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倾诉4

　　生产队公屋是我们的儿童乐园。公屋在村院中段，据长辈说，1958年大炼钢铁时，把张家坳村院外围的古树砍了烧土炉，这些古树曾一圈圈把村院团团围住，树与树之间有老鼠刺之类刺篷，别说外村人想偷偷进来不可能，就是老鼠都进不来。解放前，湘西土匪横行，没有这么厉害的大树与刺篷，张家坳从未被洗劫是难以想像的。后来我们看见的古树，有两株，一株就在我家东门外坡头上，从这个坡头一直往东走3里就是我外婆家的哑子湾。另一株在村院南门口外，南门又叫新大门，俊悲牙就住在新大门内。没有古树的张家坳，村院扩大了，公屋就在老院子门外落成。公屋给我最初的印象，是在我没有上学之前，和全院子男女老少一起识字，老师是谁忘记了，那是在晚上，教室内壁上挂着彩条，黑板上面贴着毛主席像。有一次父亲在木格子窗户上看我们，我傻傻地望着我爹，我爹示意我认真听课，然后生气地走了。公屋后面有一个大灶台，一有空闲就去灶台寻找食物，生产队杀牛的牛头总是在大锅子里煮，我们的牙齿和口水全在牛骨头上，那个牛肉的味道美极了，虽然牛骨头连白石子一样的粗盐都没放，更别提菜油了。公屋的诱惑很多，一是打牙祭，二是分肉和口粮，三是有各种瓜果，以及红薯等，在自己家里，能吃的东西极少，除了吃饭的时候，肚子一般总是饿着的。各家各户的食物都是从公屋凭工分分到家的，所以，在公屋可以捡到一些能吃的东西。打牙祭是农爷们的事，农爷们一般是犁田耕种阳春的成年人能手，他们在农忙时总是大块吃肉，馋得我们在旁边流口水，但我从没讨要，我只是看热闹，在看热闹的过程中，我想快快长大，也做种田能手，好有机会参加打牙祭。公屋是个好地方，不管天晴下雨都可以玩捉迷藏、跳房子等等游戏。天气冷的日子，可以烤火，也经常参加生产队开会，热闹得很。
　　在公屋找不到吃的东西的时候，我们的脚步就宽了，黄狗兄弟、我还有另外几个，我们一起偷偷摸摸地钻到院东头一里外的山塘，山塘有一棵梨树，梨子好吃，说实话，我的儿童时期，什么东西都好吃，因为总是饿。我们还没有吃到几个梨子就被生产队副队长发见了，副队长把我从树上扯下来，气愤地说，要扣我们大人的工分！要告诉我们的大人！这一下可好，把我们五六个吓得不敢回家，我们就躲藏在院子最东头的准伢子家门外的梅树下的稻草堆里。夜里劈里啪啦下了一场暴雨，我们又饿又冷，准伢子硬着头皮回家了，他是他父母亲唯一一个儿子，父亲是岩匠，母亲是我外婆乡的亲方，是我妈妈做媒嫁到张家坳的，起先因为准伢子父亲家太穷，老是打架，一打架就嫁祸于媒人，也就老是找我妈妈打架。后来有了准伢子，岩匠做副业有了一点钱，从破烂的老大门口搬到东头修了个木屋，平时有鸡蛋鸭子，准伢子一人独享，其他几姐妹都没这个特权，在我们几个玩伴中，准伢子就像旧社会地主的少爷，今天他参与了偷梨子，但他回去是不会挨打的。
　　另外二狗他两个也回去了，父亲是中学教师，是个四属户家庭，他母亲特会奉承人，支书的女儿拉屎脏了片子，她二话不讲，脱下上衣就撕成尿片，扣一点工分也不会把二狗怎么样。只有我和黄狗兄弟最惨。我爹是个老革命，正是因为老革命害了我一家人，也害了爹爹自己。
　　父亲17岁是被抓壮丁走的，父亲三兄弟，他排行老二，大伯在国民党警察局做警察，三叔又小，父亲别说不想逃壮丁就是逃也逃不了。父亲是自愿当壮丁的，当时他在张家坳后山砍柴，后山叫虎形山，这座山的南半部如今分到我家了，当时抓壮丁的人来找他，他边唱边走，跟国民党军队开拔了，后来，他所在的部队的副师长是地下共产党，淮海战役前起义了。父亲小时候是给地主放牛的，我爷爷是长工，我奶奶给地主家做杂活，我爷爷有四个儿子，他老两口给地主当长工，却养不活自己的儿子，父亲11岁时就养我四叔，或砍柴卖，或把稻草垛一垛一垛捶打一遍，捶打到的一点点谷子熬粥喝。