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八章 奋发图强 （二）

　　三、无稽成分
　　
　　然而要弄清成分谈何容易！它注定要像我一样走过一段艰难的历程。
　　我尽自己所知把土改前后的家庭情况向党委政治处组织科写了份详细材料，又多次找党委程书记谈。我认为土改前我家虽曾出租土地，但那是因家里无劳力没人耕种，假如我弟兄俩都已长大成人，那四五十亩山地何须出租？即使出租也不是靠地租剥削生活，而是靠父亲的薪金维持。后来父亲先失业后出走，中断了经济供給，母子们便陷入极度贫困中，不论生活水平还是财产状况连一般中农都赶不上，怎够得上地主？我上次在侯家庄曾和社员们谈起过我家的成分，不论干部还是一般社员，比如根金大叔和赵珍元，他们都说顶多够中农。赵献江定的是中农，他除耕种着三四十亩土地还养着二三百羊和两三头牛，而我家牲畜农具一概没有。
　　经我再三恳求，终于感动党委，决定让组织部派人到原籍调查。但我又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没有向组织详细说明土改时我家在陈家垣，导致去的人既没有到侯家庄，当然就不会向最知情的根金大叔和任二他们了解情况，也没有去土改时管辖陈家垣的大编村下车。而去了履历表填报的原籍板坡村，找到村支书曹雁调查。曹土改时并不在板坡，他不了解情况。陈家垣从未归板坡管辖，不可能查到我家的成分。偏偏这位书记又主观的很，不向调查人说清原委，荐他到别村去了解情况，而是凭主观臆断妄下结论，说“不是地主也够富农”。呜呼，真是命运多舛，富农和地主几乎等同，都属“黑五类”，都是专政对像。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等来的一次调查并未给我洗清污秽。
　　
　　文革初期我又被迁送回村。次年批刘少奇的“反动路线”，矿党委瘫痪，造反派成立了监委会。我去搞平反，在回原籍办理粮户关系时再次要求带介绍信让当地政府协助我调查家庭成分，监委负责人老工人梁科给我开出介绍信并盖上党委公章。回到当地公社直接把介绍信转到下车村，我找到村支书任金，据他说土改时因父亲“逃跑”，没有划成分，是以他“投敌”论处按反革命家属清算的，遂出具了“土改成分未定”的证明。真乃荒诞之极，看来我一生注定要被荒唐所误:本人荒唐，时代荒唐，所遇之人之事无不荒唐！父亲分明在外教书，怎能凭主观臆断就说成投敌！
　　这“成分未定”又能说明什么问题，仍然是模棱两可，会给人以可乘之机。他们会说：“既然清算，定是地主”，如果能附一份土改时财产状况的详尽材料，或许能为我的辩白“助一臂之力”。我想到当年的“佃户”根金大叔，办好户口迁移证后再次去见他，恰逢他卧病在床。我向他详细询问了我家的土地数量和收租情况，写成材料念给他听罢，要求他盖章，他推说章丢了，不愿给盖，不知是怕揽事还是别的原因，我只得亲自下手从立柜里找到他的手章盖上。回到城里我去卫生院给大叔请医生，医生答应第二天去，我因急于返矿上班，来不及陪医生去，不知是否成行。半年后得知大叔已不治而亡，同一年二叔也跟他去了。相隔不足仨月，弟兄俩竟前后离开人世，丢下四五个孩子管他们走了。这真是：
　　正叹他人命不长，那知自己归来丧；昨日黄土垅头埋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早知人生无短长，何必恃强凌弱、尔虞我诈、好胜争强，留些阴德赐儿郎。
　　
　　回到矿里我把调查材料交给组织，此后就在履历表的家庭出身一栏改填“未定”，而户籍里仍然是“地主”，公安局改户口很麻烦，我也没当回事。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宣布农村不再划分阶级成分，一律称社员，农业社解体后又改称村民，从此“家庭出身”一栏在所有个人档案里永远消失。我的“地主出身”黑锅终于卸掉，整整背了三十五年！
　　正是：
　　报国无门欲何求，到头恰似一头牛；
　　东闯西撞总碰壁；一条缰绳任人揪。
　　
　　四、停妻再娶
　　
　　铝矾土矿矿部有个石油库，是全市的能源储备处。油库有个姓赵的警卫是从劳教队调去的，我与他早已相识。有一天他递给我个字条，说是有个老司机来油库拉油留下的，上面说让我去平坦垴找他有事商谈。我去后得知他是继母张鸣的堂弟张勤，姐弟俩多年未见，不久前路经太原顺便去看望她，得知她又嫁了人，把她好一顿批评。他说：“你十几年都过来了，现在儿大女大却又嫁了人，你是真心跟人家过日子吗？若真心过他那么大年纪为什么不去身边照顾？你分明是图人钱财。为人要讲良心，你这样做对得起良心吗？”说得张氏羞愧难当无言以对。临走她提到我在阳泉工作，还没有成家，托堂弟留心给我介绍对象。
