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如火如荼的年代——定海神针

　　第四章如火如荼的年代——定海神针
　　
　　
　　西南匪患解除，抗美援朝停战，新中国于是进入了轰轰烈烈的经济建设高潮，人民解放军的任务也随之悄然变化。
　　好军人只能把自己交给国家，自古军人“忠孝难两全”，为了安心职守，保卫祖国这个大家，军人不得不抛家离口。五十年代，为了巩固边防，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一代军人都为国家做出过这样的牺牲。三四岁时，为了替父亲弥补“孝心”，母亲带着小彬回到老家，住在爷爷家，在社会主义农业建设工作中，投身到家乡的建设事业。
　　这个时期，小彬已经渐渐记事，记得爷爷是个普通的农民。虽然小彬现在对于爷爷的相貌一点印象也没有了，留下的只是爷爷个子不高，瘦瘦的，但是有几件事却记忆犹新。
　　二三岁的时候，为了减轻父亲工作压力，也为了给爷爷奶奶一点安慰，妈妈带着小彬在老家度过了两年时光。妈妈是建国初期参加革命的妇女干部，她们这代人闲不住，一回到家乡就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农村大跃进生产之中。因为有点文化，母亲整天在社员中忙里忙外，不是帮队里记工分就是到地里帮助生产队种棉花，摘玉米，把小彬交给爷爷管理。爷爷家解放前有些地，因为喜欢喝两口，因此，到了解放前夕，仅有的一些家底也被爷爷喝得所剩无几。也好在这样，等到土改划成分时，爷爷才被划为贫农，竟是“塞翁失马”，因祸得福。解放了，儿子做了军管，自己年岁已大不用下地干活，儿子时常寄点小钱来，手里有点闲钱，喝两杯那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于是，整天价把小彬架在脖子上，到离家不远的镇上小茶馆要壶小酒，一碟花生米或炒黄豆和人聊起天下大事乡里小事家长里短。聊够了，再把孙子架在脖子上，一摇一晃回家去了。这是他留给小彬的最深印象。
　　家里养着一只羊，因为住在河边，爷爷常常领着小彬牵着羊到河边树下吃草。一次，爷爷有事儿回家，让小彬看着羊，有什么事叫他。小彬看了一会儿，只见那羊突然两腿一蹬躺在地下，浑身不自在。小彬小小年纪哪里见过这个阵势，吓得赶紧一路小跑回家叫爷爷。爷爷跑到河边树下一看，只见他拍手直叫“好、好”，原来是那只母羊要生产了。爷爷小跑又抱来一捆草，铺在羊的身下，守候在它的身旁。此后，爷爷逢人就夸小彬有用了。
　　院子旁长着一棵核桃树，每逢核桃结果的时候，爷爷就会搬两张凳子，带着小彬坐在树下，给小彬讲核桃树怎么怎么好，常常讲得小彬想吃核桃。一次，一颗生果子掉下来，小彬看爷爷不在，赶紧捡了起来，放在嘴边咬了一口，谁知又苦又涩。这样好久小彬再也没要核桃吃。爷爷觉得奇怪，不停地追问，小彬才说了实话。爷爷听了又是一阵大笑，也不告诉小彬是为什么，等到摘核桃的时候小彬才明白。原来，核桃外头有一层皮，他吃的是那层皮。其实核桃吃的是皮子里面的硬核子里面的果实，这就像后来奶奶到南方吃爸爸给的香蕉一样，连皮一起吃，味道自然不对了。
　　奶奶是个深受旧社会封建主义残余习俗压迫的妇女，不认识字，一米七的个子一双小脚只有二十公分长，是典型的“小脚女人。”小彬问奶奶脚为什么这么小？奶奶说这样才叫美。老家屋里有一台古老的织布机，每到夜里，小彬睡不着觉就坐在煤油灯下，看着奶奶一推一拉地纺线织布做衣服。
　　五十年代共和国正处于襁褓中，百废待兴，军队同样面临着国际国内局势紧张，保家卫国和建设现代化军队的许多问题。
　　中苏关系恶化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入朝部队出发前，10月13日毛泽东致电在莫斯科的周恩来，希望他向斯大林交涉，所取得的武器最好采用租借方式，苏方却要将装备折价算作对华贷款。斯大林也曾无偿提供过部分装备，主要是为了弥补双方不愉快而做出的政治姿态。此间苏联提供的陆军装备，几乎全部是二次大战用过的旧品。当时苏军已装备新式AK-47冲锋枪，对华只提供波波沙—41“转盘式”冲锋枪。苏军已逐步装备T-54坦克，却把淘汰下来的3000余辆T-34运到中国，许多车体上还留有对德作战时的弹痕，只是刷上一层新漆。苏联起初对华提供的七个师空军装备，有六个师配备米格-9这种1946年苏联研制出而感到不满意的第一种喷气式战斗机。中国接受苏援第一批武器后，将三个师装备无偿转交朝鲜人民军，斯大林闻讯后为显示其更高的风格，才决定再无偿对华援助二十个陆军师的武器。
　　1952年，苏联决定将60架伊尔-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卖给中国，这也是斯大林在世时唯一对新中国提供的现役新式装备。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苏联总共向中国提供了64个陆军师、23个空军师的装备，大部分装备系有偿提供，就此中国欠下苏联军火债30亿人民币。1955年苏军从旅顺撤退时，又移交了折价9.8亿人民币的装备，这些军事欠款，占了中国对苏欠款总额的六成以上。
　　解放军掌握这些武器，尽管不是先进武器，但对于迅速提高战术技术水平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1970年毛泽东会见金日成时说:“我看还是要感谢苏联，它总算帮助了我们军火和弹药嘛。”
