的宣传工具，一律移交各单位党委文革办公室。2月19日，审阅中共中央给全国农村人民公社贫下中农和各级干部的信。信中要求动员一切力量，立即为做好春耕生产而积极工作。毛泽东批示“照办”。同时发出“要节约闹革命”的指示。1968年2月12日中央联合发出《关于进一步实行节约闹革命，坚决节约开支的紧急通知》。通知特别对一个单位因为派别斗争分裂成两个生产领导班子、两套财务会计、两个金库、两个银行账户的问题提出整改：“迅速联合起来，实行统一领导，统一管理。”7月8日，审阅《一九六七年度粮食情况简报》后批示：“所拟政策，望坚决执行。”简报说：目前我国粮食还是很不充裕的，因此必须继续努力，增加生产，厉行节约；继续增加生产队的粮食储备；严格控制粮食销售，逐步增加国家粮食库存；注意解决仓储保管问题，努力避免损失，以利备战、备荒、为人民。3月7日，审阅天津延安中学通过军训实现全校大联合的报告。批示指出：“军队应分期分批对大学、中学和小学高年级实行军训，并且参预关于开学、整顿组织、建立三结合领导机关和实行斗、批、改的工作。”当天，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大专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规定（草案)》，要求外出的师生一律在三月二十号之前返校，参加学校斗、批、改，组成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领导文化大革命。同日，《人民日报》发表《中小学复课闹革命》的社论。10月14日，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要求全国各地大学、中学、小学一律立即开学，认真执行毛泽东关于“斗私、批修”的指示，一边进行教学，一边进行改革，实行革命的大联合，建立三结合的领导班子，立即筹备招生事宜。3月18日，审批中共中央给全国厂矿企业职工、干部的信稿。信中要求：厂矿企业职工、干部应当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和文化大革命的良好秩序；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在八小时工作制以外的时间，坚持文化革命，不许在生产时间内，擅自离开生产和工作岗位，要同一些无故旷工、敷衍了事的不良现象作斗争；多快好省地进行生产，同一些不顾质量、浪费国家资材的不良现象作斗争；注意节约闹革命，工人组织中的工作人员，一般都不要脱离生产；如有破坏国家财产的人，必须按照国家的法律，严格惩办。3月9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停止全国大串连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决定继续停止全国大串连，取消原定的今年春暧后进行大串连的计划”。9月23日，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在外地串连学生和在京上访人员立即返回原单位的紧急通知》。通知指出：在外地串连的北京和各地的学生以及其他人员，立即无条件地返回原地原单位。从九月二十八日起，北京和各地的接待机构一律停止招待外来串连的学生和其他人员。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联络机构，在九月二十八日前全部撤销。3月23日，同样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大庆油田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决定指出：军管会统一领导文化大革命和生产工作，以便最后实现革命的“三结合”。油田的广大职工必须坚守生产岗位，保证生产、建设、科研、设计工作的正常进行。对犯了错误的标兵、红旗手、劳动模范等，应教育、团结他们。毛泽东早前就指出：对处于无政府主义者，则实行军管。这一指示精神表明了毛泽东对人民解放军的信赖，以及对军事管制这一方式的正确选择。这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无疑具有巨大的指导意义。5月14日，毛泽东批示“照办”《北京市革命委员会重要通告》。通告强调：严禁打、砸、抢、抄、抓。北京卫戍部队和军代表有权处理武斗问题，有关方面不得拒绝执行。不许破坏劳动纪律，无故旷工，坚决同一切扰乱革命和生产秩序的现象作斗争。6月6日，批准中央联合发出关于纠正最近出现的打、砸、抢、抄、抓的歪风的通令。通令指出：除专政机关依法执行任务外，任何团体和个人都不准抓人、私设公堂、搜查和抄家，不准抢夺、窃取和破坏各级党政军机关的档案文件和印章，不准侵占、砸抢、破坏国家财产和集体财产，严禁武斗、行凶打人和抢夺个人财物。对于肇事者、背后挑动者、打人凶手，卫戍部队和当地驻军有权逮捕和拘留，依法惩处。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意见指出：对革命遗址和革命纪念建筑物，重要的有典型性的古建筑、石窟寺、石刻、雕塑壁画，古文化遗址、古墓葬，要加以保护；有毒的书籍不要随便烧掉，作为反面教材；把破四旧中查抄的文物图书收集起来，集中保管；各地博物馆、图书馆等处所藏文物图书都是国家财产，应当妥善保存；各地应当尽快成立文物图书清理小组。10月17日，毛泽东针对文革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各工厂、各学校、各部门、各企业单位，都必须在革命的原则下，按照系统，按照行业，按照班级，实现革命的大联合，以利于促进革命三结合的建立，以利大批判和各单位斗批改的进行，以利于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中央联合发出《关于按照系统实现革命大联合的通知》。通知要求所有革命群众组织都应该“经过充分协商，按照不同的具体情况，遵照毛主席上述的指示办理”。
　　
