泄密者（25）

见他那么难受，我们俩对坐着，许久没有吱声。半晌我才试探性地道：“你准备日后干点什么？”他低声道：“司徒堂和我不是一般的交情。不说别的，就是冲着他的死，这事我也非插上一杠子不可。”我点点头：“原该如此。他放着好好的外企不做，却阴差阳错地把命送在这里，必须找出人来为这件事负责。”他看看我，缓缓地但却是坚定地吐出一个字：“好。”
正在这时，病房里忽然铃声大作，那急促的铃声像是要把人的魂魄都揪出来似的。我心中一紧，赶忙三两步跑了进去。主治医生正在加紧组织对司徒堂的抢救，可我看得出来，他的这种抢救已不过是象征性的，表示医院已尽了力而已。我脑中徘徊着，许久也回不到“死”那个字眼上去。他和我从小学到初中高中大学，两个人一路走来说过多少知心话，有过多少厚重的情谊，更说不清有不少并肩战斗的惺惺相惜。谁都没有想过，在二十八岁那年的夏天我们告别了彼此，从此阴阳永隔。
“三生石上旧精魂，赏月吟风不要论。”记得当年在高中，读到这首诗时都是唏嘘不已。可当时年纪太小，谁也不曾真正体味过这句诗中的真正含义。可当十多年后，仔细审视，才发现诗中所含的，竟都是确确实实的真实感受。如果有来世，司徒堂现在一定过了奈何桥，也喝了孟婆汤吧？
喝了孟婆汤，便不会记得有过今生今世，不会记得这一世中有过怎样的烦恼忧虑与不安，可我在内心中还有着万一的希望，希望多少年后他能像藏传佛教中讲的那样，留恋着红尘中的我和法医，再回来看我们一眼。
我想他在死前最记挂的，也就是我们两个人。
我看了一眼法医，他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但并没有溢出来。此刻医生已放弃了抢救，因为抢救本来就是做给外人看的。主治医生瞪了我一眼，道：“还在这愣着干什么？还不赶快去准备！”
我长叹一声，自去联系殡仪馆，法医也去寻找合适的公墓。这件事我们思前想后，还是通知了他的父母。在电话中我们没敢告诉他们实情，只说他伤得很重。司徒堂从小是在外婆家长大的，父母在本市也算得上是个名人，只不过退下去了，为了安静也就住的偏远了一些，估计一时半会儿很难赶过来。
不大工夫法医返回了医院，闷闷地道：“公墓方面已经联系好了。”接着就叹着气，踱到一旁的楼梯口去吸烟。我也没了心情，呆站在那里，久久不动。
说不上过了多长时间，司徒堂的父母才匆匆地赶到。我对他们道：“您们来了，里面请。”司徒堂任过高官的父亲尚能控制住自己，母亲却已经忍不住地拉住我的衣服：“堂儿呢？”我不忍心将实情直言相告，那样很容易刺激到他们。我转过身去，指指他的床铺：“伤很重，你们要有心理准备。”当时之所以没有让医生将司徒堂的尸体马上送入太平间，也就是为了给二位老人留一个这样见面的机会。
我看见他们缓步上前，倒像是怕惊醒了他似的。司徒堂母亲走过去，见他的半个脊背尚露在被外，忍不住去扯了扯被角，却见司徒堂一点反应也没有，手指触摸到的肌肤也是冰凉，不由心里一怔，将手放到了他的鼻边，这才发现他没了呼吸。还是司徒堂的父亲见过大世面，大概听我的话已料出不祥，所以在妻子悲痛欲绝的时候才竭力挺住，一直安慰妻子一面很严肃地问我道：“欧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跟司徒堂熟的不能再熟，小时候也常上他外婆家去玩，这也不是我第一次见到他父亲，可我还是第一次听见他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虽然不想对他撒谎，可一旦说出实情来对谁都没有好处。于是我避开他两道剑似的目光，将他出车祸的情况说了一遍，只是隐瞒了那辆凌志的动机，而该成是司机肇事，并说我已经报案给警方了。司徒堂的父亲闷闷不乐，许久才发出一声近似痛哭的长叹：“这孩子，白瞎了我三十年的功夫呀！”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知道司徒堂的独子身份对他父母打击太大，这时法医也走上前来劝慰司徒堂的母亲。