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转来新生

　　一
　　云帆是三年级从外地转学到我们班的，记得那是暑假过后刚开学不久。一天，我们正在上语文课，校园里静悄悄的，只有梧桐树上的蝉在鸣唱。我靠着窗坐，眼睛可以看到外面的风景。这时只见教务主任带个女生从操场那边走来，他在我们教室门口停住了。“我们班上来新同学了。”我带着一种欣喜的心情，其实我也不知道当时为什么有这种心情，也许这也是一种缘分吧。女生高高的个子，皮肤很白，右眉间有一颗明显的痣。按看相的说法这叫草里藏珠，寓意很有智慧。女生身穿一件红底白点子的长袖花布衣，因为还很热，袖子是被高高的卷了起来的，这件衣服也许到了冬天还要承担罩棉袄的功能。那时大多数人的衣服都是四季不分，两件换洗的衣服要一年穿到头，即使穿小了还要将就着穿，穿破了还可以补补再穿，直到穿烂了没有补的价值了才会被淘汰。
　　只听教务主任对班主任罗老师说：“新转来了一位同学，放在你们班上。”
　　“好。”罗老师看着云帆，点点头，露出和蔼的笑容。罗老师四十多岁，是一个很敬业的老师，她不知道这位新来的学生将会给她带来多大的惊喜。
　　教务主任交代完就走了。正好我后面有一个空位，罗老师就把她安排在这个位置上，继续上课。我回过头友好的看了她一下，她也迎着我的目光对我抿了一下嘴。这样我们就算在班上最早相互认识了。没想到这居然是我们成为终生朋友的良好开端。
　　云帆一坐下迅速从书包里拿出课本，“沙沙”几下翻到我们上的这一课《捡麦穗》。老师讲完了一个重点就开始提问了，老师问：“同学们，这些小朋友到公社的稻田来干什么了？”话音刚落，只见云帆“啪”的把手举起来，得到老师允许后毕恭毕敬的站起来用很好听的带黄梅戏口音的安徽普通话回答说：“是来捡稻穗的。”老师提问的目的就是看看大家有没有集中精力听讲，问题虽不难但可以调节一下课堂的气氛。听完云帆的回答，老师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这笑容里不仅是因为她正确的回答出了问题，恐怕更主要的是看到了她这种落落大方、不惧生人的性格。
　　她这股气势给我们带来了震惊，因为向来我们都不太善于在大众广庭之下表达自己的意见，发言都是很被动有时要老师来点名，我们的聪明劲都用在课后。下了课，大家好奇的围住她，叽叽喳喳的问些比如“你以前在哪里读书呀？”、“那里的学校和这里一样吗？”等问题。有的还讨好似的悄悄对她说，“你旁边坐的那个女生是个留级生，有时上课会把尿拉到裤子上，最好不要跟她坐。”云帆也只是笑着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说话，然后一个个回答大家的问题。
　　原来云帆本来就是这个城市的，一年级是在这里上的，在大跃进年代和弟弟随母亲下放去了安徽老家。有一次聊天时我问她：“怎么好好的就去了乡下呢？”她说：“唉，都是我老爸搞的嘛。那年上面说现在是国家困难时期，城里的职工家属没有工作的应该回到老家去自食其力，报上的口号是：‘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母亲没有工作属于吃闲饭一类。父亲为了追求进步就积极响应上面的号召，提出申请要求把老婆孩子送回安徽老家。后来批准下放的都走了，很久没有我们家的动静。老爸就跑到单位上去问：‘怎么还不给我家送喜报呀。’没过多久组织上果真敲锣打鼓把喜报给送来了。父亲为了表示送家属下乡的态度坚决，把我们的户口也一并迁了下去，不像其他的人很调皮，只是到乡下走一个过场，风头一过马上就返回了城里。”
