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学生时代

　　1童年的记忆
　　一九四六年二月初五，我出生在莲江口前景太村（现在的群力村）一个农民家庭。就是这个家庭，对我的前半生影响很大。
　　我父亲叫王占林，老家通河。年轻时在抗日联军第四军赵尚志部下任警卫排排长。抗日联军被打散后，他来到佳木斯靠摆卦摊维持生活。后来又参加了老百姓说的“大头蒙”的组织。这个队伍后来让八路军收编了，改为三江人民自治军。可是“大头蒙”这个帽子在当地人们的心里始终没有摘掉。
　　来到前景太，我父亲又当了几天自维团团长，土改时不知为啥又被斗了。后来说错了，又划回来了，所以家庭成分定为化中。就是这些历史、成分，在唯成分论的年代，整整影响了我的前半生。
　　
　　前景太，老名叫龙王庙。在连江口东边，离连江口有八里地。它南紧靠松花江支叉，和柳树岛隔江相望，柳树岛南是滚滚东流的松花江，南岸是佳木斯。屯北是一条防洪大堤，直通连江口。屯东是一片土地，屯西一条沟塘，再往西是一片草甸子。
　　这个屯呈四方形。解放前屯四周是很高的围墙，四个角都是炮楼子，屯东、屯西正中央是城门，城门东西之间是一条笔直的大街。围墙外围是壕沟，有点像一座古城堡。解放后就损坏得不像样了，不过在残垣断壁中还能看出当年的痕迹。
　　屯外东南角，有一座龙王庙，庙前有一个很高很高的旗杆。庙里是一塑塑泥像，呲牙咧嘴，四周墙上全是画着图像，内容是啥我太小不知道，只是觉得阴森可怕。庙东是一个大土坟，里边埋着一个姓蒋的和尚，他是这座庙的主持。这座庙一直到扫“四旧”时才拆掉。
　　全屯有六十多户人家。我们家住在东南角第一家，对着围墙外的大庙。家前面是一片大园子，东边是一片大地。连襟的四间草房和老周家各住两间。东北角有一个碾道，再往东北是村部和生产队。记忆中当时家中有一匹红瞎马（一只眼好使）和一台花轱辘车。后来车和马都入股合作社了。
　　我家四口人，我、哥哥、母亲和父亲。我二哥大我十岁，他老不在家，我对他印象不深。我大哥和我一母两父，在莲江口林业局上班，已经结婚。有时回来，两口子经常吵架。江口我有一个老姨，两口人没小孩。村里有一个姥姥，两个舅舅，一个二大爷，都是单身。
　　小时候的事大多都忘了，只有模模糊糊的几个片段。
　　1跳板凳。我五六岁时，前边的大庙还没拆。我剃个一撮毛，父亲领着我去庙里，让我站在板凳上，然后用筷子在我头上连打三下，嘴里叨咕着什么，让我跳下板凳，不准回头，一气跑到家。这个“游戏”是干什么的，现在我也不清楚。
　　2看电影。当时农村没电影，我去老姨家串门，老姨背着我。她家后边学校里正演《白毛女》电影，我哭喊着要看，不知为啥就是没看上。这件事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很深的遗憾。
　　3好朋友。我老姨家前院有个小孩，叫杨荣安，和我是好朋友。我们俩常在一起玩，翻跟头，拿大顶，舞枪弄棒，很开心。长大后，我在汤原还见到过他，他在烟草公司上班。
　　4给小华取奶。我七八岁时，常去我老姨家住。我老姨就两口人，姨父在粮店上班当主任，生活条件较好。家里没小孩，把我就当做自己的孩子。后来他们在老唐家要一个小女孩，起名叫小华。我天天去马回子家给她取牛奶，有时我还喂她。
　　这些事确实没啥意思，但它却是留在我童年记忆中最深的东西，时时浮现。
　　
　　2学生时代
