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八章 奋发图强 （一）

　　一、奔波复职
　　
　　一九六三年春节我又一次在太原和父亲相见，虽只隔一年，我却走过一段曲折痛苦的路，好像过了三百六十年！父子不免感慨一番，知儿子获平反他喜之不尽，对我投靠龚三之举也就不再苛责。我依旧忧心忡忡，对今后的前程感到十分渺茫：若不能复职虽平反也没多大意义，我还会像断线的风筝随风飘荡，只能寄人篱下，受人欺侮。
　　初五那天我为消解愁闷上街散心，走到东门外自由市场，只见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十分热闹。各种农副产品摆满街市，与国营商场货架空空、冷落萧条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生意最兴隆的还数那个白发老翁的卦摊，四周围满失意之人，不少人想预测自己的运气。我本来不相信那套迷信把戏，但多年的不幸遭遇让我多少有点相信命运了。所谓“命运”其实就是机遇，而机遇取决于一个人生活的时代环境，我命运不济是因为生不逢时。我挤在人群中看别人算卦，想到自己将去阳泉交涉复职事宜，吉凶难料，便有些动心，跃跃欲试，想算算这次去能否找到工作；但我始终缺乏勇气，“留情不算卦，算卦不留情”，倘若那白发老翁不留情面，口出不祥之言，我能承受住那沉重打击吗？
　　“这位青年面带愁容，心中定有疑难之事，让我来给你算上一卦。”老者送走一位求卜者，突然在人丛中紧盯住我。
　　“不，不，我不算。”我像惊弓之鸟挤出人群，飞也似逃之夭夭。
　　
　　父亲非常支持我去阳泉求职，他说：“你若能上班起码端个囫囵饭碗，再不必沤烟插棒自己做饭。”于是没过十五父子俩就急急动身前往阳泉，他要亲自帮儿子跑工作。我俩下车后先去了李桂莲家，向他们了解中央有关平反复职的政策。李桂莲的爱人白生地已经复职，又回到市委印刷厂工作。夫妻俩热情招待我们，并说中央有指示平反人员一律给安置工作。这无疑是个特大喜讯，使我信心倍增。
　　李桂莲家虽然是双职工，但已有两个孩子，四口人的家庭并不富裕，屋里陈设十分简单。床铺灶具之外，最显眼的就是一张二斗桌上蹲一架马蹄表。就这已令我羡慕不已，心想：我什么时候也能有个温馨的家，家里放个二斗桌，桌上蹲个马蹄表！而当前我连自己的吃饭问题都解决不了，想那些岂不等于痴心妄想！但愿能复职，有了工作才谈得上结婚成家。
　　第二天告别了老乡，父亲去市劳动局进一步咨询有关政策，我直奔化工厂人事科。
　　
　　许干事让我看过平反结论后征求我的意见。一则我社会阅历浅，对政治斗争的反复性缺乏足够认识；再者渴望复职心切，无暇顾及细节问题，表示对平反没意见，惟一要求就是回厂上班。
　　平反结论首先把原定案材料照抄一遍，逐条罗列所谓“罪状”，然后用“不适宜”三字轻描淡写宣布平反，没有把原来强加的断章取义无限上纲的污蔑不实之词逐条加以否定，很容易给人产生这样的印象：有罪但处理偏重。这就无形中留下后遗症，使得文革中那些左派英雄们以“事实存在”为由再次对我加以迫害。不过他们征求意见只是走个形式，即使我提出意见也不会对甄别结论再行修改。
　　复职要求遭到拒绝，于科长说：“当前正处于精简下放时期，根据上级指示凡已返乡的劳教人员一律按退职处理，就地务农。你已在家乡安家落户，可领取退职金回去参加农业生产。”
　　“我没有安家落户，”我竭力争辩，“我全家都是城市户口，我独自回村既没亲人，也没住房。一年来我东奔西跑、投亲靠友居无定所，不仅谈不到支援农业，反给生产队添了不少麻烦，确有难以克服的困难。请领导考虑我的实际情况准许我回厂上班。”
　　“不行，我厂定员已满，没有增员指标劳动局不批。你的处境我们很同情，但工作问题无能为力。”