　　她又说，父亲本来不打算让她去的，可她自己要吵着去，她说她想去看看另一个不同的世界是什么样子。那时云帆才八岁就好像挺有主意似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他们全家特别是他的父亲为这次不理智的举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们母子三人在乡下度过了将近两年异常艰苦的日子，实在苦的不行，再又返城。而那些当时没把户口迁下去的人早就回来了，在城里过得好好的呢。他们回城后因没有户口成了黑人，既没有粮食定量，一家四口只有爸爸一份口粮。在那物质异常匮乏的年代由于肚子里缺乏油水，有口粮的我们都觉得整天肚子扁扁的，他们家的困难就可想而知了。有时好心的亲戚特别是她有个表叔是党校的，思想很先进，经常会接济他们几斤口里省下来的粮票，但也不知怎么的这样一位好心人却在一次下乡支农时下河洗澡被拉进了鬼门关，等到亲人再见到他时已是阴阳两隔，让人觉得老天爷这一下真是太疏忽了，把人都关错了。没有户口云帆也上不了学，在家坐等了一年。在等待户口回迁的日子里，家里接了点手工活让她干，比如糊火柴盒，或把猪毛黑白分开等等。
　　我说：“在那政治高于一切的年代，无论是身在要位的高官还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谁不崇拜真理，心甘情愿的当一个追求者呢？我听我妈说，她单位上有一个青年中层干部，朝气蓬勃很想在组织面前表现一番。当时还是新婚的他，听说单位上要动员一批干部上山下乡，便积极申请要求参加，几次看到名单里没有他，竟然赖在领导的办公室不走，捶胸顿足的说‘我是一个共青团员我不带头响应党的号召，谁带头？’在他的再三要求下组织不得不批准他的要求，最后终于如愿以偿。走之前火线入党可谓光荣至极。但他新婚的妻子却不愿跟他去，由于长期夫妻分居两地，最后妻子投入了别人的怀抱。”
　　“是啊，那时政治既是一个可怕的东西又是一个香饽饽，如果有了一张D票，就可以一招鲜、吃遍天，个人政治生命也像进了保险箱。所以大家才会那么积极要求进步，千方百计想加入进去。”云帆同意的说。所以她理解她的父亲为什么宁肯舍弃老婆孩子，让他们到乡下去，以此来获得组织的信任。但她的父亲最终并没有加入党组织，还因此遭受了一场不白之冤。云帆的父亲是个善良之人，对谁都乐意帮助，为了靠拢组织更是积极主动的工作。白天柜台上谁的工作没完成他总要去帮一把。因宿舍和办公的地方靠得近，晚上临睡前还要主动拿着手电到办公室、柜台里、金库门前走一走，转一转，仔细检查一遍，看看有没有可疑之处。每逢行里节日出刊，他都要积极的投上一篇歌颂党歌颂祖国的稿子，有时自己水平有限就求云帆帮忙。
　　其实入党不单是一个要求进步的问题，也是对你处理人际关系能力的一种考验。当你没有这个能力时就有可能惹来无端的祸事，他的老实巴交的父亲不久就摊上了一件让他死不瞑目的事。
　　有一天中午，下班的铃声早已响过，银行的出纳柜台上还是一片繁忙，点钞、交割、平帐。银行里最怕的就是对不到帐，即使一分钱也要校对清楚。他的父亲就是在出纳上工作，他忙完了自己的事又去帮别的同志点钞对账，他很相信自己的业务能力，他没想到人心真的有那么歹毒。正在大家忙得不开交的时候，他去帮忙的这个人突然惊叫了一声：“少了一百元钱！”这一叫把所有的人都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一百元可是个不小的数目呀，那时还没有十元的面值，最高才五元，就算全部是五元一张一百元也有二十张，厚厚的一叠那。事情发生后大家都不约而同的把目光对准了他的父亲。为什么？因为她的父亲老实、表达能力又不是很好，更主要的还是想堵住他要求进步的道路吧。他们怀疑他的理由是：他的老婆孩子从乡下来，经常要买黑市的高价东西吃，所以急需要用钱。这真是祸从天降！！！一百元，那是他们全家两个月的全部费用呀。