17岁前没进过学堂门，到了陈毅领导的东野，他受到了教育，在与国民党部队作战中很勇敢，九死一生的残酷战斗经历，使之成长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在电影《开国大典》中，有一个情节，东野司令部宪兵排长拦着司令不让进司令部，这个东野司令部宪兵排长原型就是我父亲，当时司令部设在苏北一个叫清凉寺的地方，陈毅司令员，我父亲当然认识，但是，在一个傍晚，他没有带证件就直往司令部进，我父亲了解到，社会上假陈毅司令员很不少，人有相像的，假陈毅司令员当然是国民党特务，因此不让进。陈毅却非要进去不可，我父亲抱着陈毅不让进，最后刘伯承和邓小平从司令部出来把陈毅带进去了。父亲吓着了，准备接受处分，结果不但没有受处分，陈毅在会上还表扬他，说他革命警惕性高。
　　陈毅喜欢我父亲在全军文艺表演中的表演，上海解放后，陈毅推荐我父亲去上海文工团，但被我父亲的上级王桂章拦住了，王桂章认为我父亲各方面条件更符合去做飞行员，就推荐我父亲去东北长春航空学校做了第二期航空生。我父亲为了做一名合格航空兵，勤奋学习，航校规定晚上10点熄灯休息，我父亲用手电筒躲在被窝里学习，零下三、四十度的长春，把身体露在外面的父亲冻伤了，再上天飞行时，头昏脑疼，就这样，我父亲落下了神经衰弱病症病根，他主动退出部队，党分配他去武汉铁道四院十三勘测队，测量湘黔铁路线。在领导岗位上，他觉得力不从心，再说，26岁的我父亲复员娶了外婆乡的乡花我的母亲，因我三叔曾追求过我母亲，托煤人介绍，我母亲没看上我三叔，后来我母亲偏偏嫁给我三叔的二哥，我三叔于是变着法儿折磨我母亲，我父亲在外地做领导，我三叔就写信污蔑我母亲，我父亲当然放心不下如花似玉的我母亲，另外也因为神经衰弱病症在领导岗位上觉得力不从心，先后辞去溆浦县第一大厂罐头厂长、溆浦县水利场（60年代称局级单位为场，现为溆浦县水利局）、溆浦县畜牧场（60年代称局级单位为场，现为畜牧水产局）、铁溪小学校长等公职。最后做了公社林场林业员。林业员工分不及我母亲的工分，而我们兄弟都上学念书，其困难可想而知。这个家庭的困难不是革命造成的吗？不过，我小时候什么都不明白，现在也并不埋怨因为革命而导致我家庭的困难，我这是表述因由而已。
　　而黄狗兄弟的家庭，更不用说了，黄狗兄弟的父亲我们呼呼富悲牙，富悲牙世代穷苦，小时候也是放牛娃，他在做长工时，让本族地主送到慈善学校念了书，但没念几年，一直在张家坳谋生，后来娶了半路亲，半路亲有扯猪婆疯病，煮饭的时候，米汤水开了，揭开锅盖，病发作了，一头就栽倒在开水饭锅里，生活不能自理，又生了三个儿女，一家重担富悲牙忙里忙外地承担，在生产队劳动间隙，他不休息，把早已准备好的刀拿出来割草，挣包工分，既便这样，一家人还是吃不饱，我家很苦，却不至于苦到他家那般状况。
　　富悲牙不在家时，黄狗兄弟和他母亲一起背地里把谷糠和一点点米磨细做成糠粑粑吃，我是吃不下的，偶尔黄狗兄弟和他母亲在火炕烧鸡蛋，我倒是吃了。黄狗兄弟的家庭是这样，我和他俩不敢回家，躲在公屋东头的晒场棚子里，忍受饥寒，一阵雨后，富悲牙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平时对黄狗兄弟非打即骂的富悲牙提着马灯平和地接人，并要求我一起回家，我家在他家屋坎上边，屋檐搭屋檐，他把儿子们接回家，直接提马灯在雨中送我到我家，我被富悲牙送回家，奇迹般地没有挨打挨骂，写到这里，我肚皮与胸腔在阵阵抽搐，我的眼角闪着泪花，不是记着老人家对我的好处，而是，到了九十年代，他被他的二儿子活活打死沉入山塘！暂时不宜记述，以后详告。
　　
　　我大哥15岁高中毕业回到生产队并做了生产队会计，他为了把家庭生活搞好，以富悲牙为劳动榜样，现在我被他的劳动榜样送回家，大哥没有责备我也就可以理解了。大哥平时比我爹比我妈更亲爱更温暖人心，从我爹、我妈那里得不到的父爱与母爱，在大哥那里我们得到了某种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