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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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月是鲜花盛开的季节，当地却没有特色鲜花，“鲜花”都在农田里，金黄色的是油菜花，玫瑰红的是草籽花，配上一片碧绿的麦子，整个大地像一幅巨型油画。
　　我喜欢画画，所以，对色彩比较敏感。如果不是插队落户，而是旅游来到这里，诗人肯定会诗兴大发，画家肯定会挥毫泼墨。遗憾的是，这样的美景，滞留的时间太短，油菜花凋谢了，草籽花未等凋谢，就被犁头翻了身，当作绿肥浸泡在水里，发出阵阵臭气。
　　春天到，积肥忙。春上的农活主要是积肥，积肥就是挑塘泥，分两种，一种叫干塘泥，另一种叫水塘泥。
　　干塘泥，就是将河塘车干，将塘底的淤泥挖起来，挑到干田里。干塘泥要连续挑十几天。这项活比较轻松。母亲给我做的垫肩派到了用处，却引来老乡的一片耻笑，说我比不上小吴，放不下架子。第二天，我没敢再用。三天后，肩膀挑破了皮。
　　水塘泥，就是将年前从塘底夹起来的晒干塘泥挑到水田里，也要连挑挑半个多月。这是一项要命的活，现在想起来，脚底还隐隐作痛。塘泥里面有许多三个尖刺的干枯野菱，水泡不烂，漂在水面上，风一刮，全部留在了田埂上。赤着脚，肩上压着七八十斤的担子，一脚踩在野菱上，一阵刺痛直钻心窝，身体会不由自住得急蹲下来，搬起脚底一看，一只漆黑的，张牙舞爪的野菱钉在脚底，深深地扎进肉里，用力才能拔出来。收工回家的路上，脚底不敢着地，进屋第一件事就是挑刺，一挑就是十几根刺。白天还能看的清，到了晚上，要把煤油灯旋到最亮，脚底紧靠煤油灯罩，才能看清楚。
　　所以，每当我看电影《扬乃武与小白菜》，扬乃武的姐姐替扬乃武滚钉板的情节时，我都会想起脚踩野菱，那不堪回首的往事。如此炼狱般的劳动，是我从娘胎里生出来没有领教过的，也是我插队前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插队前，考虑到江南吃米，不吃杂粮，才来到这个鬼地方，早知这样，还不如到安徽的淮北去插队，那里没有水田，我就不用吃这个苦。
　　老乡见我和小吴每晚在油灯下挑刺，教我俩挑刺的方法，嘴里却在一个劲地说：“你俩吃苦了，让你们父母知道，不知有多心疼，你们不下放，在城里多快活，这毛老头子真不是东西，让这么小的娃下来受罪，哪不叫他自己的娃下来试试。”
　　谁料想，炼狱般的劳动还在等着我俩，脱胎换骨的日子还在后面，凄风苦雨的劳作将年复一年。
　　让我心惊肉跳的挑水塘泥工作总算结束。接下来学拔秧，学插秧，学车水，学......。
　　生产队有几个插秧能手，朱会计的大弟可称秧状元。原来一尺挂两头插惯了，现在，行距改小了，肯定不习惯，不顺手。原来他是领头雁，人家必须跟在他后面，现在，可以不分先后，同时下田，快的一趟到头了，慢的还在半路撅屁股。如此一来，他的优势被埋没了，被冲淡了。所以，对拉线插秧极其反感，发牢骚，讲气话，甚至，讲反动的话。我给他解释分析，这是科学种田，可以增加产量。他不但听不进，还破口大骂。
　　到了晚上，吃过晚饭，记完工分，我去了朱会计家里，把白天的事情告诉他。心想，朱会计是大队干部，一来，可以警告自己的弟弟，不要胡来；二来，他弟弟的言行也对他不利。没料想，朱会计听后，非但不是脏话领先，甚至，连个屁也没放，叫我碰了个软钉子。心想，不好，朱会计肯定要记恨我，俗话说，“打狗要看主”。说完话，假装看了一会儿报纸，就悻悻得离开了。