　　（1）小学时代
　　五四年，家里让我上学，我哭着喊着不去，我表姐硬把我领去的，结果两天半就回来了。第二年，我主动要上学，当时我九岁。学校里只有一个老师叫张星，后来又增加两个，荆老师和女张老师。全校四个年级，四个班，搞复式教学。还记得我们学的第一课是“开学了，我们上学。”，第二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学的歌是《买公债》，《嘿啦啦啦，嘿啦啦》。一二年级时，我的学习成绩不算好，尤其是写字，每次都打五六十分。后来一个高年级的同学张立君教我，让我先打上方框格（当时没有卖本的，自己订本），在格里一笔一划写。我按他说的去练，果然越练越好，竟打到90多分。我别提多高兴了！从此后，我学习认真了。
　　记得三年级时，一次考试发生的一件事对我触动更大。考试头两天晚上，我二哥上学校去玩。当时教我们的老师和我二哥是同学，正在出考试题，我二哥偷看了，回来告诉我了，我如获至宝，所以这次考试我考个第一。我高兴，我幸福，美！就是这种荣誉感，在我幼小的心灵里，产生了巨大的推动力。为了享受这种荣誉，我开始努力学习，争取前两名。功夫没有白付出，一直到小学毕业，我的成绩基本都保持在头两名。
　　我们班有个女生叫张时，学习也挺好。她比我大一岁，小姑娘长得不算太漂亮但很出众，我对她颇有好感。十来岁的小孩，不懂什么是爱慕，但不知为什么，就是乐意和她在一起玩。她家在我家西边，就隔两户人家，我们经常在一起玩，打口袋、摸瞎、扯拉拉尾、藏猫猫，玩得特别开心。这种童忌无邪的感情，一直到长大后还在梦里浮现，续编着富有浪漫色彩的童话。
　　我还有一个小朋友，和我同岁，在我家后院住，叫李广富。他两眼高度近视，几乎是瞎子，看东西得贴鼻子尖才能看见。别看他残疾，脑瓜特好使，记忆力好，听啥两遍就会了。他家有一个手摇播放机，我们俩晃常就听一段，也不知是啥节目，反正挺好玩的。他听得比我多，经常讲给我听。
　　当时村里有一个剧团，小有名气，经常出外演出，还得了不少奖，这些奖大多是演出用的道具和衣服。他们演的评戏我还记得几个，《小女婿》、《茶记》、《十五贯》、《泪洒相思地》。剧团的导演是张井会，就是张时的父亲。这个人很有才，有好几个姑娘，老大老二都在剧团里，张时是老三。逢年过节，他们都在村里演出，那场面热闹极了。学校把栅板都打开（教室与教室的栅栏），搭上大台子，挂上紫红色大幕，点上两盏汽油灯，满屋通亮，不亚于几千度电灯。大人小孩黑压压一屋子，小孩摞着砖头，坐在前面，大人在后面，坐凳子的，站着的，说着，笑着，等待着演出开始。“哒哒……”，一通紧密的锣鼓点后，大幕徐徐拉开，台下爆发出一片掌声。我很羡慕他们，张时的姐姐和我二嫂都在剧团里，我们经常去玩。以后我学二胡和辅导文艺宣传队和这个时期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小学一至四年级，我们是在本村念的。随着年龄大了，记的事也多了起来，但对小孩来说，成人化的东西由于不感兴趣大多都淡化，印象不深，只记住发生的事了。像我大哥搬嫩江去了、我父亲到江口水利站上班又回来了、我老舅在通河去世、我姥姥悲痛过度也去世了、五七年涨大水、我二舅办一个疯老伴还带两个孩子、大的叫大奎、小的叫福林，等等。
　　五八年，我进入高小，到平安小学上学。