他跟司徒堂结交的事司徒堂的父母并不知情，所以见到他的时候司徒堂的父亲厉声喝问了一声：“你是什么人？”我赶紧介绍道：“这是司徒堂的一位朋友，在刑警支队工作。”司徒堂的父亲大概对他的身份很是怀疑：“我怎么从来没听司徒堂讲过这个人呢？”他自言自语地摸摸下巴，忽地把脸转向我：“欧阳，想不到你小子也来骗我了！快说，你收了他多少钱？”原来他竟把法医当成了那个肇事司机，把我看成了为了利益黑心出卖朋友掩盖真相的坏人。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正要将问题解释清楚，法医从衣兜里拿出印有他身份标识的警官证，司徒堂父亲的脸色才缓和了下来：“原来如此。”
好在他还没有糊涂：“你们晚上就别走了，也都是为他张罗过事的，咱几个坐一块儿吃顿饭。”话说到这份上我也不好说什么。不过我出来这么长时间，还没跟袁源打声招呼，怎么也说不过去，于是我找个角落，给办公室里挂了个电话。不料打了半天，竟然没有人接。我于是改打袁源的手机，半天他才懒洋洋地接起来：“喂？”“董事长，我是小张，今天中午我在外面出了点事故，现在在医院里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就是擦破点皮，还没多大问题！行，行，我以后多小心！再见！”放下电话，我心中很不舒服。肯定是袁源见我中午见我不声不响地走了，籍以报复，故意不接办公室的电话，好让我坐坐冷板凳。这家伙，心眼够窄的。我心里暗骂袁源，一面想着怎么把司徒堂的事给糊弄过去。当然，袁源和司徒堂没见过几次面，自然谈不上有什么矛盾，可是大家都在一个市里，说不定谁嘴快就把消息给透出去了，要是袁源知道我和他眼中并不怎么熟悉的司徒堂呆在一起，岂不大为怀疑？因此我思前想后，决定请司徒堂的父亲来打这个电话。
司徒堂的父亲并不糊涂，明白内里一定不像我说的那么简单。但他以一个老官员的精明，也是一个不动声色的主。听我这么一说后，没有找出理由来反驳我，而是爽快地拨通了办公室的电话。袁源这次很快就拿起了话筒。在听过司徒堂父亲一番声泪俱下的叙述后，说道：“您节哀。说句实话我失去这样一位得力助手也觉得很难过。你在哪儿？噢，嘉城医院。好，好，我马上过去！”
半小时过后，袁源带着杨总、齐总和几个亲信风风火火地赶了过来，老徐却不在其内。我在之前已经回避了，司徒堂的父亲也没有拦阻。我听见袁源不停地安慰司徒堂的父母，好像还带头捐了些钱，陪着他们略坐了片刻，便又风风火火地走了。
袁源走后我才在后面走了出来。司徒堂的父亲只字不提，指指楼下道：“去吃点饭吧。”我点头答应着，和法医一同走下楼去。门外就有一家医院附属的职工食堂，我和法医怕司徒堂的父母太过悲痛，离医院太远了不容易救治，所以也不敢走远。一进食堂后我们四个人挑了张小方桌坐了下来，随意地挑了些饭菜，等到饭菜一上来就没滋没味地吃着。总之，这一顿饭吃的相当沉闷。
吃完饭后就到了下班时间，我给婉汀打了个电话，告诉她司徒堂死的事。她也大为吃惊，问到好好一个人怎么就这么没了。我将车祸的偶然性和突发性说了一遍，最后说了一句“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她听后连连感慨，说马上就过来，我说你过来也帮不上什么忙，徒然添乱，就别过来了。他见我无心说笑，也就不开那种惯常放在嘴边的玩笑，说声“保重”就挂了电话。
法医也执意要留在这儿。我对他道：“出力不忙在一时，你还是先回去吧。你们的工作不比旁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找上了门，还是休息吧。”他迟疑了一下，说道：“我也不是不顾朋友大义，不得不走。”我说：“知道了，这面有我呢。”他这才恋恋不舍地走了。
