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小房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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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出生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生在一个老名字叫做小房沟的小山村里。山村有百几十户人家，千把号人口。山村四面环山，最高的那座山叫做高观山，沟里人说它远近闻名，对它光辉灿烂的历史津津乐道。我们一沟人实在是为高观山自豪，终于在一般所说的“改变开放”后遂了我们沟里人的心愿，官方宣布将我们村更名为高观山村。官方这么做，大概也有以此标志一个新时代的来临的意思。
　　有一条蜿蜒曲折的大水沟横穿整个山村，通向山外，我想我们村原叫小房沟大概就因它而得名。也许是我们这地方山沟众多，人们都居住在山沟里的原因，我们这一带的人们的习惯也是一般不称哪个村为什么什么“村”，而是称为什么什么“沟”为多，即使我们村被官方改为高观山村了，但在村人口中，还是听到叫我们村为小房沟为多，说我们村说“我们沟”，说外村，说“外那几个沟”。我们后文的行文也多从这种说法。
　　那时候，我们山村当然很穷了，我们家则和沟里大多数人家一样穷。穷到什么程度呢？穷到我们开始懂事时就得面临一个问题，一个事关终生的大问题，那就是长大了必须离开山村到外边的大世界谋生存，否则就得面朝黄土背朝天、衣不蔽体食不裹腹牛马不如地过一辈子。但是，像出生在我们这样穷苦农民家庭的孩子，要到外边的大世界里去谋生存这条路，却又是被完全堵死了的。
　　农民的生存被人们说得那样可怕，像“农民连牲口都不如”、“农民狗都不如”、“农民不过是劳动工具”等等说法在我周围的人那里张口就来。人们又把另一种人的生活说得那样美好，在我看来人们已经把他们神化了，至少是在人们眼中如果说农民过得牲口不如，那这种人就过着真正人的生活。听人们的说法，看人们的表现，甚至不得不说，对于人们来说，农民不只是过得牲口不如，而是农民就是牲口不如，这另一种人不只是过着人的生活，而是这另一种人就是人，只有他们才是人，要不，也是神。人们称这另一种人为“铁饭碗”、“国家人口”、“国家干部”、“城市人”等等。人们对他们也有一个笼统的称呼“非农业人口”，相应的，对农民也有一个笼统的称呼“农业人口”。
　　可是，身为农民的子女，也即“农业人口”，要成为这另一种人，成为“非农业人口”，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上大学和进城当工人。但是，上大学和当工人靠推荐。谁推荐呢？理论上是群众和领导干部推荐，看你的出身，也即一般所说的“成份”是否是贫下中农，看你的一般所说的“政治面貌”、“政治表现”有多“红”，看干部群众对你的反映和评价等等。但实际上，推荐的大权操纵在地方长官手里，他们说谁行谁就行，说谁不行谁就是不行。而我能接触到的人都说，他们通常只会说他们自己的子女的行，要不，也是他们的亲戚和与他们私人有特殊关系的人的子女行，一般农民的子女都不行。人们把这种只有他们才会有被推荐上大学、进城当工人的好运的子弟们称为“有背景的”、“有关系的”或“有后台的”、“背膀子硬的”等等。
　　当然，推荐上大学，还要看一样东西，就是你的文化程度是否是初中或高中毕业，而看你是否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的文化程度，一般也只看你有没有初中或高中毕业证。但初中和高中也靠推荐，也是地方长官说了算，不用考试，入学不用考试，毕业也不用考试，给你发毕业证时，几乎完全不看你到底学没有学文化，学了多少文化。照人们的说法，只要你是地方长官的子女或地方长官有意要袒护的人的子女，就是完全没有上过初中或高中，甚至于完全没有上过学，也可以顺利地拿到初中或高中的毕业证。
　　这事情在我们沟就有过一个轰动一时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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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候官方不把哪个村叫什么什么村，称为“大队”，“大队”前面冠之的也不是当地地名而只是一个数字，我们小房沟村被称为“三官公社七大队”，如果我们公社的人说“七大队”，那就指的是我们村了，像我们小孩子，听哪个说“七大队”，说的即使是外公社的七大队，我们也会听成是在说我们村。每个大队又分若干小队，称为生产队。大队和生产队都有长官。大队最高长官叫做大队党支部书记，下面有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大队长、副大队长，还有大队文书、大队民兵连长、妇女主任、团支部书记、治保主任、农协会主席等等，他们都是管理一大队百姓——在那时代叫做社员群众的长官。在那时代，长官被称为干部或领导干部。在我写这些文字的时代，长官仍被称为干部或领导干部。
