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第55军旌旗的源泉——井冈山

　　第二章第55军旌旗的源泉——井冈山
　　　　
　　每当途径江西看到路边广告牌上写着的“井冈山泉”，都会勾起小彬对于55军的联想。井冈山泉不仅最终形成溪流，变为大河，汇入了滔滔大海，而且繁育滋润了周边的山川土地，繁衍着中国共产党以及人民军队。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国共第一次合作彻底破裂。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会议虽然仅仅开了一天，但在我党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会上毛泽东尖锐批评了陈独秀轻视农民运动、放弃军事领导权等错误，强调农民运动、军事工作的极端重要性，指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第一次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八七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党在新时期的斗争方针和任务，即土地革命加军事斗争。
　　会议确定中国革命今后以土地革命和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为党在新时期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八七会议后的最主要任务。八七会议在我党具有重要历史地位，在我党历史上是一个转折点，它给正处在大革命失败后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革命点燃了一盏明灯，为挽救党和革命作出了巨大贡献，党的工作重心第一次由城市转向农村。可以说八七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接着的“八一起义”，“秋收起义”，“黄麻起义”等等运动，昭示着中国共产党革命军队的正式诞生。
　　井冈山诞生的军旗
　　人类进入氏族社会后就有了相互识别的信息，有了军队，黄帝练兵设五旗五麾,“麾”即旌旗，是为古代指挥军队的令旗，亦即军旗。有了军队便有了军旗，解放军的军旗是在革命战争时期产生、继承和逐步定型的。
　　秋收起义，共产党有了自己的队伍，即开始着手制定自己的旗帜。1927年9月初，为筹备秋收起义，刚成立的中国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奉命研制起义的旗帜，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交叉的镰刀斧头，代表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的白布条上竖写“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9月11日,该师指战员高举鲜红庄严的军旗,举行了著名的秋收起义，“红一团”即是这个师最先扛起这面军旗，冲向敌阵的队伍。此后的红军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尽管部队番号一再改变，但是，这面旗帜始终伴随着“红一团”这支部队冲锋陷阵，直至推翻旧政权，建立起新中国。
　　1949年6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再次颁布命令，明确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样式，确定为“八一”军旗。五星和“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八一”军旗是荣誉、勇敢与光荣的象征，是鼓舞和指挥全军指战员团结战斗的旗帜。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授予团以上部队和院校，由司令部门保管，通常在典礼、检阅、隆重集会等时机使用。全军指战员必须自觉尊重和保卫自己的军旗,战时如由于部队怯懦而丢失军旗者，该部指挥员应受到军纪惩处。
　　军队，是捍卫国家机器的武器，是一个庞大的战斗群体，以充满朝气的年轻人为主体。解放后，农民有了田地，有了牛羊，有了“老婆孩子热炕头，”于是更加铁着心肠跟着共产党闹革命。那么，脑袋别在裤腰上的军人眼见天下太平，分田分地，刀枪入库，马放南山，自然想着解决后勤问题了。于是，随着旌旗摆动，军饷制，军衔制，家属随军等一套相应的制度应运而生。
　　建国后，经过战争考验的军人有了各种取向和选择，有胆有识有文化有塑性的年轻人，被送进了各级军校继续塑造，毕业后布帽领章换成了大檐帽黄肩章。军队也开始大规模缩编，大批野战部队随着旌旗指处转行为铁道兵、工程兵、生产建设兵团和石油、公安部队，投入到国家的和平建设之中。
　　和平建设同样离不开部队，解放后，家属按照政策合乎随军条件的，可以住进部队作为随军家属，军旗下的部队于是又多了许多新成分；有了部队大院、多了部队子弟这些预备战士。
　　一路长征一路歌
