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说起来，今天金霞村所发生的案件，本来是一件十分平常不过的问题，事情的起因其实非常简单。如果牵涉其中的所有当事人，他们稍微有些法律意识，懂得相关的法律知识，遵循有关的政策规定，经过一些必要的行政审批程序，完全可以避免触犯法律，走上共同犯罪的道路。同样，如果事情发生之前，争议双方能够做得比较理智一些，各自的态度忍让一点，在关键的时候彼此能够相互提个醒，完全可以避免事情的激化，最后导致如此难以挽回的恶劣后果。
　　然而，这件事情的演进过程，又有极其复杂的历史背景，蕴含着极为深厚的社会经济根源。这与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社会复杂的政治生态和经济结构，广大农民所面临的现实利益冲突，平川县清源乡金霞村一带的传统习惯，当地村民群众日常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王得春和王田光两家之间的爱恨情仇，可以说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末，在粉碎“四人帮”以后不久，随着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整个国家的工作重心随之转移。全国上下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指导方针，开始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农村的形势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社会上原本浓重的政治空气逐渐得到稀释，人们解脱了心灵的桎梏，跳出了无休止的斗争氛围，开始呼吸自由民主的新鲜空气，激发起冲天的建设热情，各项社会改革也进入了酝酿和实施阶段。
　　一九八0年的秋天，清源乡金霞村一带的群众当中，流传着一条从外面传来的消息：安徽省以及其他周边的农村当中，目前正在推行一种叫做“大包干”的农业生产经营体制，以与以往完全不相同的社会生产管理方式，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新型的生产方式，就是将原属集体的耕地分到各家各户，由农户进行分散经营，只要交清国家的征购粮和集体的各项提留以外，剩下的全部粮食都归农户自己所有。
　　这个如同春风一般的消息，通过消息灵通人士的逐步扩散，迅速地在村子里传递。它无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心里觉得有了盼头。让连年累月高喊着“以粮为纲”，八亿农民辛辛苦苦搞饭吃，却一年到头饥肠辘辘，难得几餐肚饱。不但平常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而且个人自由被捆绑在集体的战车上，思想观念被禁锢已久的山区农民，如同打了一针强烈的兴奋剂，立即群情激动，开始集体精神振奋起来。
　　大家先是从私下里传闻，偷偷地议论；直至后来大家聚拢在一起，相互奔走相告，大胆地进行讨论，逐渐将分田到户的方案酝酿成熟，许多人已经开始跃跃欲试。尽管受到县、公社和大队的压制，被当权的干部百般阻挠，甚至于有一些带头“闹事”的群众受到警告和恫吓。然而，如同河边浅滩上堆砌起的沙堤，终究难以抵挡住汹涌而至的洪流，已经从噩梦中觉醒过来的老百姓，终于将隐忍许久的情绪爆发出来。
　　这一年的冬天，经过一段时间的内部酝酿和舆论准备，金霞大队的许多生产队的群众，已经开始私下策划分田的事宜。最先开始实施这个行动的，就是当时的金霞大队松树凹的三个生产队。其中主要的倡导者，是这三个生产队的老队长王明光、王贵林、王得添，以及回乡务农的高中生王清华、王平新等人。他们终年生活在松树凹自然村，完全熟悉当地的自然地理条件，了解自家的生活状况。为了改变目前贫困的现状，曾经做过许多艰辛努力，花费过许多心思。然而，势单力薄，回天乏术，结果却难以令人满意。
　　由于松树凹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极为不便，这几个生产队的农田大多数都是山垄田和冷水田，耕地质量差，耕作条件不好。因而，平时投入的人工多，既费时又费力，挑一担谷需要一个多钟头，上坡下岽，山高水长，路途遥远。一年到头，从莳田送秧，到运肥挑粪，再到打禾担谷，不知要流尽多少的汗水，比其他生产队作田要辛苦一倍。但是，粮食亩产却非常低，收成极不理想，稻谷比人家少分成一半，群众向来收入少，生活比较困难，生存条件十分恶劣。
　　这里是金霞村所有十八个生产队当中，出了名的最落后贫困的地方，常常因为太穷而被人耻笑。年青人谈对象娶媳妇，也比其他地方要难许多，即使多花上许多的聘金银，也很难让人家满意。甚至有人宣称：“我的女儿肯用来筑陂头，也不肯嫁到松树凹”！对此，松树凹人虽然满肚子怨气，从心里感到愤愤不平，然而又无法发泄，只好打掉牙齿往肚里吞。
