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五章 接受领袖检阅

　　一
　　以后接下来的日子除了训练就是跑大学，尤其是中国的第一高等学府北大、清华，去看和抄那些被我们称为大哥哥大姐姐们写的大字报。说不定还能碰到聂元梓、蒯大富这些学生领袖呢。那时对他们简直有点顶礼膜拜，觉得他们怎么这么有觉悟，一下就领悟了开展文革运动的精神实质，一下站到了运动的前头，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我们跟他们比起来真是惭愧之极。小时候，我们都想成为一个英雄，简直有点朝思暮想。原来机会说来就来，可惜我们没有抓到。因为无论如何，我们也不会把矛头指向我们尊敬的校长、校总支书记。但很快这些风光一时的人物就“犯错误”了，遭到了隔离审查，文革结束后更是受到了法律的制裁。从天堂跌到了地狱，这样我们就不认为他们是英雄了，顶多算是个风云人物，风停了云散了自然就掉下来了。
　　但令我们想不通的是他们怎么会犯错误呢？一个是从延安时期走过来的，长期从事理论工作的老干部；一个是走进了中国最高殿堂的精英学子。起点够高了吧。如果说蒯XX当时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愣头青的话，聂可是经历过战火洗礼的老革命怎么也会做出那些令亲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呢？所以说，人的思想觉悟高低跟水平，经历和所从事的职业没有什么关系，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也知道，通过武斗的形式将对立派置于死地，让那么多如花的生命逝去这是多么丧失人性的行为。
　　这时的大学已失去往日的宁静与高雅，里面的大字报、小字报，张贴的标语像一幅幅传递着神的旨意的经幡在寒风中迎风摇曳，让人目不暇接。又像一枚枚重磅炮弹，射向无产阶级的敌人。来这里参观的一茬接一茬，看他们擎着队旗，有的还打着绑腿就知道都是来自外地。我们不时地看，不时地记，很认真地在这里经风雨见世面，看人家怎么搞，回去自己怎么行动。特别是要加深对“炮打司令部”这个口号的理解，由被动变为主动，由不习惯变为自觉行动。因为历来我们总是会把司令部和红司令联系在一起，绝对不会想到在光天朗日之下还有两个司令部，而这另一个司令部还要靠我们去摧毁，我们真有点受宠若惊。其实我们还有不明白的地方就是，这些人是一同从战争年代过来的，江山是他们打下的。怎么好好的会闹分裂呢。他们都是我们无比崇拜、无比追求偶像；都是至高无上，说句话都可以让人温暖一辈子的首长呀。但是Ｌ副主席说了：“对伟人的指示，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理解”。向来我们都是无条件的执行上面的指示，这一次也绝对别无选择。
　　二
　　跑完了大学，还有时间就是买纪念品。有一次我和云帆上街，看到一个商店门口排起了长龙，队伍都拐到了旁边的一条街，一打听原来是在销售笔记本。由于我和云帆都喜欢记日记，平时得到一本如获至宝一般，现在手上有钱正好可以买几本回去，于是我们也加入了进去。好不容易轮到了，要了它十本付了款。等到拿出来一算有十一本，心里顿然生出一种负罪的感觉。“不行，必须退还。”我和云帆都有这样的想法。本来直接拿到窗口退回去就得了，可是云帆说：“必须要重新到后面去排队，即使是做好事也不能侵犯别人的利益。”就这样我们为了退还一本多付给的笔记本又排了一次队。这在现在很多人看来真有点傻得可爱。但那时我们的思维就是这样。后来我有机会出国，看到外国人一个最优良的品质就是凡事都会自觉地排好队，如果不具备这点品质的人会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来而成为鄙视的对象。我又为那时我们的思想就和西方的文明接轨感到高兴。
　　那时在北京流行用石膏粉自己倒模做伟人像的热潮，这对于我们来说又是一个新鲜的东西。于是买了很多包石膏粉带回来，过一把自己动手的瘾。回来后和邻居姐妹每天没事就摆弄这些玩意。一时家里摆满了伟人的石膏像，直到有一次，一个邻居小女孩拿着刚倒好的伟人像，一不小心掉到地上打碎了，这一下像犯了大忌，这个女孩也被她妈妈狠狠地打了一顿，为了教训她还饿了一餐饭。好在鼻涕哥哥不在家，否则反映上去也就成了天大的事，这以后我们吓得再也不敢玩了。
　　二