　　我们大队的这些长官或说干部都有子女，这些子女有的比我年长，有的和我同龄，有的比我年幼。人们都认为这些孩子个个都会顺理成章地被推荐去上大学、进城当城市人、当国家工人，人们看这些孩子和看我们这些一般农民家庭的那眼光完全不同，所有的人都在说他们“长相不凡”、“天生命贵”，说他们有什么“灵气”、“仙气”附身，说“你看他们，走到哪儿哪儿都有一股子福气”，说“看他们的样子都是泡在蜜罐子里的”，云云；而说我们这些一般农民家庭的孩子呢，说的是“一看就知道是个长大了也跟他老子一样挖月亮锄的”、“像你们这些一般农民的娃儿，老子是老牲口，你们最多是老牲口生的小牲口”，等等。这些话听得多了，也可以说这种现象见得多了，年幼的我都开始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只有那些人们叫做“国家干部”、“领导干部”、“国家工人”和他们的孩子，那些即使是农民也可以通过推荐而上大学当国家工人的孩子才是人，才有世界，才享受着空气、阳光；而一般农民和出生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的孩子，则不过是混沌一片的黄土，和我们沟里坡上、田里、地里、大路上那些黄土没有任何区别。
　　我大队这些大队干部的子女终于有一个到了够推荐去上大学的年龄了。他是我们大队党支部副书记的儿子，初中毕业。按国家规定，刚毕业的初中生或高中生还不够推荐上大学或进城当工人的条件，还要在农村广阔天地“劳动锻炼”两年。这大队副书记的儿子所谓的在农村广阔天地劳动锻炼两年，不过是看沟里那个官办的小卖部，但是，他基本上都不在小卖部，所以，各家要在小卖部买点东西，比方说买盒火柴或二两三两食盐、洋油什么的，都派孩子去，这些小孩子能够在一天之内把这些东西买回来了就算完成了任务。一天买不回来大人也不责罚，第二天又去。反正是要从这个小卖部买出一样东西，你得有足够的时间和耐心才成，往返你家和小卖部一趟也许就一袋烟的工夫，但要买一样东西，有可能花几天时间也买不回来。但是，虽不过是如此的“劳动锻炼”，我们的副书记的儿子也有半年多一年了，就是说，这一条他也够条件了。人们都说，对有实权的人的儿子，“劳动锻炼”有半年多一年，这已经是相当难得的了，就是没“劳动锻炼”一天，要弄成个满满实实“劳动锻炼”了两年，不也是他们的老子一句话一个签字的事情吗？
　　
　　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就要去上大学了的消息就像风一样传遍了全村。副书记的儿子顿时焕然一新，手上戴上了闪闪放光的手表，人称“金手表”，身上穿上了雪白的的确良衬衫，脚上是油光锃亮的皮鞋，一副典型的“国家干部”的派头。但，他焕然一新的打扮还不及他手里那一叠雪白的表格让人羡慕，都说只要把这几张表格填写完毕，他就可以带着这些表格上县上报道然后坐专车去上大学了。这个在我们沟里人眼中简直算得上王子皇孙了的幸运儿，举着这一叠表格满沟奔走，找相关的人签字、盖章、填写，身后拥着一大群孩子，全沟的人都出来了，在沟塄上地坎上的面孔一排排一堆堆的，个个都激动兴奋得像在燃烧，那各种各样无奇不有的羡慕、神往、吹捧的耸人听闻的溢美之词使得我感觉到一沟里什么也没有了，只有人们的口水子的汪洋大海的翻滚喧嚣、汹涌澎湃。
　　副书记的儿子把他手里那叠表格该填写的都填写好了，剩下的据说就该由他自己填写了。但他自己哪会填写呢，人们都说他是完全看不起读书和读书人的，他几年学生生活对待学习文化知识，完全像他看大队小卖部一样，所以，他只是图名有初中文化而已，这些表可不是他会填的。但是，他可不操心，有人等着为他代笔呢。谁呢？我爹。
　　我爹在沟里被认为是真有文化的人，真正的高中毕业生。时代被官方划分为“解放前”和“解放后”，我爹小学念的是“解放前”的私塾，中学读于“解放后”初期，那时候，像我们正写着的这种形式的推荐上大学是闻所未闻的，全靠真本事，爹是靠真功夫考上县立中学的，说时我们公社才考上了他一个。但是我爹不过是我们大队的民办教师，爹这个身份决定了他就是为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的这叠表格代笔的人。我听见人们都在说我爹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了，我爹这样的人的作用也就在这个时候体现出来。
　　这天，都说今天就是副书记的儿子来找爹填写那些表格的时候了，爹早就做好了准备，穿着打扮一新，什么事也不干就坐在家里候着，仿佛这真是一个体现他的价值和意义的时刻到了。听说副书记的儿子已经到院子外边了，爹连忙出去迎接，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而副书记的儿子呢，一见爹就以当仁不让的、命令式的态度要爹给他填写那些表格。看他们那副情景，让人不能不想到，副书记的儿子看不起读书和读书人，实在是有道理的。
