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1节

1969年，家中有"老三届"的家庭千方百计通过投亲靠友去了郊县或江苏，浙江，有门路的走后门参军，逃避上山下乡。我家是平头小老百姓，就连一路之隔的川沙县都去不了。
　　到了六月上旬，里弄干部带来好消息，说有一个地方离上海最近，安徽郎溪，在长江南面，属芜湖地区，汽车一天就到，吃米不吃杂粮。
讲到芜湖，母亲比较熟悉，母亲的意志开始动摇。一来，从地图上看，郎溪确实是离上海最近的地方；二来，万一再发生战争（1969年的中苏珍宝岛事件），全家可以逃难到郎溪。里弄干部一再强调，名额不多，决定要去，赶快报名。还引用了一句成语，“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其实，我在小学五年级就买了本成语词典，差不多背得滚瓜烂熟了，完全理解这句成语的隐意。连月来看到母亲为我的事揪心揪肺，我就毅然决然，抛开儿女情长，投身广阔天地，当一辈子农民。
　　报名后的一个月里，我的姓名从户口簿上被注销，时间好像是1969年8月。原定出发的日期一推再推，有消息传来，朗溪发大水，一直拖到10月28号才正式赴皖。所以，我做了三个月的黑户口；所以，每年的10月28号，成了我今生今世不被遗忘的一天，因为，36年前的这一天，我离开养育我18年的故乡和亲人，离开我神牵梦萦的恋人，我的一身亲情将随着车轮的离去而碾碎，前面等着我的是凶还是吉，我不敢去想，也不愿去想。因为，我是狂飙中的一粒泥沙，一片落叶，我的命运不由我自己主宰。
　　迁了户口，拿了证明，母亲陪我去中百一店“上山下乡专卖柜”，购置了单人蚊帐，单人草席，一只箱子，一条廉价的毛毯，一双防滑雨靴五件规定物品。我至今依稀记得，箱子13元，毛毯7元，还买了草帽，劳动牌球鞋，......。
又去了药店，买了季得胜蛇药，驱蚊油，万金油，红药水，紫药水等外用药。祖父为我赶做了两只小木箱，一只装书，一只装药，大姐为我赶织了一件草绿色毛衣，我的恋人送了一本影集和一张玉照，母亲为我赶缝了一只挑担用的肩垫，嘱咐我在外冷热自己当心，时常写信回家，需要什么给你寄去。　　
10月28号一清早，我的几个玩伴和大弟一起送我到在金陵东路的一所学校上车。离家的一刻，祖母流着泪，拉着我的手说：“大块头，阿奶年纪老了，你这次走后，不知道我还能不能活着见到你。”说完，塞给我两块钱。
母亲那两天正在生病，不能起床送我，话也没有多说，只是一味的用手帕擦眼泪。　　
赴皖的大巴将我们一车稚气未脱的知青运到郎溪县城已是午后两点左右。没有夹道欢迎；没有锣鼓喧天；没有彩旗招展；没有......，只有前来接我们的大队干部，每人手拿一根扁担，笑逐颜开地按分配到的知青名单，招呼我们重新编队，和其它公社的知青一起，重新上车，重新一路颠簸，驶向第二站——下湖。
　　一路上，我们知青挤坐在一起，前来接我们的大队干部只能手持扁担挤站在车厢的过道间。其中，有一位干部特别显眼，一颗黄灿灿的大金牙，剃着一袭马桶盖的发型，上衣口袋插着一支钢笔，脸上挂着憨厚的笑容。可能，他是第一次乘坐大巴，满脸荡漾着抑止不住的神情和欣喜。
　　车到下湖，天已擦黑。但是，下湖不是终点站，从下湖到我们的大队还有十五多里地。
那个大金牙取过我们的随身行李，挂在扁担的两头，摸黑走在头里，后面还有大队主任和另一个大队干部，他们都挑着我们的行李。我夹在队伍的中间，前后一望，共有十二个知青，其中，四个是女的。
我们深一脚，浅一脚，高一脚，低一脚，沿着乡间的小道，约摸走了一个多小时，来到一个叫东夏的渡口。大队干部告诉我们，河的对面就是我们要去的公社，叫幸福公社，这条河叫郎川河。
过了河，又摸黑沿着高高宽宽的圩埂走了约二十分钟，经过一处黑黢黢的一片房子时，大队干部告诉我们，这是公社的所在地。又约摸走了二十分钟，来到大队书记的家。