　　其实，若是仔细研究历史，在苏联历届领导人中，对华提供援助最多且质量最好的恰恰是中国后来反对最凶的赫鲁晓夫。
　　1953年3月斯大林突然去世。临终前没有明确指定接班人，这使苏联领导层出现最高权力的争夺。同年9月，赫鲁晓夫担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其地位还不能同斯大林担任的总书记相比，急需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赫鲁晓夫时代对中国提供的最重要的援助是帮助建造核弹、导弹生产企业和相应技术。1954年赫鲁晓夫来华时，毛泽东曾提出过是否能在核弹、导弹技术方面提供帮助，苏方采取了婉拒态度。1956年东欧出现反对苏联控制的波兰、匈牙利事件，1957年6月苏共党内莫洛托夫等元老又要求推翻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在掌握军队的朱可夫主持下打倒了多数中央主席团成员，却未摆脱内外交困的处境。同年7月上旬，赫鲁晓夫派主席团委员米高扬来华介绍情况，希望中共中央对他表示支持。毛泽东连夜主持开会研究，中共中央最后决定为照顾中苏关系，并考虑到赫鲁晓夫是当时苏共领导中比较好打交道的一位，公开表态支持苏共中央的决定。鉴于赫鲁晓夫在政治上有求于中国，7月18日聂荣臻提出，应利用这一机会交涉核技术援助，周恩来请示毛泽东后马上做出安排。此次苏方反应空前迅速，7月20日苏联驻华总顾问即代表政府做出同意答复。赫鲁晓夫不顾军方坚决反对，决定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生产技术，帮助建立核工厂。
　　1958年夏天，中苏之间因“长波电台”和“联合(潜艇)舰队”事件发生争执，翌年6月，赫鲁晓夫通知中国“暂缓两年”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制造技术。1960年7月，苏联又撤回在中国核工业和军工部门的专家，不再履行这一领域的协定，不过此前苏联的技术援助还是大大加快了中国“两弹”事业的进程。中国能完成“两弹一星”这一伟大事业，主要因素无疑是本国科技人员的努力和全国各部门团结奋斗的结果，但苏联短时期的援助也毕竟起到了一些作用。
　　举国争气还债
　　中苏关系恶化后，对苏还债一事被提到很重要的议题上，主要是出于政治原因。当年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对苏欠款，苏联领导人乘机以恩人自居，这在两党出现严重分歧时无疑会使中方产生严重心理压力，还债这一经济行为便被上纲到“争气”和“反修”的高度，并与国内经济困难的起因联系起来。
　　1960年春夏之际中苏双方出现严重分歧，7月16日苏联突然通知撤回在华全部专家，毛泽东以坚定的口气说:“明年还清这个债。”
　　在本国已经严重缺粮、缺副食的情况下，要“争口气”提前还债，确实显示了一种自强和无畏的气概。从同年10月起，毛泽东带头不吃肉，以示同全国人民共渡难关。
　　1965年中国提前还清了对苏欠款，随后又还清了国内公债，“既无内债、又无外债”成为国内宣传中自豪的话语。六十年代初的经济困难给国内人民带来了很大的精神压力，为了消除这种不利，使人民乐观向上，国家也采取种种办法，从精神上宽慰军民，比如编排许多喜剧色彩浓郁的文艺节目和电影。这段时间部队经常放映《满意不满意》、《今天我休息》、《李双双》、《瞧这一家子》、《他俩和她俩》、《锦上添花》、《哥俩好》等喜剧电影，从精神上一定程度缓解了经济给全国人民和军队带来的巨大压力。
　　中印反击战
　　六十年代初期，人民共和国的安全同样面临着严重威胁。从国际上说，印度当局肆无忌惮地蚕食中国领土，直至悍然向中国边防部队发动大规模武装进攻。经过中印自卫反击战，我国将中段、西段领土全部夺了回来，中部和西部与现在国内出版的地图完全相同。所遗留的只剩下东部藏南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是我们主动撤军，留待以后解决。
　　在中、印领土争执地区，国人目前争议的目光主要集中在东段的九万平方公里区域，却没有更多的关注甚至不知道还有的西段阿克赛钦地区。其实中印西段的“阿克赛钦”是中国传统交通通道，也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中国军队打到离新德里300公里，就是从这里杀出来的。而且，当时的苏联是支持印度的，这块地方如果交给印度，她就可以和苏联连成一片，从军事上对我国非常不利。阿克赛钦地区就像一支长矛，直指印度首都新德里。
　　西线中国新疆军区对印反击时，印军在狮泉河（现西藏阿里地区的行署驻地）驻有一个连的兵力，整个地区是一个营的兵力，新疆军区的部队一直打过喜马拉雅山脉，离新德里仅300公里，吓得印度在新德里大街上公园里挖起了工事，大量市民逃离市区，各国驻外机构纷纷撤离。中国军队将印度军队驱逐出了中国领土，退回到中国认可的边境线，直到今天阿克赛钦地区还在中国手里，新藏公路和规划中的新藏铁路都从阿克赛钦地区通过。
　　大练兵运动
