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不怕苦不怕死的典型（三）

　　重建牛田洋
　　海潮刚落，风雨未停，部队党委又发出了新的战斗号令：恢复重建牛田洋。
　　广大指战员坚决响应党委号召，纷纷开赴生产第一线。一支支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医疗队，带着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章以及干部战士捐献的衣物和慰问品，挨家挨户，鼓舞贫下中农恢复生产的信心。
　　田野里，堤坝上，战天斗地的人群热火朝天，满坝语录满田歌。部队支农大军发扬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一马当先，走在恢复生产的最前列。战士闭克清，在台风袭击那天，为抢救国家财产和阶级史弟，被巨浪卷起的竹子扎伤头，接着又被冲进海里，漂游了四个多小时，一上岸就昏倒了。同志们把他送到卫生队，刚缝好伤口，他就跟着连队赶赴重建前线。
　　在地都公社光裕大队助民恢复生产的一营机枪连干部战士，看到大队的耕牛被水淹死，没牛拉犁，坚定地说：“没牛拉犁我们拉！”于是，三人一组，两人一对，扶着犁，拉着耙，顶着火一样的烈日，豪迈地唱起：“拉起犁耙大步走，甘当人民‘老黄牛’，不怕苦来不怕累，誓夺晚造大丰收！”“困难，并不是不可征服的怪物，大家动手征服它，它就低头了。”
　　广大军民以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与天斗，与地斗，与自然灾害斗，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灾后的一切残迹，一道道拦海大堤重新矗立在南海之滨，万顷良田又披上了绿色新装，大灾年头到处是一片生气勃勃的景象。219师第二次在牛田洋建起了大堤，给了生产基地第二次生命。
　　灾区的贫下中农看到这情景，不禁想起四十八年前，那年，当地也遭受了一次强台风袭击。反动军队趁机大肆抢劫，人民群众损失惨重。仅华阳村，六百多人就死去五百多，屋倒田荒，无数群众流浪他乡。这次台风，比那年大得多，还是那个华阳村，数千人无一死亡。七十多岁的老贫农拉着战士的手激动地说：“两个社会，两种军队，两个灾年，两样结果，便我更懂得了‘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毛主席最亲，斛放军最好！”
　　牛田洋进行灾后重建，主角都是那场重大灾难的亲历者，劳动繁重，干劲冲天，大家悲痛化作力量，冲淡了对553个鲜活生命逝去的痛楚，经过军民的连日苦战，13000多亩土地很快被重新翻了一遍，抢在季节之先，重新插上了秧。牛田洋人以最快的速度消灭了灾痕，万亩良田重新披上了绿色的新装。军人、学生、家属们没有被那场风暴吓到，而是更加忘我地投入到生产劳动中去。一批牺牲的战士兄弟姐妹也毅然决然穿上绿军装，接过他们的枪杆，加入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行列。在抗风中牺牲的段文波女儿、王秋萍儿子也参军步入保卫祖国的人民解放军行列。
　　这次抗击台风219师共有470名解放军官兵和83名大学生牺牲，其中团级干部2人。这个数字甚至超过了这个师后来在中越自卫反击战中的牺牲数字。尸体中有的三个五个手挽着手，扳都扳不开，最多的有八个战士手挽着手，怎么也掰不开。一段时间，小彬和孩子们看到一卡车一卡车的尸体运往小坑山脚下的墓地。陵园内日夜灯火通明，牺牲的烈士每个人一身新军装，一张白床单铺在床板上掩埋了，因为整个汕头地区一时找不到那么多棺材，战友们只得含泪地向尸体们说一声：抱歉！
　　我是半个广东人
　　有幸死里逃生的大学生李肇星后来成了国家栋梁之才。
　　李肇星，1940年10月生，山东胶南人。1964年北京大学西语系毕业后，在外交部工作，后入北京外国语学院翻译班学习。1969年到部队锻炼，返回后先后任外交学会科员、中国驻肯尼亚使馆职员、外交部新闻副司长、司长。1990年2月任外交部部长助理，1992年12月后，任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大使，1995年2月任外交部副部长。1998年3月任中国驻美国特命全权大使，2003年任外交部长。