　　这一路上听到最多的声音是狗叫和鹅叫，看到的草屋都是盖在圩埂上，所以，我们几乎一直是沿着屋檐在行走。从每间草屋的窗户里透出的光线是那样的昏暗；从每家厨房飘出的饭汽是那样的诱人；从大队书记家堂屋的摆设来看，又是那样的寒酸。
　　在煤油灯光的映照下，大队书记看上去有五十岁左右，梳着倒背头，黝黑的脸盘，讲话时因缺颗门牙而关不着缝，他讲得吃力，我也听得吃力。意思是毛主席他老人家把教育知青的重担交给了他们贫下中农，他们不能辜负老人家的希望，要让知青在广阔的天地有所作为，有所贡献，有所••••••。
接下来，是大金牙代表大队宣读十二个知青的具体安排，我和姓吴的一位男知青分在同一个生产队，十二个知青被分配到六个生产队，我要去的生产队叫下阳前，有两个女知青被分配到下阳后生产队，和我在同一个村庄。
　　分配结束，我想可以到安身之处了，谁料，我的安身之处还不在这里，还要跟着大金牙继续赶路。于是，我们又穿屋檐，下圩埂，走田埂，上圩埂，终于来到一个黑黢黢的村庄。立刻，引来一阵狗吠；立刻，引来一片“上海佬来了，上海佬来了”的喊叫声和串家串户的传话声；立刻，各家原来紧闭的大门洞开，从屋里蹿出一个个人影。
大金牙先将我和小吴介绍和安顿在队长家，又带着两个女知青去了她们的生产队。
　　当晚，我和小吴成了动物园供人观赏的“猴子”。先是脏兮兮的堂屋兼吃饭间围坐起许多胡子拉碴的中年人，再是门口陆陆续续围聚起一圈又一圈的妇女和小孩。在煤油灯光的映照下，我感觉好像来到非洲。队长是个壮实的汉子，约四十出头，笑容满面地对我俩说：“先吃饭，在煮，一会就好，饭后安排你俩睡觉的地方。”
接下来，自称是副队长，比较精瘦的半老头开始和我俩搭话，满嘴喷出酒气，先互道姓名，我说我姓陈，耳东陈的陈，小吴说他姓吴，口天吴的吴，我俩尽量用标准的普通话回答，我问副队长；“您贵姓。”
　　“姓......姓王。”王队长是个结巴子。
　　“噢——，黄队长。”话音刚落，引来一片笑声。
　　“不”，王队长一边摇手，一边纠正道：“不......不是黄，是王。”
　　我知道发生了误会，但是，我确实听不出“黄”“王”有什么区别，为了消除误会，我再一次慎重其事地请教一遍：“请问，是不是草字头的黄。”
　　话音一落，又引来一阵善意得窃笑，副队长这才边做手势，边再一次纠正：“是......是这个王”，边说边用右手的食指在我在面前连划三横。
　　“噢——，是这个王。”我总算明白过来，我和副队长无意间的“姓氏小品”，使当晚的气氛融洽了不少，也就此落下了一个笑柄，上海佬“王”“黄”不分。
　　王队长比较健谈，继续跟我俩拉家常，好像记者招待会，他问，我俩答。
正队长姓洪，不善言辞，眨巴着小眼睛，催他的妻子，快把饭菜端来。那时，没有钟，也没有手表，我估计已是晚上十点左右，已经在唱《空城计》。心想，主人家忙活了大半时，肯定会有四菜一汤招待吧。队长老婆先端上来两碗饭，再端上来两碗菜。其中，一碗菜是白生生，切成粗丝状的。心想，肯定是茭白，是我喜欢吃的。一筷下去，夹起几根往嘴里一送，一嚼，觉得不对劲，不是脆脆的，而是酥酥的，辨辨味道，原来，是我在三年自然灾害中吃怕的红薯；另一碗是什么菜已记不清，总之，味道比红薯丝好，比红薯丝下饭，我就专吃那个菜，偶尔也吃几根红薯丝，装装样子，而且，得装成津津有味的样子，不能让贫下中农留下不好的初觉。
　　饭后，王队长叫了一声：“小老窝子（排行老小），过来。”
被唤着小老窝子的是一个长着一双对眼的小青年，个头比我矮。
“他”，王队长指着小老窝子继续说：“他在砖窑厂上班，是个光棍，你俩近期住在他那里，待以后盖了新草房再搬出来，”又说：“明天，你俩先安排在我家吃一天，以后，轮流各家吃一天，你俩初来乍到，先不用自己开伙。”
然后，在王队长的陪同下，我和小吴各自提着自己的行李袋，跟着小老窝子摸黑拐了几个弯，终于到了插队第一晚可以安身的家了。
　　开锁进门，点燃油灯一瞧，两间屋，空空荡荡，四周的墙壁黑糊糊的，里间靠墙有一张大床，旁边有我和小吴的箱子，一只小台子，两条长板凳，还有一个锅灶。这就是我的安身住处，这就是我青春十八岁时的住家，这就是我五年插队生涯中，几度搬家，共计六处安身住所中的第一个家。