　　平安村小学离我村东六里，在坝里，是一个完全小学，有教师十几名。全班有学生五十多名，都是附近村的，我们村有十几名。教我们的班主任老师叫王桐生，对我们特别好，学教得也好。我在班里学习始终保持在前两名，特别是我的朗读水平很好，王老师很喜欢我，经常让我范读课文。我也喜欢朗读,课外也经常练习。在这学习的二年，我们都是通校（用步蹦），冬天有时顶着冒烟雪，夏天有时浇得像落汤鸡，很是艰苦。但我们还是满乐观的。
　　进入高小，年龄也大点了，课外活动也多了。村里的剧团不知啥原因黄了，团里的大哥大姐们，大部分都结婚了，有的还嫁到外地，这也可能是解体的原因吧。原剧团的琴师张德义，把我们这帮小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个小剧团，由于有老剧团的基础，我们这帮小孩兴趣高，接受力也强，再加上原剧团还有衣服和道具，所以很快就成型了。我们排一些小节目，快板，相声，表演唱，后来又排一个评剧《茶瓶记》。我、张时、周玉华、李纪昌都是骨干，担任主角。
　　我非常喜欢在这个小剧团。当时正是冬天放假，我们就白天黑天排练。我记得特别清楚，我和李吉昌拍的小快板名叫《东方红来到我们村》，我和红海拍的相声叫《乱形容》，都很有意思。张德义导演夸我表演能力很强，是一块料。当时老剧团给扔下不少道具，有各式各样的古装衣服、帽子、胡子、马鞭……我们穿上，戴上，美极了！
　　张德义二胡，板胡拉得都特别好，我非常羡慕，我和刘乃贵有时趁他看不见就锯个两下。艺人的“家什”娇贵，不让动。我俩就用铁罐头盒，细钢丝，马尾，竹条做二胡，拉着玩。刘乃贵的二叔从哈尔滨来，上佳木斯花两元钱给她买一把京胡，我还是那把自制的破二胡，锯个两天半也就拉到了。
　　我们这帮小孩，当时分为两伙，我们剧团的一伙，那伙是李广富，尹一曾等淘气包。他们老来剧团捣乱，记得有一次，他们把马玉兰的小辫拴在树上，小姑娘哭着哀求，他们就是不放。后来让大人知道了，张德义把他们好顿收拾。他们学习不好，打架，摔跤，熊女孩，我从来不和他们玩。
　　这个小剧团，给我带来了快乐，是培养熏陶我喜欢文艺的摇篮。
　　五八年，是大跃进的年代。全国人民都处于狂热之中，举国上下大炼钢铁。好的锅砸碎，拿去炼铁，不管城市还是农村，机关学校，都有高炉。党中央提出的口号是“一年超英，二年超美”、“提前跨入共产主义”。农村进入了人民公社，成立了大食堂，大帮干活大帮吃饭。白天干活红旗飘，夜晚干活红灯照。说假话，说大话，瞒报，虚报，形式主义，虚夸风，由上到下处处都是。我们小学生也得跟着瞎折腾，老师领着轮班烧炉炼钢铁。秋天送公粮，不用马车送，用人拉车去送，老师架辕，我们拉套。为啥出这个洋相，到现在我也不明白。现在听起来就是笑话。
　　五年级下学期刚开学的一个课间，我在操场上站着，四年级的郭公田和我闹着玩，从后面拦腰把我抱住，我还没反应过来呢他就把我撂到了，当时我的左胳膊就不能动了。王老师把我领到一个老太太家，说是脱臼，给端端，没好使。到家后，我父亲又把我领到后屯老魏家，收拾一顿也没好使。第二天胳膊全肿了，我父亲只好领我到佳木斯中医院，贺子敬（著名骨科专家）的徒弟给看的，他用手一捋说是劈了没折，打上链子，拿点口服药。这药真好使，三天就看出效果，七天肿就全消了，但还是不能吃硬，我因此休学半年。
　　休学在家，不能干重活，我便开始读小说。读的第一篇小说是《林海雪原》，一接触到小说，我就被小说的情节吸引住了，以后一发不可收拾。一篇接一篇，现代的，古典的，长篇，中篇，短篇，一直到现在还是乐意看书。