　　担任外交部长后，广州日报记者采访时，李肇星说：“我是半个广东人。在牛田洋遭强台风袭击中，我们在那里锻炼的大学生、研究生、留学生牺牲了83人，其中就包括外交部的3名同事，我活了下来。在这里，我要感谢当时一名30多岁的‘老连长’。当时接到的命令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海水。但那个老连长对我们说：‘撤吧，海堤要垮了，错了我负责。’要不是有他这命令，还会死更多人。”李肇星是炊事班班长，送饭送不到最前线，最后是抱着一根木头才活了下来。
　　李肇星在纪念牛田洋事件的一首诗中写道：“我活下来，是一种偶然的奢侈。”从那以后，李肇星再也不怕死了，他说：那么多的好友都死了，很年轻，绝大多数都没有结婚！有一个四川同学是外交部西欧司的，英国留学未毕业即回国，遇难前到炊事班要一杯热水喝，此后再也没见到他，后来连尸体都没有找到。同学妈妈是一个农村老太太，母子二人相依为命。他遇难后，李肇星和同学们一直瞒着她，几个战友轮流每月冒名给妈妈写信，凑10来块钱寄给她做生活费。妈妈不识字，由他舅舅念给她听。信里一直写：妈妈，我在外面工作忙，以后再回家看您。直到妈妈去世还以为儿子仍活着，每月还能收到儿子寄来的10块钱。
　　“难忘你，
　　牛田洋。
　　你不是普通的水，
　　你不是普通的浪。
　　你侵吞生命的粗暴，
　　你骇天动地的疯狂。”
　　这是李肇星的诗，被称为诗人外交家的李肇星，在他的诗集《青春中国》里，动情地回忆“牛田洋”。正是青春勃发的时候，刚刚研究生毕业，20岁的李肇星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绝对难忘的时光。
　　迟到27年的悼念
　　灾后20年，牛田洋风灾鲜被人提及。灾后27年，灾难中牺牲的83名大学生事迹如同神秘的中国被逐渐披露面目，那段往事才被渐渐揭开。
　　台风过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由于那段时期的特殊性，对于在牛田洋牺牲的大学生是否获得正名，许多人都不甚清楚。于是有幸存者要求经历了那段往事此时已经担任外交部副部长的李肇星向中央反映，给死难的大学生落实政策。1996年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向江泽民总书记请示，能否追认1969年牛田洋“7.28”事件中蒙难的83位大学生为烈士，以慰藉英灵。
　　1996年7月6日，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受江泽民总书记之托，前往汕头调查核实这段往事。
　　牛田洋，巨大的拦海长堤，宛如一条灰龙横卧在江边。通向长堤的土路上，一辆黑色轿车挟着征尘颠颠簸簸地驶来，车在长堤下停住，李肇星身着浅灰色西装急急钻出车门，径直登上堤坝。他紧颦眉头，默不作声，久久地凝望着水天一色的榕江出海口。27年前，他与伙伴们曾用青春年华护卫这里的拦海长堤，这里的确是一片充满神奇和悲壮的土地。当年，李肇星等2000多名大学生陆陆续续从全国各地来到牛田洋，那时的牛田洋到处遍布“人民解放军应该是一个大学校”、“备战备荒为人民”巨福标语，他们在猎猎的红旗下围海造田、插秧割稻，工余时间唱唱“语录歌”跳跳“忠字舞”，在劳动竞赛里大批“活命哲学”。这次，李肇星是带着总书记的重托故地重访，那个在牛田洋泥土里掩埋了27年的“7.28”，那场万名解放军和2183名大学生与不可抗拒自然灾难搏斗的时代悲剧，再一次展现在他的面前。这次，他带着为慰藉死去大学生灵魂的任务而来。
　　核实中，部队政治部门告诉李部长，由于当时正是“文革”高潮，有些死难者的直系亲属被打成“地富反坏右”或“走资派”没平反，有的一时找不到烈士直属亲属，或直属亲属在国外；还有的革命烈士登记表上用红笔勾过的牺牲人员，这些人员均按无人享受烈上称号处理；还有些是地方政府没有落实好烈士抚恤和优待工作，因此，一些烈士家属对死难大学生已被授予烈士称号的情况一直蒙在鼓里。其实，83名死难大学生当时都已授予了烈士称号，只是部分烈士家属和外界不知道罢了。