　　没有必要写我们沟一沟人如何隆重地欢送副书记的儿子出沟去上大学、当他们所说的“富人贵人”、“人上人”的盛景了。我还记得面对这一幕情景，我甚至于产生了幻觉，看到书上所说的那种公路、铁路修进我们沟了，汽车、火车、飞机开进我们沟了，这一切都是在几秒钟之内出现的，在几秒钟之内举全国之力、全世界之力使之变为现实的，而它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把我们的副书记的儿子以最隆重的形式接出山去上当“人上人”，享受荣华富贵和对包括我在内的叫作农民的又没有“背膀子”和“后台”的人发号施令，我感到，为了使这一切成为现实，举国上下、全世界上下也没有谁考虑过像我这样的孩子、我的家庭那样的家庭的安危存亡，他们看也没有看到我们，想也想不到我们，我感觉到他们为修那铁路、公路、飞机坝把成吨成吨的钢筋混凝土那样的东西就直接浇到我身上来了。他们是明明看见我了的，也知道我是一个人和一个孩子，但是如此隆重地欢送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去当“人上人”是如此重要，把多少个我这样的埋于钢筋混凝土里面也是他们想都不会想的，只会当不管多少个我这样的也只不过是他们世界里的黄土那样的存在而已。不知为什么，面对这副幻景，我浑身竟如筛糠似的抖了起来。
　　不过，我们副书记的儿子却最终没能上成大学。到了县上，他交了表格，叫他现场还要填写一份表格。这就得叫他亲自执笔了，没人代劳。可是，他在“籍贯”一栏里却堂而皇之地填上了他父亲的名字和职位，大概是他只记得他父亲和他父亲的职位的重要。据说填这份表格多少相当于一个考试，再咋的也还是要考一考的，就是过场也得走一走，要经过五位评委的手。五位评委有四位都是来自县委各部门的官员，仅一位是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没想到这个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却是个较真的人，人们所说的“一根筋”，他无论如何也不在同意这个不知“籍贯”为何意的学生去上大学的那个文件上签字，劝说无效，他甚至以辞去评委一职相威胁。就这样，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大学没上成灰溜溜地回来了。
　　
　　我们一沟人在替大队副书记的儿子惋惜之余都在说，怪只怪在我们的副书记平时为人太老实，不求人，没有事先打通一些关节。“这也是当老实人的过啊！”，我听见人们如是说。我听见他们说，要是我们大队副书记不犯这个错误，“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算球个啥？他敢说个不字？他说了不字又能起啥作用？”但是，我听见人们也说副书记和他儿子这回也不能说损失了什么，今年不成，明年可以再上，哪一个年都是他们的，只需要看和其他几个领导的儿子咋排队了。
　　他们说这一次真正受损失的是那位县中学语文老师。他们说：“为啥呢？他这回突出了他个人。一个中学语文老师算老几？叫他当评委只不过是走个过场，当个摆设，他却以为那四个评委是评委，他也是评委，也不想想人家四个都是县委这部门那部门的，是真正当官的，有权的！县委的一个小办事员、跑腿的一个小指头也比他一个县中学的语文老师大得多！他却一个人和四个有权有势的人的意见相左，与他们相左就是与他们作对，他会有好下场？”
　　我听见他们还说，这等于是这个中学语文老师把我们整个县委都得罪了。一来官官相护，他得罪了那四个当官的评委，也就得罪了所有当官的，二来，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实际上已经通过了，所有当官的都点头了，就他一个中学老师不同意，这就是给各级领导，尤其是给县委的领导难堪。人们说：“这下子那个县中学语文老师完了，他没叫我们大队的副书记的儿子完了，却叫他自己完了，一辈子完了。要不了多久，就会一纸调令把他调到那个山沟沟里面去教书，一辈子回不了城了！敢说这是最起码的！”人们还说这个县中学语文老师不只是他一辈子完了，他一家人、他的儿女们的前程也完了。“他儿女将来要上大学中专不？但是，他儿女再有才，比他还有才，又上得了大学中专不？领导们会忘了他当年和他们唱反调的事？会有哪个领导给他批、给他签字？会有哪个领导给他点头？他儿女这一完了，又加上他在山沟里教书还一定要挨校长和管得着他的人的整，叫他生活下去都成问题，这叫他老婆都要和他离婚了，叫他好好一人家彻底完了！”有人甚至说他会被弄得家破人亡。“肯定会家破人亡！人活一辈子啥都可以，就是不能得罪手头有权的人！这种事例在现实中还少见吗？你看哪个得罪了有权的人最后有好下场的？”
