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文革来了

　　一
　　我们从小听说过整风运动，听说过三反五反，听说过反右，见到过大跃进，除了这最后一次运动使我们尝到了饥饿的味道以外，其他都有点“关我们屁事”的感觉，但文革却让我们经历了一场奇特的血与火的洗礼。说它奇特是因为我们在这场运动中和运动后乃至整个人生中，除了被命运碾磨得面目全非、遍体鳞伤外，并无任何可值得炫耀的地方。甚至随着游戏规则的改变，我们成了被嘲笑的一代。我们经历了疯狂，疯狂之后就是下放、下岗、再创业，身心备受摧残。正如一个关于《知青》话题的电视片的解说词所说的那样：“老三届的未来已经不是难以预测的话题，他们注定被淹没、被跨越已成了一种不争的现实。历史留给他们一个破碎的无可言辩的风景。”这就是我们在这场运动中所付出的代价。
　　也许有时，我们的经历会被某些个文人想起，成了他们笔下不可多得的文学命题，他们会含糊其词地为我们塑一尊精神的雕刻，偷偷地矗立在共和国的这段历史上，他们能做的仅此而已……
　　就在离考试还有一个来月的时候，那年的夏天好像热得特别早，立夏不久就像是到了三伏天，到处都是一片滚烫。不停往外流淌的汗水和衣服粘在一起，让人觉得浑身难受。苍茫茫的天上布满着灼热的云，没有一丝风，凝集不动的空气好像在发酵，在蒸腾。大地沉默无声，像是被麻醉了。
　　好像哪个名人说过，沉默意味着爆发。
　　突然旋来一阵火辣辣的风，人们有点晕头转向，神经像树叶般发抖，文革的风暴就在这个时候来临了。其实文革是有序曲的，只是被麻醉了的脑袋忽视了而已。序曲是从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的，在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半年出笼。
　　“文革”的全称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个很响亮，很有吸引力的名字，吻合了当时人们高昂的情绪。人们一定以为经过这场革命的洗礼，我们迎来的必定是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长期以来，人们已经习惯了听从党的召唤，党即代表国家，维护党的利益就是维护国家的利益，也就是维护自己的利益，这是我们长期以来思考问题的逻辑推理方法。
　　文革的硝烟首先漫向校园。有一天班主任老师向我们宣布：上面来了通知，为了彻底搞好文化革命、彻底改革教育制度，改革高等学校招生办法,，决定将一九六六年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工作推迟半年进行。
　　大学不招生了，高三的都走不了了，其他还有戏吗？我在想，难道施老师那遥远的故事又要重演吗？或许是我多虑了，说不定半年以后一切都会过去。后来才知道，说推迟半年仅仅是个缓兵之计，我们这一代除个别的幸运儿以外已与大学无缘。我们不会想到，这场文革一搞就是十年，当然更不会想到这场运动最后走向了历史的反面，以致在这场风暴中：
　　会让许多珍贵的文物几乎焚毁殆尽；
　　会导致我国的国民经济倒退到了崩溃的边缘；
　　会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异常诡异；
　　会改变了我们整整一代人的命运……
　　好在文革结束后，我们党在《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这场运动作了较客观的论述：“‘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证明毛泽东同志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既不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不符合中国实际。这些论点对当时我国阶级形势以及党和国家政治状况的估计，是完全错误的。……实践证明，‘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它根本不是‘乱了敌人’而只是乱了自己。”
　　
　　二
　　
　　不管怎么说红色乐章的序曲既然已经拉开，它就必然还有大戏在后头。
　　学校已经有了标语，大大的，一张纸写一个字的那种。一进门一幅“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横幅赫然映入人的眼帘。后来才知道这是Ｄ报一篇社论的题目。之所以有这样一篇火药味十足的社论，是因为号称中国最高学府的北大的教师聂XX等七人写了篇质问自己学校校长和校党委领导的大字报，这篇大字报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文播出了，这意义就非同小可。