司徒堂的父母却什么心思都没有了。等我扶他们坐上电梯，他们早都是气喘吁吁。看着他们那病歪歪的样子，我真担心他们会发生突发事件。但好在他们并没有这样。等到回到房中，陆续接待了司徒堂父母双方的几位至亲好友，他们大多是从外地赶来的。看见司徒堂的样子，大伙都连连叹息，说这么个年轻有为的青年白瞎了。这些人大多是与司徒堂父母年龄相仿的老人，走到这里也都是萎靡不堪，自然不能让他们为一个晚辈守灵，于是我独自担负起了守灵的重任。
我一个人呆在那间屋子里，脑中也是一片空白。想想，我和司徒堂上学这么多年来，也看见他交下了不少真心实意的好朋友。只不过自从司徒堂进了外企之后，那些同学觉得贫富差距太大，也没有谁来主动找过他。而我这边呢，为了执行好这次任务，我将原先的电话号码本全都给扔了，如今连一个同学的号码都找不到。所以如今司徒堂去了，他的那些朋友没有一个知道。当然，袁源是知道的，可他来看过一次之后就绝不会再来。而且，对于司徒堂这样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看不看都没有多大关系。所以我也不相信单位里的那些同事们会知道。换一个层次想想，他们即使知道了也不会来。现在人都实际得很，你这人都没了我自然也用不着你，别说不欠你人情就是欠你人情也都一笔勾销，那还何必过来缴纳一百元的“死人税”？我叹口气，默坐片刻，眼泪也不自禁地涌出眼眶。
这是一个时代的悲哀。
我努力地平静下心情，知道自己今后是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得心应手地完成任务了，心头不自觉的哽咽。我平时虽不吸烟，可此时也点燃了一根香烟，缓缓踱步到窗前，看着夜幕下前院一棵高大的杨树影影绰绰的斑驳枝桠，呆呆地凝视了很久。
忽然，身后传来一声细细的“吱狃”声。这声音在夜色中听起来格外毛骨悚然，但我没有疑惧。我并不相信鬼怪，我只相信我自己的判断力。因为没有开灯，所以我看见的，只是一个驼着背的黑影。
“欧阳啊，你怎么不开灯？”司徒堂父亲的声音显得格外苍老：“我还以为你不在呢。”
我扔掉手中正燃着的半截烟头，说道：“习惯了。”说着示意他坐下。我明白他此行的目的，不然那就不是一个老官员了。所以，为了掩护他，我并没有将灯拧开。
司徒堂的父亲摸索着找到凳子坐下。好半天不见他张口，我猜他是在考虑怎样表述合适。果然，一会儿之后他开了口：“欧阳，我能问一些问题么？”
我说道：“您老太客气了，有话直接说吧。”
他说道：“从今天你们董事长来这里我就发现你在说谎。当然有可能是你与董事长有矛盾，这不奇怪。可问题是，在那个电话你自己明明可以打的情况下为何还要求我来打呢？”
我知道他会提出类似的问题。我说道：“您老也是在场面上混的人，有些问题不可能不明白。不过当今世界飞速发展，有挺多东西在不知不觉间发生了变化，连人际关系也比您们那个时代复杂了许多。我和司徒堂都是局中人，所以今天下午那些事我不得不做些技术上的处理，以防止被人看出破绽。出于以上考虑，有些事情不得不隐瞒您老，这一点向您致歉。”
司徒堂的父亲摇摇头：“我猜你就是这个回答。不过年轻人，我虽然为官多年，可我不喜欢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包括我的儿子，我尊重他的选择。现今对你也是一样，你不回答我也不会强求。但话又说回来，司徒堂毕竟是我唯一的儿子，是我和老伴的掌上明珠，他的死对我和老伴打击很大。所以你如果遇到了什么困难，有用到我的地方，我一定鼎力相助。”
我说：“您言重了。”看来这老头眼光真是锐利，居然发现我和司徒堂的事有关联。
他见我点头默认，便也不再多说，弓着腰走了出去。
我一直呆到天亮，也没感觉到怎么困。当天，司徒堂的父亲郑重地举办了丧宴。我没有去，他也没来请我。在这一段时间内，我连同法医对司徒堂的死因展开了调查，但结果一无所获。
但当天晚上我执意要再守一夜时，他不答应了，非要亲自过来看看。我拗不过他，于是和他并肩坐在司徒堂的棺材边聊了半宿。老头没再提司徒堂的事，而是将起了他以前的历史，讲他在文革中当红卫兵大串联，在改革开放初期的迷惘，讲他怎样开始在政坛上一步步混上来，整倒对手当自己的垫脚石，这些他都没有隐瞒，向我直言相告。我只是静静地在听他诉说，没有插上一句话。我想，这已经足够。
