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尽倾诉2

　　　　
　　有一种游戏叫打团毛球，团毛球是用蚕豆叶串起来的，童男童女，少男少女都可以打，打是不准确的，准确的说法应该是弹团毛球或踢团毛球，书面语叫踢毽子，童年的我不知道什么是毽子，更不知道毽子是一个叫蹴鞠的千古老人所创，倒是对团毛球十分迷恋，团毛球也不知道是何人所创，它比毽子更适合我们，它取材简单方便，不用花钱，玩游戏不分男女，这样更有吸引力，因为男女同伴在一起做游戏，比男性单方面玩游戏更具诱惑力和持久性。再说，除了打团毛球就是抓石子和捉迷藏，捉迷藏容易引起童女们的父母兄姐们的注意与反对，怕出事，我们也对黑旮旯充满恐惧，捉迷藏时是回避不了去黑旮旯躲藏的。童男期的我对游戏名目的记忆很少，进入少年期就多到数不清。童男期的我和小花在一起的时光多，只要她带我去她家里，她的奶奶就会从黑木屋的睡房抓出一把白白硬硬的冰糖分发给我们，老人家姓向，我们叫她向娘娘，娘娘就是奶奶的意思，是张家坳的方言。享受向娘娘给的白白硬硬的冰糖，感觉很好，我自己的娘娘从来就没有这东西，我自己家里就更不用提了。
　　我记得我人还没有煮饭的灶台高就开始生火做饭了，在给锅子放水的时候，是踩着小木凳子完成的，灶膛前还坐着四弟，四弟先是放在火桶里，火桶感觉很高，圆圆的上尖下大，口子刚好容留四弟小小的上身，他可以坐，更多的时候是站着的，后来就一直跟着我，从不会走路到会走路。
　　生火做饭这一人生劳动课业还没交出满意的考卷，我就独自上山去砍柴了，砍柴后来成为我的主要任务，五兄弟因为我，其他四兄弟很少会砍柴。第一次砍柴受到大哥和妈妈的夸赞，其实这是作弊。那一次的经过，我记忆犹新，我离开张家坳经第二生产队的田垅，到了二队的山坡上，这个小地方叫屙坎处，上边就是狮子岩，在屙坎处迎面和爹爹碰上了，爹爹二话不说，就从我手上拿起柴刀在土坎上砍了一担刺，再把刺捆好放在我肩上，我一个人挑回家了，我放在门口屋檐下，大哥和妈妈就一个劲儿地夸我能干，好象是二哥说了句砍得尽是柴的话吧，但大哥和妈妈还是夸我，六七岁的人砍一担刺回来也是好的，弄的我怪不好意思的，从此我就不再让任何人代替我砍柴了，我最不能蒙受这种作弊的耻辱，我想，没有爹爹帮我，我难道空着杄担回来吗？不服气的个性就这么演绎为后来不服输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了，我从不认为我什么事干不来，相反，我从来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干，都能干好。
　　四弟是我的尾巴，我是妈妈的尾巴，我不愿意四弟是我的尾巴，我也不愿意我是妈妈的尾巴，但我愿不愿意，尾巴的命运由不得我。一次，妈妈带我去扯青，扯青的青就是可以做种田肥料的野菜野草之类，我妈妈喜欢做包工，扯青就是做包工，可以发动我们兄弟一起扯，这样挣工分多，比出工合算一些。扯青这个事，进入21世纪，农村基本不干了，使用无机肥轻松很多，农民劳动强度减小，水稻产量又很高，我想再过一些年，扯青是什么事后来人都没有什么概念了。这一天阳光很好，妈妈带我到4队坳山的一个桃林，阳光直射我的脸，我满脸是汗，起劲地扯野菜，竹篮满了，堆到妈妈的筲箕边，忽然，妈妈从桃林的桃树上摘了好些个又红又大的水蜜桃，吃在嘴里脆脆得又香又甜。妈妈神态慌张地催我快吃，并一再嘱咐我，不要把偷坳山桃子的事说给别人听，小偷小摸是做为父母亲对子女最忌讳的事，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生产队，饿肚子是一种生存常态，肚子饿了，看见什么就偷吃什么，这是没办法的事，但是，一旦生产队社员举报了，扣工分,受处罚是必须的，这还不算，最严重的问题，是小偷在生产队没脸见人，我不了解是不是社员们都有过小偷小摸集体东西的经历，但社员们个个人仇恨小偷小摸集体东西的人。我记不起这次偷桃经历是不是我平生第一次，但是，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的经历几乎伴随我的成长。2015年清明节前几天，我回到家乡张家坳，睡在一个儿时伙伴的家里，一分钟都没有中断过说话，一直聊天聊到凌晨四点半。聊的就是儿时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的经历。他叫黄狗，比我大一个月。我和他在一起的日子，超过所有儿时伙伴。他说，那时候，太饿了，饿了哪里管得了别的什么？我说，你是偷吃生产队上的小东小西最多的人。他说，那是我家在张家坳最困难的。
