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上北京

　　一
　　继第一次接见首都红卫兵和革命群众后，红司令几乎每隔半个月就会再接见一次，而且到北京去的名额没有限制了。只要学校开一张介绍信，就可以出发。有一次，云帆兴冲冲的跑到我家，激动地告诉我：“晓霞，我们可以去北京了。”
　　“什么？”我怕自己听错了，因为我总是与孤独为伍，对外面的消息已经很闭塞了。“你说的是真的，我们也可以去北京？”
　　“是呀，够振奋的了吧？我奶妈的儿子都去了。”云帆认真地说。
　　“啊，你说的是你那位青梅竹马表哥？”我故意开玩笑地说，然后又问：“那你怎么没有跟去呢？”
　　“跟他去干嘛呀，全是男的。”云帆双手背在后面用眼睛斜了我一眼噘着嘴说。
　　可以去北京了，这是多少人一辈子或者说祖祖辈辈都不能达到的愿望啊。特别是像我这样的黑七类子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也可以上北京？这是多大的荣耀啊。于是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感。那时我们还不知道伟大领袖还会不会接见我们，但可以免费去北京已经是够荣幸的了。对于来得太容易的东西是幸运还是悲哀，我们当然考虑不到那么多。
　　云帆拉着我，我拽着云帆，都有一种获得新生的感觉。我们急匆匆赶到学校很顺利地在一个造反派组织负责人那里开到了介绍信，然后又各自借了一套军装、军帽，家里给我们筹集了一点零用钱以备急用。因为在外面坐车、吃饭、住宿都是不要钱的。出发的那天，我们背着一个放着一些日用品的背包，当然还有《毛主席语录》和《老三篇》这些必带品，第二天告别了父母和家人一大早就来到了火车站等候。虽然这时立秋已过，天气已渐渐转凉，但这些青年学生心头那股被革命之火燃烧起来的热情丝毫不减。车站广场已是人山人海，一眼望去黑压压的一片，大家满怀激情的脸上写满了兴奋。每开来一列火车人群中就是一阵骚动，前面的进去了后面的就往前挪。天快黑了的时候，终于轮到我们了。我们拿好行李随着洪流般的人群不停的往里挤，到了站台前，看到列车的车厢里已基本饱和，车门已被堵死，我们就学男生的样从窗口往里爬。这时车厢里有一男一女两名解放军，他们看到我们两个小姑娘爬得有点吃力，就站在靠窗口的地方给我们帮忙。他们先是把我们的行李接了进去，我们顺势撑住窗台往上一跃，大半个身子就到了里面，外面的人再把我们往上一顶，整个人就进去了。
　　我们就这样搭上了共产主义的列车。一切费用均免是因为我们头上有一柄“毛主席请来的客人”的尚方宝剑。但向毛主席保证，我们绝对没有一点占便宜的思想，我们就是为了在这场革命中锻炼自己，将来做一个合格的祖国接班人而去经风浪见世面的。要不，后来我们在西北的一个城市静坐的时候怎么会和那些造反派一起绝食，连送到嘴边的包子都不肯吃呢。
　　
　　“哇，踩到脚了呀。”车厢里不知有谁喊了一声。立即就有人念毛主席语录“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没有人吱声了。那时毛主席语录就像灵丹妙药，关键的时候一用就灵。等我们进到车厢以后，已基本上没有什么空间了。我往上一瞄看到上铺只坐了两个男生，似乎旁边还可以容纳一个人，也不管三七二十一立即爬了上去。两个男生赶快往旁边靠拢了一点，我也就厚着脸皮坐了下去。我坐一边，他们俩坐另一边，井水不犯河水。我偷偷地用眼睛看了他们一眼，长得很不错的两位男生呢。那时有很多的人，出去串联了一下，回来就有一大帮署名为“遥远的朋友”的来信，有胆大一点的甚至谈起了地下恋爱。我不行，我不是那样容易和人混熟的人，交朋友更是要讲究知根知底，一旦交上了我就会将对方视为终生的知己。我不断地提醒自己“尽量不要挨着他们啊，怕会生小孩呢。”但随着黑夜的很快来临，眼睛也上下掐起了架，人也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脚也不由自主地伸过了界。一觉醒来，我已经和那两个男生歪东倒西地缠在一起了，我吓得赶快爬了起来，很长时间都心有余悸。云帆也在下面人缝中挤出了一个空档，把随身带的背包行李放下后顺势坐了下去。我往下看看云帆，她倒在旁边一个男生的手臂上睡着了，另一个小男生的头枕在她微微隆起的胸脯上像婴儿在吮吸奶汁。再看整个车厢，一张张充满稚气而疲惫的脸上洋溢的是幸福的微笑，不知在做着什么香甜的美梦呢。我们这些十五、六岁的正处在豆蔻年华的学子们为了朝圣就以这样的方式接受了社会的第一次洗礼。
