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精神（21）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顾名思义，是指无产阶级在文化思想领域向修正主义余孽、资本主义倾向、非无产阶级思想宣战。是为了坚定社会主义理想信念，触及人们灵魂深处的一次广大群众参与的革命运动。诚如毛泽东所言，它既是一场严重的阶级斗争，也是一场伟大的教育运动。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评价文化大革命的功过是非是见仁见智。站在在不同的立场，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你就会看到发展、壮大、成绩卓著的主流；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你只能看到无产阶级继续革命是那么不近情理，无产阶级专政是那么残酷无情，你就会夸大它的失误、阴暗而看不见光明。实事求是探讨文革，不因政治目的，一己之私而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恶意中伤。还文革真相，澄清诬蔑毛泽东的一切不实之辞。面对历史，面向未来，要有责任担当。以史为鉴，温故知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说，毛泽东曾跟她说过这样一段话：开展文化大革命“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金冲及《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原因在于权利斗争？》2012.11.6人民网）这就是毛泽东无私无畏，全心全意维护人民的根本利益，没有一己之私的革命精神。只要从这一点上去理会，一切问题也就会迎刃而解。
　　1966年8月1日-12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到1968年10月13-31日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历史跨度两年多，正是文化大革命的重要历史时期。本章和以下章节将依据相关史料试图阐述这一时期中国的文革历史与毛泽东的文革精神。
　　毛泽东在开展文化大革命、反修防修、打倒走资派、斗争刘少奇的同时，另一股危害党和人民的邪恶势力伺机而动。这就是以林彪、江青为首的一伙人物。他们在文革中出尽风头。他们既是文革的吹鼓手，又是文革的破坏者。一方面，借文革风暴，推泼助澜，网罗亲信，扩大势力，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另一方面对毛泽东阿谀奉承、阳奉阴违，口是心非，迫害异己，最终落得叛党叛国、身败名裂。正如毛泽东早就预言指出：他们跳得越高跌得越惨。这是他们在文革风暴中的必然结局。​
　　
　　​随着文化大革命深入持久地发展，热情高涨的人民群众给予毛泽东崇高的地位，是在情理之中。而林彪、江青一伙别有用心，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不管怎样，毛泽东一概反对，严加批评，并及时戳穿他们“为了打鬼，借助钟馗”的阴谋诡计。
　　1967年1月17日，会见外国共产党代表团时说：“左派、右派都利用我这个旗帜，叫什么桿卫派。给了我许多头衔，说什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我看这些都不要。“（本章采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六卷相关资料。以下引用不再说明，其他引用另注）后来在武汉与当地领导座谈时又批评道：“现在，搞了什么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搞那么多官衔干什么？我姓毛，是党的主席，叫我毛主席就行了。我很不喜欢你们给我的四个官衔。”2月3日，会见外国客人时，谈到文革中的一些现象说：“有一些东西也搞得很乱，又是什么毛泽东思想，又是什么毛泽东主义，我就不喜欢这个“主义”，就不喜欢这个“ism”。又给我封了好几个官，什么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我就不高兴。“早在延安时期就有人基于毛泽东思想的巨大历史功绩提出用“毛泽东主义”代替“毛泽东思想”，遭到毛泽东的反对。解放战争前夕，革命教育先驱吴玉章又提出“主要的学习毛泽东主义”，“把毛泽东思想改成毛泽东主义”。毛泽东当即回信指出：“那样说是很不适当的。现在没有什么毛泽东主义，因此不能说毛泽东主义。不是什么’主要的要学毛泽东主义‘，而是必须号召学生们学习马恩列斯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经验。这里所说的‘中国革命经验’是包括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也在内)根据马恩列斯理论所写的某些小册子及党中央各项规定路线和政策的文件在内。