　　同一时期，军队也在制度建设和训练上掀起了一阵自强的练兵运动，在军营里呆过的人都体会过部队六十年代的大练兵，史称“大练兵运动”。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实施了正规军事训练，对于全面提高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水平起了重大作用。但是，由于初时照搬“苏联经验”结合国情军情不够，也出现了一些脱离实际、生搬硬套和形式主义的倾向。这场大练兵运动已经过去了半个世纪，但是它并没有让小彬这代人淡忘，一方面，它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失去其光彩，相反，作为人民解放军建设的宝贵财富，而日益显示出它的珍贵。另一方面，随着时间的推移，亲身经过这场大练兵运动的人已越来越少，新的一代不了解或不甚了解这段历史。
　　这场大练兵运动是从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开始的。
　　郭兴福，1942年曾在国民党保安团当勤务兵，1948年9月，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先后参加了淮海、渡江、淞沪、漳厦战役，因作战勇敢，立过三等战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1年，郭兴福到第14步校学习，毕业后分配到南京军区12军34师教导营任排长，1959年5月调到某团二连当排长，一年后晋升为副连长。
　　1962年2月，南京军区分管军事训练的副司令员王必成中将看了郭兴福汇报作业后，连声赞扬，“教得好！教得好！”，认为郭兴福教学方法很好，应该在全军推广。1962年3月，南京军区司令部、政治部联合发出认真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通知，并指派郭兴福到部队作教学表演。随后，练兵在各地轰轰烈烈的展开了。1964年初，中央军委号召全军掀起学习郭兴福教学法的热潮，从此，一个声势浩大的以推广郭兴福教学法为标志的群众性练兵运动在全军兴起。这次练兵运动规模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效果之好，都是前所未有的。55军营地处处充满练兵热潮，每到一处，都可以看到各个兵种战士、军马在涌动，匍匐前进、盔甲对刺、单手举枪、双手投弹、夜间射击等等热闹非凡。
　　蒋军反攻大陆
　　1965年蒋介石欲趁大陆三年自然灾害和向苏联还债的国民经济困难之际反攻大陆。8月5日，国民党军方下达“海啸一号”作战计划，在“剑门”号和“章江”号军舰的护送下，特别情报队准备突袭福建省南端与广东交界的东山岛。
　　六十年代蒋介石“反攻大陆”的构想是在福建、广东沿海实施大规模登陆，然后帮助美国切断大陆与越共联系的主干线，进而占领广东，从而配合在越南作战的美军，实现其“光复”一举两得的美梦。从1962年初开始，台湾国民党当局便进行战争动员，从各个方面积极准备对大陆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冒险行动的部署。1962年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鼓吹全面动员，迎接“复国”战斗，强调“反共的力量是精神大于物质，反攻的步骤是政治先于军事”。扬言大陆同胞“争取自由，反对暴政”的时机已经来到。接着，成立了以蒋介石、陈诚为首的“最高五人小组”、“反攻行动委员会”。3月，蒋介石下令“征兵动员”，强迫台湾青壮年入伍，勒令原定退伍的军人无限期地延长服役期。4月，通过“国防特别预算”，决定从5月1日起，在14个月内征收相当于6000多万美元的“国防临时特别捐”，成立“战地服务局”，开设“战地政务班”，为登陆后准备“党政干部”。
　　在美军的参与下，国民党军队不断进行以窜犯大陆沿海地区为目标的作战演习。1962年3月间，美蒋海军进行了“联合侦察演习”和布雷、扫雷的“混合演习”。4月至5月间，进行了商用、民用船舶紧急装载兵员演习。6月间，又在台湾南部进行了陆海空联合登陆作战演习。
　　1962年春以来，美国政府的重要军政人员也不断到台湾活动。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比过去两年有所增加，大量的美国军火和军用物资源源不断运到台湾。
　　美国不仅支持台湾当局进犯大陆，而且在军事上从来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武装挑衅活动。美国的军舰、飞机不断地侵犯中国的领海、领空。从1958年9月到1962年4月27日，侵犯中国领海的美国军舰达261艘，144次;侵犯中国领空的飞机达334架，161次。1962年3月，美国第七舰队的38艘军舰大编队通过台湾海峡对中国进行军事威胁。4月至5月间，美国军舰多次侵入青岛海域。6月11日，两次侵入福建平潭以东海域。6月12日，又两次侵入青岛以南海域。
　　1962年6月，由于大陆党政军民对蒋介石的反攻阴谋进行了及时揭露和全面军事准备，台湾当局不得不放弃了大规模的军事冒险行动，改为小股武装登陆袭扰、海上袭扰、空中窜扰三种主要形式。
　　针对台湾当局组织的袭扰活动，毛泽东确定的军事对策是“放上陆来打，断其退路，包围歼灭，同时在海上把其输送船打掉。”确定建立和组成海上、海岸、陆地和隐蔽斗争四道防线，各道防线明确分工，相互配合，形成从海上到陆地，从前沿到纵深，从公开到隐蔽的军民联合作战部署，使其无隙可乘。