　　火车到南京时，（当时还没有桥，南京长江大桥还正在建设之中）必须坐船过轮渡。一列长长的火车，分为三部分，一部分被推上一艘巨大的火车轮渡船，然后开到长江对岸，再被推下船上岸，再回来装第二、第三部分，等全部运到了对岸后，再重新排列好开走，整个过江过程大约要几个小时吧。
　　
　　火车走到济南时我们把窗户提上去，马上有个小姑娘提着个装苹果的篮子来到我们的窗口叫卖。“喂，苹果，济南特产啦，一网兜两毛钱。”
　　“哎呀，好大的苹果。”只听车上有人在叫。
　　我把头伸出窗外一看，这苹果在我们那里确实少见，不仅大而且红彤彤的，于是就买了两兜，给了云帆一兜。那时的物质流通极慢，山东济南是苹果的家乡，自然要比我们那里便宜许多。
　　云帆说：“这苹果又大又漂亮，我们吃了怪可惜的，还是留到北京送给毛主席吃吧。”
　　“好主意。”我说：“毛主席把我们请到北京来，我们当然要给他老人家送点礼物啦？”
　　我们那时可以不爱自己的父母，稍有不对的地方可以造他们的反和他们划清界限；可以不爱家人甚至爱人，夫妻一夜之间可以反目为仇；人们甚至顾不上自己的子女，任他们在社会的哪个角落里流浪乞讨。惟独对领袖，爱得是那么的炽热、深沉，义无反顾。有分析说，人有时会因“恐惧产生爱”，当你确信在你所涉及的生活范围内，对方是个比你更强大的存在，他能掌控你的生死，那么你很容易产生一种依赖的、讨好的心理，甚至催眠自己去爱上他、衷心地拥护他，其实这是天生的自保意识。这种说法对不对？不知道，但人确实是个复杂的动物。
　　随着离北京越来越近，秋意的感觉也越来越浓。我们不由自主的朗诵起伟人的《沁园春·长沙》里的诗句。“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文革中用得最多的是诗里的“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和“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这两句。不知是不是“主宰大地沉浮”的豪迈才是许多人乐此不疲的造反的真正目的。
　　在列车两天三夜（那时到北京就要这么长的时间。文革中更是因为去北京的红卫兵太多，地方上要不停地向北京调配物质，那些车辆往往需要优先通过）的行进中，我们和那两个帮我们上车的解放军叔叔阿姨成了好朋友。整天没事就在一起讨论国家大事，学习毛主席的《老三篇》，辩论文革中的一些观点，云帆最会抓住这样的机会和人交流。她口才好能言善辩，一旦认定了一个观点，别人很难驳倒她，连那个女解放军都服了她，说她水平还是蛮高的就是有点固执。每当列车停下的时候，这两个解放军又像大哥哥大姐姐那样会下去给我们买来好吃的，就像我们自己的亲人那样照顾着我们。本来那时解放军在我们心目中的地位就很高，平时在街上碰到都会两眼放光。这下我们更是觉得和他们难舍难分了。
　　二
　　列车到达北京是早上七点多钟。快要下车了，我们恋恋不舍的告别了几天来朝夕相处的两位军人。临别时，他们还送了我们每人一对象征着红旗的红色领章作为纪念，我们和他们挥泪作别。我想我们那时之所以那么热爱、喜欢解放军，除了他们有一个威武的外表之外，还因为他们手中握有武器，是保卫我们安全的无坚不摧的“钢铁长城”。但是随着文革的形势愈演愈烈，军人也参与了进来，他们手中的武器成了镇压杀害人民的凶器；特别是文革后期知青下放组成生产建设兵团后，各个连队配备的正副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不少军人仗着手中的权势自毁长城，成了摧残女知青的衣冠禽兽，成了一种可怕的象征。这就使他们的形象在我们心目中打了个大大的折扣。
　　下了火车，走出车站一股凌冽的北风向我们迎面扑来。好冷啦，我双手搓了搓，听到云帆也不由自主地打了几个喷嚏。在去北京接待站的路上，我们一边走一边欣赏着首都的风景。只见道路两旁金色的银杏树叶在朔风中飕飕抖动，路上的行人紧缩着脖子，只顾低着头着匆匆赶路。天空一片灰蒙蒙的不时有残风卷着的树叶在空中翻飞，和街头上从高大建筑物上垂下的巨幅标语和大字报相映成趣。我对云帆说：“这就是北京，不管怎么说我们终于到祖国的首都了。”云帆回答我说：“是的，我们终于到北京了。”然后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北京，我来了——”为了给自己的激情一个证明，我们唱起了“北京有个金太阳，金太阳，照得大地亮堂堂，亮堂堂，哎——，那不是金色的太阳，那是领袖毛主席发出的光芒……。”