　　我们村各户前后园子大，大人们除了去社里干活，还种菜。各家在自己的前后院子里种黄瓜、豆角，“群英的黄瓜下江南”就来源那时候。头一天晚上，各家把菜送到社里，社里专门安排王甲义等人负责收，第二天一大早去佳市卖，回来按你菜的斤数分钱。这种作法一直延续很多年。别看这点钱，可是当时各家的主要经济来源，柴米油盐全靠它。我们小孩也得跟着忙乎，摘豆角，摘黄瓜，放学回来后呆不着。尤其像我，家里没有人手，就我和爹妈三口人，光靠父母忙不过耒。
　　半年后，我插入新五年级，教我们的老师仍是王桐生老师。王老师对我还是那么好，让我当班长，兼语文课代表。五年级俩个班，我是五年一班，学习成绩始终保持第一、二名。这时，县里成立剧团，张时的姐姐在那，把她也抽去了。
　　六零年，松花江涨大水，水特大几乎漫过大坝，我们屯全泡在水里（我们屯在坝外），人们被迫疏散到坝北三个屯。我家搬到北屯，住在老魏家西屋。当时正是暑假，我们一帮小孩给生产队放马，坝南是茫茫江水，我们在坝北骑着马，东奔西跑，尽情玩耍。一天晚上，我们在西景太住的。半夜，就听见江口那边传来鬼哭狼嚎的叫声，把我们都惊醒了，不知咋回事。不一会传来消息说，江口前面的防洪大堤决口了！这下可完了，由于水来得太猛，不一会就没腰深，再一会，一两米深了。房倒屋塌，人们哭爹喊娘，死了很多人。天刚亮我们就跑到火道口去看，往西一瞅，江口一片汪洋。回头一看我们铁道东，水也窜过来了，坝南坝北都是水了。我惦记着家，急忙往回跑，到屯前一看全屯男女老少，都背包罗衫在大坝上缓缓地往西走呢。在人群中找到了我母亲和我二嫂。坝北的村屯都上水了，人们都集中在大坝上往火道口集中，不到两个时辰，火道口就聚集了长长的人群。过了好一会一列火车停下来，人们陆续上了车把我们拉到佳木斯，安置在八二五农校。
　　八二五农校，在佳木斯东南，当时是一座孤独的四层楼，四面全是地。我们江口一部分“跑水的难民”，都安置在这里住。来的都是老人，妇女和小孩，男劳力留在家了。很多家挤在一间教室里，睡在草垫子上。一天三顿嘎达汤，吃得直吐酸水，一直呆半个多月才回去。
　　回到家，我们前屯不少户便定居在后屯了，我们也是，住在老魏家西屋。我二哥和我们在一起住，南北炕。我二哥在机耕队上班，不常回来，母亲和二嫂老吵架。涨水过来的后来户有的筹备盖新房，我父亲一看也得盖吧，不能老住在老魏家西屋呀。我父亲和人家合伙，捡点涨大水冲下来的木头，自己打点洋草，大家互相帮工，没费啥劲就盖成了三间草房。
　　那时的生活很不好，整天和窝窝头，玉米面稀粥，大咸菜兑命。可是就连这也没维持几天，生产队又成立了大食堂，家里的一点粮食都给翻光，去交公粮了。人们吃饭得天天上食堂排队，领定量窝窝头。吃不饱，三根肠子闲两根半，那个饿呀，别提了。
　　三年自然灾害，再加上上边的极左政策，从六零年以后，国民经济已到了崩溃的边缘。生活越来越苦，我们这开始吃代食品。榆树钱，榆树叶，甜菜渣子，桔杆磨成粉，糠皮子用这些东西来代替粮食吃。吃得人排不下便，憋得嗷嗷直叫。那时候吃上一个窝窝头比现在吃蛋糕还香。
　　当时的“翻粮”是很残酷的。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大队副书记隋景禄和民兵连长带队，一行十几个人，拿着铁钎子，麻袋，电棒，后边跟着马车，一家挨一家翻。柴禾垛，黑天棚，仓房……这么说吧，犄角旮旯没有翻不到的。就连麻袋里，口袋里装的东西，他们也要用铁钎子捅几下，看是不是粮食。只要有点粮食就一粒不剩，全部拿走。记得有一年过年时，我母亲在深水缸里藏一小口袋玉米小碴子，三十晚后半夜全家偷着吃了一顿玉米粥，从嘴香到脚后跟，这可真是过年了！