　　台湾小股武装特务袭扰大陆沿海地区，最初多在广东沿海一带，1963年后逐步向北扩展到福建、浙江，甚至出现在山东半岛南侧沿海，而且次数越来越多。从1962年10月到1965年1月，台湾当局曾连续派遣武装特务40股，先后分5次窜犯大陆。
　　1962年10月至12月，台湾当局妄图在广东沿海建立所谓“游击走廊”，为进一步窜犯大陆的军事冒险创造条件。这支武装特务力量根据美蒋特务机关制定的计划进行活动，计划以“海威”、“班超”为代号。国民党武装特务从10月1日至12月6日，先后分9股由台湾高雄乘船出发，偷渡到广东沿海的海丰、惠阳、电白、台山登陆。广东地区的公安机关、解放军边防部队在广东民兵和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全部、干净、彻底地歼灭了这9股武装特务，总计172人，并缴获一批美制电台和武器。
　　1963年6月21日至28日，先后再派6股特务对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袭扰。这些武装特务登陆后，即被沿海地区军民歼灭，共歼灭武装特务62人，击沉运送特务的机帆船1艘。
　　1963年6月29日到10月24日，沿海地区军民又连续歼灭9股偷渡登陆和空降的武装特务90人，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机帆船1艘。
　　1963年11月到1965年6月，广东、福建、浙江沿海地区军民连续歼灭9股武装特务74人，缴获和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只11艘。
　　1964年7月到1965年1月，蒋介石集团派遣武装特务窜犯大陆，先后有7股武装特务在江苏、广东、福建和浙江沿海地区进行骚扰活动。沿海地区军民全歼来犯者，共击毙、俘获196人，缴获和击沉运送武装特务的船只8艘
　　看到窜犯东南沿海地区的国民党武装特务有来无回，台湾当局决定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一方面对大陆出海渔民进行抓捕和“反共心战”活动；另一方面派出海军舰艇输送武装特务，对大陆沿海渔业生产进行骚扰。
　　1965年8月6日凌晨，国民党军舰窜入广东省南澳岛和福建省东山岛附近渔场进行骚扰和破坏。人民解放军南海舰队某部迅速出击，以高速护卫舰4艘、鱼雷快艇6艘，攻打国民党猎潜舰“章江”号，将其击沉。接着，又迅速组织高速护卫舰3艘、鱼雷快艇5艘、炮舰1艘，追歼国民党海军大型猎潜舰“剑门”号，形成兵力、火力、速度等方面的绝对优势。此外，还采取隐蔽的方法接近“剑门”号进行打击，将其击沉。经过3小时43分钟的激战，击毙国民党军巡防第二舰队司令胡嘉恒以下官兵170余名，俘获“剑门”号33人。由于国民党海军舰艇在这次海战中遭到沉重打击，台湾国民党海军总司令刘广凯被蒋介石撤职。国防部对南海舰队参战部队予以通令嘉奖，授予麦贤得“战斗英雄”称号，授予海军第611号护卫艇“海上英雄艇”称号、第119号鱼雷艇“英雄快艇”称号。
　　1965年11月13日下午，国民党军护航炮舰“永昌”号和大型猎潜舰“永泰”号，由马公启航企图驶往鸟丘，解放军东海舰队某部按照上级命令做好战斗准备，组成海上编队到预定地点设伏待机。14日凌晨，在福建崇武以东海域，人民解放军海军一举击沉“永昌”号，击伤“永泰”号，俘获国民党海军6名，取得了海上作战的又一次胜利。
　　两次海战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海上袭扰活动以沉重打击。崇武海战之后，台湾对大陆的海上军事袭扰明显减少。
　　1968年，第55军换防到汕头地区后，部队常常教育战士和家属子女保持高度警惕，随时准备打仗，对于捡到的台湾用于心理空战飘过来的高空气球、传单、食品要及时上缴。常年的军队生活也让小彬这些孩子们具备了初级的军事知识，为成为准军人奠定了基础。
　　这段时间，军委要求全军部队、航空兵部队、舰艇部队和特种技术部队经常保持训练，经常处于战备状态，技术训练达到能熟练使用手中的武器器材，学会各种条件下的运用，特别是在夜间和视度不良条件下的运用。战术训练以连以下基础课目为主，着重练好现有武器在有效距离内特别是近战的本领，着重进攻，着重山地，着重夜间，在此基础上进行营的合练和团以上首长、司令部训练。战役训练以防止突然袭击和反空袭为重点，着重研究阵地防御、抗登陆、运动战、机动等战役课题。
　　第55军“狼牙山五壮士班”班长熊绪铭，针对本班战士的战术、技术、思想情况和接受能力，确定训练重点，采取不同方法进行教学，教得活，收效大，在大练兵活动中受到好评。
　　1965年，为了纪念强渡大渡河战斗胜利30周年，弘扬部队光荣传统，时任55军副军长的霍成忠陪同陈明仁到“红一团”检阅部队，由于刚下过雨，地上有不少水坑，全团干部战士为参加阅兵都穿着新军装，开始，部队进场有些战士看到水坑就从上面跳过去，霍成忠马上站起来下令：“立定，卧倒。”全团干部战士都趴在泥水里，崭新的军装搞得满是泥水。看到部队整齐划一，霍副军长才继续：“起立。”阅兵继续时，碰到水坑再也没有人跳过去了，只见水花四溅，看得陈明仁等阅兵首长连声称赞“好作风”。
　　文革中的桂中
　　云中的神呵，
　　雾中的仙，
　　神姿仙态桂林的山!
　　情一样深呵，
　　梦一样美，
　　如情似梦漓江的水!
　　水几重呵，山几重?