　　实际上问题的关键是化工厂的国防工业性质，对保密和保卫工作要求很高，凡犯过错误受过处分的一律要调离出厂。
　　
　　不给安置工作我就拒领退职金。第一次交涉没有结果，我去劳动局找父亲商议。见调配科墙上贴着通知，正是针对平反人员的，上面说“接上级指示除甄别平反人员可予安置工作外其余一律暂停办理”，看来我若在其它单位平反，复职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消息为我进一步据理力争提供了有力依据。事情有了眉目，开学日期临近，父亲放心回到学校。我再次回化工厂交涉，阐明劳动局的通知并要求看中央文件，于科长见我态度坚决，不敢擅自作主，遂请示厂党委。监委书记指示：可介绍到劳动局，如市局给予安置，一切手续由本厂负责办理。
　　在市劳动局，陈科长看了介绍信说：“目前除铝矾土矿编制未满，其他单位都无指标。”我别无选择，只能怀揣劳动局的介绍信去铝矿恰谈。
　　
　　铝矾土矿位于阳泉市东十里，傍小河村和白羊墅车站。寒风料峭、饥肠辘辘，我全不在意，只顾低头疾走，走得满头大汗。终于有了一线希望，为与命运抗争，我心急如焚，一路小跑到了矿部。
　　“我矿倒是有招工指标，”劳资科长上下打量我足有五分钟，见我骨瘦如柴摇摇头说，“不过这里的工作很累，全是重体力劳动，每天和大石头打交道，你干不了，还是到别处看看吧。”
　　“干得了，干得了，”我连声说，“我能吃苦，多累的活我都能干。我什么活都干过，小煤窑担煤、硫磺坑抬‘珙’、拉碌碡搬‘巍子’、开山破石、拓荒种地，凡人干的活我都能干！”
　　科长大概被我的话感动了，终于说：“那好，你叫他们把档案转来，审查后给你答复。”
　　
　　许干事翻遍所有档案柜找不到我的档案，我焦急起来，怎么会事事受阻，处处不顺利。其实那份承载着我莫名耻辱的档案丢了最好，但目前又不能丢，它关乎我今后的生活道路。于科长拿起电话正要通知铝矿，忽听许干事喊道：“有了，原来在这里。”他从一个塞满废纸的破木箱中拿出来扔到办公桌上，破旧不堪的档案袋鼓鼓囊囊足有半尺厚，上面积满了灰尘，封面右下角用红铅笔写着“除名”二字。想必四年前我被押往劳教队时它已被扔进这破箱子里，宣告我的政治生命已经完结，在经历了与我同样的劫难后才带着遍体鳞伤重见天日，又站到人前。
　　“你走吧，我们会派人送去。”于科长说。
　　我猛然想起那年交给党支部的五个日记本，或许它们也在某个角落里躺着，但许干事说，似曾见过，后来就不知扔哪里了。
　　经过几天的往返奔波，一切手续都办妥了，只待回去迁来户口就能上班。四年多来我第一次露出心满意足的笑脸，像一个脚夫，在崎岖的山路上艰难跋涉几十里，终于可以放下重担喘口气，全身心都感到异常轻松。
　　
　　这时我又想到陈英，她去年夏天就毕业了，不知分配到哪里工作。自从分手再未见面，她也没有践约去看我，也许她早已把我忘记，我却痴心不改，仍想再见一面。回到太省城那晚我急忙赶到工学院查寻陈英的去向，教务处转学生科，工作人员认真查阅六二届毕业分配花名，得知她分到河北省教育厅。我高兴的心花怒放，决心向河北发函查询，一查到底，一定要找到她。不是为了爱情，不是为那段痛苦的单恋，我知道自己早已无权享受爱情，也从未得到过女性真正的爱。我要找到她，继续保持联系，为了感激，为了报恩，或者说为了我和安华的“友谊论”。工夫不负有心人，两个多月后终于有了她的确切信息。河北复函说她分到天津市教育局，我又给天津去信，得知她在金属制品厂工作。我并不知道她已经和仲夏有了儿子，上班后立即给他去了信，令我没想到的是，她的回信竟是一纸绝情书：“……朋友，你怎知道我现在的处境，夫妻两地分居，我一个人拖着孩子，孤立无援，没有人关心，没有人帮助。他们口口声声说‘咱厂破天荒来了个大学生’，可是谁关心你的生活，谁关心你的疾苦。你说信对于你是一种精神慰藉，而对我却是痛苦的刺激。对不起，朋友，永别了……”从此就断绝了通信联系。但文革期间我还是借上访之机去看过她一次，也是和她最后一次见面。那时她的儿子已经六岁，我用给孩子买礼品的方式偿还了回乡那年的人情债，了却了多年的夙愿。