　　好歹我们学还是照常上。王老师从五年级一直跟到六年毕业。学习上，他对我们要求特别严。他教学的突出方法是题海战术，反复练习，反复做，“量变达到质变”。当时没有现在这些练习册，就是书后的练习题，做得滚瓜乱熟，很多题连得数都记住了。升初中我们班考的最好，考上三十多名。当时三个公社就读于汤原二中（莲江口中学），近千个毕业生只收两个班，有的学校刷了光毛。
　　（2）中学时代
　　汤原二中设在莲江口镇，也叫莲江口中学。是去年新建的，去年招一个班，今年收两个班。除了江口学生，还有望江，胜利的学生。我们一年级招两个班，每个班55名，我被分配在一班。担任班委和语文课代表。当时学校很简陋，就三个班（初二一个班，初一两个班）一趟砖房是三个教室，一趟砖房是食堂和办公室，还有一趟砖房是宿舍。东边是校园操场。
　　我们一开始是住宿。刚开学头几个月没有宿舍，住在教室里，把桌子和椅子并起来当床。有一天晚上，睡到半夜，就听“唿哢”一声，“床”下的地面塌下去了，连人带椅子陷进坑里，虽说坑不深也把大家吓一跳。仔细一看，原来是一个坟。仗着人多也没太害怕，第二天抬几筐土填上，换个地方睡也就是了。
　　当时还是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生活还是很苦。早上中午是一平碗大碴子，晚上是一碗面片汤，稀得只有四、五片，整天饿的肚子咕咕直叫。中午，下午最后一节课，下课铃一响，大家像发疯似的夹着饭盒往食堂跑，争取早那么一会，把那点饭吞进肚子里，因为饿得太难受了。家里很可怜孩子，每次回家返校，母亲都扣出点干粮，苞米花或炒黄豆带回来，不多。每天晚上嚼巴点赶上吃糕点了。
　　到了中学，我的学习成绩没小学时好，在十名左右。班里有一名女生孟宪兰，家住在长胜，她的学习特好，每次考试都第一。开始我不服气，暗暗叫劲和她争第一，吃奶的劲都使出来了才考个第二，后来又退下来了。我语文好，数学下滑，这和我偏科有关。我酷爱文学，好读文学书籍，好抄一些名言挌句，自己经常划拉几首小诗。我有一个小笔记本，初一时我就写了一小本，有几十首吧。后来让语文老师也是我们的班任老师王忠真发现了，在班级把我好一顿表扬，还读了我的“诗集”。这一下我的劲头更大了，对文学投入的精力更多了。
　　我的课外阅读量在不断的增加，小说，杂文，诗歌我都读，有的长篇小说两宿就读完了。另外，我把语文课文上的描写、抒情、排比、比喻等等句式，都用不同符号画出来，好掌握学习这些方法。
　　初中二年教我们语文老师换了单士端，一次作文题目是“刻苦读书”，他给我打了个一百分，並在全校（全校只有五个班，初一又招两个班）各班宣读，还刊登出来了，一下子轰动全校。这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它坚定了我对文学的爱好，内心里潜在萌发出要当记者或作家的想法。这种想法产生了强大的动力，我开始练习写作，给电台投稿。班级有些发言稿，老师也让我写。佳木斯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傅野给我来过一封信，寄到学校引起全校轰动。