　　在我们家里，爹也拿这个事情来教育我们，特别是教育我。对我们家几个孩子，特别是对我的教育，一直是爹最上心的事情，他从来不会放过一个对我们有教育意义的事情，对这次这个事情他也是这样。他教育我们一定要以这个中学语言老师为鉴，长大了一定不要像他那样活人，不管这个语文老师会不会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为这回的事情倒霉，我们长大了也不能像他那样活人。我们要随大流，不要有自己的观点和立场，即使有那也不能表现出来，我们更不要和领导干部唱反调，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活得安全，才不会挨整，云云。
　　人们这样，并不是在为我们的副书记的儿子打抱不平，即使他们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而是他们一向就是这样看事看人的，一向就是这样看这世上的事和这世上的人的。当然，我说“一向”说的只是我从懂事以来从他们那里获得的印象，在我出生和懂事之前他们怎样，我不得而知。我虽小小年纪，对他们这种特性，已经有充分的见识和刻骨铭心的印象了。可能就是因为这个，这次他们在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因为碰到了一个不怕得罪当官的中学老师而名落孙山的事情上又全体一致、众口一词地这样表现，我感到自己后背发冷；把他们这些说法听得越多，把他们这些表现看得越多，听不到不同的说法，看不到和他们对立的表现，我后背这种发冷直冷到我感到我的后背已经黑了。这是为什么，我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知道，至少说不出来。这不好受，但我却觉得我必须如此，也必然如此，如果一沟里还有一个人也像我这样因他们这些说法和表现而后背发冷，我也就用不着后背这样冷了。可是，很显然，看不到还有一个人像我这样，为他们总是如此看事看人而后背发冷，所以，我只有这样后背发冷了，哪怕冷得后背真的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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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过，第二年我们大队副书记的儿子却没能又被推荐去大学。原来，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策的大儿子张觉悟高中毕业了，这回轮到该他被推荐上大学了。为什么该他呢？只因为他是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儿子，他老子是大队党支部书记，比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官要大一截。
　　我们大队党支部书记张良策可就不是其他大队干部可与之同日而语的人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我就是在一沟人对他的敬畏、恐惧和神化之中长大的。人们普遍给我的一个不可能更深刻的印象是，人在他们心目中大致被分为三等，最末一等就是一般的、无权无势的农民。在他们眼中这等人就是牲口，最多是牲口；第二等人是一般所说的“非农业人口”，他们包括一般的城市人、工人、端“铁饭碗”的。在他们眼中，只有上了这等人的人才能算作人；最高的一等人在他们眼中那就是神或人神了，这等人就是一般所说的“领导干部”。他们给我的感觉是，我们的张书记虽只是小小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也是被他们划在神或人神类里面的。
　　可能是因为长期受他们这种影响，再加上我毕竟只是个孩子，在我身上都形成了一个可能已经带有精神病理特征的情形：只要一看到张书记，我就看到阳光从来只照在他一个人身上，也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拥有广大的空间和世界，拥有山、水、天地、万物，拥有所有人的生存和生活所必需的那一切，就是其他大队干部都不能和他比。他们虽然也是人，却是生活在水下的，只有偶尔才能上岸来呼吸空气和享受一下阳光；而像我们这样的一般农民，就是生活在岩石和泥土里面的，完全见不到阳光，完全呼吸不到空气，完全没有空间和世界。我们已经不再是人，甚至于不再是生命，我们四肢五官、五脏六腑都早已经被迫变成岩石和泥土了。
　　要知道，这些对于我可不是比喻什么的，而是我实实在在的感受，甚至是一种不可能更直观、形象、具体的视觉形象。我虽年纪尚幼，可我已经是好几年感觉不到阳光照在我身上了，即使阳光不可能更强烈直接地照着我，我也感觉不到，只感觉到那种似乎只有从来没有被阳光照着过才可能的冷。在视觉上呢，也只有在张书记那样的人和他们的子女身上，还有人们所说的“城市人”、“国家人口”等等身上，我才能看见色彩、生命等等东西，而且很显然，这一情形在我身上还在不断向前发展，就是说，不断进一步恶化。