　　开始，全国的绝大多数老百姓、甚至党政军的各级领导都没搞清这是怎么回事，社论和大字报播出以后北京先乱，跟着全国也乱了。乱的原因是因为用这种形式开展运动打乱了人们一贯看待问题、分析问题的思维。以前搞运动不都是从上到下吗？现在这些小人物把矛头指向党的领导这按照以前的做法就是反党啊。在这个大是大非面前，一向喜欢观察政治风向的人们立即分成两派——赞成派和反对派。双方就此展开了强有力的辩论，各说各的道理。双方都觉得自己才是捍卫真理的最最坚定的左派，必须将对方置于死地而后快。于是持有不同观点的两派在街头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当双方的观点相持不下的时候，便发展到了人身攻击和拳脚相加。
　　不久，我们学校派来了工作组，在工作组的领导下，班上相应地成立了以班干部为主体的文革领导小组。他们要求运动要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有序地进行，而不能乱来。可是那些最早起来造学校领导和老师反的人认为工作组的条条框框束缚了他们的手脚，他们觉得聂元梓他们可以造学校旧党委的反，连中央都支持他们，我们为什么不能？他们打出标语：“踢开工作组闹革命”。工作组的领导按照以前历次搞运动的惯例，觉得这些人和工作组对抗就是反党。于是抓了几个激进分子。这些激进分子都是受了中央广播的大字报的启发起来造反的，他们怎么会服。既然写校党委大字报的人可以成为英雄，那我们怎么不能放开手脚大干一场？在这种乱世中谁不想成为一个响当当的人物呢。于是工作组和这些激进分子的矛盾就到了一个白热化的状态。
　　正在双方的争辩处在难解难分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一则喜讯：伟大领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再一次破浪长江，“畅游天堑近30华里，时间一小时零五分”，并刊登出了老人的大幅照片和他十年前畅游长江写下的著名诗篇《水调歌头·游泳》“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党报还就此发表了社论《跟着毛主席在大风大浪中前进》，这一举动让大家看到了英明领袖是这场运动当之无愧的领导者，跟着他老人家干革命必定会从胜利走向胜利。于是全国人民一片欢腾。我和班上的同学又是敲锣打鼓、又是刷大标语，真是忙得不亦乐乎。
　　
　　从小我们就是对真理衷心不二的崇拜者，凡是他说的、做的，我们都是一千个一万个地拥护。他的一句话都会让我们咀嚼半天；他的一举一动都会被我们模仿。一时，我们这里的赣江抚河，每天去游泳的人络绎不绝。许多不会游泳的人也逼着自己一定要学会游泳，否则就是不忠的表现。一时间江河湖海人满为患。他们觉得一个古来稀的老人可以畅游长江，我们生活在水乡的人有什么理由不去大江大河一展自己的风采？文革停课，我和云帆又有了经常在一起的机会。于是有一天从学校参加完集体活动回到家已经是汗水淋淋、浑身湿透，想到以往这个时候，我和班上的同学早已跳到赣江里去游过好几回了，云帆也喜欢游泳，可是她总是因分身无术，游泳技术还没学到家，只会来个狗爬什么的。我想，她现在一定是迫不及待地想到水里去了。
　　吃完中饭我拿了条毛巾和换洗的衣服，就兴冲冲地往她家走去。一进门只见她老爸一支没点着的烟咬在嘴里正在摸火柴，看到我和蔼的笑笑：“找云帆吧？”
　　“嗯，伯父，云帆在吗？”我急急地问。
　　“她到奶妈家去了。”
　　“什么时候去的？”
　　“昨天下午，是奶妈家里来人接她走的。天这么热，你坐一下，”云帆爸说着递了一把小团扇给我。又问：“要喝水吗？”
　　“不啦，我在家里喝了。”我掩盖着心里的失望：“她什么时候回来呢？”
　　“还不知道，你是想叫她去游泳吧。”云帆爸看到我手里拿的东西已猜到了几分。
　　我笑笑：“嗯。”我有点沮丧，只好跟她爸爸说再见。
　　
　　回来的路上心里很失落，有一股莫名的惆怅。这云帆也是，那个表哥还是一个谜怎么又蹦出一个奶妈来？她好复杂哦。那——这个表哥和这个奶妈是不是就是一家子的呢？“对了她一定是趁现在不上课了，去会那个表哥去了。”我有点嫉妒地想。
　　不久，工作组接到上级命令又被撤走了，上面说这派工作组是错误路线搞的，是压制群众，被抓的人也放了。中央说了这次运动就是要自下而上的发动群众，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四大”自由，而不是像以前那样自上而下。
　　
　　三
　　