　　“秧状元”不信科学，更不懂科学。
　　一天晚上，来找小吴下像棋，满脸的愁容，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没等我俩发问，他先虚心地请教我俩，“六六六粉可以杀虫，能不能治病？”
　　我说：“不能治病。”
　　“秧状元”痛苦地骂道：“捣妈的，这下吃大亏了。”
　　等“秧状元”把吃大亏的事一说完，我和小吴笑得直不起腰来。原来，“秧状元”下身生了湿疹，奇痒难耐，于是，用葫芦瓢装了半瓢水，抓了一把六六六粉在瓢里，将下身浸泡在瓢里治湿疹，疼得他在地上打滚。
　　笑停后，我告诉他，湿疹是病菌，不是虫，要到合作医疗所配药。
　　我也生过湿疹，那是在毛主席畅游长江的一年。游泳成了国泳，人人要学会游泳。就像乒乓球一样，成了国球，人人会打。
　　那一年，上海大造游泳池。所以，一到夏天，里面穿一条游泳裤，外面再穿一条平脚裤，既文雅，又便于到游泳池游泳。几天后，下身及大腿内侧开始骚痒，哥哥和几个玩伴都发生和我一样的窘况。大姐知道后说，是穿游泳裤焐出来的。果然，不穿游泳裤，几天后，湿疹自然就消失了。
　　拔秧轻松也不轻松。轻松的是体力，坐在秧码凳上，而且，一学就会。不轻松的是精神，一边拔，一边搜寻蚂蝗，稍不留意，蚂蝗就会和我腿肚子相吻，吻后就是一片血迹。血腥又会引来第二，第三条蚂蝗，而且，肯定是在原伤口处相吻，就跟沙鱼一样。
　　插秧一插就是一天。早春，水气寒，老乡都穿着棉袄。我没穿棉袄，出工时，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的。过不了多久，太阳被云层遮住了，原来的暖风变成了寒风，吹在身上，冻得瑟瑟发抖。筛子说，“榆树开花还要冻三冻”，那几天榆树刚开花，看来农谚是有道理。筛子还说，“吃了端午粽，才把棉衣送”，心想，离端午还有一个月时间，在上海时，端午的天气已经很热了，肯定不会有人穿棉衣了，看来，这里的天气和上海不一样。
　　春天的天气，小孩的脸，一日三变。到了下午，下起了牛毛细雨，密密麻麻，气温一下子降下来。好在我穿得是塑料雨衣，风透不进，上午感觉水田的水是凉的，下午感觉水田里的水是暖的。
　　插秧两腿在移动，所以，蚂蝗相吻的机率较少。但是，由于弯腰贴肚，压迫膀胱，小便的机率明显增多，差不多半个小时就要来一回。好在我们生产队插早稻秧是男性的专利，尿一急，拔出来就可以解决。听老乡说，江苏那里，插秧都是奶奶们干的。我想，这比较科学，因为，女人的腰比男人柔。我腰细，挑担不行，插秧还能对付。
　　第一天没事，不觉腰疼，三天后，感觉就有事，连续插秧一刻钟，腰就像断了一样，必须伸直腰，用拳头捶一捶，但是，腰部的感觉是麻木的。
　　插秧季节，是学喝酒的好时光。平时不喝酒的小老乡，到了晚上，个个脸红脖子粗。小懒平时就喝酒，这些天，更是大过酒瘾，和他老子一样，酒后话也多。他见我和小吴不喝酒，觉得奇怪，问我俩可腰疼，我俩说疼啊，小懒嘴上叼着香烟，开始给我俩上第三堂课。
　　“说起来你俩是知识青年，有的知识就不如我们阿乡，（”阿乡“是他学的几句上海话中的一句。）酒是活血的，白天腰再疼，晚上一喝酒，第二天，腰就不疼，不信，你俩试试。”
　　我说：“黄酒活血，你们这里没有黄酒，只有白酒。”
　　“嗨——”，小懒把烟从嘴上夹下来，顺势一个大甩手，“反正都是酒，管它是黄的白的，一样活血。”
