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错位的角色

　　第三章错位的角色
　　
　　甄帆，当康复所的干警把他带到办公室时，笔者还是略略吃了一惊，因与采访前心里多次描绘的几种外型完全不同。这是一个身高l米65左右的年轻人，清瘦但不显单薄，皮肤微白的脸上五官端正，特别是那双眼里的神态，仍掩饰不了过去职业所养成的机警。他进门后规矩地站在笔者面前。为了缓和气氛，笔者用轻松的口吻对他说：“甄帆，听说你过去也是警察？”
　　他不自然地笑了。为能让他真实、坦诚地讲出堕落的经历和心理变化过程，笔者请他坐在对面的办公桌前，并把一瓶矿泉水递给了他。他有点意外，也似乎有点感激地坐了下来，一扫进门时那种随时接受盘问和训话的神色。
　　
　　甄帆今年32岁，1995年5月因吸毒屡教不改被所在单位辞退。1998年1月又因吸毒被查获送戒毒所强戒三个月。不久故伎重演，终在1999年4月28日再次被抓。
　　他曾有过不凡的经历，有过堪称光荣的历史。
　　1988年，高中毕业不久就被所在镇派出所招录为合同民警，第二年又因工作出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前后七年的从警生涯中，经他手抓获的违法犯罪分子不知有多少人?其中被他亲手送去强行戒毒的瘾君子又不知有多少人?当年与他同期被录用的民警共10人，其他9人仍从事着执法者的光荣职业，战斗在与各种犯罪行为殊死斗争的战场上。其中，有两人因工作成绩卓著，先后做了派出所长。他所在派出所王所长就是他当年同期从警的战友，也是他小学的同班同学。
　　提到甄帆的名字，王所长恨铁不成钢地说：“那真是个不争气的家伙!”言语间不免带着许多遗憾。
　　“那时他工作很勤奋，干起活来还真没得说。”
　　他沉思了片刻继续说：“他上进心强，第二年就入了党。那时所里人手少，有行动时一声令下，大家都积极协作，不论分工。治安、刑侦工作他都干过，后来专门搞内勤。别看那小子是高中毕业，写东西写得很不错呢!嘿，真没想到”。他嘎然而止。可想而知，甄帆当年是个很有前途的民警，然而，一念之差，他竟也被罂粟美丽的花环迷住了双眼，走入歧途。”
　　
　　那是1991年初的一天傍晚，在他从警的第三个年头，一个与他同村一起长大，至今仍被他称作“朋友”的建筑老板来到他家，递给他一支“三五”牌香烟说：“这种烟抽了可以提神，还有种想不到的感觉。你整天在外东奔西跑的，对你保证有用。”
　　改革开放初期，从外面一下子涌进来那么多新鲜玩意，甄帆知道“三五”牌是比较高档的香烟，于是不加思索地接过烟。但是，抽了两三口就感到恶心、想吐，甄帆头晕地躺在沙发上。
　　过了三四天，他路过那位“朋友”家时顺便进去坐坐，并问起上次抽的是不是大麻，“朋友”大笑起来，说：“什么大麻，亏你还是个警察，你以为放进香烟的都是大麻吗？告诉你吧，这是‘白粉’，是现代人最高级的享受。”
　　当时，他虽吃惊，但并没感到可怕，没当回事儿地笑了一下。真正可怕的是，他朋友下面的话还是打动了他：“你现在是要啥有啥了，人生吗就那么回事，该享受的都要享受，要不死了会后悔。上次你没好好感受，这次再认真感受感受？”
　　好奇心特别是刚才被朋友抢白了一下而产生的虚荣心促使他竟又鬼使神差地接过了那种“烟”。
　　笔者问：“你当时难道就没有一点害怕?”
　　他说：“我想就抽一次半次绝不会上瘾的，何况第一次抽也没像别人说的那么可怕，所以就放松了警惕。”
　　笔者追问他：“会不会是他有意识想害你？有意想把你拉下水了？”
　　他打断道：“不会，他自己也抽喔。”
　　“你抓过那么多吸毒的人，难道不知道毒品的危害？你有没有教育别人不要吸毒？还有，你有没有看到过犯毒瘾的人可怕样子？”
　　笔者不甘心地，连珠炮一样发问起来。他稍稍楞了一下，仍用十分平静的眼光看着笔者，也用同样平静的口气回答：“我知道毒品的危害，有时候抓到吸白粉的也见过他们犯毒瘾时的痛苦样子，有的用头撞墙、撞铁门，血都撞出来了。我也经常劝他们不要吸毒。”
　　“怎么劝的？”
　　“吸毒损害自己的健康，葬送个人的前途，还损失钱财，破坏家庭幸福，危害社会安定。”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为什么还要以身去试？”面对这个说起毒品危害头头是道，教育别人也象模象样的混蛋，自己却以身试法，为警察丢人，笔者心底无名的火一下窜了起来，狠狠地反问他。
　　“我，只想试试，抽了几次见没上瘾就以为……”
　　他一边嘟囔着小声地辨解一边低下头搓起手指。看到他难堪的样子，笔者压了一下肚子里的火，调整一下激愤的情绪，口气和缓下来继续问他：
　　“你什么时候发现上瘾的？”
　　他陷入了回忆中，随后叙述起吸毒的经历。
　　
　　“开始朋友每隔一两天到我家里来一次，每次我们都抽一两支，虽没有像传说中那样神乎其神，可过后感觉是挺提神的。那时工作很忙，派出所人手少，东跑西颠一天也没有感觉到有什么不适，朋友来了有吸就来，不来我也没有找过他。心里暗想：毒品也没什么可怕的。可是，不知过了多久，朋友有次三、四天没来我家，我倒有点想他了，给他打电话才知道他去了广州。接到我的电话他第二天回来了，从那以后，他只要离开本地，都打电话告诉我，或给我留几盒‘烟’，或告诉我‘烟’在他家什么地方放着，让我自己去取。我只要感到困乏，身上没力，就会自己去取，也没有太在意。
　　大约又过了七、八个月，有天我突然浑身发冷，躺在家里盖了几床棉被还觉得冷。到医院去看医生，医生说是重感冒，开了些药。回到家后，朋友从电话里知道了我的情况，马上开车来见我，他给了我烟抽，结果，不舒服的症状一下子都没了，我这才知道自己上瘾了。”
　　“他一直给你供毒品，不要钱吗?”