　　当这些似乎只有他们才是人，我们这样的只是岩石和泥土的人出现在我的视线中，特别是离我很近的时候，我会越来越无法避免地感觉到他们是火堆或太阳，而我只是一只小蜡烛。我正在这些火堆旁和太阳身边不可逆转地融化着，直到化为一缕青烟消失，这是一种不可言说的却是我越来越无法承受的整个身心的难受，我觉得这种难受就来自于他们才是人而我是泥土之间的那种对比。这种对比只有你处在这种对比中时才会知道它有多可怕。我通常是为了自尊，为了自己即使是堆泥土也得“直立”着而使自己这时候的处境更加难堪和难受。
　　作为一村之长，一位铁腕式的领导人物，张书记个人的表现也的确不同一般。他不苟言笑，从不喜形于色，永远都是那么一副威严、沉着、凌驾于沟里一切之上的样子。除在会上讲话外，他很少说话，说出的话每一句都掷地有声，都像是在发布命令，而且也没人敢不听。沟里哪家的小孩哭了，大人只需说一声“张良策来了！”小孩马上就悄无声息了。
　　他手里永远拿着那个象征他所干的工作更象征他的权威的红本本，每天他拿着这个红本本慢慢走出来，一沟在地里干活的人都会几乎同时看到他或感觉到他出来了。有人递个声“他出来了！”仿佛不要说人们了，就是那些田坎地塄也为之一紧。但是，他慢慢走在沟里的大路上，慢慢走在人们的视线中，他却从来也不会正眼看一下沟里的任何一个人，任何一件事，任何一样东西，而这不因为什么，就因为沟里的一切都是牢牢控制在他手里的。
　　
　　他一般是要每天中午时分才会从他家里走出来，而他在这个时候走出来也一般是去他的“相好”的家里“过午”。人们所说的他的“相好”，就是一沟孩子仅凭自己的眼睛看得出来的也有好多。她们有些是男人在外干“国家工作”，人也长得有模有样、平时也穿穿着着的女人；有些是一般农民家庭的也生得有模有样和爱穿穿着着的家庭主妇。张书记每天中午时分到他这些“相好”的家里“过午”，已经成为沟里一景，他出来了，人们不只会说“他出来了！”还会说“他又去他某某相好家过午去了！”
　　每到这个时候，在学校上学的饥肠辘辘的我们下了课，都会拥到教室外边找个地方看张书记又去他哪个“相好”的家里“过午”。我们的学校是沟里一座小山上的一座破庙子,站到小山边，沟里大半景象都可尽收眼底。到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午”的时候我们都还要上两节课才会放学，而我们一天只吃两顿饭，每顿饭都吃不饱，每天都处于半饥饿甚至于饥饿状态。我们还是孩子，来看张书记到他的“相好”的家里“过午”，主要关心的是他的“相好”今天又会给他弄什么好吃的，还想不到其他的事情。
　　在田间地头干活的人们这时候都会低头装着十分认真干活的样子，却又都在偷偷猜测张书记今天是去他的哪个“相好”家“过午”。听他们的说法，看他们的表现，我的印象是，他们一方面完全知道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午”过的到底是什么午，它还有远远超出他的“相好”给他弄好吃的的内容，那比吃好吃的还会叫张书记个人得到舒服和享受；另一方面，张书记这样的“过午”不是别的，就是那神圣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神圣的组成部分，是绝不与“为人民服务”这样的事情矛盾的，它不仅不会使张书记作为一心为民全心为党的好领导好干部的形象受到丝毫的负面影响，相反，还使他这作为这样一个形象更加完美和高大，更让人敬畏有加，更不是一个凡人而是人神了。
　　张书记慢慢地、旁若无人地在人们的视野里走着，走进了哪一处院落外面的竹林，人们也就知道他今天是去他的哪个“相好”家了。这时候，他的这个“相好”若在地里和大伙一起干活，就会扛起农具，招呼也不打一个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回家去了。过一会儿，她家的屋顶上就会冒出袅袅青烟来，人们小声你一言我一语地猜测今天是吃煎饼呢还是鸡蛋油面条。在他的“相好”家，张书记有可能到了下午才会出来。但是，不管他什么时候出来，他的这个“相好”也一天不会出工了。有时候，人们看今天他有哪个“相好”没有来出工，也就知道他今天会去哪个“相好”家“过午”。但不管他这些“相好”出不出工，生产队的记分员也会给他这些“相好”记全天的工。这是一大队所有生产队都默认的惯例，要是放在我在电脑前打这些文字的时候，可能就会被说成是“潜规则”了。
　　张书记是沟里最大的景象，甚至是沟里唯一的景象。他每天中午到他的“相好”家“过午”是沟里一景，每天傍晚到沟里这家人或哪家人家里“宵夜”也是一景。他“宵夜”就不只限于他的“相好”家了，而是沟里半数以上的人家。这些人家的对象是基本确定的，就是沟里人们通常所说的那些“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的意思，可以理解成一般正常的人家，不是那种被划归没名堂、二百五、废物类、败类或异类的人家，在寻常百姓中既是良民顺民还有一定的根底，不让人特别看不起，至少招待得起张书记、张书记受他们招待也不会让张书记觉得有失身份的那种人家。沟里当然大多数都是这样的好人家。
　　如果说张书记到他的“相好”家过的那午除了好吃的还有其他内容，那他每天晚上到沟里这些好人家“宵夜”，主要就是吃好吃的了。因为主要是吃好吃的，那就不能是煎饼或鸡蛋油面条那样的东西了，而是要实实在在有大肉的。