　　第55军是一支具有光荣传统的部队，其最早成分正是红军时期大名鼎鼎的红一军红一师“红一团”，是井冈山的火种，是毛泽东麾下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创造了长征时期的“大渡河英雄连”，抗日战争时期的“狼牙山五壮士连”和解放战争时期的“红色尖兵连”等等英雄队伍,涌现出董存瑞、郭俊卿、边贵祥等许多著名战斗英雄。解放战争后期，这支部队隶属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四野在全国解放斗争中从东北一路打到海南岛，可谓所向披靡，名震四方。
　　1951年至1953年全国刚刚解放，为了保卫和巩固新生政权，保持国家稳定，四野第21兵团接受了剿匪任务，没有出国参加举世瞩目的抗美援朝战争。它的主要任务是担负湖南、广西等地清剿土匪，巩固国内革命胜利成果。
　　1951年，在湘西结束剿匪任务的第21兵团准备增兵朝鲜战场，恰在这时，蒋介石妄想借机朝鲜战事反攻大陆。为了稳定中南边疆，清除南疆匪患，按照军委指示，21兵团移师广西，直至剿匪任务圆满结束。此后，21兵团改编为第55军，这支部队一直驻守在南疆，在广东湛江、钦州、北海，广西柳州、百色、贵县等地驻防建设。“文革”期间再次进入对台、港、澳最前线的广东潮安、揭阳、龙川、台山沿海。
　　解放初期，解放军建制一直按照“三三制”格局，野战军下设三个师，每个师下设三个团，每个团下设三个营。第21兵团改为第55军后，主要成分为第144（163）师、219（164）师、215（后移交福州部队）师、165师。
　　小彬父亲建国前参军，跟随四野从中原打到南海边，解放了全中国。父亲参军前读过几年私塾，原本是偷偷瞒着家里跑到大城市想继续读洋学堂，读书报国，刚刚读了一年初中就赶上解放军的队伍解放这座城市，父亲在进步老师革命演讲的鼓动和年轻激进思想的激励下，投笔从戎，帮助解放军搞地下工作，里应外合解放了这座城市，随后穿上了军装。接着，跟随四野从北到南，数次立功。解放战争结束后，被送进武汉高级步校学习，毕业留作部队业务骨干。
　　军队和大院外面的社会一样，不是孤立的，如果把它放在任何时代的大背景下做参照，它就是一个时代发展中的一组照片，打下时代深深的烙印。小彬这一代成长的轨迹同时划出了一道时代和一支军队喜怒哀乐的历史车辙。从小长在部队大院，小彬耳濡目染的教育自然与这支部队的传统有着密切的联系，军史了解不少。作为第55军部队子弟，小彬也就这样一直随着这支部队的军旗，东西南北中，像一粒棋子在祖国南疆这张大棋盘上跳跃扑腾。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儿童时代，每个人的儿童时代又是相似的，一有机会就追着爸爸、叔叔听故事。发生在第55军和祖国发展变化的许多事就是这样留在了小彬的记忆和大脑中。
　　大渡河英雄之争
　　十七勇士还是十八勇士曾是中国军史上的一个激烈争论话题，争论的焦点其实是一人之差。这还得从第55军的“红一团”说起。
　　红军长征经过遵义会议后，毛泽东同志指挥红一方面军从贵州一路杀向北方，沿途经过四渡赤水等无数艰难险阻，无不所向披靡。当队伍行至大渡河时，又一道难题出现在红军面前。
　　大渡河为岷江最大支流，河水从崇山峻岭奔泻而下，白浪翻滚，涛声如雷，水急浪高，漩涡很多，是红军北上的一道天险。太平天国最后的一支石达开队伍就是在这里全军覆没。红军到此，蒋介石叫嚣：“要朱毛成为石达开第二。”
　　李聚奎、谭政率领红一师一天一夜冒雨行军70多公里，来到距安顺场仅5公里的马鞍山。经过激战，歼灭守敌两个连，控制了河宽200余米的安顺场河段。
　　1935年5月25日晨，为打破蒋介石的美梦，红一团开始强渡大渡河，红军前指刘伯承、聂荣臻等先遣队指挥员亲临前沿阵地指挥渡河。红一团第1营营长孙继先从二连挑选了17名勇士组成渡河突击队，由他带领，连长熊尚林任队长，帅士高等4名当地船工摆渡参加此次战斗。战前，先遣队首长制定了渡河方案，亲自下达任务。领导强调这次渡河关系红一方面军全军成败，一定要战胜一切困难，完成任务，为全军打开一条通向胜利的道路，避免石达开事件重演。
　　7时，强渡开始，岸上轻重武器同时开火，掩护突击队渡河。红军炮手赵章成两发迫击炮弹命中对岸碉堡，突击队冒着白军的密集枪弹和炮火，在激流中前进。快接近对岸时，白军向渡口反冲击，杨得志命令再打两炮，正中白军。十八勇士战胜了惊涛骇浪，冲过了敌人的重重火网，终于登上了对岸。敌人见红军冲上岸滩，便往下甩手榴弹。智能双全的勇士们利用又高又陡的台阶死角作掩护，沿台阶向上猛烈冲杀。在右岸火力的支援下，勇士们击退了白军的反扑，控制了渡口，后续部队陆续渡河增援，一举击溃白军1个营，巩固了渡河点。随后，红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等先遣部队由此渡过了被国民党军视为不可逾越的天险大渡河。
　　“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也有称“十七勇士强渡大渡河”。虽然只是一位勇士之差，却在军史上引起一阵轩然争议的大波，其原因却是来自参战将士的谦让。最后，还是杨得志上将揭开了尘封的谜团。
　　一位勇士之差源自红一团一营营长孙继先的谦虚。孙继先原为红一团1营营长，建国后一直在各个部队相继担任领导职务，直至酒泉导弹基地负责人。1956年为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30周年，中央军委决定编写一部总结解放军战斗历程的革命回忆录丛书。杨得志、孙继先此时正在军事学院担任战役系的正、副主任，院长刘伯承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带头多写回忆录，每人都要完成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孙继先对结束不久的革命战争记忆犹新，但由于文化水平有限，动笔写文章实在有困难，《星火燎原》编辑部派出编辑为将军们作口述记录，帮助他们整理成文。按照刘伯承的要求，杨得志和孙继先从不同角度分别完成了一篇《强渡大渡河》的回忆文章。但是，当时的营长孙继先不愿提及自己的功劳，有意不提自己，只说其他十七勇士。于是，不明就里的同志以为强渡大渡河只有十七个人。最后，还是杨得志同志的那篇文章揭开了谜底，澄清了事实。