另外，有些同志在刊物上将我的名字和马恩列斯并列，说成什么‘马、恩、列、斯、毛’，也是错误的。你的说法和这后一种说法都是不合实际的，是无益有害的，必须坚决反对这样说。”（《毛泽东文集》第五卷《不同意毛泽东主义的提法》）态度鲜明，言辞恳切。文革中又人提出“毛泽东主义”而遭到反对，也就在情理之中。毛泽东对这种背离文革精神的文过饰非，名不副实的虚夸之风历来深恶痛绝。6月18日，在讨论一份出国的讲话稿时提出“我的话要少引”，批评文革以来“大吹特吹”，吹得太厉害，人家也接受不了。强调要谦逊而又不失掉原则。对我国氢弹爆炸成功的公报稿修改时，把“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统统勾掉了，把“光艳无际”也勾掉了。说：“世界上的光芒哪里有无际的，都有际”。“万分喜悦和激动的心情”，把“万分”也勾掉了。说：“不是十分、百分、千分，而是万分，我就一分也不要”。1978年3月7日，有人建议把援越的飞机和我空军使用的飞机一样，喷上毛主席语录和在座舱内镶装毛主席像章。毛泽东批示：“不要那样做，做了效果不好。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3月10日，在关于开好广州春季出口交易会的通知稿中有这样一段话：“必须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突出无产阶级政治，把宣传毛泽东思想，宣传我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当做首要任务。”毛泽东在这后面加写到：“但应注意，不要强加于人。”3月12日，在一项援外工程移交的请示报告上也有这样一段话：“应大力宣传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说明我援建工程的成绩，是我们忠实地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关于国际主义教导的结果，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胜利。”毛泽东随即删除了这段话并批注：“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3月27日，在修改一份对某国的贺电稿中，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改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与本国情况相结合的伟大胜利”；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也具有伟大的意义”一句中的“也具有伟大的意义”，改为“在某一方面也将具有一定的意义“。修改后批示：“有修改。请注意：以后不要在任何对外文件和文章中提出所谓毛泽东思想，作自我吹嘘，强加于人。”对外刊物和出版宣传方面出现不少问题，毛泽东告诫相关部门：“我们应注意自己的宣传，不应吹得太多，不应说得不适当，使人看起来好像有强加于人的印象。”在一份对外文件中删除“全世界革命人民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和战无不胜的”二十一个字，并批示：“这些空话，以后不要再用。”9月17日，审阅《人民日报》社论《各国人民胜利的航向》。删去社论稿中以下文字：“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当代的新发展。”“毛泽东同志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桿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同志是理论联系实际的伟大的典范。”“毛泽东思想得到日益广泛的传播。”“我们的时代，是以毛泽东思想为伟大旗帜的新时代，是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各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新时代。毛泽东思想正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世界各地广泛地传播。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人民革命，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世界各国人民必将朝着胜利的航向，继续奋勇前进！”并批示：“把离开主题的一些空话删掉。不要向外国人自吹自擂。”还有部门提出“突出宣传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一系列最新指示”毛泽东批示：“对这些不应如此做。”针对涉外宣传中有关问题，经毛泽东批准专门发出《重要通知》：“今后，不论在报刊上（包括各种小报），在内部文件中，在各种讲话中，特别在接待外宾时，一律不要再用‘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这种说法。