　　旁边的几个小老乡也附和着小懒的话，叫我俩一定要喝，要不然，年老了，要落下毛病。听小老乡异口同声这么一说，我俩也不敢麻痹大意，请小懒的爷爷帮我们带两斤回来。果然，晚上一喝酒，第二天，腰杆子就轻松了不少。本来我就生了满脸青春痘，几天喝酒下来，青春痘更加粒粒饱满，更加锦上添“花”，怪不得当地人把青春痘叫酒刺。吓得我宁愿腰疼，也不敢再喝酒了。小吴的青春痘，脸上不多，都长在屁股上，我很羡慕，要是我的青春痘也转移到屁股上，那该多好啊！
　　插秧期间，公社的干部巡回检查，手中拿着一根1，1米长的木棍，到了田头，这里测测，那里量量。洪队长跟在后面，一副小心翼翼的样子。公社书记见到我俩是知青，先表扬了我俩一番，再要求我俩当好科学种田的带头人，不许生产队弄虚作假。我俩嘴上说“好啊好啊”，心里面却说“不敢不敢”。心想，我俩是“再教育”的对像，怎么敢教育老师——贫下中农哪。还好，我们生产队合理密植执行得很好，也有可能，洪队长怕我俩去告密，不得不认真执行吧。
　　秧插后三天开始泛青，就要灌水，灌水就要车水。车水有两种。
　　第一种，车大车，六人一排。我和小吴积极要求参加，参加的动机，主要是觉得好玩。一开始，老乡捉弄我俩，车毂辘转得飞快，我俩跟不上趟，两腿只能往上紧缩，身体却吊挂在横杠上，叫我俩“钓大黑鱼”。前半个小时，我俩当了几回“大黑鱼”.
　　再后来，老乡想捉弄也捉弄不成了，这叫一回生，两回熟，三回功到自然成。
　　车水是最磨时间的活，又加上接近夏至，白天越来越长，抬头望望太阳，太阳在头顶上方，车了半天水，再望望太阳，太阳还在当头顶。当地有句俗语，叫作“人到夏至边，走路要人搀”，也就是说，人容易犯睏。
　　车水最容易犯睏，老是机械的动作重复。为了提精神，老乡自编了一套车水号子。我听了半天，听不懂歌词的内容。但是，曲调非常好听，音调高亢，激越。唱得最好的是小于，小于是个结巴子，说话结巴，唱歌一点也不结巴。
　　据说，一个结巴子士兵从前线回来报告紧急军情，报了半天，没报出个所以然。司令官灵机一动，叫他唱歌报告。这一招还真灵，歌也唱了，军情也报了。
　　我从小就结巴。听母亲说，我为了要说出一句带“阿”音的话，双手抱着大门外的一根电线杆，双脚直跳，才能费劲的将这句话从嘴里蹦出来。
　　我印像最深刻的一次闹结巴，是在小学六年级的语文课上，学一篇高尔基的文章。老师先请一个男孩小队长读课文，这个小队长比我还结巴，差不多每读一句，必须要用手掌拍一下课桌，引来学生一片哄笑。老师无奈地摇摇头，用手指往下点了点，示意他坐下。我最怕读这篇课文，在家里已反复读过好几遍，然而，一读到文中的“阿廖沙”名字时，我阿了半天阿不出来。那时，我的心好紧张好紧张，心底里在求求老师，千万不要叫到我。谁知，无巧不成书，偏偏叫到我。可能，老师觉得小队长读不好，中队长肯定能读好吧。我只能硬着头皮站起来，前一部分读得很流畅，一到“阿廖沙”，突然没了声音。其实，声音在我的舌尖，在我的喉间，我在口中念念有词，“阿，阿，阿”，等到阿音顺口了，突然，冲口而出，“阿廖沙”，语速比快板还快，如此，一停，一快，一流畅，整个一段课文，被我读得支离破碎。再看看老师，老师在抓头皮，耳朵里传来老师一句话，“下面，全班学生齐读”。当时，真羞得我无地自容，又好像被人从洪水中捞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感觉。