　　说起这个事情来，其中还有一些缘由。本来松树凹人历代的耕作地域，原来算是比较好的。上代人勤奋开拓，作田耕山，凭着河里放排的绝佳手艺，上（汀州）州下（潮州）府，赚得盆满钵满，回家置田买地，日子过得甚是滋润。解放后土改的时候，农田基本上按传统耕作的地块进行调剂分配。松树凹自然村的农田，大多数属于屋门口的河滩地或者塅上田，出入方便，耕作容易；而且产量比较高，大家皆大欢喜。
　　不料，在一九五八年从农业合作社进入人民公社化的时候，当时的村支部书记王田光，自以为目标远大，大公无私，做出了一个临时的动议。他提出全村的耕地打破传统的耕作模式，按人口集中居住的片区，根据地域分布进行重新划分和调整，便于今后的集体生产管理。他的动议和调整方案一经提出，得到许多人的反对，当然也得到一些人的附和。经过一番激烈的争论，吵吵闹闹，众说纷纭，在他的强势主导和运作下，经过报上级审批，方案最终被确定下来，农田随之按居住片区进行了调整。大家出于对共产党基层组织的绝对信任，相信政府说的肯定是对的，只好无条件地服从。按照当时的政治生态和社会风气，谁人敢对上级的决策说一个“不”字？
　　不过，松树凹自然村的群众，很快发现中了别人的圈套。经过这一轮的耕地调整，自己原先光照充足，产量较高，耕作十分就便的河滩地或者塅上田，这些当地属于上等的良田，全部调换给了别的自然村。而其他自然村处所偏远，光照不足，产量奇低的劣等山坑田，亦即所谓的冷烂锈水田，全部调换给了自己。尤其是这些田都在山旮旯里，上岽下岌，道路崎岖，耕作困难，增加了许多的劳动强度。这样一来，耕种同样的一亩地，一季收成下来，不但要少打百多斤粮食，而且要多花费十几个人工，真是吃力不讨好。
　　在这一次农田调整过后，金霞村各生产队的耕地权属范围，被永久性地固定下来。以后不管松树凹人如何提意见，要求恢复以前的耕作地域，都如同泥牛入海，再也得不到上头的答复，无法再行调整和变更。那些尝到甜头的生产队，也死活不肯答应。松树凹人从此吃了哑巴亏，后悔莫及，面临沉重的现实负担，成了一块永远的心病。尤其是对始作俑者的王田光，更是深恶痛绝，从内心极度地反感，恼恨他作为松树凹人，竟然没有一点本地观念，为了自己往上爬，一时头脑发热，干出这种吃里爬外的事情，连累自己的宗亲，贻害子孙后代。大家因此给王田光起了一个绰号，叫做“破肚田鸡”。讽刺他就像是田里的蛤蟆，要死了嘴还硬，只晓得拼命地鼓噪，有头无脑，有口无心，是一个被掏空身子还不知道翻身的蠢货。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饿死不如打死。正是因为如此，松树凹人过了二十多年的窝囊日子，忍气吞声，终年劳作，食不果腹，忍饥挨饿，心里早已憋足了一肚子气。眼看着别的地方可以分田到户，过上好日子，自己做样不会，学样总可以吧？不管它娘的个三七二十一，先把田分下去再说！
　　经过王明光、王贵林等几个人稍微一发动，大家私下里聚拢来合计一番，自发地来到终年耕种的田间地头，以相互协商或者抓阄的方式，将所有的耕地面积按人头进行划分。而且，大家在分田时态度都十分随便，分到那里就算那里，可以说是一诺千金，根本不需要任何的讨价还价，表现得出奇的洒脱和大方。他们全然没有以前在生产队时，因为每天只差半个工分，就争得面红耳赤的情景出现。
　　大家从内心里认定，只要能够将田地分到各家各户去耕种，自己就有了自主权，收成的粮食除了缴交“公粮”，其余的都是自家的，再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要承担名目繁多的摊派，被国家和集体“一平两调”，层层抽丝剥茧，到头来自己所剩无已。因而，根本无须考虑眼前点点把把的得失。只要自家争气一点，勤奋而不偷懒，把分给自己的田耕种好，收成就会大大增加，日子就会比大集体时不知好过多少倍！最起码不会再受以往被人当作牛马一般使唤的“狗屌气”！
　　第二年春节刚过，喜庆的鞭炮硝烟尚未散尽，平川县照例召开了县、公社、大队干部参加的“三级干部会议”。尽管县里在这次“三干”会议上，仍然反复强调不能分田到户搞单干，坚决不允许走“资本主义”道路。然而，各个地方的农民老百姓，已经完全不再加以理会，完全采取了抵触的态度。松树凹自然村三个生产队的社员，虽然心里也有些许紧张，隐隐地存在一些担忧。然而，强烈的内心憧憬和企盼，终于战胜了心理的恐惧和担忧，他们依然按照分好的田块，春耕溶田，播种插秧，开始了一年新的稼穑。
　　在此过后，几乎就在一夜之间，各地自发地掀起了分田到户的狂潮。在短短的两三个月以内，全县各地闻风而动，蜂拥而起，一下子就将田地分到了各家各户。整个事情做得干净利落，秩序井然，完全出乎各级干部们的预料，无需他们操半点的心。以至于有个别县里的领导干部，在许多公开的会议场合，连连发出心里的慨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他们对于眼前出现的情况，从内心感到迷茫，觉得不可思议，无法理解，思想实在转不过弯来。
　　然而，几个月过后的事实，却完全印证了人们心中的预期。当年的夏收时节，人们笑逐颜开，兴高采烈，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迎来了丰盈的收获季节。各家各户不管男女老少，全体出动到田地间开镰收割，大家都以冲天的热情和干劲，头顶骄阳，挥汗如雨，做好早稻的收割、晾晒、入仓等工作，投入到紧张的夏收夏种“双抢”中去。村里绝大部分的农户，除了缴清征购粮和集体提留以外，将余粮悉数纳入自己的谷仓，库存的粮食比以往多了近一倍，用事实说明了联产承包的巨大生命力。从此，大家告别了饥馑的年月，开始天天吃饱饭，再也无须担忧粮食问题，再回到以往糠菜半年粮、经常饿肚皮的日子。