对于‘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应经常警惕和批判。”而对上述“强加于人”而“不妥的话”毛泽东严厉指出：“对外(对内也如此）宣传应当坚决地有步骤地予以改革。此事我已说了多次。”显然，一些人一方面把毛泽东奉若神明，唯唯诺诺；一方面阳奉阴违，拒不执行毛泽东的指示。1967年11月3日，《人民日报》发表《大树特树伟大统帅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的文章，是由“总参机关无产阶级革命派”撰写、经陈伯达修改，署名杨成武。毛泽东事后对杨成武说:“以你的名字发表的那篇文章，我只看了标题，没有看内容。从标题看，就是错误的，是形而上学的。这是陈伯达的事，不是你的事。”毛泽东是非分明，没有含糊。在一份通知稿中删去“大树特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伟大的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绝对权威”，并批注：“这两句不要。”12月13日，湖南革委会筹备小组在请示报告中提出，在韶山建造毛主席塑像和修建通往韶山的铁路这两项工程即将竣工，为了大树特树毛主席的绝对权威，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广大群众要求在十二月二十六日即毛主席七十四寿辰这天举行隆重的通车典礼。毛泽东批示：“林、周、中央及文革各同志：（一）绝对权威的提法不妥。从来没有单独的绝对权威，凡权威都是相对的，凡绝对的东西都只存在相对的东西之中，犹如绝对真理是无数相对真理的总和，绝对真理只存在于各个相对真理之中一样。(二）大树特树的说法也不妥。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不能由人工去建立，这样建立的威信必然会跨下来。（三）党中央很早就禁止祝寿，应通知全国重申此种禁令。”关于塑造毛泽东巨像一事，毛泽东早就明令禁止。早在7月5日一份《全国各地群众正在积极塑造毛主席巨像》的简报中就批示：“林彪、恩来及文革小组各同志：此类事劳民伤财，无益有害，如不制止，势必会刮起一阵浮夸风。请在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讨论一次，发出指示，加以制止。”就在毛泽东批示不久，林彪于7月10日执意又将写有同样内容的报告提交毛泽东。报告写到：“建造大型的毛主席全身塑像，已经成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要求。我们部队也应当这样搞。凡有代表性的大军事机关，其驻地有大院、有广场的地方，都可以搞。通知要求各总部、各军兵种、各大军区应立即按林彪的指示执行。”林彪在这里把中国人民解放军视为自己的部队，拥有无上的权威，借毛泽东之威望，抬高自己，到达不可告人的目的。但毛泽东批示：“退林彪同志。此件不发。中央已有指示。”言简意赅，掷地有声。“我们是历史唯物主义者。”毛泽东坦荡地说。谈到有人提出把九月九日秋收起义纪念日作为建军节时，毛泽东说："这是错误的。”“八一建军节是一九三三年中央苏维埃政府做过决定的，这件事不能变。南昌起义是全国性的，是大政治，但政策错了，失败了。秋收起义是地区性的，不能因为我参加了，就吹上天。”毛泽东还坦诚道：“我也犯了一些错误嘛。只有人家犯错误我就不犯？我就犯了一些错误，政治、军事各方面都犯了一些错误。我不隐瞒自己的错误。有些人吹，说我一点错误也没有，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兴。你那么吹我就不相信，我是一个啥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点自知之明嘛。”文革期间，确实有人把毛泽东吹上了天。有人说：“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毛主席的话，水平最高，威力最大，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更有人说：毛泽东“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桿卫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无论是在宣传稿或是文件中，毛泽东全部予以删除。有一份文稿写道：“努力建立一个无限忠于毛主席、无限忠于毛泽东思想、无限忠于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坚强的领导核心，逐步建立一支非常无产阶级化的、非常战斗化的新闻队伍。“毛泽东删除了“无限忠于”“非常”“不妥当”的形容词。在有关部门报送的《门合同志英雄事迹的简要材料》中，毛泽东审阅时，将多处“无限忠于毛主席”，全部改为“无限忠于人民，无限忠于党”。“权威或威信只能从斗争实践中自然地建立”，这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的权威信条。