我好买书，上街时家里给点零钱我不吃饭用来买书。文学方面的，语文基础知识方面的，我都买。这些书对我收获很大，教育很深，现在还记忆犹新。像许诺的《和青年朋友谈学习中的几个问题》，对培养我的学习毅力和方法帮助非常大；像《作文教学简论》、《和中学生谈作文》、《写作指导》、《优秀作文集》等等，让我吸取了很多很多营养。我还买一本《作家浅谈》在书里寻找作家的轨迹。我一边读一边写，啥内容都有，等到初三，就订成很厚一本作文集了。以后考高中的作文题，考高涵的作文题，考老师转正的作文题，都没跑出我的这本文集。
　　我对语法和逻辑也很感兴趣。我买了十几本语法书，和汉语知识方面的书，还有逻辑方面的书。我一本本系统的学习，然后取众家之长，写了一套《关于现代汉语语法中若干难辨解问题的探讨》的“讲义”。这本“讲义”一直到我教学时才逐渐完稿。（没出版，自己教学时使用）
　　当时入团对我们学生来说是一件很大的事，那是涉及一个青年的政治荣誉和地位。我们班很多学习好的都纷纷解决了组织问题，可对我来说那是想都不敢想的事。为啥？家庭成分不好哇！我那时我最讨厌填家庭情况表，人家一填表，贫农啊，党员哪，脸上都挂着花；我，完了，偷着写完塞到里边，一脸沮丧，好几天心里都不得劲。
　　我在初中学习的三年，开始住宿没几个月，以后全是通校走途。那可是艰苦哇！群英到江口中学，有十几里路，来回有二十多里，全是用步蹦。冬天是真遭罪呀。那时天气特冷，白天都零下三十多度，有时还刮大烟炮。一大早上学，全是顶着西北风，大坝比平地还高，风就更大了，风雪打在脸上，刀刮一样疼，我们只好倒着走。夏天好了，我们一帮同学说着，笑着，玩着，闹着，也很开心。有时道上我也利用起来，背题，练演讲，别看这点时间，积累起来也不少。
　　我们村有一个潘鸿海，年纪比我大几岁，自称东土圣人，鸿儒先生。他究竟是啥学历弄不清楚，反正他没啥真才实学，可能是简师（小学毕业后念一年师范）毕业。他夜郎自大，说话之乎者也，是孔乙己式的人物。可他钢笔字写得好，好抄点名言格句。我那时常和他在一起，学他写字，抄他本上的格言。我和他一时间成了好朋友。
　　当时我们村里还有几个小青年，也是我的好朋友。一个叫张立军的，是我们的老大哥。他父母早年去世，就他领着两个弟弟过，当时他还没成家。所以他的家就成了我们几个朋友在一起玩的聚点。陈若义、刘向才、潘鸿海和我经常去他那玩。我们玩的内容主要还是学习，谈论一些古书。当时他家有一个小半导体，这可是我们的一个宝贝，它成了我们学习娱乐的工具。
　　别看生活苦，村里的文艺活动可挺活跃。每到年前两个多月，大队便开始组织宣传队，排文艺节目春节演。导演是张井会，原剧团的老导演，我自然是骨干分子了。这时的乐队人也不少，光拉二胡的就有好几个，马庆祥、刘相财、刘乃贵、刘志。演员三个屯抽小青年（三个屯一个大队）。男的有曹富、陈若义等，女的就多了，主演有周玉华、韩淑芝、康淑琴。排练地点多数在高洪才家。晚上五点多钟开始，十一点多结束，可我们还不乐意散呢。小年轻的在一起，尽头足着哪。我们排快板，相声，表演唱，小歌剧等，啥都有。我参演的《哥俩争当兵》，《算卦先生》，快板《祖国新面貌》，都参加过江口汇演。春节期间，不但在本村演，还去附近屯演。两挂马车拉着我们，一路笑声一路歌，非常开心。还有，春节前几天大队练大秧歌，抽五六十人，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有时跟着扭，有时给敲鼓。正月初几这几天，大队领导带队，到三个屯军属家拜年。有时到哪家扭完打个园场，还演几个小节目。春节前排节目，我们屯一直延续很多年，我年年参加。这些活动都是在寒假期间，不影响我们上学。