　　实际上，中共中央早在一九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就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通知，肯定了包产到户的社会主义性质，对在广大农村落实和推行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作出了重要指示。尽管在这个文件当中，各项政策措施还不是很完善，对责任制的具体实现形式也不是规定得很明了，其中有摸着石头过河、一边干一边看、逐步尝试、慢慢放开的意思，保持了相对比较谨慎和持重的态度。但是，中央也给地方赋予了一定的政策自主权，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进行适当调整和改革。
　　如此看来，当时平川县领导的态度、出台的政策措施、包括干部的具体做法存在缺陷。在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他们采取消极应对、甚至加以抵制和阻挠的做法，显然是违反中央精神的。说明他们在思想认识上相对滞后，还在受着“左”倾思潮的牵制和影响。好在群众的热情高涨，以自己的自发行动推进了这场改革，改革事业才没有最终被延误。
　　在全县推行以“大包干”为主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并且取得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这一年的秋天，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于1981年3月8日印发的《关于保护森林发展林业若干问题的决定》、以及7月11日发出的《关于稳定山权林权落实林业生产责任制情况简报的通知》的精神，平川县按照上级的部署，开始了林权发证的“三定”(稳定山权林权、划定自留山和确定林业生产责任制)工作。这次的林业生产责任制改革，当时的县委县政府吸取了以往的经验教训，再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立即召开会议进行层层落实，并且组织了一百多个工作队，进驻到全县的各个生产大队，认真抓好林业生产责任制的落实工作。
　　这次推行的林业经营体制改革，金霞大队在县派驻的工作队领导下，进行了比较充分的准备，工作进展比较顺利。通过召集各个生产队的党员干部，到各个山头进行现场踏勘，认真落实山林面积，区分林相类别，评估林木的蓄积量，全面开展造册登记，摸清了山林的实际底数。然后，通过反复征求群众意见，进行广泛深入地讨论，参照其他各个地方的做法，结合本村的具体实际，拟定了山林分配方案。将全村约三万亩的林地，分为三个部分进行责任落实：
　　一是将大队林场所经营的近三千七百亩山林，作为大队集体的“公山”，继续由大队林场经营管理。作为保证今后生产大队集体组织的日常运作、兴建本村各项公益事业的经济支撑和资金来源。同时，考虑到金霞村内河道纵横，水流湍激，群众来往通行困难，全村需要架设五六座木桥，才能保证住在河两岸的群众出入通过。但是，这些木桥经常被洪水冲垮，每年都要进行好几次的桥梁维修，甚至需要重新加工制作桥码和桥板，因而需要使用大量的木材。历史上，村里的每座桥梁都会留有一块“桥尝山”，专供解决木桥修缮架设的经费、以及所需要使用的木材问题。因此，通过预留部分的“公山”，能够保证桥梁的架设和修缮，保证集体公益事业的建设。
　　二是将环绕于村子的周围，被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期间，为了烧制大炼钢铁的高炉所使用的木炭，大量过度砍伐林木而损毁的八千多亩荒山，作为自留山，划分给本大队的社员长期使用。鼓励他们实行自主经营，利用剩余的劳力开展植树造林，发展多种经营，加快荒山绿化，以解决今后的烧柴和自用材。
　　三是将剩下的一万八千多亩山林，全部作为集体所有、农户承包的责任山，划分给全村的各家各户进行管理。要求农户与大队集体按照“三、七分成”的比例，其中农户得百分之三十，集体得百分之七十，双方签订为期二十年的造林抚育管护合同，赋予农户相对自主的管理权限。目的是通过划定责任山，将集体的管理权限下放，让各家各户拥有自己承包的山林，激发群众的造林抚育积极性，能够通过加强管理、增加投入、采育结合、永续利用，恢复过度破坏的植被，增加森林蓄积量，改善生态环境，增加群众收入。
　　这个林业生产责任制的“三定”方案，通过县工作队召开多次会议，广泛听取群众意见，经过干部群众反复商议，最终确定了下来。并且以超常规的速度，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落实，将山林分到了各家各户。在一段时间里，金霞村与全国的大多数地方一样，与农民最为密切相关的耕地和山林问题，都通过对于现行体制的改革，发挥政策的引领作用，得到了妥善合理地解决，农民得到了最大的实惠。当地农村的改革和发展，从此揭开了一个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