　　水绕山环桂林城。
　　贺敬之诗歌描绘了广西桂林美丽的山水，也描写了时代人民和人民子弟兵的风姿。在广西，小彬的小学时代赶上了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他总结自己的小学时代：老师名叫“字典”，课本名叫“语录”，学校名叫“社会”。这时的小彬很崇拜苏联少年高尔基，高尔基的《我的母亲》、《我的大学》和苏联作家尼古拉•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等作品是他最喜爱的学习读物。
　　家里有一副木盒装的云子围棋，据爸爸说是在一场战斗中缴获的战利品。围棋虽然发源自中国，但是在兵荒马乱的时期会下围棋的人不多，于是爸爸一直带在身边。围棋盘面纵横各十九条等距离垂直交叉的平行线，构成361个交叉点，因此是单数。从上小学爸爸开始教小彬下围棋，从先让九个子开始。久之，小彬从围棋上知道了乾坤之大，聚于棋盘之上，敌我两军，布阵方寸之间。中国文化博大精深，小小棋盘，可以透露出中国几千年的文化哲学军事思想。
　　小学一年级开学没几天，小彬刚刚学到《小猫钓鱼》、《春天来了》、《乌鸦和狐狸》的课文，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便开始了，学生们也学着大人的样儿，一人做了一杆红缨枪，名曰“赤卫队”战士。学校门口一夜之间变成了大字报的阵地，一些老师要么成了“黑五类”分子，要么成了“土匪家属”，要么成了“臭老九”，学校操场主席台上今天是你，明天是他轮流挨批斗，头戴写着“打倒某某分子某某”高帽的男女老师，搞得小学生们莫名其妙，最后，干脆也不去上学了。家长看到社会上的动乱，不放心孩子去上学，于是，部队专门把部队子弟集中起来，派出一名政治干部组织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学跳“忠字舞”，然后到各个基层部队去演出，既解决了孩子们安全的后顾之忧，又适应了政治的需要。
　　宜山县是广西北部的重要粮、蔗产地和工业县，位于龙江下游。龙江横贯县境中部，水力资源丰富，建有拉浪、洛东水电站。50年代新建和扩建的工业有采煤、采锰、炼铝、机器制造、化肥、纺织等；黔桂铁路、黔桂公路横贯县境，上可达贵阳、下可达柳州。
　　柳州称龙城，是广西重要的区域中心城市，广西工业名城、历史名城、文化名城、旅游名城，这里的楠木最出名，中国有句谚语：“生在苏州，穿在杭州，吃在广州，死在柳州。”作为广西最大的工业城市，柳州工业总量约占广西的三分之一。柳州是一座底蕴浓厚的历史名城和文化名城，也是一座充满风情的旅游名城。柳州的民族风情独具神韵，壮族的歌、瑶族的舞、苗族的节和侗族的楼，堪称柳州“民族风情四绝”。
　　柳州、宜山是55军驻扎的地区，部队家属孩子也就生活在这里，融入了这里的生活。部队家属大院就像一个大家庭，谁家父母出门了，孩子们会自然地托付给邻居，和邻家的孩子同吃同住同学习。因而，凡是部队子弟都会像亲兄弟似的。有部队子弟和地方上的孩子打架或吵架，一帮孩子们都会群起攻之。影响“军民关系”是部队子弟父母最担心的事情，那时候，军人好似鱼儿，百姓好似水儿，父母们常常教育子女，鱼离开了水儿就会死去，用这形象的比喻教育子女。因此，那个时期的部队子弟凡是到了一个新的驻地，都会主动和当地百姓子女结交朋友，大家的关系都会处理得比较好。
　　六十年代，纷争的政治、军事、经济等事件常常会让小彬和他的伙伴们经常地处于一种兴奋中。当然，与军事斗争相关的事件自然更是让这些部队子弟终身难忘。
　　宜山有条龙江，1964年的一个下午，小彬和同学“大头”听说龙江边有渔民捕了一条鱼有40多斤。龙江河水水清但是流急，一般水性的人不敢在这条河里游水。他们听说后，很稀奇，生怕去晚了看不到，一路小跑来到河边，果然见到一群人围住一条两三米长的大鱼在议论。那鱼形似鲶鱼，全身无麟，嘴边几条长长的胡须，足有40斤重，旁边地下放着一张渔网，大约是捕鱼使用的工具。大伙儿围着边看边等着买主。
　　这时，远处电影院门口也围了许多人，大喊大叫，在庆祝着什么。他们看过了鱼，又赶场子似的来到电影院门口。只见一个年轻人站在台阶上，见人就发一张印着红字通栏标题的报纸，嘴里边喊着：特大喜讯，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路人纷纷喜形于色，孩子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原子弹”，反正不要钱的报纸，伸手接过一张，带回家给父母看吧。
　　1964年5月，《毛主席语录》开始发行，再晚点，人人开始佩戴“毛主席像章”，人人都有一本“红宝书”，国内到处是一片红色的海洋。
　　这一年，越南战场上美国也好像要给中国政治气氛浇油，开始轰炸越南北方，战争几乎烧到广西中国家门口，宜山每天都可以看到一列列火车载着军需品向南宁方向驶去。毛泽东预言世界大战迟早要爆发，要求迁徙沿海企业到内陆地区搞战备建设，史称“三线建设”，离宜山不远的贵州是“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因此，宜山交通十分繁忙。