而毛泽东的另一条人生信条却鲜为人知：“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这一深刻的哲理反映了毛泽东的生死观和宇宙观。这段话是文革期间部分领导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前途时毛泽东有感而发的。众人估计文革有两种前途：一是搞得更好了；一是从此天下分裂，势不两立。但都认为不会出现后一种局面。因为“有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崇高威望，有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这些观点其实是违背毛泽东精神的。毛泽东历来认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领袖的作用不过是顺应历史潮流，代表人民愿望，作为个人在历史发展中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因此，毛泽东说：“讲思想还可以，对个人不要多讲，讲多了将来你们要吃亏的。马克思叫我走了怎么办？一个人的出现是带偶然性的，离开也是带着偶然性的。”毛泽东精神充满辩证唯物主义的内涵。他告诉人们：人乃自然之物，有生必有死。“为人民利益而死重于泰山””替剥削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比鸿毛还轻“。“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生，积极进取，勇敢奋斗；死，乐观旷达，坦然面对。生于忧患，死于安乐。为死盆鼓而歌，庆祝辩证法的胜利。这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无产阶级的奋斗目标首先是为解放全人类而最后解放自己。而资产阶级的人生目标是苟且偷生终身为了积累财富。那是不同的人生追求与精神境界。因此，毛泽东历来艰苦朴素，不求名利，反对贪图虚名和享受，更不同意为个人作纪念。在谈到大动乱是否会出现大分裂时，毛泽东乐观地说：“人民要求统一，对这种分裂群众是不高兴的”。这种乐观源自于唯物主义历史观，来自于先忧后乐的革命精神。而一切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使毛泽东心安理得，无怨无悔。
　　
　　波澜壮阔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摧枯拉朽。涤荡着封、资、修的残渣余孽，震撼着每一个人的灵魂深处；洪流汹涌必然是泥沙俱下，鱼目混珠，暗流涌动。林彪、江青一伙趁机掀起文攻武卫，栽赃陷害，演绎了文革中的一场场腥风血雨。毛泽东在利用他们的同时，与他们针锋相对，有力地遏制了他们破坏文革的活动。
　　
　　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林彪一伙“采取主动的进攻”，大肆宣称“刮他十级、十一级、十二级的台风”。从党政军入手，向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开刀，采用诬陷迫害等手段，将他们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1968年3月，林彪、江青合伙罗织罪名诬陷部队高级将领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将他们撤销职务，并被关押。1974年7月，经毛泽东批准，为他们平反，恢复名誉，重新安排了工作。江青等人在六六年底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碰头会上，说陶铸“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未经中央批准就擅自指责陶铸犯了方向路线错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毛泽东早就不赞成用“保皇派”的名称，因为伤人太多。也反对“黑帮”、“黑线”之类的称谓。批评中央文革小组“一摊子”代替了书记处。称他们已经是独立王国。“骂别人独立王国，自己独断独行，否认政治局常委存在。目无政治局，目无常委。”对陶铸的问题，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不经过政治局只用两三个小时就把他解决了，事后才报告。点名指责陈伯达说：”伯达对我有事也不商量，骄傲起来了。一切老干部都打倒，你就是要打倒一切。你们早晚会被打倒“。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要求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评陈伯达、江青在群众中公开点名打倒陶铸一事，并毫不留情地公开说：“你这个陈伯达，你是一个常委打倒一个常委！你这个江青，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打倒陶铸，别人都没有事，就是你们两个人干的”后来同文革小组成员会谈时，毛泽东又指出：”现在有打倒一切的风气。