　　
　　没想到这次工学院之行竟招来更大的麻烦。当我在夜色中跳上公交车买票时，发现钱包没了，立刻两眼发黑、天旋地转。完了，一切都完了，介绍信、准迁证都被小偷掏走了，包括陈英和化校几个同学的照片。
　　希望又在一瞬间破灭，这简直是祸从天降！
　　钱包里并没有几个钱，这小偷他不是偷钱，而是要我的命！可恶的毛贼，该死的强盗。怎么办，怎么办？
　　我急匆匆奔回继母家，张鸣看电影去了。我又闯进电影院，告她说把证件丢了。我急傻了，气懵了，欲哭无泪。
　　听了我的诉说，继母大发慈悲掏出十元钱让我重返阳泉补办手续。
　　
　　正月十四夜晚，人们都准备过元宵节，街市上已是张灯结彩，鞭炮声声。我急匆匆登上开往阳泉的火车，愁眉苦脸、垂头丧气，没心情和任何人说话。车厢里旅客稀少，我独自躺在三人长座上似睡非睡，哪里睡得着，心里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如果劳动局不给补办准迁证，我就还得回村独自生活；那是怎样一种生活，一想起来就会全身战栗，如同掉进冰窖，心快要冻结了。一团阴影笼罩在面部，眼神呆滞。
　　对面座位躺着一位时髦女郎，她把随身带的提包紧紧压在身下，尽管十分困倦却不敢入睡，眼皮刚欲合拢又立即睁开，警觉地朝我扫一眼。我意识到她是在提防我，她见我衣衫褴褛，眼神闪烁不定，并且一宿不睡，分明在伺机扒窃！
　　一股莫名的懊恼涌上心头：我被人偷了，却让人把我当贼防，真岂有此理！
　　餐车开饭了，那位女郎站起身朝四周顾盼一圈，终于向隔座一位穿呢大衣的男士说：“同志，劳您驾给我看着东西，我去吃点饭。”说着指指架上的行李，嘴朝我这边努了努。我心里无限悲凉：凤凰落地不如鸡哪！
　　这世道就是如此黑白颠倒！
　　在劳动力调配所，经我苦苦哀求陈科长心软了（他肯定有个软心肠），他说：“按规定不能随便给你补开证件，你须写出检查，登报挂失，然后经领导研究才能决定是否给你补发。”
　　不过他仍给我补开了所有证件，我似乎遇到菩萨了，应该双手合十，对天祷告：阿弥陀佛！
　　栉风沐雨、担惊受怕，再加上忍饥挨饿，回到大姐家我就病倒了，高烧三十九度；但我命苦却寿大，不会死。假如我过早死去，上帝给我安排的劫难谁来历炼？村里的赤脚医生给我几片安乃近，我一下子吃了三片，睡到半夜觉得全身冰凉，原来被褥给汗水浸透了。第二天我就挣扎起来，立即办理粮户转移手续，到铝矾土矿当了一名壮工。
　　那是一九六三年三月。
　　真是：
　　黑白颠倒是非淆，独在人间苦煎熬；
　　命蹇寿大死神惧，难得几日暂逍遥。
　　
　　二、卧薪尝胆
　　
　　国家规定中专毕业生见习期工资是三十六元，化工厂以地区差为由降为三十五元。我平反复职时同学们都已转正，工资涨到四十二元，我仍是三十五元。带到铝矿后，套为劳力工二级，每月三十六元三角钱。不过铝矿实行计件工资，每月能开五六十、六七十元不等，任务完成得多挣的钱多。当我领到第一个月的工资时，喜悦之情溢于言表。我深知这钱来之不易，舍不得枉花一分，把伙食标准压到最低；每月供应四十八斤粮，只能节余，不得亏欠。公休日去市里总是带一个窝头充饥，从不下馆子。
　　