　　张勤，汾阳人，五十左右年纪，赶马车出身，后来发了财养起汽车跑运输，到一九五五年公私合营已成为拥有三辆汽车的小“资本家”。公私合营后他成了阳泉运输公司的一名司机，负责从石油库往回拉油。那张纸条就是他托油库警卫交给我的。张勤有两个女儿六个儿子，小名分别叫大宝二宝直排到八宝，她的大女儿已考上卫校，我显然没资格求娶。
　　
　　他见到我并没具体谈我的婚事，倒是关于父亲和继母的婚事谈得最多。我发现这个姓张的舅舅是个心直口快的大好人，心里容不得半点不平之事。他坚持认为父亲和张鸣的婚姻非常荒唐，他已劝那位堂姊尽快中止其不道德的“骗婚”行为，并建议我做父亲的思想工作，争取让他们自动解除。
　　这正合我的想法，我决定联合大哥一起劝父亲。我写信给父亲说：“爹，你的两个儿子都已近而立之年，至今还没有成家。我俩除凭借自己羸弱的身体作为维持生活的资本，别的一无所有：房无一间，物无一件。俗语说‘讨饭归来还须有堵竖棍的墙’，上次回乡若有房住，你儿也不至流落龚家受尽欺凌。退一步说，你不替儿子着想，也该为你自己打算，你退休之后何处安身?这个继母与死去的李氏不同，她不但有儿有女，而且有庞大的家产，离不开她的老窝。她和你结婚从没想过为我们父子组建个完整家庭，她与你是同床异梦、离心离德，只为她自己生活的好。大人应当清醒，不要再无谓的每月付她三十元钱了，攒点钱给大哥成家吧。望大人三思！”
　　大哥也力劝，在两个儿子苦劝下父亲终于动了心，和张鸣达成一致，心平气和离了婚。后来在文革中张鸣也被遣送回原籍，据说日伪时期她当过女警察，又是拥有四合大院的“房产主”。我去看她时她刚迁返回来，房子全被没收，独自住一间耳房，和土改时把地主“扫地出门”一样，相当可怜，几年后就去世了。
　　张勤文革中也受到迫害，他不但是“资本家”，又恰巧在一次拉油时出了事。那天他正卸油，有人找他说事，他与那人多说了几句话，这边油放满溢到地面，被揪了辫子说他故意搞破坏，于是立即成为“黑七类”被赶回原籍。待遣返回来已丢掉工作，一家十口人艰难生活，孩子们到处捡烂煤、打短工，和土改时地主的处境完全一样。
　　
　　我和张勤还有段小插曲，文革中他怕红卫兵抄家，拿出一块金条问我是否该上交。我建议他交了，说上交是立功表现，可以从宽处理，说不定就不赶他回家了，金条到后期也许还能退回来；如果不交让红卫兵搜出来那是罪上加罪，金条还得没收。结果他交了也没能免祸，因此怨我参谋有失，金条也不知是否退还。
　　父亲六四年底和张鸣离婚，六五年春就瞒着两个儿子又在石家庄娶了第七房妻。数月后他才写信告诉我，说这个妇人无儿无女，不会像张氏那样脚踩两只船对我们半心半意，她一定会全心全意投入到我们这个家庭。她在市里还有两间房子，不仅父亲退休后有了安身之所，两个儿子来去也有了落脚之处，为我娶个城市姑娘创造了条件。
　　此时大哥已结婚，娶了老家潭村的乔姓女子，但因没房住嫂子只能常年住在娘家。我决心不蹈大哥的复辙，宁可终生独处不娶农村媳妇。
　　
　　一九六六年“五·一”节，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前去拜见解放后第四位继母。想到父子们从此有了安身之所心里不能不感到高兴，但不知她心肠如何，若似李成兰那样通情达理、心地善良，一门心思为成全田氏家庭着想而自己一无所求，就是我弟兄俩的造化；然而谁能保她不是张鸣第二，只为靠株摇钱树不缺钱花，与我父子是两股道上跑的车，离心离德，同床异梦，甚至背道而驰呢。
　　我不无忧虑。
　　她叫杨秀莲，寿阳人。据她自己说十六岁出嫁，十九岁和婆家闹翻赌气出走，流落到石家庄；石家庄解放后嫁给一个比她小五岁的洋车夫，那人在六四年“四清”运动中被人揭发跑地下运输（即不通过运输社私自拉客谋利）害怕挨斗寻了短见。她还说在第一任丈夫手里曾生过一个女孩但未成活，后来再未生育。对于解放前二十年那段经历她始终守口如瓶，从不向任何人提起，那永远是个谜。在旧社会一个弱女子孤身一人来到大城市，若不干见不得人的事很难想象她如何生活下去。如今她身体发胖，皮肤白皙，属于“徐娘半老”一类。文革中被街道红卫兵遣送回村后村人给她起浑号叫“大白猪”，她特别爱打扮，五十多岁的老太婆还擦脂抹粉，在那个年代独一无二。
　　初次见面我发现她能言善辩，很会花言巧语套拢人，毕竟闯荡江湖几十年，城府很深，社交能力极强。她给我的第一印象倒还不错，叫我割回肉她给包饺子吃，还叫我买毛线要给我打毛衣；更让我感动的是她非常关心我的婚事，许诺立即给我提亲。并问我有多少存款，建议由她代为保管以免丢失。我没有买毛线，也没有把存款交她，倘若交给她肯定是肉包子打狗——一去路了。
　　真是：
　　先娶三娘后妲己，贤女泼妇都作妻；
　　寄言世间鳏寡客，寻偶当替儿女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