　　自1955年以来，中国咬紧牙关，不惜国力秘密研究原子武器。按陈毅元帅的话说：“中国人就是没有裤子穿，也要造出原子弹”。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新疆罗布泊爆炸成功，中国跨过核门槛，从此不再屈从别人的“船坚炮利”，一个多世纪以来的被压抑的民族自尊也随之释放。在冷战环境下，是否拥有核武器，是大国最重要的标识。与核爆同一天，另一惊人的消息传来：赫鲁晓夫下台。
　　中国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国际间反应强烈。不过，说实话小彬这些毛孩子对于原子弹是什么东东还不懂，免不了又要追着大人“打破砂锅纹（问）到底”。
　　爸爸告诉他：原子弹爆炸意义重大，打破了核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当时，除了美国，北方边境苏军也陈兵百万。当我们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美国、苏联不得不收敛许多。台湾当局更是惊恐不安，高度戒备。蒋“总统”此前一直声称大陆搞核子武器是“痴人说梦”，这时惊恐之余希望借机让美国支持其实现反攻大陆的梦想。第三世界国家开始大规模向中国靠拢，把中国视为第三世界的带头人，朝鲜、巴基斯坦等国与我国联系愈加紧密。大批滞留在国外的中国技术人员、学子为之震动和激动，返回祖国效力。英国等欧洲政府也相当紧张，派出大量谍报人员，甚至用蒙骗登山队员的手段把核监测设施搬上了喜马拉雅山，把数枚核弹运到东南亚，并组织核攻击大陆的演习。这段时期中国又面临了一次核讹诈，但是由于我国的严正立场，帝国主义又一次变成了纸老虎。
　　毛泽东最信任人民，最善于发动人民群众，在他的授意下，到了六十年代中期，“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燃烧成巨大的火球。唐太宗起统治者就认识到人民群众像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开始，中央文革支持全国学生到北京交流革命经验，也支持北京学生到各地去进行革命串联。1966年9月，全国性的大串联活动迅速开展起来，于是全国出现一队队穿着绿军装，不戴领章帽徽，领队打着一杆红旗的队伍。文革最典型的穿戴是绿军装，解放帽，军挎包，左胸（意为左派）前佩戴毛主席纪念章。左臂佩戴红袖章，或为“某某造反兵团”，或为“红卫兵”。
　　“串联”赴京者大多是到首都取“文革造反真经”，接受毛主席接见，北京赴外地者大多是去各地煽风点火帮助“破四旧”的师生，他们以大中学生为主，也有个别小学生跟着哥哥姐姐走的。红卫兵是通称，当时，每个学校里都有几支或十几支分别取不同名称的红卫兵组织，如“全无敌”战斗队、“丛中笑”战斗队等，名称多来自毛泽东诗词或当地当时的重大事件之日期。许多学校的红卫兵组织因观点一致而联合，又称兵团。
　　毛泽东主席分别于1966年8月18日至11月26日8次接见红卫兵，受接见的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青年师生大约1300多万人。当时串联师生乘坐交通工具和吃饭住宿全部免费，成为“文化大革命”很特殊的一道风景。因为发动“文化大革命”就要有人“冲锋陷阵”，先把中学生和大学生“串联”起来，通过“旅游”的方式组织一支“先头部队”，以此来冲击“资产阶级发动路线”，是一种事半功倍的好办法，比起动用工农兵来“成本”更低。各地都成立了很多“接待站”，一时间红卫兵满天飞，不管“飞”到哪里都有人接待。接待站就像现在的旅行社一样搞全程服务，以保证“文化大革命”的顺利进行。各地政府生怕招待不周会“引火烧身”，因为得罪了红卫兵就是“破坏革命”，其结果自然就是吃不了兜着走。红卫兵来了，当权派就可能变成了“走资派”，他们明知对方气势汹汹，来者不善，是股危险势力也得欢迎。红卫兵所到之处有吃有喝，这在那个年代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别人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而红卫兵没有粮票却能在食堂里畅通无阻，公共汽车也成了他们的“旅游公车”，不管到哪里都可以随便乘坐，不用买票，爱到哪儿就到哪儿。至于火车就更是成为“红卫兵专列”了，一分钱不交就可以周游全国。
　　当这股洪水泛滥时，国家领导人也意识到了其危害，意识到大串联带来了大浪费。
　　但是，这段时期，不管社会上怎样乱，部队有铁的纪律，明确规定：禁止参与地方活动。
　　宜山铁路那段时间一列列火车上挤满了身穿绿军衣，臂带“红卫兵”红色袖章的学生，惹得小彬这些刚刚上学还不够加入红卫兵资格的小字辈天天往火车站跑，跟着老师给来往的哥哥姐姐们送水送饭。老师也生怕他们其中的哪一个一不小心爬上火车，跟着大的学生串联去走丢了。
　　也就是这个时候小彬发现爸爸的军装由深黄色变成了草绿色，领章帽徽也变了；帽徽由圆形变成了纯红色的五角星，肩章没有了，领章成了两块红版，爸爸说那是“革命红旗两边挂”。