　　“不要，他很有钱，我俩是朋友嘛。”的确，这个至今仍被甄帆视为知心朋友的人，不仅毁了自己，还在他的头上套了个花环，拉了一个陪葬的，而且垫背的是一个能痛陈毒品如何如何有害的执法者。
　　
　　采访进行了两个多小时，对甄帆的堕落笔者仍感不解，于是变换了话题，问他是什么时候自己花钱买“烟”的。
　　“1992年初，朋友去外市做生意，给我留的烟抽完了，我知道他短期内不会回来，难受之余，无法忍受煎熬，于是我就去找到一个同村的‘白粉仔’，问他知不知道从哪儿可以买到白粉？开始，他怎么也不肯告诉我，最后他知道我也吸毒了才同意帮我买。第一次我给了他500元钱。后来，就经常给他钱让他帮我买，有时也通过朋友买。”
　　“连‘白粉仔’都不相信你吸毒？你为什么不自己去买?”笔者有意这样反问他。
　　“我不敢自己去买，害怕单位的人知道，也怕家里人和熟人知道。这时的我还有点羞耻感。”作为派出所的民警，作为管理区治保主任的儿子，作为初为人夫，刚为人父的甄帆，那时还知道顾忌单位的名誉，父亲的名声，还念及妻儿和自己的面子。在良知和做人的尊严尚未完全丧失之前，他还知道怕。于是请了半个月病假，拿了一张别人的身份证偷偷跑到邻市的一家自愿戒毒所去戒毒，他决心告别毒品。
　　
　　从戒毒所出来后，他又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到单位上班。故事到此本该结束。如果是这样的结局，那么，他可能也是个“浪子回头金不换。”可是，对于一个吸毒者来说，往往是“生理毒瘾易戒，心理毒瘾难除。”听了他后来的复吸经过，笔者的心仿佛一下沉到了脚底，深信了那句常挂在吸毒者嘴边的话。
　　“我没有倒在警匪枪战的战场上，却倒在罂粟花下。”这是他发自内心的忏悔!
　　“从戒毒所出来大约两个月左右，在一次清查行动中抓获了几个吸毒的，在他们身上搜出了十多包白粉。看到‘白粉’，当时我心里乱极了，思想斗争得特别厉害。一面想着：我已经戒了，再也不会吸它了，戒毒难受的滋味也一遍遍在眼前出现；可另一面，脑子里潜伏的吸毒快感一下又强烈地吸引起我，手不由自主不听使唤地把毒品紧紧攥在掌心，舍不得放回去。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我交出了几包，留下了一小包，趁同事不注意迅速地装进了口袋。”
　　结果不用说了，他不仅复吸，而且一步步由把白粉混进香烟里“打老膏”，发展到进而把白粉放在锡纸上烧着“追龙”，除了自己花钱购买，还利用职权之便截留毒品。更可悲的是，周围的人仍没有发现。他的身体开始逐渐消瘦，体重从130多斤降到了100来斤。
　　“那时我特别害伯出差，不是怕吃苦，而是怕犯瘾。时间短的，我就在兜里装两种烟，趁去卫生间或到院子里避开人抽一支，而递给同事的是正常的烟。后来发展到不敢出差，一遇到出差我就请病假，之后又偷偷去戒过一次毒，可一回到原来熟悉的环境，碰到过去的道友就一切如‘外甥打灯笼——旧照（舅）’。”
　　自从自己买毒品开始，甄帆前后花了十几万元，连他父亲给他买的皇冠小轿车也卖了，化为乌有。
　　
　　终于知道儿子染上了毒瘾，第三次戒毒就是他已做了管理区副书记的父亲亲自开车把他送进戒毒所去的。家里为了断绝他与过去的“道友”往来，不停更换电话号码，外出时紧盯着他，可以说该想的办法都想了。单位知道后，也三番五次教育他。这时候，他已经病入膏肓，到了屡教不改积重难返的地步。1995年，他终于被单位勒令辞退。从此，他从光明大道走向了黑暗的无底洞。
　　角色的变化如果能使他猛醒或许还为时不晚。他的父亲、亲人仍在竭尽全力帮助他，力图挽救他。这次，为了使他远离毒品，让他的老婆孩子日夜陪着他，把他送到远嫁清远的姐姐家去戒毒，让他与外界彻底隔离。家人白天黑夜轮番守着他，终于成功戒断了一年。可是，当他重新回到自己的家乡时，—切努力又前功尽弃。
　　他这时己不再有什么顾忌，亲自去毒贩子手里买毒品，疯狂地吸食。终于在1999年4月被决定送劳动教养。从一名光荣的人民警察到可耻的白粉仔，他人生角色的转变竟是那支小得不起眼的罂粟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