　　从初识小吴到就寝短短几个小时，小吴一直不怎么说话，好像有心思，但比较爱笑，笑起来的声音总是“呵呵呵呵”的。当晚，我俩没过多得攀谈，因为累了，急忙打开铺盖卷，脚也不洗，脸也不洗，倒床就睡，一觉到天亮。
　　第二天早晨，我被一阵敲门声和喊叫声惊醒：“小吴，小陈，起床吃饭啦。”
开门一望，是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伙子，脸相和王队长有点相像，估计是王队长的儿子。我和小吴赶紧洗脸刷牙，尾随在他的身后，穿过两家住房，就到了紧靠村头的王队长家。
　　走进门一打量，堂屋的两边各是一间卧室，厨房和东面卧室的南墙衔接，猪圈又和厨房连接。所以，王队长家的屋型像一把五四式手枪，猪圈的位置正好在枪管顶端的准星部位，恰巧对准了连接外村又连接县城的一条圩埂。
　　早饭比较丰盛，五菜一汤，一碗咸豇豆，一碗咸辣萝卜，一碗黑糊糊的臭咸菜，一碗通红的辣椒酱，一碗青菜，一碗蛋汤。能上桌的都是男性，有王队长和他的父亲，以及王队长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和挺着大肚子的老婆都在厨房用饭.
王队长他们爱吃臭咸菜和辣椒酱，并推荐我俩尝尝。辣椒酱我是不吃的，看着就嘴里生辣气，生辣火，我想，臭咸菜倒可以尝尝，因为，在家时也吃过臭豆腐，臭冬瓜，臭米笕梗。（当地人称旱菜）所以，用筷头蘸了少许。刚入嘴，我第一感觉是吃了一口烂鸡屎，马上离桌，走到屋外，吐之不及。
返桌后，我假装吃了沙子掩饰过去。咸豇豆又是酸得出奇，酸得叫你皱眉，酸得叫你牙齿跟着发酸，酸得叫你不敢用牙去嚼，只能像含话梅一样，先在舌间过渡一下，等酸劲和着口水稀释后，才敢用牙齿去嚼。最后，比较能吃得只剩下青菜，蛋汤和咸辣萝卜。
　　早饭吃干饭，平生第一回，我觉得好奇，王队长说吃稀饭一泡尿一撒，人就没劲，活干不动，只在农闲和上半年缺粮时才吃稀饭。王队长早饭不喝酒，所以，话语明显比昨晚少，两碗干饭下肚后，抹了一把嘴，起身和洪队长一起安排当天的农活去了。临走关照我俩一句：“吃......吃中饭时小懒会叫......叫你俩。”说罢，用手指了指他的大儿子。
　　早饭在臭，辣，酸，咸中结束，等待着我的午饭将是什么，只能任人摆布了。让我觉得放心得是，饭能吃饱，而且，这里的米饭比上海的米饭好吃，香，爽口。
饭后，我看见一个妇女在厨房门口与王队长老婆交谈，神神秘秘的，还不时地朝我俩张望。还看见老乡们担筐提锹从王队长家的猪圈对直的圩埂上走过，有男， 有女，有老，有少，有笑，有叫，有打，有闹。还有两头体型高大的水牯牛缓缓地走过，后面的老乡肩上扛着笨重的犁耙，嘴里还不间断地发出“哇——哇——”得吆喝声，又见洪队长臂弯处夹着一把泥锹，赤着脚，蹭蹭地往前直走，好一幅秋耕图。
　　这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秋高气爽，不冷也不热，我和小吴村前村后的溜达了一圈，对整个村庄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
　　村前，也就是王队长家屋前有一个大水塘，全村村民的吃用水全靠它。在村庄的旁边有一条小河流过。全村只有两间瓦房，一间是祠堂，另一间是本村一家财主的，其余的全都是草房。而且，除了村后角上的祠堂是砖墙，其余所有的房子都是泥墙，裸露的墙体间夹杂着小块的石头和小片的碎碗渣，各家的窗户都是用旧塑料薄膜张贴的，有的已经破碎，有的厨房窗户根本不贴，猫直接可以钻进跳出。村上布满了七高八低的明水沟，给人一种凄败的，满目苍痍的感觉。
　　令我欣喜的是，这里居然有喜鹊，扑翅展飞在高大的泡桐树间，还时不时地发出“哇——，哇——”地叫声。我第一次看到喜鹊，第一次听喜鹊叫，觉得叫声没有布谷鸟动听。最讨厌的是狗，我俩走到哪，狗就叫到哪，一两条凶狗还紧随我们，我身子往下一蹲，狗吓得就逃，这个方法是王队长大儿子小懒告诉我的，特灵。
