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001节 新兵蛋子 第002节 小不忍乱大谋

　　1新兵蛋子
　　1975元月三日，应征入伍到了北京门头沟的山里，成了一名来自工厂的新兵。当兵前刚刚分配到坐落在天津市西郊区的天津第一石油化工厂。这是一个在全国工业学大庆、石油大上马的时代。由国家投资建立的一个大型综合性石油化工企业，有一个中等规模的炼油厂和一个当时正在筹备的石油化工厂。由于工厂规模大，工人多，所以当年报名参军的新兵也不少。
　　说起来我当兵的过程还真有点戏剧性。当时我刚刚分配到第一石油化工厂才2个多月，工厂尚处于建设期，大部分设备还没有开工投产。厂里招进来的工友门都被分配到了全国各地的石油化工企业去实习。有去大庆石化的，有去兰州石化的，有去锦州石化的，我和几位师傅被安排到抚顺石油二厂实习。实习期间，我得知了征兵工作开始的消息，于是给远在天津的工厂武装部写了封报名入伍的决心书。
　　也许是从小一直听老爸讲战斗故事，也许是看了太多的类似《董存瑞》、《上甘岭》的英雄片，也许是那令人羡慕的绿军装，反正有说不清的理由和原因，当兵入伍一直是我童年就有的梦想之一。特别是当大哥、二哥都参军以后，我当兵的愿望也随之越来越强烈。
　　可能是我的真情打动了厂武装部的领导吧，或者是我的小文采给那封信增添了不少煽情的元素，厂里居然将我当时写的要求入伍的决心书当成了征兵动员的宣传材料，誊抄在了厂里的宣传海报栏里。希望大家向我学习，积极踊跃报名参军。
　　当时的社会环境不像现在，特别是工厂里，报名参军的人数并非很多。你想啊，好不容易熬到工厂，又是国营大厂，当了技术工人，挣了工资。如果好好学技术，可以慢慢晋升，攒下点积蓄，过几年再找个对象，成个家，过安稳的小日子，这在当时和那些成千上万的还在艰苦的农村插队落户的同龄人比较起来，不知道结局要好多少倍！
　　当时，我这种舍了工资，舍了刚到手的工作，舍了未来稳定的生活安排，特别是人尚在千里之外实习的过程中，写信回厂要求参军入伍的，当时在我们厂确实是绝无仅有的新鲜事儿。
　　就这样在抚顺，这个号称雷锋第二故乡刚刚开始实习生活不到一个月的我，居然在申请入伍的信件发出后，收到了厂武装部给我发的加急电报，让我迅速赶回天津，参加入伍体检。
　　回来的火车上，心情非常激动，虽然还不知道体检的结果如何，但当时心里感觉自己已经和大哥、二哥一样，很快就会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军战士了。就这样，曾经在一个月前我还在冰天雪地的东北抚顺，冒着漫天大雪，和工友们一起上夜班，眼下的我居然为了应征入伍，千里迢迢，独自一人星夜乘车赶回天津，参加上站体检了。
　　回津后的第二天，我按照厂武装部的安排参加了上站体检。身体各项健康指标全部合格，我被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某部录取了！刚刚拿到军装的我，虽然还没有领到领章帽徽，就偷偷地将二哥回家探亲时送给我的领章帽徽戴上，去照相馆照了张照片，见了熟人朋友就拿出照片来显摆一下。生怕人家不知道我！
　　刚刚穿上军装时老爸就嘱咐我到队伍里要好好干，争取入党提干。父亲是1942年刚满14岁的时候就当上了八路的老兵，对部队有天大的感情。1944年抗日战争中负伤，经过冀中的白求恩医疗队的治疗后，回到地方养伤。本来已经退伍回家的他，又在1946年内战爆发后，第二次参军入伍，还参加了著名的解放石家庄战役。再后来，由于伤痛复发，没法跟上部队行军的速度，所以又退伍回到了地方。虽然他老人家早早地脱离了部队，但他骨子里却一直渴望着孩子们能从军入伍，好好出息。甚至渴望有朝一日，自己的孩子可以从战士干到将军，替他完成几十年前的夙愿和梦想。
　　当时我们这个千人的大厂，报名上站体检的大概有二十多人，但最终只有六个人经过体检和政审合格最终入伍。虽然过去差不多40年了，但今天回想起来，对同时入伍的那几位战友的形象和特征，多少还有些印象。老实巴交的王毅，大个子，大眼睛，黑脸堂，平日不爱说话，比较蔫儿；于剑桥，高干子弟，白净的皮肤，高高的个子，衣着整洁，按现在的说法是位典型的帅哥，给人的印象是比较清高和傲气；周德春，皮肤黝黑，近一米八的身高，待人热情，喜欢察言观色，善于和周边的所有人搞好关系；陈永明，来自我们厂的医务室，曾担任工厂卫生所的护士，小个子，肤色多少有点像医生穿的白大褂的颜色，说起话来尖酸刻薄；赵伟，小个子，油头粉面，经常是一脸坏笑，曾是我们厂的消防员，按现在时髦的说法，他应该属于那种没事儿找抽型的那类人，平日里最喜欢损人找乐，我自己呢，一米八的个子，身材有点肥胖，面相属于少年老成的那种，不爱说话，喜欢看书，做事特立独行，爱好文学，平日里说话有点咬文嚼字，爱写点东西，有点类似现在的所谓文艺小青年吧。
