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 磨难 第六章 身陷囹圄 （三）

　　五、真性不移
　　
　　劳教队成立一周年正值新中国十年大庆，中央发出对战犯的特赦令，劳教队作了传达。厂长耿翼讲话说：“……你们这些劳教人员只要认罪伏法、改恶从善，就一定会受到党和政府的宽大，早日释放，获得自由。”会后我彻夜难眠。我想，罪大恶极的战犯都能赦免其罪获释，我即使有罪与那些战犯相比有天壤之别，也许离释放的日子不远了。既然释放的首要前提是“认罪伏法”，也就是说首先必须认罪；但什么是罪，什么叫错，在我头脑中模糊不清，难以分辩。也许错就是罪，那么我的确有罪。
　　毛主席说过：除了死人不犯错误，娘肚里的胎儿都会犯错误。我既有感于党的政策宽大为怀，内心深受感动，便决定写一份“悔过书”，把我记忆中那怕一丁点错误，比如建屏“骂街”、偷拿丁老师几毛钱一类事和盘托出交给队部，当然也包括化工厂的质量事故。郑队长看后把我作为“认罪伏法”的典型在全中队宣布，并作了如下讲演、话:
　　“通过国庆特赦令的宣传教育田生玉对党的政策有了深刻认识，他把自己大大小小的罪过全部向组织作了交代，这就是认罪伏法的表现，你们都要像他那样真正做到认罪伏法。最近一段时间他劳动表现也不错，只有这样才能早日解除劳教。他的悔罪表现充分证明党的政策的巨大威力。”
　　然而获释还是遥遥无期，满心希望仍是泡影。
　　
　　劳教队经多次搬迁，最后在陈家沟定点建厂，编为三个中队：一中队接收了一个村办煤窑，负责采煤，二中队搞基建，三中队机动，像在平坦垴那样搞劳务输出。我编在三中队，杂七杂八什么活都干：硫磺坑里抬“珙”（含硫的矿石），小煤窑井下担煤，直到开山破石修铁路……
　　最初我被分在支援组，给一个村办硫磺窑抬“珙”。硫磺坑道低矮无法站立，只能猫着腰抬八十公斤一大筐“珙”拐弯抹角朝井口走，真是苦不堪言；更遭的是坑下没有放干粮处，常常被人偷去，一旦丢了干粮就得忍饥挨饿。有一天我的干粮又被人偷去，实在饿的不能干只有装病，和我的同杠一起被坑长关进一个废弃的掌子面，那里已作为临时厕所，臭气熏天，我俩在里面呆了半天。
　　所幸这时不再有警卫押送，往返二十多里只由组长带队，相对自由点，我们可以顺路挖点野菜煮着吃，山玉谷、茴茴菜、麻丝菜，凡可吃的野菜一律挖来吃。也曾偷过饲养场的豆饼聊以充饥，我觉得豆饼还真耐饥，难怪人家拿它喂牲口，牲口吃了有后劲，虽然吃了会拉肚子，但总比有人吃盐疙瘩搞得全身浮肿强。供销社不收粮票的吃食只有甜面酱和古巴糖、伊拉克蜜枣，没粮票只有钱就只能买这几样，而我一样也没有。
　　遇到秋收季节还可以到附近地里拣农民遗漏的玉米棒子，在取暖炉子上烧着吃。
　　长期恶劣的生活环境，单调无聊的精神生活，尤其是难耐的饥饿使一些人经不起严峻考验，失去了本性。有的“右派”一改知识分子文质彬彬的书生气质变得粗野、蛮不讲理，如前面提到的白林。还有人竟与小偷同流合污，我们组长就曾向供销社柜台下的饼干伸手被人家逮着。不过劳教的“犯人”和外面的“好人”不一样，“好人”十分爱面子，唯恐做了丢人败兴的是被人嚼舌；“犯人”的逻辑则是“已然如此，更有何惧”，因此有人的心理就像现代一些年轻人，脸皮很厚，以“吃喝嫖赌抽，坑骗拐卖偷”为荣，觉得那才是本事。
　　我没那胆量，我除了拣过玉米棒，“偷”过豆饼，别的东西从不敢伸手。刚搬到陈家沟那天，院子里散乱地堆放着劳教人员的鞋帽衣物，那些东西本来由队部统一保管，可能是卸车时被他们当作废物扔掉了。我分明认出自己那双八九成新的皮鞋，却不敢擅自取回，第二天再去找已被别人拿走。排长王建不解地说：“你这么胆小怕事，怎么也会犯错误！”