干部统统打倒，怎么行？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是无政府主义。有人提出彻底改善无产阶级专政，这是错误的“批评上海夺权成立所谓“上海人民公社”说：“那党、政、军还要不要？”“各地都叫人民公社，势必冲击中央，那就要改国号了，改政体，叫中华人民公社。”并指出：不管是人民公社、巴黎公社还是苏维埃，“问题不在于形式，而在于内容。”“实质是哪一个阶级掌握政权。””不管怎么样，总要有一个核心组织，光是红卫兵、工会、造反司令部不行。“最后总结说：”还是叫革命委员会好。“《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于1967年3月发表。戚本禹的这篇文章首次不点名地称刘少奇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毛泽东早就提出：对刘少奇不能一笔抹杀。要准许他们革命，并改正错误，改了就好。公开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去不好。”并推心置腹地说：“我是不要打倒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你们过不了关，我也着急呀。”但林彪一伙我行我素，先由造反派“五大领袖”之一的蒯大富率先在清华大学公开贴出“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标语口号。后由谢富治领导的公安部组成刘少奇专案组，炮制诬假材料，以莫须有罪名将刘少奇批斗。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的伪证写成的《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将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同时，把1936年8月至37年3月薄一波等经中央批准先后出狱定为“自首叛变”，并把这个问题作为刘少奇的一大罪状。在一次由林彪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林彪公开对刘少奇、邓小平进行污蔑和攻击：“刘、邓不是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的问题。”将这一问题提升为历史问题。后来王力、关锋起草的《〈修养〉的要害是背叛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发表，从舆论上将脏水泼向刘少奇。自67年7月中旬以来，在康生、谢富治、戚本禹等的煽动下，北京上百个群众组织在中南海西门外搞“揪刘火线“，围困中南海，冲击国务院。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所谓“揪刘火线”被迫撤除。他还批评了北京中南海造反派批斗刘少奇等的做法，说不要面对面搞，还是背靠背好。年初，出于对刘少奇的关心，毛泽东就派人接刘少奇到人民大会堂谈话，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其实，两个革命家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和私怨。他们只是思想认识和路线方向上的差别。因此，刘少奇提出：“这次路线错误的责任在我，主要责任由我来承担”。由此可见，两个领袖与战友一个具有担当，一个具有宽容的难能可贵之精神。文革期间，林彪、江青一伙借所谓“伍豪事件”大做文章，诬陷攻击周恩来。伍豪，周恩来的别名。1932年2月，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布由主席毛泽东署名的布告，指出：“上海时事新报、时报、申报等于1932年2月20日左右连日登载‘伍豪等二百四十三人‘的冒名启事，宣称脱离共产党，而事实上伍豪同志正在苏维埃中央政府担任军委会的职务，不但绝对没有脱离共产党的事实，而且更不会发表那个启事里的荒谬反动的言论，这显然是屠杀工农兵士而出卖中国于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党徒的造谣污蔑。”事实相当清楚。但是社会上还是出现一股攻击周恩来的歪风。毛泽东看到这件事的来信和附送的材料后，批示：“极左派的观点是错误的。”后来又说：“此事早已弄清，是国民党造谣污蔑。”在一次与文革碰头会成员谈话时，据理力争，为周恩来辩护指出：“敌伪的报纸也不能全信。”
　　