　　为了尽快破案，行领导很快隔离了云帆的父亲，上面来了调查组对她的父亲进行询讯逼供，她的父亲没做的是当然不会承认。急于报功的领导和调查组就对云帆的父亲采取车轮战，几天几夜不让休息睡觉，人被逼得晕过去了，眼睛红肿得象水蜜桃。没有办法，她的母亲就把这件事去和父亲的舅舅也就是她的舅公商量，舅公说：“算了，算了，承认吧。”后来舅公用他那刚好到期的国债为自己的外甥退赔了这一百元钱。云帆说，案子过后，他的父亲写了一摞子申述材料，准备随时为自己翻案，还自己一个清白，但一直没有机会。几十年后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真相才浮出水面。唉，这是逼良为娼呀。不过那个逼他父亲的领导最后并没有好下场，五十多岁就得肝癌死掉了，这也应了那句老话，人在做，天在看。
　　
　　二
　　还是回到我们刚才的话题，我接着云帆的话说：“那时别说乡下苦，就是我们城里不也是同样吗？物价突然一下飞涨。我爸也就一个月六七十块钱，但一斤黑市红薯要卖八毛钱，一斤白萝卜也要六毛多，等于一天的工资也就只能买两斤多一点红薯，不到三斤白萝卜。你说这日子怎么过？没有油水，肚子里永远是空的，即使吃一斤米饭都不得饱。学校里为了减少体力消耗，取消了体育课。我最小的舅舅当时在读大学，听他说，学校里给农村来的学生放一年假，让他们回老家自行解决肚子问题，就是国家不供应他们口粮了。为了减轻国家负担，有的劳动教养人员也提前释放，让家里人给养着。”
　　云帆用鼻子对着我哼了一声，有点不服的说：“你们城里不管怎样总还有计划供应吧，农村可是一粒粮食都没有喔。所以农村比起你们不知更要苦多少倍。我们一去就被要求吃大食堂，家里基本上没有粮食。铁锅也都收走砸烂了，说是炼钢铁的需要。食堂的饭菜开始还能见得到一点米和一点肉腥味儿。第一年过年全村的人在一起聚餐，桌上的菜还是蛮丰富的，甚至还吃上了野味麂子肉，慢慢的越来越差；再后来就是红锅水煮菜一点油珠子都看不见；再就是糠糊糊，连米的面都见不到。吃完了饭都不用洗碗，因为那些东西本身就没有粘性。我记得在村子里有一个我们叫她婶娘的人，也就三四十岁的样子，看起来很老，头发都是枯黄枯黄的，像一丛茅草堆在头上，干瘪的脸上布满了皱纹，细细密密，眼睛暗淡无神，走起路来摇摇晃晃。即使这样也是每天都要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不然就没有工分，没有生活来源。有一次，我们在食堂吃饭，吃的是菜里面加了一点麦麸，每人一碗。这个婶娘吃完了想舀点水涮涮碗再喝下去，她将手伸到水缸边想去拿一下瓢子，结果伸出去的手还没够着瓢便以那种姿态停止了呼吸。死的时候，手里还紧紧拽着那只碗呢，看起来像一尊雕塑。村子里还有一个老人，好好的走着走着就倒下了再也没起来。后来食堂实在支撑不下去了又宣布解散，社员又回到家里各家自己烧。于是大家又去买锅子，可是生铁都用来炼钢铁了，哪有锅子卖哦？”说完又瞪了我一眼，好像我抢了他们的粮食似的。