　　
　　我从未拿过别人的东西，我自己的干粮衣物却常常被人偷去。尽我管时刻规规距距、谨小慎微，唯恐出错，仍然招来一场不测之祸。不知谁向耿厂长告密，说我偷了农业社的玉米棒子，耿厂长心血来潮决定亲自出马侦破此案。
　　这天刚开早饭，我端着大碗等待第二轮加饭，耿翼突然走来，瞪着眼大声喝道：“田生玉，过来！”
　　我迟疑着，唯恐错过加饭机会。耿毅疤瘌眼上下歙动着，他发怒了，厉声吼叫：“叫你没听见？放下碗，跟我来，快点！”
　　我只得放下碗，他说：“到你宿舍去。”又回头对组长王会说，“给他把饭打下。”
　　走在路上疤瘌眼才唱明来意说：“你改造得不错哇，从前不会偷，现在学会偷了嘛。”
　　“我没有偷，我什么也没偷过。”我说。
　　“你不要嘴硬，咱们一会儿见实。”看来他对捉贼见脏满有把握。
　　一进屋他就命令：“把你的被子打开！”
　　我抖开被子，里面空空如也。
　　“你偷的玉米棒放哪里了？”
　　“我没有偷玉米棒，昨天路上拣了两个烧吃了。”“
　　“搜出来怎么办？”
　　“你搜吧！”
　　屋里空荡荡的，只静静地躺着一排铺盖卷，实在无处可搜。疤瘌眼猛抬头见墙上挂一个包，他像发现了新大陆。
　　“那个包是谁的？”
　　“我的。”
　　“为什么不打开？”
　　我摘下来打开，里面只有几件旧衣服和两个垫肩。他指着一条劳动布裤子问：“这是从哪里偷的？”
　　我说不是偷的，是前几天大哥来看我留下的。
　　“你大哥在什么地方，干什么工作？”
　　我说在石家庄拖拉机厂当工人。
　　“你若有半句假话当心你的脑袋！”
　　“你可以去管教股查嘛，那里有来客登记薄。”
　　劳教队凡来人探视都要登记，这一点他比我更清楚，但他不甘心一无所获，疤瘌眼又盯在那两个垫肩上：“这是哪来的？”
　　“咱厂发的。”
　　“你怎有这么多？”
　　“我不常戴，就积攒下来。”
　　我不敢说，那垫肩戴在脖子上活像囚犯的枷锁，我不愿戴。
　　“用不完为什么不上交？”
　　“没说过上交呀。”
　　“胡说，公家的东西岂有不上交之理。”
　　他拿着猎物余怒未息地走了，我叹口气，啼笑皆非。
　　正是：
　　千锤百炼见真金，历尽艰辛难改性；
　　命犯小人受欺凌，一路抛洒辛酸泪。
　　
　　六、命犯小人
　　
　　转眼已两年过去仍不见劳教队放人，只见往里送，不见往出走。有个右派说“劳教队是狗B衙门只进不出”，被当作反动言论好一顿批判。
　　父亲第二次来看我时我正在修南庄铁路。这也是大跃进的产物，是南庄煤矿的铁路支线，连同青年钢铁厂后来都废弃不用，只是劳民伤财而已。铁路离厂部二十余里，我们住在大阳泉一个叫“富昌公司”的大院里，从大门楼上方那块“富昌公司”的金匾我猜想它定是某个民族资本家的庄院，后来不知怎么倒闭了抑或没收了，人去楼空，转为劳教队的营地。父亲下车后先到陈家沟，又折转找到工地，往返四五十里，真难为他年逾五旬不辞辛苦看望我这忤逆子。我住劳教的事父亲始终没敢对学校同仁讲实情，他担着多大风险，可怜天下父母心哪！
　　见面后我才知道继母李成兰死后，他又在汾阳找一个老伴，不幸一年后因难产去世，生了一个女孩已送了人。我与这位继母竟无一面之缘，她只留给我一件风雪衣作纪念，那个同父异母妹妹后来也一直无信息，成心中一大遗憾。
　　