　　临出发前，大家在天津市西郊区武装部集中，吃了一顿大米饭炖肉烩白菜后，队伍就启程出发了。大家身着崭新的绿军装，带着对红领章红帽徽的向往，乘坐帆布蓬的解放卡车，伴着高亢嘹亮的歌声，踏上了入伍的征程。一路颠簸，走过平原，穿过了山峦，来到北京门头沟区的斋堂村，这里是北京军区空军培养通信兵的训练基地，也成了我们入伍当兵的第一站。
　　当时厂里同来的几位战友都被分配到了同一个新兵班，正好构成了这个班一半，其余另一半战友，都是天津西郊区的农民子弟。我们入伍的单位是北空通信团训练营，这是一个专门为北空各部队培养通信技术人员的训练基地。通信营共设4个连队，2个培养无线电报务员的连队；一个学习维修电话、交换机、载波等通信设备培养有线连队，；还有一个学习维修无线电收发报机、导航设备、对空无线电通讯设备的无线连。
　　有线和无线连大概是因为技术含量高，知识层面要求难度大，所以到这2个连队的学员基本都是天津市区的城市兵源，这些战士文化底子厚，脑瓜好使，接受新事物快，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直接从学校招来的应届高中毕业生。
　　相比之下，学习报务就没有太高的技术含量了，虽然学习过程中也有一定的淘汰率，但只要肯学、肯吃苦，基本都能学出来。所以这两个连队的兵源大都来自当时天津市西郊区、汉沽区和宁河县。其中好多新兵甚至都是纯粹的农民。我们工厂来的这几位有点特殊，由于工厂坐落在西郊区，所以我们这些工人以及刚刚毕业分配到工厂的学生们，虽然也来自市区，但由于属地关系，也作为西郊区的兵源一起被分配到了农村兵较多的无线报务连。
　　来到北空通信团训练营以后，紧张的新兵训练开始了，艰苦的生活也随之而来，每天练队列，走齐步，拔正步，练射击，整内务，开班会，虽然新兵训练的紧张程度让我们有点吃不消，但大家该刚入伍，都怀揣着家人的嘱托和自己奋斗的梦想，再苦再累也没人抱怨，战友们每个人都满怀热情，信心百倍地迎接着每天的挑战。
　　
　　2小不忍乱大谋
　　部队里刚入伍的新兵，有个众人皆知的绰号，叫新兵蛋子。新兵蛋子的生活紧张、艰苦、有时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突发事件。刚入伍的时候，心气特别高，一直想好好表现，也憧憬着有朝一日，可以入党提干，光宗耀祖。想通过自己的付出和努力，干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当时虽然没有太大的野心，但起码的目标是力争几年后可以入党提干，穿上4个口袋的干部服，拿着几份立功喜报和几个沉甸甸的军功章回去献给对自己寄与厚望的父母。为了这个目标，大哥来到河北塞外坝上；当了一名野战军的司号员；为了这个目标，二哥来到地处西藏高原的成都空军指挥部，当了一名空军的通信兵；同样为了这个目标，我又来到北空当了一名报务员。
　　刚学报务的时候，经常有一种使命感，总幻想着以后我能赶上战争，如果那样，说不定我也能深入虎穴，打入敌人内部，当个地下工作者，像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李侠那样，用莫尔斯电码和无线电讯号在白区的隐蔽战线和敌人斗智斗勇。
　　带着这个愿望和神圣的使命，我的报务学习特别投入。很快在训练营报务学员的学习中冒了尖儿。记得有一次北空首长来观摩表演，我作为9名参加现场表演的学员之一，有幸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阅兵”，打那以后自己更加努力，心里也对未来的军旅生涯充满了期待。
　　从老兵的口中得知，我们这个训练营结业以后，将被分配到河北、山西、内蒙的北空部队里，有些不仅地处气候恶劣的边塞，而且生活还异常艰苦，当时在所有的分配去向中，大概留在北空通信团恐怕应该是最为理想的结局了。自己当时最最渴望的是能够留在北京，担任一名报务教官。事实上，个别教官也向我透露过，毕业后技术好的学员可能会留在北京训练营被培养成为未来的报务教官，而我恰恰属于技术好的那几个之一！