第二天清晨，按照老家的习俗是该出殡的时候了。司徒堂的骨灰被安放在一个小棺材里，被请来的八个壮实汉子（即俗称的八大金刚）抬上了市南郊一片茂密的山林，在早已挖好的墓穴前停住了脚步。哀乐开始长一声短一声地吹了起来，到场的人几乎都流下了泪水。
当那口小小的棺材被埋上土的一刹，我想一个历史已经完结了。
我随即告别了司徒堂的家人，顺便去医院弄了点治外伤的小药，涂抹了两下，就背着那些东西回家了。
婉汀还没去上班，在家里抹着地板。我问她道：“家里还好吧？”她瞪了我一眼：“你还知道回来！”我长叹了一声：“飞船飞得再远也还得回到地球上来。”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见我面色冷峻，赶紧刹住了话头。我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面部表情有些太严肃了，可又实在乐观不起来，于是自回卧室补觉不提。
过了两天，我才去天维上班。知道袁源性格比较急，这么多天我这个专职秘书没来给他安排工作，他心里该着急得不得了了。我要是再不去，屁股底下的凳子指不定就给了谁呢。
一迈进办公室的大门，袁源立刻从座位上弹了起来：“是小张啊，好些了么？”我答道：“谢谢董事长的关心，比原先好多了。”他问道：“在哪里治的？”我说：“在市第一医院，那儿治疗设施比较先进。”他点点头：“以后多小心点吧。”我连忙点头应是。
他跟我客套了两句便转入正题：“这几天你没来，单位发生了挺多事。比如这一件，”他指指手头正在审阅的一份报告，“我们和澄邦广告公司的合同到期了，负责广告的齐总跟我打报告说是否再凑上个百十万块钱，再让他们帮着宣传宣传。我想啊，咱单位也不宽裕，这件事就免了吧。但澄邦是我们的老客户了，不好直接拒绝他们的要求。于是单位决定派出齐总为首的谈判团和他们好好谈谈，尽量把这笔钱给省了。你去做齐总的副手，帮助他注意些细节问题，好不好？”
领导都拍板的事你还有什么好不好的，我只得应声是，自去和齐总商议。
哪知这件事比我想象的复杂得多。天维公司本来就欠着澄邦的钱，而且数额不菲。虽说澄邦的老板比较容易说话，可做生意就是为了赚钱，没有钱谁还会去干这样那样的蠢事。要是突然中断了和澄邦的合作，那天维的信誉肯定会受到很大损失，以后谁还会和这样的公司合作。
不过齐总显然对此深有考虑。他将临时分配到手下的几个人都集中起来。这些人包括了几大办公室秘书，包括全樱在内，大家集思广益，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法。有人提出不如跟他们把帐结了，免得以后有麻烦。也有人打着坚决不给的旗号，拖上两三年再说。
齐总对这等观点不置可否。当坐在谈判桌前，他才逐步抛出真实想法：“公司财政比较紧张，归还款额可能不会那么及时，作为对我们的惩罚，你们可以将我们的广告暂时停了。”澄邦的老板见我们是这个态度，也就半推半就地同意了。
这件事情办得很顺。不想刚回到办公室，袁源又叫我协助杨总整理一份资料。这一天下来，袁源总是在不断地让我干这干那，我几乎就没停下来过。我心里也暗暗纳闷：他这到底是怎么啦？
在晚上下班的时候，袁源交给我一个信封。里面掂起来沉甸甸的，应该是有几十张人民币。在他的示意下，我当场打了开来，却只是几张花花绿绿的纸片。我问他这是做什么用的，他说道：“纸上都有字，你回去一看就知道了。”
晚上回到家里，我趁婉汀不注意将纸片全都剪了开来，果然见到里面用黑笔描画的字迹。几张纸片的意见大致相同，都是说张孟贤是一个德才兼备，业务心强，责任心重的好同志，应当委以重任。我愣了一下，马上反应了过来：“莫不是袁源准备提升我？”想到这里我心情还是一阵激动。我将纸片扔进了下水道里，开始筹划着我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