　　“7.28”事件发生后，即引起了中央军委及广州军区的关注。7月28日当晚，广州军区便派人抵达牛田洋组织抢救工作。7月29日,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致电广州军区，指示要处理好善后工作。8月15日，广州军区政治部向中央军委发了一份《在牛田洋锻炼的大学生抗灾抢险的情况简报》，电文清楚记载:“在这次抗灾抢险斗争中，有83位同学光荣牺牲，对牺牲的同学已妥为安葬，根据国务院有关规定，确定给予烈士称号，同时，通知烈士原籍县市革委会对烈士家属给予抚恤。现在，我们正进一步搜集大学生在抗灾抢险斗争中的好人好事，宣扬他们的英勇事迹，以教育部队学生。”
　　8月22日，第55军军长杨绍良、政治委员于厚德签署《给予219师、军炮团在抗风抢险斗争中先进集体和先进个人记功嘉奖奖励》的通令。8月23日，中央军委办事组将《在牛田洋锻炼大学生抗灾抢险的情况简报》转发全国各总部、各军区、各军兵种和国防科委等单位，并耍求全国在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向牛田洋大学生学习。1969年国庆，陈尊金代表牛田洋和在全国农场锻炼的大学生到北京参加全国工农兵国庆观礼，并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
　　1970年1月，在艰苦的重建牛田洋工作结束之后，164（219）师接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的指示，妥善安排好大学生的分配工作。2100多名经历磨难的大学生从3月至次年1月，陆陆续续离开牛田洋，奔赴全国各地新的工作岗位。然而，当时的历史环境却使这一本已受到妥善处理的事件变得扑朔迷离。“7•28”事件后，死难解放军和大学生的情况一直处于保密状态，只有团以上领导知晓，以致直到现在到底牺牲了多少军人战士，外界也说法不一。
　　对牛田洋牺牲的学生烈士是授予了的，但是，公开报道只能说：迟到了27年。
　　大部分牺牲者的墓地其实是在距离纪念碑几公里远，但是却属于揭阳县的一个叫小坑的山脚下。小坑山脚下长满了相思树，台风过后，桉树和其他树木横七竖八倒满一地，而相思树被台风打下的只是些树叶和细枝，主干依然巍然屹立，坚挺如初！相思树丛中常常摆满红花蓝叶的大小花圈，花圈两旁布满酒坛，微风中飘散着淡淡的酒香。
　　那场台风灾后3年，“‘七二八’烈士纪念碑”在莲塘一座面对牛田洋的土坡上建成。这是一块极为普通的纪念碑，“七二八烈士永垂不朽”九个不大的金色隶书镂刻在纪念碑中间。碑记上写着：“1969年，7月28日，汕头地区遭受历史上罕见的强台风、大海潮的袭击，驻这里担负战备生产任务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某部段文波、王秋萍、王丙申、陈汉民等同志，为枪救人民生命和国家财产光荣栖牲，特立碑纪念。1972年春立。”墓碑底下埋葬着470位解放军官兵和83位大学生的忠魂。尽管碑文没有一一铭记那些不能幸免于难的同志名单，但每年7月28日这个特定的纪念日，凭吊者还是络绎不绝来到这里，寻找500余张风吹不散的面孔。
　　纪念碑附近的山里生长着一种名叫油甘果的野果，油甘果是一种知名度非常高的野生果树，它嫩绿的外皮，包裹着晶莹剔透的肉儿，一看就觉得里面充满着甜美的汁水，让人忍不住要垂涎三尺。可谁又能想到，那漂亮的外表下包着的水竟是苦涩的？虽然这种果子味苦，但它这种与众不同的口味也是独一无二的：一口咬下，一阵剧烈的苦味直往你的身体里冲，让你睁不开眼睛，跟着，一股奇特的甘甜又沁入肺腑，那股甜劲不象糖果那样矫揉造作，它像矿泉水那样清甜，又比泉水更甜美，就象一个未加修饰的美丽村姑，让人回味良久，它还有一个名字叫“革命果”，是其它水果所不具备的。油甘果先苦后甘，如同革命，不经风雨，那见彩虹？不经辛苦，那来甘甜？
　　913的冲击
　　1969年12月，军委重新整理军队系列，第55军下辖原第144师改番号为第163师，第219师改番号为第164师，又从163师、164师抽调干部战士，加上海南军区及41军、42军部分人员在龙川组建成立第165师，使55军配备达到三个野战师建制。
　　第164师的建制在我军出现过三次：第一次是1948年11月，由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11师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4师，1949年7月，该师番号撤销，全师10821人奉命进入朝鲜，编为朝鲜人民军第5师。1950年10月，东北军区警卫师改编为164师，1952年1月，该师撤销。