　　1967年7月，毛泽东在武汉听取谢富治、王力关于武汉地区文革情况的汇报，及研究武汉地区的问题时指出：要多做造反派组织与支左部队的工作，各派组织要拥护部队，不要打倒。都是工人，这派就这么右，那一派就那么左？如果陈再道承认了错误，造反派还要打倒，那就是他们的错误。陈再道不要打倒，打倒也不行，我们是来保驾护航的。“百万雄师”要搞入正轨。不能说他们是坏的，多数是好的，个别坏人是有的。随后又指出：“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工人阶级内部，更没有理由一定要分裂成为誓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毛泽东的这一论断决定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根本性质，具有现实和历史的指导意义。由于谢富治、王力公开支持武汉地区的其他造反派，压制由武汉军区支持的“百万雄师”组织，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致使“百万雄师”的部分代表和支持他们的部队战士不明真相，于7月20日冲击了毛泽东居住的东湖客舍。林彪据此将武汉“七O二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但毛泽东对周恩来说：“武汉的问题，我看当作错误处理。”并交代杨成武：要林彪、江青等处理武汉“七二〇事件”不要那么激烈。反复强调要当作犯错误处理，叮嘱警惕有人做文章。安排把陈再道等武汉军区的部分领导保护起来。同时批示林彪：“犯错误的人们觉醒过来，只要他们能够认真改正错误，取得革命群众谅解，这种人还是好的。”毛泽东明确道出了事件的性质，为了防止事态的恶化做了周密地部署。林彪却别有用心，不仅在北京举行盛大的声援大会欢迎凯旋的谢富治、王力，还公然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主持召开会议，抢先从内部撤销陈再道等的职务，并公开说：“武汉不单是武汉的问题，而是全国性的问题。我们要抓住做大文章，”从而提出：“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使军队大批领导受到冲击。他已经完全背叛了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初衷。不久，林彪又提出“彻底砸烂总政阎王殿”，总政治部四名正副主任和二十名正副部长先后被拘押审查。同时，关锋积极配合林彪在《红旗》杂志发文，提出“要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揭露出来，从政治上和思想上把他们斗倒、斗臭。”林彪反对一些老帅出席八一建军节，毛泽东明确表示:朱德、徐向前及其他受冲击的老帅都要出席。毛泽东已经明确表示“一揪三打倒不合理”。“抓军队一小撮的口号是错误的”。周恩来后来传达毛泽东指示时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毛主席批评了这件事。八月，谢富治提出：“砸乱公检法”。他在公安部全体人员大会上提出：把原来那一套政治、思想、理论、组织方面的坏东西彻底砸烂，把旧机器彻底打碎。此后，全国各地出现冲击公检法机关、抢夺档案的事件。早在谢富治说公、检、法百分之百是不好的时，毛泽东就说：不一定，有坏的，也有一些好的。一再强调“公检法里头也有好人”。明显反对“百分之百”的说法和做法。同月，王力到外交部煽风点火，约见外交部造反派，提出：红卫兵就不能干外交？鼓动红卫兵造党委班子的反。支持揪斗陈毅。明目张胆地说;"我看你们现在权没有掌握，有点权才有威风。你们有什么过火？我没有看到有什么过火的地方。"在王力讲话的煽动下，外交部造反派于八月中旬冲砸外交部，宣布夺取外交部党委的大权。在处理武汉“七二O事件”时，毛泽东就批评王力支持一派，打击一派的错误做法。指出，外交部的黑手主要是王力。现在他又大放厥词，毛泽东勃然大怒，说：那些话我也不能说的，我没有叫他管外交部。他的讲话是“大、大、大毒草”。并说：王、关、戚是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不是好人。随即指示杨成武向周总理一人报告，要总理负责处理，把他们抓起来。随后王力、关锋被隔离审查。对戚本禹，指出是犯了严重错误，要严肃批评，限期改正，再看一看，能不能分化出来，看他改不改。不久，戚本禹被隔离审查。10月19日，青海省核心小组在电报中向中央请示：鉴于基层单位的革命委员会陆续建立，但党的组织生活均未恢复。在此基础上，可否恢复党的组织生活。毛泽东不置可否地在请示电上批注：“应当这样做。”并批示相关人员。但张春桥背着毛泽东在给青海省的电话中回复说：这是件大事，问题复杂，要慎重讨论，等待中央的正式答复。这显然与毛泽东的精神不符。他以这种节外生枝，拖而不决的阴谋手段抵制恢复正常的党组织生活。这种破坏文革正常进行的卑劣伎俩遭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林彪不得已出面作出检讨报告，说：文革小组“没有很好理解主席的批示，不是直接清楚地按照主席思想，拟出通报，而竟节外生枝，搞烦琐主义，向青海通一个电话，又不先向主席请示，完全擅作主张。这个错误，完全是由我们负责的。”并承认：“类似这种错误，已有好几次”。林彪江青一伙在文革中一方面对毛泽东毕恭毕敬、阳奉阴违；另一方面对群众运动煽风点火、从中渔利。毛泽东反复强调“要文斗，不要武斗。”并对此致信周恩来总理，指出：“在斗争中一定要坚持文斗，不用武斗。因为武斗只能触及人的身体，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只有坚持文斗，不用武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民的目的。