　　
　　没走多久红卫兵接待站就到了，里面已经是人山人海，好在大家都很守秩序。我们拿出介绍信排在了他们的后面。轮到我们了，负责登记的女工作人员，操着一口京腔，像含着萝卜似的问我们，“那儿的？几个（儿）？”北京人一向以自己是皇城根的子民为荣，所以说起话来总是一种俯视的神态。我们一一作答后，她在介绍信上签了一个安排住宿的地方，叫我们在一边等说有汽车送我们去。大约等了有半个小时的样子，我们就被一辆卡车送到了一所学校。
　　那时全国都停课闹革命，学校大部分都成了现成的接待站。我们一到那里，找到了负责接待的人员，他们立即给我们作了安排发放了棉被。由于是大国总理亲自抓这件事，所以下面办事的一点都不敢含糊怠慢。
　　我们每人还领到了一枚毛主席像章，最早的毛主席像章只像团徽那么大，别在身上挺有品味的。后来很多有条件的单位都开始自己制作，打上本单位的名称，而且越做越大，就有点俗不可耐了。另外还派了一位解放军战士具体负责我们的日常事务和队形操练。
　　房间里住的红卫兵来自全国各地，地方话也在这里大放异彩。
　　“喂，你们是哪里的？”
　　“我们是江西的。你们呢？”
　　“新疆的。”
　　也有的说“河南的”或者“陕西的”。
　　她们热情地帮我们解下背包，又主动打来了热水，使我们有了到家的感觉。
　　我们所分到的那个教室（也许是个娱乐室，里面有电视）一共住了十来个人，晚上睡觉，第一次知道原来河南、陕西来的睡觉都是打赤膊的，睡前还要坐在床上把衣服脱下来翻来翻去捉好一会儿虱子。每抓到一粒就往嘴里咬一下，发出“哔啵”一声响。开始我们还有点恶心，不久也就见怪不怪了。等到我们回家时身上也是“满载”而归了，而且大家还给它们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革命虫”。在这些女孩中新疆的姑娘长得最水灵，粉白的皮肤，两只眼睛乌黑乌黑的，像晶莹剔透的吐鲁番的葡萄，她们一招一式都有一种舞者的风范再加上一副百灵鸟般的歌喉，特别得到解放军的偏爱，让我们既羡慕又嫉妒。我们也平生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了电视，每天晚上都能睡在床上看全国各个歌舞团体的演出，最喜欢看的是总政歌舞团，想到生在皇城根的孩子那时就有这么幸福，虽说是在同一片蓝天下，但首都和地方还是有很大差别的，要不大家怎么都以能到京城为荣呢。
　　
　　北京曾为六朝古都，是全国政治、文化交流的中心。改朝换代的大戏在这里上演了一茬又一茬。有人戏谑说，走到大街上随便抓一个弄不好都跟朝廷能沾上点边。所以生活在这皇城里的人自然就带有一种皇气，然后皇气中又带着贵气，进而变成了霸气。
　　到了近代，这里也发生了许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最有代表性的是四十七年前，发生了震惊世人的“五四”运动，成了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一批又一批有良知的青年被“五四”这场反帝反封建的运动唤醒毅然决然的走上了为争取民族解放而奋斗的道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许多在那场运动中成长起来的，后来成了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的精英们，他们没有倒在敌人的屠刀下，却在这场也是号称文化革命运动实则是文化浩劫中遭到了灭顶之灾。
　　也有人说，北京虽然有宽敞的长安街，有闹腾的王府井，有臭烘烘的中关村，更有那具有皇家气派的园林和故宫……但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北京城，一个真正的北京城应该是老舍笔下的排泄不畅的下水道，拥挤不堪的大杂院，拐不完的小胡同，佝偻在墙角边晒太阳的无业游民以及还没来得及清扫的垃圾……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朝代的更替也使北京的称谓因统治者的变换而进行着不同的变化，达到六十多种。