　　谁知天不遂人愿，临近毕业前，大家找了个乐子，决定一起剃个光头，以纪念训练营近一年的训练生活的结束。没想到，就是这个头，彻底打碎了我留在北京的梦幻。一下子把我剃到了山西灵丘。来到了空军航空兵50师的灵丘场站！
　　事情是这样的，毕业前大家说好一起剃个光头，作为在北京门头沟斋堂村共同学习的见证和一起毕业的纪念。那可能是我有生以来一来第一次剃光头。也是我第一次发现其实自己是天底下最不适合剃光头的男人了！从那天起我发誓，除非我头发彻底掉光，否则我绝不再剃光头！
　　在那之前，我还真不知道，原来我脑后也长了一块和《三国演绎》里描述的长在魏延脑后一样的反骨。那是后脑勺正中一块凸出的“无名高地”。平日里头发多的时候，几乎看不到那个制高点的存在，可一旦剃了光头，那块脑后的反骨便赫然呈现在众人面前，于是乎我的光头就成了当时那些损友们取笑的对象。
　　同一个厂来的那个曾经的消防员，是班里出了名的臭嘴。平日里经常讽刺这个，挖苦那个，在别人的痛苦中，收获他无德的喜悦和幸福。他确实是一个特别招恨的人，每个人都知道这个人嘴上无德，但由于我骨子里就有些讨厌他，所以平日里很少跟他说话。直到我剃光头的那天，我才对他的臭嘴有了深刻的认识！
　　记得我剃光头的时候，他就站在一旁，不停地用很多难听的词儿形容我那不规则的光头，什么土豆啊、地瓜啊、山芋啊、茄子啊、秃子啊、烂桃啊……反正难听的词儿几乎说了个遍！终于，我忍无可忍了，猛地站起来，撕下了披在身上的那张破报纸，伸手照着他那张臭嘴给他来了一拳，立刻鲜血顺着他那张臭嘴流淌下来。他被激怒了，随手抄起了身边的镰刀，我往回跑了几步，也拿起了一把种菜翻地的铁锹和他对峙起来。
　　瞬间，训练营的营地像被像闪电打过，新兵持械斗殴的消息不胫而走。持械打架后,营里、连里、排里都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当时主张严办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训练营本来就是为北空的各个部队培养通信兵的摇篮，那里除了干部和班长是老兵，其他几乎是一水儿的新兵蛋子。这么严重的械斗，严肃处理，会杀鸡儆猴，会给所有新兵蛋子们上一课，让大家知道在部队打架斗殴是必须付出代价和因此必须承担苦果。
　　部队讲究的是民主集中制，上级最终责成我们班通过班务会提出对我的处理意见。那几天我怕极了，想了很多。悔恨自己因一件小事没忍住，乱了大谋。几乎是在我还没有正式开始军旅生涯的初期，在离自己入伍前的梦想还有十万八千里的时候就面临着背上处分的危局。
　　那个年代，每个成年人几乎都有一个神秘的小纸袋(档案),像影子一样跟着你。那就是档案！档案袋里装着你的出身、成份、个人简历、填写的各种表格、以及你在曾经工作过的各个单位受到的表扬和处分。你想啊，参军入伍本来就是自己光辉历史的第一篇，如果还没迈开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就在自己的小纸袋里装上一个处分，背上一辈子污点，怎么办呢，我当时悲观至极，感觉我这一辈子彻底毁了。
　　无奈之下，我只有心里暗暗的祈祷，希望老天–不对，希望班里战友们能在民主集中制的民主阶段帮我躲过这一劫。班会就是我的生死劫！班会的那天，气氛凝重，我低垂着头，像在为自己灵魂的遗体默哀。偶尔抬起头看看大家，几乎多一半的新兵战友也都像我一样低垂着头。其实他们每次开班会都差不多是这个样子，他们有的是不愿意当着大家说话，有的是不会说什么，有的则是不知道怎么说，很多人必须等着有人先表了态，然后才能应声附和几句。
　　班会开始的时候，四周静的可怕，几乎可以听到绣花针落地的声音，我挨着班长，几乎可以听到连长腕表的滴答声。当时，连长、排长都参加了我们的班会。班长率先打破寂静，做了个班会的主题发言。
　　班长叫孙学军，是位来自江西南昌的老兵。脾气有点怪。关于他我已经记忆模糊了，但只记得这位班长有一双特别臭的脚。其实他天天烫脚，但那味道还是让大伙受不了。那时班长一个人住在班里的被服仓库里，开班会的时候一般都去那里，每次大家都必须忍受那种不舒服的味道。幸好这次班会是在我们班的大宿舍里，空气比较新鲜，否则，紧张的心情和那种难闻的味道混合以后的气氛估计可以让我马上窒息。