　　六二年中央开了个七千人大会，决定调整国民经济，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被大跃进共产风摧垮的国民经济开始复苏，阳泉集市上已有了高价玉面“钢砖”（一种砖形发面烤饼），但为了省钱我决不去买。我吃尽贫穷的苦头，特别是没房住，自己都掂着锅不着地，何谈娶妻成家。我决心攒钱盖房，然后娶妻生子，建立美满家庭，像世界上所有幸福的人们一样享受人间天伦之乐。三年后我已有了千余元积蓄，可有谁知道我每月五六十元钱是怎样挣来的的？
　　当初我在劳资科夸下海口，说什么活都干过，什么苦都吃得下，然而当我面对工地那峭壁巉岩，面前百十斤重的块块巨石时，心不由一阵紧缩。我真的不是它们的对手，在那些腰阔体壮的年轻人中充分暴露出我的软弱无能。由于自幼缺乏营养，腿还没有别人的胳膊粗，干重体力活我始终不是壮劳力。
　　我们的工作是打眼放炮，抡大锤开山破石，然后装车发运。最苦的要数装汽车，若有货架还好，装满平车推过去直接倒进车里；若没有货架就须将百十斤重的矾石平地举起抛入车厢。那时的汽车多是铁翻斗车，车厢有一人多高，举不过头顶是放不进去的。我们最基本的劳动工具是耙子和铁畚箕，那些碎石头就要用耙子耙满畚箕再把满畚箕碎石举过头顶倒入车厢，中间须翻一回手，像举重运动员举杠铃那样。这对我这个胳膊似麻杆、体重不过百斤的人来说简直就是赶鸭子上架。每逢装车我都要受那些壮汉的辱骂推搡，因为是计件工，装车要求快，别人轻轻举得起的石块我须用大锤砸开，这时往往就被同伴趁势一推：“你一边歇着去吧！”人家不费吹灰之力把那块石头抛进车厢，我却撞到石料堆上。
　　上班的最初俩月我们的工作是拣小料，就是从煅烧场倒出废渣中回收合格的小块熟料，班长赵眼见我正当血气方刚之年很是看得起，评工给最高分十一分。后来调我班去“剥离”，我由于先天不足加之生活过分节俭营养跟不上，体力日渐不支，常感觉全身发软，“纸老虎”面目暴露无遗。后来因乱开激怒了赵眼，处境就更惨了。
　　“剥离”这一工种顾名思义就是把山表面的土层剥去，使下面的矿石裸露，以便于采矿班开采。那天在新工地起土“剥离”，赵班长给我们包下任务，两人一辆小车一上午推一百车土；他自己没包，修车清道干轻活。将近十一点时我们已推出八十多车，他知道后诙谐地说：“你们真能干，我还一车没推呢。”
　　我正干得满头大汗，脱口开了一句玩笑：“你可图受淫（平定语，意为舒服）了。”
　　谁知他是个心胸狭窄的小人，我无意中的一句玩笑话捅到他的软肋，当即恼狠狠地说：“我看你是吃谁喝谁灾害谁，走着瞧吧！”
　　从此每天班前会上他都旁敲侧击说我干活不卖力，当月评工我就从十一分跌到八分五。后来他调回原籍长治由董林接任班长，我的工分始终在全班最低，而且和别人差距很大。直到左权老乡高三科来当副班长才给我慢慢加分，最高也就到九分五。
　　
　　这一年全国进行第二次工资改革，谁该调谁不能调全由班长会讨论决定，然后经车间、矿领导逐级审查批准，班长会无异于调资的最高权力机构，掌握着每个人的经济命运。结果别的二级工全部晋升三级，只有我仍维持二级，这当然不能抹杀赵班长的作用。
　　我对此不服找到已车间（后改称白羊墅采区）萧军主任理论，问他为什么别人都升了级独不给我升。他直截了当告诉我：“因为你劳力不强。”车间主任怎么知道我劳力不强，我劳力不强是“先天性”的，如果以此为由不能晋级，那么我一辈子只能永远当二级工了？我这样问萧主任，他说就是永远不能升级。我非常气愤，写信向矿党委申诉，萧主任受到王书记严厉批评，并把我的申诉信给他看。当时我住在小河村人称“花园”的一座旧式庄院，据说是解放前一个富商的别墅，坐落在高高的半山腰。解放后没收充公，成为村集体财产，后被铝矿买下作为集体宿舍。“花园”里住着三四个工人，冬天车间发放烤火炭，每人一车，由车间雇用河北苦力从邻近泊里煤矿拉来，卸到山下，然后由自己往宿舍挑。那天河北车工问我要几车，我报了三车，连那两人的一并报了。没想到当天下班他们没去担炭，晚上被村民偷走了。萧军知道后找我谈话，把我狠训一通，还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那封上告信说：“你没调上资就把我告到矿党委，这次丢失煤炭造成的损失由你负责，下月从你的工资里扣回。”我知道是自己的错，内塔抓住把柄，无话可说，认罚了。