　　迅猛异常的文革大串联给全国铁路交通造成了巨大的压力，与此同时，一些不法分子兴风作浪制造铁路混乱，给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的极端分子以可乘之机。面对这种局面，毛泽东指示相关部门采取果断措施，予以制止，恢复铁路运输和经济运转的正常秩序，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3月19日，毛泽东在阅过《齐齐哈尔铁路局运输状况严重混乱》材料后批示：“一切秩序混乱的铁路局，都应实行军事管制，迅速恢复正常秩序。一切好的铁路局，也应派出军代表，吸取那里的好经验，以利推广。此外，汽车、轮船、港口装卸，也都要管起来。只管工业，不管交通运输，是不对的。“5月31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联合发出《关于对铁道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和《关于对交通部实行军事管制的决定（试行草案）》。6月1日，又发出《关于坚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命令》。8月10日，经毛泽东审阅同意，中央联合发出《关于派国防军维护铁路交通的命令》。命令决定：对原铁路局、分局的军管会和站段的军管小组，进行必要的调整和改组，以便统一指挥。各站段的铁路公安人员，统归所在站段护路部队指挥。1968年1月1日，中央联合发出《对全国各铁路局达成革命大联合协议的通知》。针对超过派性，而为反革命特务分子混入一派或两派中进行的破路、破桥行动，中央又联合发出命令，指出：煽动、操纵和指挥破坏铁路、炸毁桥梁、袭击列车、杀人劫货的极少数坏头头是反革命分子，必须坚决镇压法办。2月11日，毛泽东又指示：中央可以考虑发个通知，把破坏铁路的人同革命造反派区别开，这个方针好。造反，要看造谁的反，不能造无产阶级的反，不能容许破坏铁路。5月中旬，中央召开全国铁路、交通会议并形成决议：“坚决贯彻执行中央有关维护铁路、交通运输革命秩序的一切命令和指示。对于中断铁路、交通运输，破坏铁路、交通设备，袭击车船，杀人劫货，煽动停工停产等反革命行为，要坚决给予打击，对幕后操纵和带头肇事者，要严厉法办，以确保铁路、交通运输的畅通和运输物资的安全。”毛泽东同意和支持这个决议。7月1日，毛泽东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批示：“照办。”布告指出：一、立即停止武斗，拆除工事，撤离据点；二、无条件地迅速恢复柳州铁路局全线的铁路交通运输，停止一切干扰和串连，保证运输畅通；三、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援越物资；四、无条件地交回抢去的人民解放军武器装备；五、一切外地人员和倒流城市的下乡上山青年，应立即返回本地区、本单位；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破坏交通运输、冲击监狱、盗窃国家机密、私设电台等现行反革命分子，必须依法惩办。此布告通称“七三”布告。7月24日，毛泽东又审阅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布告，批示：“照办。”布告指出：最近在陕西省的一些地方，连续发生了一些极其严重的反革命事件。为了迅速予以制止，中央特再重申：一、任何群众组织、团体和个人，都必须坚决、彻底、认真地执行毛主席亲自批准的“七三”布告，不得违抗。二、立即停止武斗，解散一切专业武斗队，拆除工事、据点、关卡。三、抢去的现金、物资，必须迅速交回。四、中断的车船、交通、邮电，必须立即恢复。五、抢去的解放军武器装备，必须立即交回。六、对于确有证据的杀人放火，抢劫、破坏国家财物等现行反革命分子以及幕后操纵者，必须坚决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依法惩办。这个布告通称“七二四”布告。
　　
　　毋庸讳言，文革中出现过“劫难”，那就是有大批革命功臣、老干部、甚至元帅们受到冲击，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这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过程中，每一位革命者必然遭遇的坎坷和磨练，正如他们在革命战争年代经历的艰难困苦一样。他们憧憬和享受的刀枪入库，马放南山，官僚主义气派，小资产阶级情调的生活、以及高高在上、惟我独尊的心境被彻底粉碎，他们“跟不上，想不通”也就理所当然。“人家要打倒你们，有什么了不起！”这才是浩然大气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胸怀。毛泽东在批评他们牢骚满腹的同时，不仅力所能及的保护他们，还坦露过这样的心迹：“跟随我南征北战的老同志，我没有忘记他们对党对人民的贡献。”从这里，我们才能深入体会毛泽东在文革那种大气候下的大爱真情，百转柔肠。文革中还有许多令人匪夷所思，难以释怀的场景，那就是“动乱”。大串联、打砸抢、“文攻武卫”；“喷气式”、戴高帽、挂黑牌、游街示众。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出现这种现象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些是别有用心者蓄意为之。而光明总是伴随着黑暗而至。有了这些，才有“军事管制”、“军委八条”、七项规定、“七三”布告、“七二四”布告，等等；才有“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文革精神。开展文化大革命无不是为了坚定社会主义道路，人民生活幸福美满。使社会主义事业兴旺发达，人民共和国长治久安。这就是毛泽东最大的心愿。（待续）
　　
　　（本章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相关资料）
　　
　　2016.3.28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