　　张书记到这些好人家“宵夜”并不是张书记的规定，而是沟里人自觉自愿自然而然一步步地形成的。这个过程我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它发展一步，我的年岁也就长几个月。开始是沟里几户好人家晚上经常请张书记去“宵夜”，后来就是这几户人家每天晚上都要请张书记去“宵夜”，并且有新人家加入到他们这个队伍中来和有次序、有约定地轮着来，随后，加入进来的人家就越来越多了，最后是沟里所有被认为或自认为是一般好人的人家、“不是二不挂五的人家”都加入进来了，并且是有次序有约定地轮着来，等轮完了所有这些好人家后，歇息几天，就会有一户好人家站出来带头，接着就从他这里开始轮着来，直到轮完所有的好人家，如此周而复始。每一轮带头的人家也是轮着来的，这一轮是你带头，下一轮就轮到我带头了。一村人在这个事情上互相配合得最好最和睦最和谐最有组织纪律性，完全没有产生过任何纷争，可以说，在记张书记每晚有好“宵夜”这事情上把张书记服侍得也只有那么周到细致了。
　　实际上，沟里这一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还真是有组织有纪律的。我就经常看见这些好人家的那几个公推出来的代表人物聚在一起商议请张书记“宵夜”的事情，别提多严肃和认真，议论的内容就是这一轮子请张书记“宵夜”的内容每一家人该定在一个什么标准上，比方说，炒几个菜、菜里有多少肉、肉是猪身上哪个地方的肉等等，还商议这一轮子轮完了，下一轮子从什么时候开始，从哪一家人起头。对这几个代表商定的内容每户参与进来了的好人家都遵循得很好很自觉很透明。我听他们说，有哪一家人不按大家商定的做，比方说，商定这一轮每家人给张书记做的“宵夜”的规格是半斤肉，你给张书记做的“宵夜”的规格却是一斤肉，其他人有样学样，也一斤肉，如此一来，最后所有人家都得按一斤肉的规格给张书记做了，那可就把大家害苦了。我听他们说，他们不求讨好张书记，只求不得罪张书记，求个心安就成了，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家里拿不出啥子，不要弄出害了别人也害了自己的事情。
　　不过，沟里还是有人请张书记“宵夜”的规格远高于其他人，只是，约定俗成，他们不算在一般的那个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之内，都是个别的、无组织的行为。他们通常也是在那个一般的请张书记“宵夜”的群体上一轮子轮完了、下一轮子还没开始的那几天内请张书记，也不是大张旗鼓地请，而是偷偷摸摸的。这几户人家这样，那都是有个人目的的，不为只求个“心安”而已。我们家就是这样一户人家，只是这事情我们放在后文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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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着张书记“过午”和“宵夜”的景象慢慢长大，冷不丁的，就听说张书记的大儿子高中毕业回家“劳动锻炼”来了。
　　立即就听到人们都在说，对张书记这个大儿子也应该重视了，重视他就是在重视张书记。他们说，除开其他的啥都不说，就凭他“劳动锻炼”一年半载就要被推荐去上大学，进城当国家干部，飞黄腾达，也该重视他。人们说，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长江后浪推前浪，他将来在外头、在大地方大世界里肯定比他老子更有作为，当更大的官。人们还都发现了他天生就有官福之相，一时间，一沟人都在谈论他的官福之相，他一出门一沟人都在对他行注目礼，看他的官福之相。人们说张书记这个大儿子的相好就好在他并不是传统所谓天庭饱满、地阔方圆，而是尖嘴猴腮、背上显驼、后脑勺又长又大，传统所谓天庭饱满、地阔方圆有相无福不如无相，张书记的儿子这是反相，物极必反，极坏的就变成极好的了，再加上他本来就是泡在福罐子里面的，所以他必定大富大贵，成人中龙，人中凤。
　　我听人们说着说着最后一致说他那颗头分明就是一颗“倒放的官印”，断言他将来在外面至少会当个局长以上的官儿。人们说，这就更加要重视他了，将来我沟的人日子要过好点，得国家的好处，享国家的福，不是附近几个沟的那些农民可以比的，都要指望他了。人们说我们沟之所以这么穷，几十年没的一个变化，都是因为我们沟没有出一个在外头掌实权的。也有感叹，老子是党支部书记，儿子是局长，这样一来，我们沟更是他张书记一家人的天下了。人们说说说，说得三四岁的孩子见张觉悟出门了也要跑过去围上去看他那颗“倒放的官印”。
　　可是，张书记这个大儿子，却完全没有把一沟人放在眼里，而且是高调地、放肆地、张狂地没把一沟人放在眼里。他指着一沟人的鼻子说：“你们都太愚蠢了！从来就没的啥子福呀、命呀、运呀，而是我的辉煌前程是上级给我定下了的，社会给我安排好了的！”