　　可过后他却没有扣，这个耿直的山东大汉没有对我实行报复，和邹瑜、赵眼相比，他显得那样豁达，那样容人。他由于太耿直，文革初期不满赤卫队到处抓人送人竟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和我一样跟班组劳动一段时间才得到解放。那时我被赤卫队赶回原籍刚平反上了班，他对我说：“我是现行反革命哪，比你的问题严重的多！”
　　我的工资当然无法弥补，直到一年后中央下文件纠偏，按工龄和级别补调，我才照框框套成三级，每月四十二元五角。
　　
　　铝矿离化工厂并不太远，但我很少去找同学玩，总觉得低人一等；而且每去一次都会触景生情，招致无穷伤感。尤其在我曾生活一年多、中秋节同学聚会的501楼，内心会发出悲凉的呼喊。一块分来的同学们转正的转正，提干的提干，有的当了技术员，有的提拔为车间主任、科长。他们全都结了婚，包民嫁了安全科长，刘兰是厂办中学教师；朴意在资料室搞翻译，一度借调到部里，曾准备出国考查，几年前那封告状信扯了他后腿，又被拉回厂里；也有人如付蓉、周斌结婚后调走了。只有我被那轻巧的“不适宜”三字断送了一生前程，白读几年书，学得文化知识用不上，只能当个四肢并不发达的壮工，每天与大石头为伍。
　　站在501的阳台上举目四望，物是人非的场景，和别人的巨大落差，件件事物都会深深把我刺痛，使我心碎。我又在心的深出唱起那首《和泪歌》：
　　月儿弯弯照九州，人家欢乐我自愁；
　　人家幸福终身伴，我饮苦酒无尽头。
　　从被送劳教之日起我就与文化科学绝缘了，一断二十年，笔不会拿，大恼生了锈，变成一块朽木，每天只知道吃饭、干活。
　　
　　我也曾力图改变境遇与命运抗争，求亲访友，登门拜官，希望能调个力所能及的工作，甚至也想“英雄有用武之地”。但在那政治统帅一切的年代，那份尺把厚的历史档案就像囚徒脚上的铁链把我牢牢拴住，哪也去不了。一切努力注定是到处碰壁，即使有好心人想帮你一把，也只能告之以“爱莫能助”。那本厚厚的档案像魔鬼一样时刻跟在我身后形影不离，里面记录着一段耻辱的经历，承载着我苦不堪言的家庭出身，谁还敢出面帮忙，谁不怕沾上臭味，以致在无情的政治运动中引火烧身。
　　有一次矿里要组建一个制药车间生产硝铵炸药，供矿山爆破用。这个工种与我学的专业接近，而矿里又缺少这方面的技术人才。我主动向新调来的副矿长杨武谈了自己的情况，包括受过处分和甄别的过程，表示愿贡献自己一点才智。杨矿长是主管生产的，他当场应允，但说须经矿党委研究决定。我抱着很大的希望等待，买来有关炸药生产的书籍阅读，准备“走马上任”，等来的却仍然是失望，杨矿长的提案在常委扩大会上被否决了。他向我解释说：“就我本人来说，绝不相信你会去搞破坏，但保卫科不同意我也不能硬坚持，假如出点不测之事就很难说清，对你我都将不利。”
　　
　　跑遍全市毫无结果，没有一个单位也没有一个人敢大胆接收，我就像一只刺猬，人们躲之犹恐不及，谁都怕被刺伤。为此我大伤脑筋，经反复思考得出一个结论：致我于绝境、使我永无出头之日的万劫之源就是该死的“地主”出身。但我家绝不是真正的地主，那是土改错斗造成的，是我禁不住同学批斗自己改报的。绝不能让这沉重的包袱把我压死，我要向组织反映情况请求调查，弄个水落石出，还我以清白。
　　真是：
　　卧薪尝胆盼家园，魔影缠身染清白；
　　若非吃尽苦中苦，岂知日后甜上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