　　运动掀起高潮是因为伟大领袖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传到了我们这里，大字报里明确地肯定了聂XX等七人的大字报写得是“何等好呵。”当即大家一下明白了：“原来L**和D**是党内头号和二号走资派，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是他们要把我们拉向资本主义，使我们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让我们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一时群情激奋，指向他们的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
　　可是，我的一个邻居大娘不干了。邻居大娘是从农村来看儿子一家的。听说L**因为搞修正主义要被打倒，一连哭了好几天。大家在劝她时问她为什么哭，她说：“我想不通呀，大跃进时期，大家都不种粮食，我们那里饿死了不少人。后来还是Ｌ**允许农民搞自留地，又开放了农村自由市场，让我们包产到户，才有了粮食，结束了那个饿死人的年代。什么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俺们农民可不管什么草呀苗的，俺们不吃草要吃饭，吃饱了才有力气干活。所以俺们农民感谢Ｌ**还来不及，怎么现在还要批判他呢？”大家就劝她说：“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这话千万不要到外面去说，也许他真的犯了我们不知道的罪行呢。你这样说，等造反派听到了，会要了你的命的。”大娘说：“这都是你们这些城里人吃饱了撑的，没事找事瞎折腾。算了，我还是回俺乡下去吧，跟你们城里人有理也说不清。”他儿子也怕她在这里惹事，第二天一大早这位大娘就拎着个包袱在儿子的护送下颤颤巍巍地回乡下去了。
　　就在大家一个个群情激昂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伟大领袖又以他特有的魄力、魅力和威望在天安门广场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小将，使人们的政治思想得到高度空前地统一，投入运动的情绪更加高涨。
　　
　　这次运动的重点除了要摧毁以Ｌ**和Ｄ**为首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以外，还要清理教育和文艺战线上的黑线人物。中央认为这些领域解放十七年来基本上贯穿的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路线。于是那些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和反动学术权威更是应该被打入十八层地狱，我的在大学里当教书匠的父亲因为业务精湛、教研成绩突出，被说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为LD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服务的，成了教师中的重点批斗对象。他们给他做了一顶很高的帽子，样子像个火箭筒，前面挂了个牌子，上面写着“黑帮分子关XX”几个大字。名字上还打了大大的叉。开始还可以回来住，只是每天要按时到学校去接受批斗，就像以前上班一样。后来就不准回家了，批斗完了以后还要参加劳动，包括扫地、打扫厕所等。于是我和哥哥、妹妹一夜之间成了黑七类子女、资产阶级的狗崽子，在运动中是被打入了另册的人。
　　运动初期，当大多数人都还在观望、逍遥时。有一天，班上一个同学拉着我往高中部的一个教室走去说学校里来了个神秘的人物。我们到那里时，教室内外已经挤满了人，我踮起脚尖往里一看，一个操着京腔的男生在说着什么。旁边有人说，这是从北京来的。也有人认出他原是我们学校的还说是校篮球队员，因为父亲是高干调到中央什么部门全家也跟着去了北京。这时只听这位同学嘶哑着嗓音在说：“北京的学生都动起来了，那些资产阶级司令部的人物、那些反动学术权威们我们统统都要把他们揪出来，让他们威风扫地。”也许他在说这话的时候，还还没想到这场革命不久就会波及到他自己的父亲和家人。听到这里，我想扭头就走，我想不通，有知识怎么就反动了？不是因为无知，在大跃进年代会喊出“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少产”、“十五年赶超英美”这样的荒唐口号吗？当我一只脚刚要抬起时，那位同学一把拉住了我：“嘿，等等，看看他到底要干什么嘛？”我收住了那只要迈出的脚。只听那个人又接着说，“你们也要赶快行动，有着光荣传统的革命老区人民不要落在全国的后面。”说着诡秘的从口袋里摸出一块红色的东西：“你们看这是什么？”我一看是一块红布做的东西，展开来是一个袖章。“红卫兵”有人默念了出来。原来这个红袖章上面用黄色的油漆刷上了“红卫兵”三个刺眼的大字，让人感到很新鲜。来人又说：“我还帮你们带了些传单来。”说着把手中的传单分给了在场的人，这让一些人像得到了圣旨似得异常兴奋。