　　“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大字报就好像一夜之间绽开的梨花，贴满了大街小巷。大字报是什么人都有权利去写，所写的内容无需上级审查，随时可以贴出去，并且可以在人群中高声朗读。攻击一个人或者一个事情，可以无限制的写下去，直到没有人愿意看了或者是自己没有新的话说了才作罢，这叫“文斗”。在那个时代，每一个单位大字报集中地点也是人群集中的地方。贴出来别人的隐私无论是真的还是捏造的，都在私下里飞快传播，有些人对大字报所攻击的人有私怨的话，立刻就添油加醋，描绘得更加离奇，当然目的是搞臭那个人。还有许多领导干部的孩子看到大字报上“炮轰”自己父母的字样，窃窃私语，暗暗发笑。
　　有个转业的起义国军上校，被单位关押起来并进行了抄家，结果抄出来一个国民党过去发的委任状（现在应该算是纪念品吧），于是这人每天被押着要去看别人给他贴的大字报，并且不准他分辩。这个人就在半年后病死，连个棺材都没有，接着女儿自杀，老婆病逝。
　　还有个抗美援朝的老兵，因为文化低，只是一个普通工人。有次过年，听说单位来了一批酒，于是他在第二天到单位的商店去买。商店的售货员告诉他明天再来，酒不多卖完了。结果他第二天早晨来买的时候，售货员说又卖完了。此老兵大怒，回去后写了张大字报，痛斥领导“走后门”把酒私下卖给有用处和听话的人，并扬言要是再这样就向上级报告。大字报贴出去之后，群众拍手叫好，纷纷传闻。由于这个人算是“惹不起”的人，这个事情又确实被人家抓住了把柄，领导立刻消失了几天。打那以后，只要是来了酒，单位领导就主动告诉，并问他要几瓶？
　　那是一个“疯狂”的岁月，也是一个极端崇拜个人的年代，人人佩戴纪念章，个个手捧语录本，老少会唱革命歌，男女都跳忠字舞。
　　刘三姐故乡的柳城
　　柳州市柳江边有座鱼峰山，从山顶往北眺望柳江，江水碧绿，山脚车水马龙，柳城美景尽收眼底。相传刘三姐在此山唱歌成仙，后人立刘三姐石像于此。山中还有清凉国、玉洞、盘古洞、纯阳洞、阴风洞、螽斯岩、三姐岩等岩洞，彼此相连贯通，又有大量元、明、清文人墨客笔迹石刻。
　　鱼峰山尚存“三姐岩”、“对歌坪”等遗址，三姐岩内有“传歌、对歌、成仙”群雕，山腰立大理石雕刻的刘三姐塑像。就是这个带有美丽传说的地方，文革时候却成为“四旧”被毁坏严重，此地也成为两派“武斗”重点争夺的焦点。
　　1967年8月，柳州市两个造反派“联指”和“四•二二”派为争夺柳江旅社进行武斗。“联指”是支持韦国清，打倒伍晋南、贺希明、霍泛、傅雨田、谢王岗、袁家柯等保皇派的队伍；“4•22”则是支持伍晋南反对韦国清的造反派。“4•22”主要由青年学生，市民，工人，下层知识分子及少数干部组成，成份较复杂。“联指”拥有现实当权者以及县乡政权及组织的支持。两大对立派的矛盾加剧，冲突和武斗不断加剧，并迅速发展为争夺武斗要地，建立武斗据点，实行武装割据的新阶段，使柳州成为全国闻名的“武斗城市”。
　　8月，两派为控制武斗要地，开始进行大规模的武斗。柳江旅社地处鱼峰山脚下，是柳州唯一的过江大桥柳江大桥两岸交通要塞，当时为“4•22”派所控制。8月中旬，“联指”派调动大批人员，对占据柳江旅社的“4•22”派发起进攻，抢夺“战略要地”，遭到“4•22”派人员的奋力抗击。双方开始时候是进行石头战和棍棒搏斗，进而使用刀具、长矛和狼牙棒。柳江旅社两侧都是两层楼的民房，为了争夺这个要害之地，“联指”派人员抢占两侧民房，爬上屋顶，向柳江旅社门窗砸石头，打弹弓，压制“4•22”派人员的还击“火力”。“4•22”派遂向柳州最大的工业集团柳钢“工交兵团”求救。9日，柳钢“工交兵团”派出人员前往增援，结果在柳州贮木场附近被“联指”派伏击，死亡一人。由于“4•22”派增援人员到达武斗现场，经反复争斗，“联指”派人员撤退。这场武斗中，双方出动武斗人员上千人，造成1人死亡，伤十多人，是柳州市第一次武斗死人事件。此后，两派之间武斗愈演愈烈，成为全国武斗典型。
　　为了制止武斗，制止文革中的不正常事件发生并扩大，中央及时发出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平息武斗制止内乱自然离不开尚在稳定中的军队，于是，军管开始。
　　柳州的武斗当时闻名全国，每到夜晚，枪炮齐鸣，曳光弹比年三十的烟花还壮观，部队老战士说枪声比打天津的时候都密集。武斗的武器主要是抢来的，一天军分区招待所开来两连战士，全部携带５４式冲锋枪，外带两嘎斯车54式手枪子弹，装备停当后他们前去收缴联指的武器。但是，第二天传来的消息却是这两个连被“联指”缴了械，战士甚至连军装都被扒了去。
　　“联指”在柳江铁路桥上设卡，拦截一切过路的援越军火。只要看见北站停着挂有绿色客车箱的货运列车，就知道是援越军火，想方设法要弄一些。武斗发展到最后，基本上天天死人，五角星街口有一条街整个被炸平了。柳江北的“联指”每次给“烈士们”送葬都是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和武装示威。这些人除了不戴领章，和解放军没什么区别。中央文革小组下达的“文攻武卫”指示无疑给了造反派一个堂皇的理由，许多人对此有看法。55军在柳州，164师各团在广西各地修公路，一位带队的干部在一次开会时说：“现在武斗这么厉害，难道和江青的‘文攻武卫’没有关系吗？”结果有人向军里做了汇报。好在军首长也有同样看法，于是“到此为止，”把这件事压了下来，那个干部幸运的没有挨整。
　　收拾残局的军管