　　被领袖接见的日子终于来临了。那天，我们激动得一夜没睡着。早上两、三点钟就被叫起了床，每人领了一份干粮，有馒头、鸡蛋和苹果，各自怀揣一本毛主席语录就在解放军的带领下摸着黑出发了。觉得走了很长的时间，在快挨近天安门的长安大街上，天已大亮，我们的队伍停了下来。这是我们第二次来长安大街，第一次是坐车这次是走路。带队的解放军叫大家席地而坐，就此等候。我们拿出发的干粮坐在地上就啃了起来，填饱了肚子后立刻有人主动站起来指挥大家唱起歌来，歌声此起彼伏，群情激昂。尽管寒风凛冽，但大家的情绪无比高涨。放眼望去，到处是红旗、红色的横幅、标语、红袖章和挥舞的红宝书，天安门广场成了红色的海洋。广场上空播送着《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一遍又一遍，把大家的情绪推向了高潮。
　　和我们一起在那里等候的被接见的红卫兵有七十万。这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将们有的带来了自己家乡的特产，或用筐子装着的几个大南瓜，或用篮子装着的梨、苹果，我和云帆也把那几个在济南火车站买的苹果带来了。虽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些东西能不能到得了领袖手里。但冲动往往比理智可爱。我们还看到有的红卫兵还背着背包，是徒步从外地走来刚到的。他们风尘仆仆，一脸疲惫，但神情是激动万分的。
　　大概快接近中午时分，消息传到我们队伍跟前，说红司令即将要登上天安门城楼了。人群中开始骚动大家的情绪再一次高昂了起来，我们挥动着手上的红宝书，摁捺住那颗无比激动的心，把一张张洋溢着青春的脸庞朝着同一个方向不停的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一个个心潮澎湃、热泪盈眶。队伍开始向前挪动了，我们在大会的统一指挥下，边喊边移动脚下的步子，终于挨近天安门城楼了，我们有幸获得了一个最佳观看位置。
　　天安门城楼上，只见毛主席、周恩来、林彪、江青等几大巨头站在上面是那样的容光焕发。尤其是后两位一个是红司令的亲密战友，将代替原国家主席Ｌ**位置，被钦定为红色司令部的接班人写进党章；一个是红司令的至亲至爱。文革中，他们一个掌握了枪杆子，可以调动军队的一切；一个掌握了笔杆子，获有《人民日报》等各大主要媒体的话语权，可以绕开国务院、政治局向全国发号施令，被誉为文革中的旗手。所以看到他们似有一股暖流涌向全身的感觉。
　　红司令不停地向大家挥手，大家也不停的欢呼着那重复了无数万遍的口号。红司令心情无比愉悦，他从天安门的东头走到西头，再又从西头走到东头，接着又取下帽子拿在手上不停的向大家挥动，似乎在把幸福播撒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间。我和云帆在这如潮的人群中就像一滴小小的水珠，只有汇入这汪洋大海中才能掀起滔天的巨浪。虽然是在寒风中，我们却浑身充满了热情，面孔涨得通红，声音嘶哑，觉得那一刻灵魂都像飞了出去。当我们走出了天安门广场来到长安街的时候，不知是谁最先想到去邮局拍电报，说是要抢在第一时间向自己的亲人、同学报喜。于是又有无数人跟风而去，形成一股新的潮流。
　　
　　我和云帆也激动地向一辆已经停靠的公交车跑去，眼看车子就要开了，云帆拼命地先将我推上车，我刚上去就听见后面的云帆尖叫了一声“哎哟——”，我回头一看，原来车门把云帆的头部夹住了，顿时鲜血直流。我吓得脸色惨白大声喊“夹到人啰！夹到人啰！”。司机也吓坏了这可是毛主席请来的客人呀。他赶紧把门打开，售票员急忙走过来和我一起扶着云帆，对车里的乘客说：“对不起，请给这位红卫兵小将让一个位置。”马上靠门边的一个座位就空出来了。然后跟司机也是跟大家说：“对不起，我们要先把这位受伤的红卫兵小将送医院。”我站在她的旁边用手帕不停地帮她擦着往外渗出的血迹。汽车开到北京协和医院门口停了下来，大家又帮着把云帆搀扶到了急诊室。
　　这时急诊室已经有了很多人在那里等候了，差不多都是红卫兵。有的是身体被挤伤了造成淤血的，有的是因为鞋被挤掉了脚被割破或踩伤了的，也有手被挤成骨折的。医生看到云帆伤到的是头部马上先给做了检查，最后说：“还好是皮外伤。好险啦正好夹在耳朵旁边，要是再往下一点夹到颈脖子后果就难以想象了。”然后再就是清创，止血，缝针。一边缝了三针，另一边缝了五针，接着又是输液。等这些程序都完了，医生说最好要住院观察一下以防万一感染，就给云帆在病房里安排了一个床位。因为车上还有旅客，司机先走了。我坐在云帆的床前，说“今天真把我吓死了。”云帆说：“也没什么，无非就是一个死，这样死不是也很值吗？”
　　“原来你还想着留名千古啊？那我回去怎么向你家里交代？”