应该分析，武斗绝大多数是少数别有用心的资产阶级反动分子挑动起来的，他们有意破坏党的政策，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降低党的威信。“这里将武斗与文斗的不同性质、原则、作用及目的讲得非常透彻，对文革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江青却对“文攻武卫”不仅赞不绝口，还将它在《文汇报》上公开发表，使全国的武装斗争急剧升级。他们不仅挑动农民进城和工人、学生下乡搞打、砸、抢，还挑动群众斗群众。毛泽东谈到农民进城武斗的问题时曾说：“现在搬农民已经是很虚弱的表现。过去农村包围城市是正确的，那时是帝国主义、蒋介石占城市。现在讲农村包围城市是错误的、反动的，现在是共产党的城市嘛！怎么能包围呢？”指出：武斗不得人心。聂元梓、蒯大富、谭厚兰、韩爱晶、王大宾所谓“五大领袖”违背毛泽东的指示精神，因此，“群众不信任他们，工人、农民、士兵不信任他们，学生不信任他们，本派的大部分人不信任他们，只有几百人能勉强控制，怎么行呢？学生为人民没做什么好事，怎么能取得群众的信任呀！要二十年、三十年，做了点好事，才能取得群众信任。”然后又说：“现在中国红卫兵有一种思潮，旧的东西一概要否定，这种思潮是不对的。马克思不是这样。”1968年7月27日，由毛泽东决定，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在校内向两派学生宣讲政策，收缴武器，拆除路障，制止武斗。蒯大富等下令以武力“还击”工人宣传队，造成五名工人死亡，几百名工人受伤。毛泽东闻讯十分愤怒，28日晨三时半至八时半，召集所谓”五大领袖“商量制止大学的武斗问题。针对蒯大富扬言工宣队进清华大学背后有黑手的说法，毛泽东说：“黑手就是我。”并正告道：你们再搞，就是工人伸出“黑手”，用工人来干涉，无产阶级专政！然后又和颜悦色而略有指责地说：文革两年了，你们一不批，二不改，三不斗。只搞武斗，工农兵都不高兴。你们脱离人民群众，脱离生产。希望你们不要分天派、地派，搞成一派。又叮嘱：“还是要文斗，不要武斗。”文革中，不仅武斗成风，还兴起对斗争对象采取“喷气式”、挂牌、戴高帽等五花八门的形式。红卫兵还引经据典说是参照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方式。毛泽东闻讯后指出：那是对土豪劣绅的方法。对待干部不能像湖南农民运动对待地主一样，罚跪、坐“喷气式”、抄家、戴高帽、挂牌子，这种做法我是反对的，这些要禁止。对文革领导指责说：对犯错误的人总是检讨，老是怀疑，不满意，说他没有触及灵魂。如纪登奎，斗了一百多次，斗争起来，尽弯腰，搞“喷气式”。斗争陈再道也是这样！老人坐“喷气式”怎么行？共产党历来有一个传统，叫做摆事实，讲道理。谈到抓人和“逼供信”时说：凡是拼命地逼，他就会供，供了你就会相信，又会要许多人去这样供。这样做不好。这一股风要刹下来，要好好清理一下。我们党的历史上是有经验教训的。强调：我们还是应该重证据，重旁证，不要重口供。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毛泽东考虑到精简办事人员，提高办事效率，以适应瞬息万变的文革形势，决定军委设立办事组，林彪报送的办事组名单：黄永胜（组长）、吴法宪（副组长）、叶群、李作鹏、邱会作，全是他的人。毛泽东同意今后军委办事组由林副主席直接管。这给了林彪可乘之机，动用手中的权利，为所欲为。这些办事组人员以及他自己因为贪得无厌而最后落得粉身碎骨的下场。但他们当时却呼风唤雨，得意忘形。1968年他们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在国庆口号中恬不知耻提出“向立下丰功伟绩的中央文革致敬!”毛泽东要求他们去掉这一口号，并批评说：“不应用自己名义发出的口号称赞自己。””自吹自擂“。后来，林彪为了在中共九大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九大召开前夕，提名肖力，即毛泽东女儿，毛远新，即毛泽东侄子作为十二中全会代表，受到毛泽东批评，指出：“二人不宜参加。”后又生一计，推荐肖力为工作人员，同样遭到毛泽东以“不宜”为由而拒绝。林彪此举其实是为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投石问路、鸣锣开道。他的这点小人心计和伎俩暴露和反映了他阴暗肮脏的内心深处。他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低估了毛泽东，也见证了毛泽东坦荡磊落的胸襟和高风亮节的情操。
　　
　　公道自在人心。毛泽东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的所作所为和无私无畏的精神历史已经见证。他没有也不需要为自己谋求任何权利，他谋求的只是无产阶级的利益和政权；他没有也不需要贪图任何名誉和私利，他的丰功伟绩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那是通过长期革命斗争实践自然建立的历史丰碑！（待续）
　　
　　2016.3.24f.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