　　张觉悟每天要黄昏时分才出门，出门就到那个沟里人喜欢聚集在那里抛洒口水的叫做茶壶嘴的地方，那儿有我们沟的一所学校和副书记的儿子看着的那个有名的小卖部，距我们家就隔着两三块水田。他穿着雪白的确良衬衫，笔挺的确良裤子，脚上是油光锃亮的皮鞋，梳着一丝不乱的偏分头。这个时候也是沟里收工的时候，茶壶嘴聚着好多人。这些天茶壶嘴聚着这么多人，就因为张觉悟在这里指着一沟人鼻子嬉笑怒骂，张觉悟每天黄昏时分都要到这里来，也是为指着一沟人的鼻子嬉笑怒骂。他指着沟里的鼻子说的尽是这样的话：“你们这些笨蛋！”、“你们都是愚蠢之极的！”、“你们太可笑了！”、“你们都无可药救！”
　　他指着如众星拱月般围着他的沟里人说：“你们根本没有把世事和社会看透！像有我这样出身的人，将来飞黄腾达，有身份有地位，骑在千万人头上，也就是骑在千万像你们这样的人头上作威作福为所欲为，是社会、世事本身给我们安排好了的！社会本身的安排就是这样的安排，社会本身的性质就是这样的性质，而且，这是永远也改变不了的。因为所有的社会都是这样的社会，社会本身就是这样的社会，再过一千年一万年的社会也还是这样的社会，这是客观必然规律！天老爷定的可以叫它变，天老爷也可以叫它不是天老爷，爱叫它是什么就是什么，想叫它是什么就是什么。但是，社会定的、国家定的谁也改变不了，社会、国家本身的性质也永远不会改变！”说完后哈哈大笑。
　　他还对众人说：“用不着拿好听话给你们说。我这样出身的人，不管是什么败类、孬种、傻瓜、笨蛋、残废，也在千千万万的你们这样的人之上，把你们这样的不管多少加起来也抵不上我们中间的一个人的一根脚趾头！这绝不是不好听的话，而是客观事实并且是从来和永远的客观事实！”
　　每天黄昏时分茶壶嘴都人声鼎沸，热闹非凡，那就是人们聚集在那儿耳提面命听张书记的大儿子张觉悟大放厥词，骂得一沟人狗血喷头。
　　张觉悟对着一圈人滔滔不绝地演讲道：“这个世界的人分三个等级。一等人是统治阶层，这就是那些当官的，掌权的，当然也不是那些芝麻绿豆大的官，起码也要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天下的事都是他们说了算，他们说什么是对的那什么就是对的，他们说什么是真理那就什么是真理，他们的高兴就是全天下人的高兴，他们的厌恶就是全天下人的厌恶，他们今天说哪个人是人哪个人就是人，他们明天说哪些人是鬼哪些人就都是鬼；他要哪些人生哪些人就生，要哪些人死哪些人就死，他们要多少人生就多少人生，要多少人死就多少死。这一阶层的是少数的少数，他们的子女是他们顺理成章的接班人。”
　　“二等人是生命阶层，他们就是那些有‘非农业户口’的人，城市人、国家工人、端‘铁饭碗’的人。这一阶层的人是活起的，还活得有人样，过着算得上人的日子，他们的吃穿住行国家和社会都要为他们操心，国家、社会永远也要考虑到让他们活得有人样，有吃有穿有住，旱涝保收。这一阶层的人也占少数，但比统治阶层的人要多。”
　　“三等人是死亡阶层。他们就是你们这些人了，也就是一般所说的农民、披农皮的、农二哥、扛着月亮锄的修理地球的。这一阶层的人人数最多，百分之九十的人都是这个等级的人。这一阶层的人不要说他们的衣食住行了，就是他们存亡死活国家和社会都是永远也不会考虑的，他们不过是国家的炮灰，用来给第一和第二等级的人生产他们吃喝和享受所需要的物资的劳动工具和长着人样子的牲口，是社会用来发展的垫脚石、铺路石！他们活着也是死了还没有埋的，没有发言权，对属于自己的一切都没有自己的权利，能够分配到的东西最多只够他们活命，而让他们活命也只是为了他们像牲口一样老老实实地劳动生产！”
　　他还说：“假设战争爆发，打得要亡国了，统治阶层的全部都能够安全转移，连根头发也不伤不到；另外还要把生命阶层的人带上，就像当父母的带上自己的儿子孙子一样，唯死亡阶层的只有听天由命，给统治阶层和生命阶层的人挡枪挡炮！哈哈哈！”
　　有人试图争辩，但是，张觉悟不会容他把话说完，如驱赶扑面而来的大群苍蝇似的叫他们“别说了别说了”，：
　　“你们错了！你们当然错了！你们都是被愚弄之人，哪可能叫你们看到这些真相？要是你们都把这些真相看出来了，那这些真相也就不成其为真相了！国家、社会是不会让你们这样的人把真相看明白的，那书上写的、报纸上宣传的、广播里讲的，全都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叫你们这样的人看不到真相，谎言重复一万遍也就变成了真理，你们就是看到真相了也等于没有看到，我给你们说了这些也等于白说！”
　　“我是坚决效忠国家、社会的！我们每个人都是国家、社会的棋子——这话你们听得懂吗？我看你们是听不懂的！无论是你们还是我们，无论是哪一个人都只有做国家、社会棋子，不然，他就会从国家、社会中清除出去，绝无立锥之地。只不过棋子分几等而已！哈哈哈！”
　　张觉悟在茶壶嘴又笑又骂，对一沟人竭尽鄙薄之能事，说着天就要黑了。张书记以那副似乎永远都不会有所变化的、能够镇住一切也镇住了一切的样子慢慢走出来了，这是他到某家人那里去“宵夜”。自从张觉悟毕业回家来“劳动锻炼”起，人们请张书记“宵夜”都一定要把张觉悟也请上。张觉悟也当仁不让，他老子走出来了，他也就对众人说一声：“我去宵夜去了，去享受我的特权去了，那也是我应该享受的！”就跟在他老子的屁股后边出发去享受他的“特权”去了。他老子在前边，倒背着手，老成持重，不怒而威，胜似闲庭信步；他跟在他老子后边，摇头晃脑，神气活现，自信人生二百年。