　　刚办食堂的时候说是马上要进入共产主义了，生产队长叉着个腰在动员大会上作动员说：“我们党中央国务院的领导XXX说了，在共产主义社会里，首先，在吃的方面，不仅有吃，而且比现在要吃得好，那些食物不仅仅是用来填饱肚子，而是变成了一种享受。每顿不仅有肉、鸡、鱼、蛋，还有更精美的食物如猴头、燕窝、海味等等等等，都是按需供给；这第二嘛是穿着方面，一切要求都可满足。有各种花色品种的服装供人们挑选，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清一色的黑色和蓝色。像现在这样的普通服装只能作为工作服使用。”啊，大家听了以后一个个张开了惊讶的大嘴，肚子里也不觉得那么饿了，头也昂得高高的，仿佛共产主义可以看得见了。生产队长又接着说：“下班后，人们就换上皮服、呢绒和羊毛制服。人民公社都养了狐狸，那时外套就都是狐皮的了；那么第三是什么呢，第三就是住，房屋都达到现代城市的标准。现代化是什么？就是人民公社。到了共产主义，在屋子的北面有供暖设备，南面有冷气设备。人们都住在高楼里，不用说，里面有电灯、电话、自来水、无线电和电视；还有第四，这就是交通工具，除了跑步的选手外，旅客和行人都有交通工具。航班通向各个方向，每个省都有飞机场，每个地方都有飞机制造厂。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每个人都要接受高等教育，教育已经普及。”
　　听云帆讲到这里，我笑得都喘不过气来了。云帆问我笑什么？我说那个生产队长很搞笑啊，其实他们也没搞清共产主义是怎样一种社会。他举的那些例子在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里就实现了，难道可以说他们都进入共产主义了？那我们又在革谁的命呢？
　　“但你不知道，这些话还真灵。村里人听了队长的这些话，都乐得合不上嘴。说有那样一个社会，也算我们有一个盼头了，这些暂时的困难大家都咬咬牙挺一挺吧。于是各家自愿的把土改分的田地、牲畜全都归了生产队走集体化的道路。后来食堂解散了，人回家了但田地、牲畜并没有回家。每天都是集体出工，按劳动力大小给大家记工分。有的家里没什么劳动力的，就只好举家出去讨饭。所以中国人的命向来只是受穷、受骗，然后伸冤，期待包公的出现，如此反复而已。”
　　我笑着对云帆说：“所以那时在街头有很多抢包子吃的嘛，有的人买了两个包子刚想送到口里，就被后面一只黑乎乎的大手抢走了。这些人以安徽人居多，‘安徽佬抢包子’在我们这儿都出了名。”
　　没想到云帆狠狠地反驳我说：“你还好意思说，你们城里人吃包子，农村人吃糠和野菜。也许这两个包子在你们只是为了解决一个口感问题，而对这些乞讨的人来说，却可以挽救他们一条频临死亡的生命呀。”说完又改了一种缓和的口气说：“但你说的抢包子的人里其实大部分是皖北的，我老家是皖南。皖北因为靠近淮河的原因，所以经常遭灾，有时甚至绝收，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那里年成并不坏，年底大家分得也不少。但为了支援国家上面一句话粮食就被收走了。就在我们下乡的头一年是个丰年，大家分的粮食还可以。突然上面来了指标要上交公粮多少多少，生产队里完不成任务。生产队长就把小队长找去家里开会把任务摊派给各个小队。开会的时候，门有人把着，不表态就不准出这个门。小队长没办法就挨家挨户去收，也可以说是抢。大队里运粮食的车就等在村头，收到了马上装车运走。可能就是拉到你们这些城里的各个粮站吧？”说到这里，云帆用眼睛看了我一眼，搞得我好像真有点做贼心虚似的。“这样，整个村子都陷入了一片饥荒中。要是说起来还是你们没理在先呢，你们抢了我们的口粮是大强盗，人家抢你两个包子又算什么呢。但理总是被你们这些优越者占着，你看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平。所以那时我听村子里的人背地里偷偷的唱：‘****好，****好，****太好就人民吃不饱。说得到，做不到，全心全意向着人民放空炮。’”