　　“大家说说吧，今天连长、排长都在。马建平和赵伟打架的事情特别严重，营里需要我们班里拿出处理意见。”他说话的时候不停地盯着班里的2个人，这二人是我们班里呼风唤雨之人，一个是我们的副班长，和我关系超好，几乎无话不谈，平日里我们甚至兄弟相称，群众威信高，领导赏识；另一个是我们的团小组长（这位战友好多年前因病离世了）高干家庭出身，为人清高。团小组长在我们这个大部分都是农村兵的班里显得有点鹤立鸡群的味道，虽然我们当兵前都来自同一工厂，但他始终对我冷冷的，平常基本没话。
　　沉默许久，我终于抬起头，几乎是用近乎乞求的目光扫了一下我的铁磁。我心里几乎有副班长。对他的支持我几乎有百分之几百的信心，知道他如果打响保我的第一枪，班里的风肯定朝着有利我的方向刮！危机时刻，只见我的这位莫逆慢慢地抬起头，神情坚定地看了我一眼，终于带头发言了！我心里的感激之情涌出，一下子化作热泪，差点掉了下来。
　　“大家都知道，我和马建平关系最好。”他一字一句的说着，态度特别真诚。“照理，我不应该同意给他处分。”没料到此时他话锋一转，接下来的话，居然让我大跌眼镜！“但是，关系越好，我越要本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对待他，为了他，也为了咱们全体新兵都能从这个事件中吸取教训，我建议给他处分！”
　　天哪！我简直窒息了！！！眼前一阵发黑，我放佛像预感到世界末日的来临！要不是我亲眼目睹我最好的朋友当面对我这几乎等于落井下石的“临门一脚”，无论如何我也想象不到这话是从他嘴里讲出来的！
　　关键时刻，团小组长也起身开始表态。对他要讲的话我没有太多的正面期待，单凭他对我平日里不冷不热不理不睬的态度，我估计他也不会帮我说什么好话！但无论如何当时这个班会对我来说颇有几分赌局的味道，此时此刻，如果团小组长再往“建议给我处分”的方向稍加补充，这场赌局我算输定了！
　　“大家也知道，马建平和我来自同一个厂。”他慢条斯理地说着。语气中多少透着点江湖老大的味道。“但我感觉他和我们一样毕竟都是新兵，虽然这件事儿性质严重，但建议组织最好提出严肃的批评。如果刚刚入伍就背上处分，会影响他以后的发展。”听了这个话，我整个人简直像突然复活了的僵尸一般。好个班务会，面对班里这两位重量级人物的发言，我简直像坐上了过山车！
　　此时，跟风的战士们开始表态了！由于团小组长平日里说话少，此时他的话到显现出了超乎寻常的分量！命运开始向我倾斜，最后班会统计的结果，大多数都建议不给我处分。大家表态后，我对自己的错误也做了非常深刻的检讨，我声音有些哽咽，眼眶里也似乎有泪水打转，在场的首长和战友们似乎都认为我的检查是深刻的，认错的态度是真诚的。但平心而论，我当时的哽咽，更多的是刚才听了副班长和团小组长那些绝对出乎我事先预料的表态后的“余震”！
　　我最终躲过了一劫，但这个致命伤也让我付出了惨痛的教训，持械斗殴的不争事实让我彻底和留在北京的机遇失之交臂！一个星期后，我提着网兜，里面装着我的脸盘和掉了瓷的搪瓷缸子，背着满是油腻的背包，踏上了北京经河北涞源县再到山西灵丘的列车。自此，我告别了地处斋堂村的北空通信团训练营，和另外几个战友一起，到空十军50师灵丘场站通信营一连，开始了我作为一名无线电报务员的军旅生涯。
　　列车上的我心情糟透了！就这么一件无意中的突发事件，就这么一下子热血撞头，我竟然差点儿彻底将自己的前途推到了断崖。其实让我特别沮丧的还不止这些，在我离开北京门头沟三天后，妈妈带着好多天津特产，坐了好几个小时的火车长途奔波到部队看我。可我已经离开北京去了山西，妈妈扑了空，伤心至极，大哭一场。为了平复难过的心情，她把带给我的那些好吃的东西都留给了我的副班长。因为我在信里经常跟她提起我们的友谊，妈妈知道我们是最好的朋友。虽然没有看到儿子，但可以把给儿子带来的礼物留给了儿子最好的朋友,心里也算得到了极大安慰！
　　二十来岁还特别幼稚的我，当时曾经发誓以后和这位副班长割袍断义，自此不再联系。只知道后来他最终被留在北京，入党提干，一路平顺。后来转业和我同在一个城市，但我可能是心结作祟吧，一直没有和他联系。说来也奇怪，回地方后，和好多战友都曾经见过面，吃过饭，聊过天，但始终无缘再见这位我曾经的好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