　　第165师也是三次出现：1948年11月，东北人民解放军独立第3师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165师，1949年3月，该师改称步兵第208师，划归平津卫戍司令部建制。1949年3月，东北军区整训第2师改番号为165师，划归四野直属，1949年5月，该师交给湖北军区，同年8月，再交给湖南军区，组建为郴州军分区。
　　1971年，“牛田洋”已经恢复了生机，但55军却又遭遇了一场来自政坛的台风——“林彪事件”。
　　“913”之后，原四野的统帅林彪成了人民公敌，紧接着全国掀起批林批孔运动。其中要批判“林彪集团”南下广州“另立中央”，于是，又有人认为第55军是林彪手上的“天牌”“地牌”，杨军长于政委是于是被认为是林彪死党。虽说后来中央已为广州军区平反，广州军区辖区内各军同属于四野老部队，而林彪作为四野“一号首长”，在官兵中的威望自不待言，但认为55军是他的王牌也是冤枉的。说林彪大难临头之际想到广州避难倒是实情，若说部队参与了他的政变，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小彬这些部队子弟从部队的状态看，一点迹象都没有。
　　从55军当时的情况看，只有一个163师是甲等师，其他两个师都是乙等师，该军是在和平解放湖南后与原起义部队组合而成的新成分，在四野部队里与林彪的感情并不是很深，甚至其中还有某些不解的疙瘩，即使在广州军区其地位也远不如41、42、43、47等各军。如果林彪想用老部队搞点什么，那么55军绝对不是首选。但是命运有时就会捉弄人，就是因为林彪的公子林立果跑到55军转了一圈，于是就有了那么一说。
　　“913”之前，林立果一次据说是到广东选“妃子”路过汕头，驻军55军领导自然不敢怠慢。有的领导把林立果的言论当成上级指示精神，组织下面学习。164师某政委很积极，无奈白师长坚决不同意大搞，政委只好到炮团去搞。即便这样，“9.13”事件后军长、政委及164师几个领导还是被指为林彪死党。至于下面的干部战士，可以说多少都受到了牵连。军委指示第55军在批林批孔活动中，要结合12纵从山海关进关（即从林彪的错误路线进关）展开揭批，逼着大家把屎盆子往自己头上扣，搞得上上下下怨声载道。但是，大事还是没有出现。
　　9.13事件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至今还是个谜。林彪出逃摔死在蒙古温都尔汗是事实，但是，他的出走又是他女儿告知中央的，林豆豆还说明林彪是在林立果裹挟下出走的。但是，对于这一点没有人理会，因此，再也没有人能证明什么。如果真如他女儿说的那样，那么，事实恐怕又有一个新的解读。当然，历史总有一天会真相大白。
　　9.13事件对于部队就如同爆炸了一颗原子弹，尤其是原为四野的广州军区，当然，最最倒霉的还是空军。广州军区空军自从“9.13”事件后，两年多不见有战机起飞，许多机场飞机跑道都被陆军的坦克封锁着。老广州有这么一句话：“有钱住西关，有势住东山。”新中国成立后，广州军区三大部、省委、市政府等机关接收了原国民党的地盘，东山区风光依旧。但是，“9.13”林彪事件后这里却成了走资派和林彪死党最集中的地方。
　　小彬就读的广州市第53中学原名八一中学，学校随便拉出一个同学都有显赫的背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曾就读过这所学校。然而，“913事件”后，一夜之间，从韦校长到学生许多都成了被审查对象或“狗崽子”。
　　林彪被列三大“罪状”：一是“一号号令”，被认为是反革命政变的“预演”；二是“北兵南调”，在广州白云山设立“571工程指挥部”，571被解释为“武装起义”，密谋政变，迁都广州；三是修豪华别墅的“零号工程”。林彪出事后，许多原四野部队子弟的父亲母亲被审查。广州军区大都是林彪的老部队，大军区一级被审查的干部最多，仅仅被联带的子弟就有上百。这些“问题子女”被集中在教导队，伙食还好，几个月后按战士待遇处理到地方。地方正在“批林批孔”，他们就被安排在工厂和“地富反坏右”一起干活，直到“四人帮”被打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