　　父亲盼望我早获自由，父子团聚，好卸却他心头一块巨石。可是劳教时间遥遥无期，不知何时才能如愿。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有朝一日倘得自由定要回到父亲身边，父子们相依为命。我始终认为世界上父亲最亲，只有父亲最关心我，因为我再没有别的亲人。后来在铝矾土矿遇到一个老工人王季，他是共产党员，有一次风钻坏了，他修好后得意地问我：“你说是我这实践重要还是你那知识重要？”
　　我只能回答：“实践重要。”
　　他又嘲弄地说：“我看打你心里还是认为你那知识重要。”言外之意知识是没有用的，社会发展、国家富强不需要知识，只能靠实践；知识分子都是臭老九，“知识越多越反动”，应该打入十八层地狱。当时白卷先生张铁生的“英雄事迹”正风靡全国，此人胸无点墨，只因在农村当个生产队长，高考中交了白卷并大肆攻击十七年的教育制度而被“四人帮”捧为英雄。全国掀起一股不学无术就是英雄的恶浪，学生反老师，学校不敢管，教育陷于瘫痪。可悲可叹，可恨！
　　
　　自从那年“五一”节回到石家庄，见父亲孤身一人在三中任教，我就产生一个愿望：和父亲在一起，当一名人民教师。那时我认为学校还是个比较纯净的场所，当教师必定受人尊重，不像工厂一派乌烟瘴气，没有人尊重知识，人们只知互相倾轧、互相攻击，人人争当阶级斗争的斗士，都想乘政治斗争的直升机向上爬。
　　
　　大跃进的的烽火烧昏了人们的头脑，“共产风”吹散了几亿农民翻身解放带来的狂喜。吃饭不要钱，上地不记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千斤粮，万斤菜。没过几个月，大锅饭吃不开了，把从各家搜刮来的余粮也搭进去了，每人每天只配给五两粮，农民生活苦啊！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议上为民请命的“彭大将军”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打成“彭、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反党集团”。随着“大跃进”深入发展，农村粮食欠收，当官的虚报产量，吃食堂奢靡浪费，工业倒退，七亿人民已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副食店里除食盐尚未脱销，就只有古巴糖和伊拉克蜜枣，这些东西对饥饿的人们又能起多大作用。
　　因劳教人员总嚷吃不饱，劳教队就让他们去农村体验农民生活。我被派去“体验”了三天，与陈家沟农民同吃同干活。早饭每人二两小米饭，午饭一个二两面的窝头一瓢野菜汤，晚饭一两玉面的糊糊（平定称馓），还没有饭店的面汤稠，喝下去反惹得回肠荡气，肚子大发牢骚。吃这么点鸡食难以苟延性命，哪有力气干活，人们东倒西歪走到地头，斜靠地垄似睡非睡，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将近中午，队长有气无力说声“干几下吧”，于是架起抬筐摇摇晃晃送三五回粪回去领赏——吃那二两窝头。俗语说“人欺地皮，地欺肚皮”，我想这样循环往复，来年怎能打下粮食，难道这就是“三年自然灾害”？
　　虽然“右倾分子”彭大将军已下马，但他提的问题切中要害。于是召开从中央到省地县直至公社各级干部的“八千人大会”，给农业松绑，解散了农村食堂，恢复了一家一户的小锅饭，这样人们就能挖野菜充饥，少饿死几个人；接着给农民分了自留地，让他们种点菜填充肚皮。又号召全党全民大办农业，各机关厂矿开荒种地，大种大养，借鉴延安的大生产运动，以恢复濒临崩溃的国民经济尤其是农业。