　　这时司机又过来了，后面跟着售票员，售票员的手上还拎着一网兜苹果。司机操着一口的京腔说：“没事儿吧？要是有个那啥，给我扣上一个仇恨红卫兵小将，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帽子那就完了。”云帆笑着说：“哦，看样子我还不能死哟。”说得大家都哈哈笑了起来。云帆在医院观察了三天，各方面都恢复正常以后，就出院了。一个星期后就在我们住地附近的海淀医院拆的线。
　　
　　第二天看报纸，原来红司令在接见完了我们后，下午又去了东西长安街接见了八十万等候在那里的红卫兵。二十六日也就是第二天下午，在西郊机场进行了最后一次接见，有一百万红卫兵参加了。接见后还发生了两个意外的事故：一是又冷又饿的红卫兵，等了很久还未等到红司令以为不会来了，就撤了。结果把机场大门堵得水泄不通，主席的车无法回中南海，只好返回走人行道，然后从机场东北侧的一个小门改去了玉泉山；二是散场时红卫兵拥挤不堪，将机场外的一座罗锅桥压断，踩死了几个人，伤了十几个。
　　这一次在最后两天时间里，领袖共接见红卫兵小将二百五十万。这样红司令在七十天的时间里，八次分十批共接见了一千三百万红卫兵，伟人因此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
　　三
　　从北京出来我们又跟和我们同住一房的河南、陕西的红卫兵去了西北的一个城市，本想到那里去看看，不想那里的红卫兵造反派正在省委门前绝食静坐。我们去的时候，他们已经绝食了两天，现在应该是拿出我们行动的时候了。为了表示对红司令的衷心，我们毅然地加入了他们的绝食队伍。还好我们只绝食了一天，那天下午省委便答应了红卫兵的要求，绝食也宣告结束。
　　在回程的火车上，我们意外的碰到了云帆的邻居也是我们昔日的乒乓球友小东和他的一帮男同学一共四个人。他问我们这是准备到哪里去，我们说回家呀。云帆问他们“你们不回家吗？”他们说，中央已经下令停止串联了，以后哪还有机会出来呀。这趟列车是要经过上海的，为什么不到上海去去看看呢？云帆问：“你们还要去上海啊？”小东回答说：“是的。”云帆就征求我的意见说：“怎么样？我们干脆也跟他们一起去吧。上海可是文革的发源地呢。”可不是，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不就是释放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文革信号吗？这时已经到了十二月下旬了，全国都进入了严冬，车上的人员明显比我们来时少得多，算来我们已经出来一个多月了很希望能早点到家。但转念一想，不仅文革源自上海，那里也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啊。其实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上海还要出一个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接班人呢。当然随着“四人帮”的倒台，“接班人”也成了南柯一梦。只给后人留下笑柄。
　　我就对云帆说：“好吧，机会难得。”列车行进了十多小时后，就在快要到上海时突然被告知上海站不能停靠，说是被造反派封了。为了防止保守派组织的成员外逃上北京告状，造反派头头派了专人到车站把守不准人员进出。后来才知道，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造反派“工总司”正在酝酿夺权。他们在上海市委所在地把那些以劳模生产积极分子为骨干的号称有八十万人马的保皇派组织“工人赤卫队”彻底摧毁了。从而对上海市委市政府进行了全面夺权。
　　
　　因为虽然打倒了ＬD两个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代表人物，但他们的流毒还远远没有肃清，全国的各级领导班子还被大大小小的“LD黑线人物”把持着，只有进行“全国全面夺权”文革才算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上海以王洪文为首的造反派全面夺权成功后，原来的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就全部成了阶下囚。但是这次被称为“一月风暴”夺权行为在全国受到了阻碍。因为如果把原来的干部全部赶下台，那么这个权由谁来掌，难道就靠这些造了几天反的人，靠这些稚气未脱红卫兵小将？显然不现实。但不现实也有人在行动了，于是各地的造反派和保守派组织的矛盾就日益尖锐起来，彼此纷争不止造成了严重的流血事件，从而也掀开了全国武斗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