　　在村上兜了一圈，有几个小孩也跟着我们兜了一圈。其中，有一个是王队长家的第二个儿子。绰号叫“大肚子”，他似乎成了我俩的向导。“大肚子”负责生产队的两条大水牛，白天大水牛干活，他就休息，碰到雨天或不干活，“大肚子”就要去放牛。“大肚子”像他父亲，也很健谈，而且，在他家吃过早饭，对我俩像是半个自家人，有种自然熟的感觉。我也趁此机会从他的嘴里套话，向他了解一些民情风俗，知道本村的大姓和我是本家，而且，祖上是地主，村上的两层楼大瓦屋就是地主家的，现在，是生产队的仓库。还知道哪家经济条件较宽裕，哪家人家人好，哪家人家人孬，哪家......。
　　“文革”初期，我一度专门潜心拜读过《毛泽东选集》第一卷《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对农村的阶级划分有点了解，阶级斗争这根弦不说绷得很紧，起码没有放松。心想，既然陈姓是地主，我要和他们划清界线，说话做事要留神。但是，奇怪的是，村干部并没有给我们上阶级斗争第一课，整个村庄不见一条阶级斗争的标语，也不见早请示，晚汇报，更不见有人跳忠字舞，好像这里远离文化大革命，是个世外桃源，老乡过得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歇的田园生活。
　　逛村结束，回到住处，做得第一件事就是写信。给家中写信报个平安，给同学写信留个地址，恋人在学农，无法写信，只能用心来写，用歌来唱，用口琴来抒发。那年头，越是禁歌，年轻人唱得越欢，我常唱得歌有《莫斯科郊外的晚上》，《小路》，《红玫花儿开》，《喀秋莎》，都是俄罗斯民歌，情歌，好歌。还有南斯拉夫民歌《深深的海洋》，以及西班牙民歌《鸽子》。
我有一只重音口琴和一管笛子，当小懒来叫我俩吃午饭时，我正在吹奏一曲《远飞的大雁》，曲调舒缓悠扬，是一首歌颂毛主席的西藏民歌。小懒听得有点入醉，忘了来此的目的，傻瞪瞪地望着口琴，望着我一张一合的手掌，听着小吴变调变词得演唱，就像猴子第一次照镜子——欣喜若狂，不知所以，竟然硬抢我的口琴，也“咪喇咪喇”地吹起来，还边吹边跳，还像我一样的打复音。可能是王队长久等我俩不到，又派了“大肚子”来催，小懒才依依不舍地跟随我俩去了他家。
　　午饭的伙食跟早饭差不多，所不同的是，饭后喝了一碗锅巴汤，样子不耐看，喝进嘴里，比现在的咖啡还爽口。这使我想起母亲曾经讲的一个关于乾隆皇帝下江南时在民间老百姓家吃“锅铲汤”的故事。其实，“锅铲汤”就是锅巴汤。皇帝回到皇宫后，命御厨烧“锅铲汤”，御厨在锅里放了十把锅铲，煮了半个小时，皇帝一吃大怒，杀了御厨。
　　中国的事情就是这样，老百姓想吃皇帝的御膳，皇帝想吃老百姓的“锅巴汤”，都是人心不足蛇吞像，皇帝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皇宫吃到乡野，怪不得现代人吃了山珍海味还要吃满汉全席，吃了地上跑的还要吃天上飞的，吃了家养的还要吃野生的，吃了传统的还要吃稀奇古怪的蛇虫百脚，吃了熟的还要吃生的，吃了......。把泱泱大国吃成了殃殃大国，吃出了糖尿病，吃出了“三高”——高血压，高血脂，高胆固醇，吃出了肥胖病，吃出了......。
　　村也兜了，信也写了，衣服也洗了，觉也睡了，下午后半晌开始觉得有点无聊，开始和小吴拉拉家常。得知他的父亲是长江“东方红”客轮上的厨师，他的母亲有轻微的精神病，他本人在学校将同学误伤致死，才从拘留所出来不久，他在家排行老大，下面有弟妹仨，所以，小吴有思想包袱，所以，沉默寡言，所以，给人一种老实的外表。
我是个闲不住的人，再说，来到农村，是来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是来劳动的，是来谋生的，不是来做客的，不是来旅游的，不是来吃饭的。我俩决定第二天就下地劳动，争取给贫下中农留下一个好的印像。
　　晚饭，应王队长盛情款待，我俩喝了酒，酒是白酒，是红薯酿造的，我喝得晕晕乎乎的。王队长的大女儿还特地给我夹了一块肉，让我有点受宠若惊。肉是白煮的，老乡一年四季不买酱油，吃不起。