　　我虽然不喜欢跟妈妈出去，但是，我又不反抗，跟妈妈出去做包工，妈妈喜欢给我讲故事。我特别爱听故事。我想，后来立志文学，可能是妈妈做了我的文学启蒙老师。鲁迅就是有会讲故事的长妈妈才造就了伟大的文学家的，这种说法当然不可以当真的。
　　妈妈讲了很多故事，实在没有故事讲了就讲她的身世。妈妈讲的故事，故事人和事不同，主题是一样的，就是儿女怎么孝顺父母亲。其中有个《买娘行孝》的故事，到现在我还记得，但另一个故事更吸引我，从现在来想，那是有浪漫主义文学元素在里面。大致是这样：山界上住着母子俩人，一天，母亲开门时，门外卧着一只大老虎，老人家吓了一大跳，但见大虎朝老人家磕头，老人家看见老虎前爪破了正在流血，于是，老人家抓草药用桐油给老虎治伤。老人家的儿子回来了，知道后也不伤害老虎，老虎伤好后朝老人家磕了几个头就走了，不久，老人家门外总是隔三岔五丢着野猪什么的，老人家就逮住一次机会，请老虎大仙帮忙为儿子娶一个老婆。不久，一位标致的姑娘就丢在门外。标致的姑娘后来为老人家生了一大堆孙儿孙女，对婆婆很孝顺。养儿防老，孝敬父母亲的教育就全在故事中了。
　　妈妈讲的故事我百听不厌，妈妈教我算术，我一点儿兴致都没有，没有兴致也要跟着数，从一数到十，我花费了好长时间，从十数到一百，到底熬了多长时间，连时间机器都不可能知道，最后一次是在深夜。我家木屋的西门外是大中堂，一个家族共用的，北边是三叔家，南边是出了五服的哥哥家，东边是个空地，后来铁溪大队长打了一条狗，请大队支书吃了一次狗肉，大队长的儿子就取代支书做了支书，前支书也是我黄家人，张家坳200多人的一个生产队，没有杂姓，但从先祖那里分了三大支，前后书记是不同支的黄家人。现书记做了我家的邻居，从他那一支叫旮旯屋的老屋搬了出来，做了支书就有了新屋，这是上世纪70年代初的基层干部的低层级特权。
　　我规规矩矩坐在被窝里听妈妈教我数数。昏黄的小桐油灯挂在我头上方的木格子窗户上，妈妈一边纳鞋底一边教我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我机械地跟着念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我没有用心去记，我太厌烦数数了，我真想像四弟那样呼呼大睡，可是，爱动手打人的妈妈，用尖利的指甲掐我的眼皮掐得生痛。
　　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我终于从一数到了一百，妈妈说：“你肚子里的弄弄草（乱麻似的杂草的意思）总算扒清条（理清的意思）了。”
　　妈妈在家庭里的地位至高无上，爹爹老是被妈妈骂，我和爹爹睡在一头，妈妈总是在小花妈妈的劝慰下哭哭啼啼地数落爹爹的种种不是，不过，我一点都听不明白，爹爹不让我出声，我也就不去弄明白，也不可能弄明白。
　　我小时候穿的衣服，我记不起来了，只有一套我没有忘记。听大人们讲，那是蛤蟆衣，蛤蟆衣是做蚊帐剩余的一点布料做的，把衣和裤连在一件上，我挺喜欢的，老是吵着要穿蛤蟆衣。
　　有一天，我居然要去二队所在的小学校上学了，黄狗还有其他玩伴都做好去报名的准备了，我爹也嘱咐我报名时的一些问题，然而，我妈一直拖着不给报名费，我跟在妈妈后面要学费，记得是从旮旯屋出来到黄狗家门前的大地场时，妈妈终于伸开手掌心里的一块钱学费。是不是一块钱，已经不明确了，但不会超过一块五毛是不会记错的，我想。
　　拿到了学费，我们几个小伙伴小跑去罗家湾，在张家坳与罗家湾之间的名叫老椅田坎的弯路上，我们是兴奋地跑着去报名的，那个情景历历在目。
　　
　　上学念的语文课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什么是阶级斗争，我不懂，上学用的铅笔，我没有，我去找二哥，二哥和妈妈一样，老是打我，但我没有铅笔，我还是硬着头皮去找他，他也没有多余的笔给我，正在上课的向校长给了我一支，后来才知道，他叫我爹叫舅舅。我从记事起，我知道了，我家里比生产队其他社员家要困难很多，但好像又比黄狗家强一点，然而，黄狗仨兄妹上学从不少学费，而我从没在开学时正常缴纳过学费，总是拖欠，2006年在怀化时，小学老师黄老师回忆说，我欠他两块钱学费一直没有给，其时，他给我二哥房地产工程工地上守材料，他一再解释说，不是要讨回陈债，而是感叹我家五兄弟的前后变化翻天覆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