　　说是张觉悟在“宵夜”的饭桌上也不会有一刻的安静，边狂饮大嚼，边畅所欲言，发表各种奇谈怪论，或指着主人家一家人的鼻子大肆嘲笑。他在“宵夜”的饭桌上发表的奇谈怪论通常在第二天就全沟人都知道了，就好像是他的奇谈怪论在全沟满天飞，所有人都被搅得不得安宁。说他公然说我们一沟人都在他老子一个人手里捏着的，哪一家人的祸福喜乐都由他老子一个人给他们分配，分配的有就有，分配的没有就没有，给多给少全由他老子一个人说了算，他老子要让哪家人好过哪家人就好过，要让哪家人过不好哪家人就过不好，甚至是他老子要让哪家人死去活来、家破人亡那也是小菜一碟。说他说他老子顿一脚，我们小房沟也要抖三抖。说他说他老子就是我沟的皇帝，虽说是个土皇帝；说他说他老子就是我们沟的地头蛇，虽说只是个地头蛇，但强龙压不过地头蛇，上级也把他老子得罪不起。
　　说他边吃得满嘴流油边用筷子指着在一旁服侍他们的主人的鼻子笑骂道：“你们是心甘情愿请我和我老子来‘宵夜’的吗？不是的。你们不过是怕我老子才一家家轮着来天天晚上请我们来‘宵夜’！你们不过是胆敢不这样罢了！哈哈哈！”
　　说他说我们一沟人都在争着巴结讨好他老子，都在看他老子的脸色行事，都甘愿当他老子的狗。说他说我们一沟人都是奴才、胆小鬼、懦夫，活得连虫子都不如，如果他这么活人他宁愿去死。说他说国家、社会以一切力量一切手段所要做到的就是让哪儿的村子都像我们这个村子，哪儿的大队党支部书记都像他老子一样有权力，一手遮天，哪儿的平头百姓都像我们沟里的人一样全是奴才、胆小鬼、懦夫、虫子，凡是改变改造不成的地方和个人，国家都会无情地予以消灭，不仅消灭其精神，还要消灭其肉体，能够活下来的都不是人而是长着人样子的牲口，但这样活着那就还不如死了，云云。
　　一沟人都在盛传张觉悟在各种场合发表的奇谈怪论，一沟人都因这些奇谈怪论而激动、兴奋、深受刺激。多少人都在说他太过头了、太可笑了，有人甚至说他可能已经疯了。他们说他们请张书记“宵夜”那是出于他们对领导干部的尊敬，张书记是位好领导、好干部、好书记，当我们小房沟的书记好多年了，从来没有哪个说他一个不字。他们说就凭张书记在小房沟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十几年了，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像他大儿子说的那些话，就说明他是个好书记、好干部、好领导。他们说他们对张书记做的都是尽他们对领导干部应该的本分，张书记对一沟人做的也都是在尽他当领导干部对群众的责任，张觉悟说的那些都是在打胡乱说。
　　他们也有人开始发出疑问，为什么张书记没有批评教育他这个大儿子？为什么张书记不批评教育他这个大儿子？人们说不管张觉悟在“宵夜”桌上说什么，张书记都只是默默地听，而“宵夜”桌上从头到尾都只有张觉悟一个人在说。人们尤其愤慨的是张觉悟开口闭口称张书记为“老子”、“我老子”，从不称爹唤爸。
　　人们得出结论说像张书记这样遇事沉着冷静、城府深的是不会当面教育他的大儿子的，但背后是一定会批评教育的。有的人断言张书记已经在背后做这件事了，有的人断言张书记还在观察，等把他的大儿子什么都摸透后好对症下药。但是，张觉悟不但不见有所改变，而且是愈发没有收敛了。说他在“宵夜”桌上竟指着主人家说：“你们叫我恶心！”还指着主人家在一旁流着口涎看他们大吃大喝的一群儿女说：“养这么多儿女干啥？有什么用？不过是在给社会制造劳动工具和战争的炮灰罢了！要是换了我，我会恨你们这些当父母的一辈子，就是把你们杀了都应该，不为啥，就为你们把我生下来了！哈哈哈！”
　　突然传出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说是张书记终于对他这个大儿子有所反应了。那是在一次“宵夜”桌上，他对他这个大儿子说的一段话说了句表示赞同的话，人们争先恐后地打听张书记说的这句话是什么。原来，张书记这句说的是：“这你说得对，每一位领导干部对他底下的人和平头百姓都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人们说，张书记这说的是反话，最重要的是这表明他要开始行动了，开始对他的大儿子进行了批评教育了，连我爹那么一个人，我也都听见他在说张书记对他这个大儿子用的是引蛇出洞、欲擒故纵的办法，还在对人们进行深入的分析，让人们更加看到张书记会把他的大儿子教育和改正过来的希望。
　　然而，张书记的大儿子没有改变过来，也没人知道张书记对他的大儿子有没有批评教育，但是，世道却突然说变就变了。最大的一个改变就是，高考恢复了。恢复高考了，要上大学进城当国家干部，原是要正经八百考试答题的，不是靠实行了这么些年的那种推荐。高考是本来就有的事，只是中断了这么些年，虽然中断了这么些年，现如今又恢复了。官方把他们这一举措称作为史无前例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