　　
　　三
　　天气越来越冷，有零下十七度吧。也许是干燥的原因北京的风大但不入骨，不像南方那种给人湿冷湿冷的感觉。屋里有生着的火炉，火炉上面有一个盖子是加煤的地方，一根暖气管从炉旁的圆口接通伸向屋外，既干净又安全。这使我们见识了北方的取暖设备，晚上洗了的衣服挂在旁边第二天就干了。刚来报到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伟大领袖还要最后一次接见我们，这又让我们兴奋了好一阵。算算还有半个来月，我们决定先到北京各处去走走，特别是北大清华这些高等院校，它们曾是我们最向往殿堂，如今文革又是它们成了开路先锋。学生，永远是各派政治力量利用的对象。
　　第二天，一大早云帆就催我起来。我们洗漱完毕，吃过早饭就出发了。这里一日三餐都是那种圆圆的老面馒头和羊肉烧大白菜，我们还算吃得惯。别看这简单的一日三餐，当时的北京可是聚集着一百多万外地人的。为了接待好这些红司令请来的客人，事无巨细都要考虑周到，所以牵动了北京上上下下所有人的神经。除了吃饭问题，还有免费公交乘车证的发放和公交司机的配备问题；红卫兵生病了的就医问题；再加上北京气温越来越低，有的外地学生衣衫单薄如何解决他们的冬衣、被褥问题。为了使接待工作做到万无一失，北京市有关部门还从外地调来了大量的汽车队、炊事员和医务人员；对于动员来的本市的大专院校、中学生、红卫兵来担任接待工作的，还要解决他们的生活待遇问题，这都是一笔很大的开销。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这些开销的每一笔出入都要有明细的账目，每一笔账目都是靠算盘珠子拨出来的，其中的工作量可想而知。所有这些都凝聚了那个年代特定的癫狂和荒诞，也蕴含难以估计、痛心入骨的国家损失。而我们对这些当然是毫不知情，不当家那知油盐柴米贵？
　　说到损失不得不说说当时纸张的用量。当时的红卫兵造反派为了抄写材料和大字报、大幅标语，几乎将全国的白纸库存都挥霍殆尽。文革结束后印刷小学生的课本用的都是很黑很低劣的纸张。特别是恢复高考时由于十多年来积压的考生太多，报考的人数由原来每年的几十万陡增至几百万，一时连印刷试卷的纸张都成问题。最后还是经请示中央，“总设计师”拍板：先把印刷伟人选集的纸张借来先用。才解决了燃眉之急。
　　
　　今天天气又不太好，不停刮着的北风有点让人抬不起头来。没有太阳，身上的一点热气都被风带走了，渐渐的手脚开始冻得生痛。可这对我们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去天安门照相是今天出行的首选，从住地出来离公交站还有一段路，我们一边朝手上哈着热气一边飞快的走着。当走到阜成门内大街北侧时，有个硕大的红色影壁把我们吸引住了。影壁通体朱红，正中有琉璃团花，四周有绿琉璃筒瓦。和这个影壁隔着一条马路对着的是一所庙宇样的建筑，走近一看大门上书有“北京第三女子中学”字样。我对云帆说：“这北京连学校建得都和我们不一样，看起来更像个庙宇。”云帆说：“是有点奇特，走，进去看看。”我们抱着看稀奇的心态走进学校大门。操场上除了到处张贴满了大字报以外并不见有几个人，显得很安静。就在我们随意浏览着大字报内容和夸张的书写形式时，我仿佛觉得脚下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然后一个趔趄没站稳竟然摔了一跤。走在后面的云帆见了吓一跳，忙问：“怎么啦，好好怎么就摔跤了，摔着哪里没有？”
　　我说：“我也不知道，好像踩着什么东西了。”
　　她看看地上说：“哪有什么东西呀？你是不是昨晚激动得没睡好，打瞌睡了哟？”
　　“我好像活见鬼了，”我嘟哝着：“我有点害怕，走吧，走吧。也许这里原来就是一个庙，里面鬼魂很多，现在又抓了这么多牛鬼蛇神，阴气太重。还是先到天安门去照相吧，说不定排队都要很久的时间呢。”
　　云帆看我这副模样只好赞同地点点头，于是我们赶快离开了那个地方，到公交站上了车在长安街位于天安门东侧的一站下，然后进到天安门广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