　　那年代，还有一个苦活，就是打柴禾，天天得烧哇。所以，年年得打。小时候一放学，就得腰里系根绳子，手里拿把镰刀去捡苞米杆子，去割蒿杆。后来年纪大点了，就得跟大人一起去打柴活了。放暑假，我和父亲去江通打蒿杆，打完再一捆一捆扛到江边装船摆渡过来。脚上，手上割出大口子是常事，现在我手上，脚脖子上还有几处伤疤隐隐可见。寒假，和父亲去圈河住那打，打够了回来叫队上去马车拉回来。有一次我二大爷也在那打柴火，我们打够回来他还没打够，父亲回来了我没回来，帮他打完才和他一起回来，我二大爷很感动。打柴火最苦的是“打跑车”，就是冬天活少了，生产队出几台车，五六家一台车，去东圈河打，当天去当天回。来回三四十里地，早晨起大早就走，到那才亮天。一路上，马车前面跑人在后面跑，不能坐车天太冷。跑热了上车坐一会再下来跑，二十多里路,你说累不累。到地方一阵猛干，饿了，啃两口冻干粮；渴了，喃几口雪。下午两三点钟装车往回走，天黑到家，人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了。别看我们只有十六七岁，家里已经把我们当大人使唤了（我们那农村孩子都这样）。
　　到了初三，新学校盖成了。六个教学班都集中在一个大平房里，南北都是教室，中间是东西走廊。我们的班任也换好几个了，周实莆，田维传，梁兆厚都当过我们班任。入团是小青年的一件大事，可我入不了，家庭成分卡住了。这在当时可是我心中的一块心病，觉得脸上无光。
　　当时考高中是一件很难的是，全县才招两个班。专业招的名额也少。我报的志愿一是师范，二是高中，原因是家里困难，早点工作，结果还是考入高中。江口中学考入高中的没几个，我们农村考入高中的就我和崔国良、卢中元。
　　汤原一中一学年全县就收两个班，每班55名。可见当时考高中有多难，比现在考大学还难。我和崔国良都被分在一班，我担任语文课代表。班任是教我们化学的张益清老师，教语文的是于立老师。
　　高中是在县城，离家有一百多里地，我们一般一周回一趟家。回家得坐火车，火车票是五毛钱，可我们也拿不起呀！所以我们来回坐车都是不起票，刚开始我们东藏西躲，可老是让列车员给抓着。后来时间长了，列车员知道我们是学生，也就不太管我们了。
　　进入高中我遇到的第一个困难就是学费问题。当时念书住宿吃饭一个月的伙食费得十几块钱，可就是这十几块钱，对我们家来说，可是个大事。人家崔国良在大队开的证明信，学校就给助学金，每月十几块钱基本就够了。可我到大队就硬不给你开，啥原因？说家庭成分不好不给照顾。气的我直哭，也没用啊，上哪说理去呀？你不是贫下中农，照人家就矮了半截。
　　家里实在没招了，只好靠养猪来供我上学。后来我母亲腿有毛病猪也喂不了了，我只好中途缀学。我回来以后，我们班主任张一清老师让崔国良又给我捎来两回信，一再要求我回校，可我父母没能力供我，助学金瞪眼又开不出来，我只好在家干活。幸好，第二年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学校也停课闹革命了，大学也不招生了，否则我亏死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