　　下放前，我的口吃病已经不是很严重，只是心急时，口吃略显严重。我在《安徽日报》上看到一则消息，治口吃的最好方法，就是大量朗读。于是，就每晚大声读报。一天，小懒循声推门进来，见我在读报，还误以为我俩新买了一台半导体收音机。是电台播音员在广播哪。练了一个月左右，效果很好，这是我在插队落户得到的意外收获。
　　听老乡说，解放前，车大车时不穿衣服，全身一丝不挂，既轻松，又不用洗衣服。害得过路的异性，想过又不敢过。已婚的奶奶们厚着脸皮，一路绝骂，一路侧脸而过。脸皮薄的丫头和小媳妇只能绕道而过。
　　第二种，车小车——即俩人手摇车。我和二老车过好几回，二老是洪队长的舅舅，辈分大，资格老，很爱说笑话，身材粗短，像武大郎。车小车觉得时间比车大车还要慢，两人必须没话找话，不停说话，否则，一边车水，一边要充瞌睡。
　　“小陈”，二老喜欢把“小”读第四声，把“陈”读第三声，听上去很别扭，但别有一番韵味，“你们城里人不种田吃啥？”
　　“我们有购粮证，到粮店去买。”
　　“嗷——，难怪上面要叫我们缴公粮，是给你们城里人吃的。”二老喜欢七问八问。
　　“城里人干些什么事呢？”二老又开始盘问起来。
　　“你穿得衣服，就是城里人做的。”我是有问必答。
　　“不对，我穿的衣服是请裁缝来做的。”二老理直气壮地说。
　　“我是说做衣服的布是城里人做的。”我急忙加以解释。
　　“不对，往年我们自己织布，不用买布，到了现在，有了洋布，才不织布的。”二老对我的回答有点不卖帐。
　　当地人把府绸，咔叽，毛哔叽都说成洋布，把火柴说成洋火柴，把煤油灯说成洋油灯，把肥皂说成洋碱，把钢笔说成洋水笔。
　　“你们城里人吃菜哪里来？”二老又开始盘问起来。
　　“上海也有农民，专门种菜给城里人吃。”
　　“那你们真快活，有人种米，有人种菜，还拿工资，那你们下来干什么？”
　　“不是我们要下来，是毛主席要我们下来。”
　　“这毛老头子年岁比我大，人老了要发昏，犯糊涂，我们自己口粮都不够吃，你们一来，我们就更不够吃了。”
　　我一听二老说话有点不着边际，故意把话岔开，想从他嘴里了解一些旧社会的苦和新社会的甜，接受一些农村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可以提高阶级斗争的观念，便于投身到农村三大革命运动中去。
　　“二老，你是老贫农，经历过新旧社会，解放前，你家可饿死过人？”
　　“58年才饿死人，解放前，哪有饿死人的，粮食多的吃不掉，卖也卖不掉。”
　　我想，今天的对话对不下去了。书上明明说旧社会苦，四川有恶霸地主刘文采，雷锋小时候讨饭，被地主家的狗咬伤，旧社会，天下乌鸦一般黑，可能，生产队那个本家地主欺压过二老，我就启发二老。
　　“解放前，队里那个老地主，肯定压迫过你家吧。”
　　“没的事”，二老边说边摇头，“我们这一片都是下江人，老家在江北，原来这一片都是湖滩，他们家比我们来的早，占得地就多，活忙时，雇几个短工。一解放，按地亩划成分，就弄个地主，其实，也跟我们差不多。”
　　一老一小，边车水边聊天，还觉得时间过得太慢。右臂摇酸了，换左臂，左臂摇酸了，换右臂。摇啊摇，我想起了小时候学得一首歌谣，“摇啊摇，摇到外婆桥，外婆叫我好宝宝”。此刻，我格外留恋小时候的生活，要是我没长大都好啊，我不要在这里盼日头西落，不要自作多情地接受“再教育”，不要在这里消磨青春时光，不要......。我觉得人长大了没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