　　
　　四
　　
　　红卫兵这个文革中的新生事物，最早由一所名冠全国的高等学府的一所附属中学的八旗子弟秘密首创，其创建的原因讲起来有点不可思议。原来这样一个可以载入文革史册的组织它的诞生却是由一段私怨引起。在天子大臣们运筹帷幄国家大计的地方，他们的子女无疑也成了这里的新贵。他们得意于老子的功劳，得意于与生俱来资本，这些自认为有着高贵血统的人当然只能和他们同样高贵的人聚集在一起，所以这里几所比较好的学校就是这些新贵们的天下，而这所中国一流大学的附中就是其中之一。当然，可以和他们平分秋色的还有另一部分人，那就是刚刚从旧制度下脱胎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的子女。他们虽然和这些纯血统的人比不了出身，但学习成绩却是异常的骄人。有时直升一流大学的名额比高干子弟多得多，为此这些新贵们恨得牙齿痒痒的。有一次有个高干出身的和一个高知出身的在学校打起来了，明明是前者没有理，老师却批评了后者，于是在学校里这两帮人就形成了势不两立的两个派别。在讲阶级路线的时候高知的子弟要吃亏些，因为高干子弟动不动就用这个标准来压他们；在需要看成绩的时候，则高干的子弟要吃亏些，因为他们考不过这些高知的子弟。恰好文革前几年，阶级斗争的舆论一直占主导地位，这就使优越感极强的新贵们觉得他们才是最革命的，江山是他们的父辈们打下的，他们才是社会的主流他们应该成为当然的红色江山的接班人。文革的到来让他们找到了一个最好的契机，于是在那年的五月份，这个学校一群以高干子弟为主的预科班学生在一个离学校不远、百年前曾被英、法两个强盗抢劫一空、给中国人带来极大耻辱的园林废墟上秘密成立了红卫兵组织。如果说外国的两个强盗毁坏的只是一个园林，已经是让我们痛心疾首，红卫兵组织成立后毁掉的则是全国的珍贵文物，带来的是全民族的灾难。
　　红卫兵组织成立开始一直处于争论当中，一度曾被认为是反动组织。但这些新贵们仿佛已经容不得其他人，他们必须要成为既得利益的捍卫者。他们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写了两篇颇有份量的大字报，其中一篇《革命造反精神万岁》震惊了中央。两个月后最高统帅批示：“你们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两张大字报，说明对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的申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我向你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又说“不论是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下高干子弟们疯狂了，高知子弟很快成了阶下囚。这个批示不仅是对首都的青年学生更是对全国的学生造反派以极大的鼓舞。一时红卫兵组织和红卫兵运动所向披靡。历史是会捉弄人的，高干子弟还没有从那癫狂状态中苏醒过来，随着他们的父辈们一个个被批斗亮相，他们接下来的命运也就和那些高知子弟一样殊途同归了。并在以后造反派和保皇派两派之间的争斗中他们成了地地道道的保皇派。当然这是后话。
　　北京来的革命小将烧了一把火，一下就把各地燃成了燎原之势。顿时红卫兵组织如雨后春笋般从这片自古以来就喜欢以造反显神威的土地上冒了出来。
　　
　　这天，在学校里碰到了云帆，自从她到奶妈那里去我还是第一次见她。我看她的脸上显出一些不快。我故意和她开玩笑的说：“你回来啦，我怎么一直都不知道你有奶妈啊？”
　　“难道有奶妈还要在脸上贴个标签吗？”云帆一副撒气的样子。
　　为了缓和一下气氛，只好问她：“在奶妈那里吃了什么好东西哟？”
　　“你就知道吃。”她又气冲冲地回了我一句。嘿，这云帆今天是怎么啦？脾气像个灌满了火药的火药桶似的。我说：“你怎么啦，我哪得罪你啦？”又小声地将了她一军：“是不是和表哥吵架啦？”
　　不想我这句还真灵，她靠近我压低嗓音对着我耳朵说：“我的奶爹爹被单位红卫兵造反派隔离起来了，说他有个儿子在台湾属于有海外关系，他最盼望老蒋打过来。”
　　“我说嘛，那你奶妈肯定是难过死了。”想不到云帆这个一贯以乐观派自居的人也会碰到这样苦恼的事。
　　“我的奶妈倒没有做声，她这些事从来都不跟我说，我是听奶姐姐说的。你不要到外面去乱说哦。”
　　我知道那时有海外关系的人就像一个大粪缸，什么脏东西都可以往你里面倒。就说“怎么会呢。”然后我也把我爸爸和舅舅在运动中的遭遇说给了她听，云帆没有做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