我俩管王队长的父亲叫爷爷，爷爷是个捕鱼高手，饭桌上的一碗鲫鱼炖毛豆就是爷爷的杰作，爷爷还是个喝酒能手，左手抓着酒瓶，右手不离酒杯。
王队长三盅白酒下肚，话匣子又打开了，以父辈的身份和情分说了一大堆体贴关心的话语：“你......你俩这......这次下来，你......你们的父......父母怎么舍得。”
酒后，王队长结巴的更厉害了，但是，越是结巴，王队长越是说得起劲。“可......可是，不下来又......又不行，这......这好比是被......被绑着跪地砍头，是犟......犟不掉的。”
猛然，我从晕晕乎乎中吓醒，这分明是现行反革命的话，竟然从队长口中吐出来，我担心这样的“再教育”会不会出问题。心想，这个王队长觉悟太低，怪不得做副职，难道他不懂祸从口中起这个理吗？难道他喝了酒就可以随便乱说吗？难道他就不怕被人检举揭发吗？难道......。为此，我还为他担忧了好一阵子。因为，那天他家里到了不少老乡。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真是皇帝不急急太监。
　　当晚，我和小吴被应邀参加每晚的生产队例会，每家派一个代表。会议室是在一个姓夏的老光蛋家里，老夏为生产队放鸭子，四处游放，所以，常年不在家。
进入会场，先看到桌旁坐着一个脸色忧郁的中年瘌痢头，洪队长招手示意我俩坐到桌前。会场的气氛有点沉闷，心想，好家伙，到队第二天，贫下中农就要给我俩上阶级斗争第一课了，这个瘌痢头肯定是“四类分子”，要不就是“黑五类”，队长让我俩坐在前面，无非是想让我俩能更清楚地看清阶级敌人的嘴脸，以便我俩今后能更擦亮眼睛，站在阶级斗争的第一线，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正当我聚精会神考虑可能让我俩发言的演说词时，洪队长开口道：“老少爷们，上面分给我们生产队两个知青，这是......。”洪队长将我俩作了一番简单的介绍后说：“从今晚起，开会读报这件鸟妈事就交给小陈，小吴你们俩，你俩自己定，谁来读。”说完，递过一份过期的报纸.
小吴不愿读，只好我读，我问洪队长读哪一篇，洪队长说，你喜欢读哪一篇就读哪一篇。我在头版找了一篇关于“斗，批，改”方面的文章，清了清嗓子，学作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员的腔调，铿锵有力地读了起来。
　　接下来，洪队长就开始布置第二天的农活。我心里在急，心想，先要抓革命，才能促生产，你洪队长把秩序弄颠倒了。看来农民老大粗比工人老大哥的思想觉悟就是慢一拍，低一度，差一点。要使是我主持会议，我肯定先要读上一段毛主席语录，呼上几声口号，刹刹阶级敌人的威风，长长贫下中农的志气，将阶级敌人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叫他••••••。
正当我在游神走思中，洪队长的一句话把我从梦中惊醒。“下面请民兵排长老扬布置下一阶段民兵的工作”。
我的妈呀，原来瘌痢头是民兵排长，我的脸在昏暗的油灯下，开始发红，发亮，发光，我的心在发怯，发慌，发颤。
　　那一刻，我的内心自我表现，自我独白，是学习“毛选”思想觉悟提高了，还是狂热的革命幼稚病发作了；是阶级斗争这根弦绷紧了，还是小时候看电影反面人物看多了；是我的神经思维发生错乱了，还是“人祸”的毒中得太深了。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说对也对，说不对也对。所以，邓小平说文化大革命把人的思想搞乱了。
那年,我正好处在世界观还没有定型的年龄阶段，对事物的看法全来自于人云亦云，全来自于宣传说教，全来自于对领袖的无限敬仰和崇拜，全来自于对无产阶级革命司令部的无限信赖和忠诚。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