　　尽管早期部队也受影响参与了“支左”活动，但是，很快就纠正了偏差，处于稳定，待到文革最乱时，还是部队出来收拾残局。到了中央要求军管时，第55军的任务一是在驻地组织各单位搞大联合，组成革委会；二是收缴各个派性组织的武器。由于军队的干预，动真格的了，广西武斗逐渐平息。三是派出大批干部分赴广东各地以及海南建设兵团参与军管。1968年，55军移防广东后，小彬、“老孟”的父亲到广东省公安厅参与军管，韩松、郭振宇、金凤鸣父亲到海南生产建设兵团军管，祖雅琴父亲到广东茂名参与石油化工总厂的军管。军管在当地为稳定社会秩序，发展生产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尽管文革时期有的地方偏离了中央既定的轨迹，但是，由于军队没有乱，国家的正常科研项目还在如期进行，从而使得这一时期从整体上，国家的工农业、国防科学技术还是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许多大型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焦枝铁路、南京长江大桥和“两弹一星”硕果累累。为了发挥这一优势，因而，到了后期，毛泽东提出“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全国学解放军”。
　　第164师在柳州等地的军管，问题解决的比较彻底，群众关系搞得也不错。几年以后第55军移防广东汕头，主管炮兵的王副军长原来在柳州铁路局搞军管，一次王副军长带着几位团长、副团长到广西开会，开完会后王副军长提出到友谊关去看看，柳州铁路局得知此事，专门特批了一个软卧专列给与支持。
　　从文革开始到结束，在中央的要求下，地方再乱，军队不能乱，确保了全国大局的稳定。部队如同长城，如同定海神针，保障了神州和文化大革命群众海洋的稳定。
　　部队大院稳定，地方各派收缴的“四旧”物资也都堆放在部队的仓库里，小彬和一些小学生于是把这里当成了一片乐土。小孩子人小，仓库的大门缝隙大，他们一猫身就钻了进去。仓库里除了堆放一些木制家具、文件柜，最多的是收缴来的图书，只要被认为是“四旧”的东西，不管价值多大，统统被造反派收缴上交给军管会。从《四库全书》到《史记》、《天工造物》、《红旗飘飘》、《杨家将》、《唐诗三百首》什么书都有。小彬从这里发现了自己原来想看家里没有的《十万个为什么》和《新华字典》，于是，悄悄地揣了回家。小彬靠着这些书籍掌握了许多生字，了解了不少自然和科学知识。
　　八个样板戏
　　那段历史，后来有人说只有八个革命样板戏，但是小彬的记忆里，革命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沙家浜》、《杜鹃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平原作战》、《海港》、《龙江颂》八个样板戏之外，其实还有芭蕾舞剧《白毛女》、《红色娘子军》、钢琴伴唱《红灯记》、交响音乐《沙家浜》等等，怎么算也超过八个，这还不算各地创作的戏剧，《半篮花生》、《补锅》等就是地方戏剧，改革开放后的歌唱家李谷一就是从唱地方戏出名的。说八个样板戏和《新闻简报》占领中国娱乐舞台长达十年的说法不是事实，且不说还有《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英雄儿女》、《铁道卫士》、《奇袭》、《打击侵略者》等多部优秀的国产老影片在放映。作为内部批判影片，宣扬日本军国主义的彩色电影《军阀》、《啊！海军》、《日本海大海战》等等，也在部队内部放映，作为家属的小彬看了不少。再后来，许多苏联、越南、朝鲜、罗马尼亚、阿尔巴尼亚、匈牙利、南斯拉夫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故事片也弥补了国产电影的不足。虽然已经过去多年，但是那些电影名字太熟悉了，苏联的《列宁在一九一八》、《列宁在十月》、《难忘的一九一九》；越南的《森林之火》、《回故乡之路》、《琛姑娘的森林》、《阿福》；朝鲜的《原形毕露》、《卖花姑娘》、《鲜花盛开的村庄》、《侦察员的功勋》、《一个护士的故事》、《延丰湖》、《轧钢工人》、《金姬和银姬的命运》、《摘苹果的时候》、《南江村的妇女》；阿尔巴尼亚的《海岸风雷》、《伏击战》、《宁死不屈》、《战斗的早晨》、《勇敢的人们》等等等等，最著名的是罗马尼亚电影《多瑙河之波》，小彬这一代孩子对这些电影有很深刻的印象，如：“奥格隆已经不是第一次犯这样的错误了”等台词能背下不少。
　　七十年代初，继一部黑白电影《侦察兵》之后，接着就出了《火红的年代》、《战洪图》、《艳阳天》、《金光大道》、《第二个春天》等国产彩色影片，虽说政治色彩十分浓厚，但是毕竟不是只有八个样板戏和《新闻简报》统治中国娱乐舞台。
　　军队的抗美援越
　　1967年、1968年，中国一直在暗中支援越南的抗美战争，派出许多军事干部和工兵部队、高炮部队支援越南抗击美帝或作军事顾问。后来任163师师长的边贵祥就是这段时间以中国军事顾问身份到越南参加抗美援越两年多。在这段时间里，边贵祥熟悉了越军的战略战术、作战特点和亚热带山岳丛林的地形、气候等情况，为他十多年后带兵入越作战打下了重要基础。同时，越方因为对他较为熟悉，从而引发了10年后越军叫阵的那个著名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