　　“嗨，你还别说，那个时候的报纸上不是说农村粮食亩产几万斤吗？”我找到一个为自己辩护的理由。
　　“这你也相信？那是要检查了，就把几个稻田里的粮食往一个稻田里堆，这还不亩产几万斤啦，几十万斤都有可能。你还说我们，你们不是把我们的锅都收了去说是要大炼钢铁，赶超英美，提前实现共产主义吗，你们炼的钢铁呢？共产主义呢？”云帆一副审问的口气对着我。
　　“我哪知道呀，那时我们居民上也炼钢铁，我爸学校里也炼钢铁，到处是炼钢小高炉。听说中南海里都有炼钢炉，那些中央领导也要参加炼钢铁呢。”我说。
　　接着云帆又说：“那时候不是说我们的朋友遍天下吗，那可是用饿死了几千万中国农民的代价换来的哦。就我们这点粮食，政府还要去支援那些亚非拉国家。说他们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于是我们就自豪，就得意，是吧？”
　　我说：“说起那几年困难时期，人们都会说是自然灾害和前苏联逼债造成的。其实后来才知道，自然灾害年年有，相比较来说那几年还算是风调雨顺的。说是XX老大哥逼债，其实那时我们和XX的关系在高端领导访问了以后还缓和了一些，对方还恢复了对我们的一些援助。主要是我们对外援助太多，以致大大超过了偿还债务的数字。”
　　“是啊，也是没办法，为了多在世界上交几个朋友嘛。”云帆说，“但我觉得虽然那时那么穷但社会秩序却很好，我爸爸那时在银行办事处担任出纳，每天下班后要将钱送往支行，途中要经过最繁华的中山路地段，我看到他只把那成捆成捆的钞票用麻袋装好的往三轮车上一码，堆起老高，骑起来就走，几乎天天如此。”
　　我说：“那时政治气氛浓，人们对政治主要是出于一种恐惧心理，生怕沾上了污点后在社会上难以做人，所以都不敢为非作歹。并不是真的思想觉悟有多高。你看到了文革时期，社会没办法监管了，人的本性不是一下子就暴露出来了吗？”
　　“是这样的，”云帆赞同说，“大家生活水平都在一个线上，思想也就没那么复杂，心理上也得到了平衡。可见犯罪并不是因为贫穷，而是因为不均。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就是这个道理。”
　　“那时大家心里也没有嫉妒，以为生活就是这样分派好了的。自私是一种要受到唾弃的行为，奉献才是大力提倡的。所以社会风气还是比较纯洁的。”我说。
　　云帆又说：“我们农村那时也炼钢铁，男的壮劳力也抽去炼铁去了。没有条件的就用汽油桶。家里剩下的都是妇女和小孩，我那时下乡时才八岁多一点，才念二年级嘛，就要和班里的高年级同学一样去田里收割稻子，还要上山采茶叶。实在劳动力安排不过来，有的田地就抛荒。所以粮食不紧张才怪呢。”
　　“班里的高年级同学？难道一个班还有高年级低年级吗？”我不解的问。
　　“是的，你在城里不知道。农村里因为学生人少，不可能每个年级开一个班，六个年级同在一个教室上课，一个组就是一个年级。老师上课一个年级一个年级来，给一个年级上课的时候其他年级就自己看书。大同学就是指高年级的同学。农村的孩子不像城市，从一年级可以一直念上去，有时家里人手不够或者要带弟弟妹妹了，随时都有可能辍学的哟。等到有条件了再回学校来接着念。像我这样的在那里就算是最小的了。
　　我刚去的时候教我们的是个女老师，胖胖的，齐耳短发。她有点喜欢我，我去了不久她就让我戴上了红领巾。那时我还没到九岁嘛。等第二个学期就换了一个男老师，由于这个男老师不那么负责任，我这才怀念起那个女老师来了，我记得见她最后一眼是在一栋房子的拐角处看到她一个背影，从此便杳无音讯。后来才知道她可能是被划为右派遣送回老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