　　
　　劳教队的农业基地选在狮垴山，狮垴山位于阳泉市西南，是太行山中段的一座高峰。春种秋收我们机动队都参加了，营地设在山脚下的杨家庄。每日拂晓队伍就出发，十里山路登上山顶早饭已消化殆尽，每人还有三分地的拓荒任务，直到傍晚收工拖着疲惫的身躯蹒跚下山。
　　秋收由邹干事带队。邹干事名邹瑜，是个年轻的大学生，毕业后分到厂部财务科。到狮垴山后，有人称他邹股长，也有人叫他邹队长，不知那时他是否提升为股长了。晚上休息时队员们议论说邹股长盛气凌人，态度蛮横粗暴，大家都怕他。有人说他不是股长，我也跟着说他不是股长，只是个小干事，这话又被哈巴狗打了小报告。邹瑜听后对我怀恨在心，在队前训话说：“有人瞧不起我，说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干事，管不了你们，咱就骑驴看唱本走着瞧！”
　　他正伺机报复，一件意外事件发生给了他可乘之机。
　　傍晚收工后我边走边摘路边荆丛中的野莓吃，不慎被石块拌倒扭伤脚腕，不能行走。我一跛一瘸走着，落在队伍后面，邹瑜赶上来，见状不问青红皂白从背后猛推一把说：“快走，装什么洋蒜？看你这鬼架势，真是难倒木匠、气死画匠，要多灰有多灰（灰，平定方言，意为坏）。”
　　“我扭伤脚啦。”我说。
　　“收工时还好端端的，你分明是鼻孔里插大葱——装象，想逃避劳动，你的资产阶级思想何时能改造好？”
　　我真扭了脚，右脚抬不起来，只能在地上拖着走。红席上前搀扶着我忍痛蹒跚而行，泪水沿路抛洒。
　　绛珠还泪犹有尽时，我的泪何日方尽？
　　回到驻地请老羊工按摩，老汉说：“不要紧，是抻了筋，没伤着骨头，但常言道‘伤筋动骨一百天’，短时间好不了，需慢慢调养。”
　　“大爷，请你向我们绉干事求求情，准我几天假吧。”
　　“行，”老大爷爽快答应，“不过准不准得由人家，你们是没有人权的。”
　　不出老汉所料我只休息一天又被揪到工地。
　　
　　秋收结束厂部派车来接，全体队员整队待发。邹瑜在队前训话：“这次收秋任务我们胜利完成了，大多数人表现都很好，能以认罪态度积极劳动。但有个别家伙态度十分恶劣，不服改造。”说着头一摆厉声喝道：“田生玉，站出来！”
　　我拖着伤脚走出队列。
　　邹说：“大家看他这鬼架势，真是木匠难做、画匠难画，这样装死卖活抗拒改造怎能改恶从善。好，你不是腿有毛病吗，腿有毛病怎能坐车，你走着回去吧。”
　　回头又对班长王会说：“让他跟着你走，你负责把他带回厂部，不准他乱跑。”
　　王会是平坦堖人，已请准假要顺便回趟家。
　　
　　汽车消失在尘雾中，红席在车尾投来同情的目光。我跟着老王拖着该死的右脚艰难地走着，那只脚在身后的土路上划出一条长长的辙痕，永远深深地刻在我心中。直走到皓月当空，夜深人静才回到陈家沟。看来这“改恶从善”我是无法做到了，如果说我本来无恶可改，那么经过两年多的劳动教养，照邹瑜的话说，我是越改越恶了。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实在不甚了了。
　　听了邹的汇报，新任刘队长也点了我的名：“田生玉也够呛（平定语，意为过分，贬义），听说在山上表现很遭，还有言论，你要注意啦，否则对自己改造不利。”
　　我还有释放的希望吗？
　　正是：
　　人间善恶何以分，怯怯我心自朦胧；
　　不意秋收遭报复，获释希望一场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