　　20世纪50年代，建国初期的青年们迫切要求熟悉中国革命的历史，从英雄人物身上汲取强大的精神力量，投身伟大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事业。1957年5月，《红旗飘飘》一发行即在广大青年和人民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反响。7月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二集收录了杨得志的力作《大渡河畔英雄多》，文中写道：
　　“十八个勇士(连孙继先同志在内)每人佩戴一把大刀，每人背一挺花机关枪(冲锋枪)、一支短枪，每人带五六个手榴弹，并且带着工作器具，以二连长熊尚林同志为队长。大渡河边还是像方才一样，只有河水冲击咆哮，我用望远镜看看对岸，敌人像是很安静。因船小，船工不同意上船的人太多，临时决定十七人分两批渡过。在连长熊尚林带领下，一班的八个同志跨上了小船。庄严的时刻到了，熊尚林带领八个同志跳上了渡船。过了河的船很快地又回来了。八个勇士在营长孙继先同志的带领下，又登上了渡船。此刻，我们两批登陆的勇士接上了，十八个勇士一起冲上去，十八颗手榴弹一齐扔出去，十八挺花机关枪一齐打过去，十八把大刀一齐在敌群中飞舞。号称‘双枪将’的川军被杀得败不成军，拼命向北边山后面逃。我们渡河的勇士完全控制了大渡河北岸。”
　　杨得志的《大渡河畔英雄多》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1963年，《大渡河畔英雄多》被编进全国初中语文课本，大渡河十八勇士的故事于是家喻户晓。
　　第55军的历史也许就是命运多舛，诞生的英雄故事流传中也总是喜忧参半，一波几折。
　　狼牙山五壮士故事
　　前些年，上海市把“狼牙山五壮士”课文从中学课本中删除，引起了社会广泛谴责，也使小彬一代50后心有所憾。那么，这个与55军有着历史关系的狼牙山五壮士到底有什么故事呢？
　　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在华北战场有力打击了日寇侵略,1941年秋，恼羞的日寇集中兵力向我晋察冀根据地大举进犯。为牵制日寇的进犯,八路军某部七连奉命在狼牙山一带坚持游击战争,经过一个多月英勇奋战，七连决定向龙王庙转移，把掩护群众和连队转移的任务交给了六班。
　　为了拖住敌人，七连六班的五个战士一边痛击追上来的敌人，一边有计划地把大批敌人引上了狼牙山。他们利用险要的地形，把冲上来的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了下去。班长马宝玉沉着地指挥战斗，让敌人走近了，才下命令狠狠地打。副班长葛振林打一枪就大吼一声，战士宋学义扔手榴弹总要把胳膊抡一个圈，好使出浑身的力气。胡德林和胡福才两个小战士把脸绷得紧紧的，全神贯注地瞄准敌人射击。敌人始终不能前进一步,在崎岖的山路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敌人尸体。
　　五位战士胜利地完成了掩护任务，准备转移。面前有两条路；一条是通往主力转移的方向，走这条路可以很快追上连队,可是身后也会尾随紧跟；另一条是通向狼牙山的顶峰棋盘陀，那儿三面都是悬崖绝壁,是一条死路。走哪条路？
　　为了不让敌人发现群众和连队主力，班长马宝玉斩钉截铁地说了一声“走！”,毫不犹豫地带着四名战士向棋盘陀走去。战士们热血沸腾，他们知道班长要把敌人引上绝路。五位壮士一面向顶峰攀登，一面依托草木岩石向敌人射击,山路上沿途又留下许多鬼子尸体。到了狼牙山峰顶，五位壮士居高临下，继续向紧跟在身后的敌人射击。最后,班长马宝玉负伤，子弹都打完了，只有胡福才手里还剩下一颗手榴弹。他刚要拧开盖子，马宝玉抢前一步，夺过手榴弹插在腰间，他猛地举起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大声喊道：“同志们！用石头砸！”顿时，石头像雹子一样，带着五位壮士的决心，带着中国人民的仇恨，向敌人头上砸去。山坡上传来—阵叽里呱啦的叫声，敌人纷纷滚落深谷。又一群敌人扑上来了。马宝玉嗖的拔出手榴弹，拧开盖子，用尽全身力气扔向敌人。随着一声巨响，手榴弹在敌群中开了花。
　　五位壮士屹立在狼牙山顶峰，眺望着群众和部队主力远去的方向,回头望望还在向上爬的敌人，脸上露出胜利的喜悦。班长马宝玉激动地说：“同志们，我们的任务胜利完成了！”说罢，他把那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枪砸碎了，然后走到悬崖边上，像每次发起冲锋一样，第一个纵身跳下深谷。四位战士也昂首挺胸，相继从悬崖往下跳。狼牙山上响起了他们的壮烈豪迈的口号声：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中国共产党万岁！”
　　这声音惊天动地，气壮山河！狼牙山五壮士的英勇事迹，早已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55军几乎每年都要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对新老战士重温这段历史。在人们心中，五壮士已成为一座高高耸立的丰碑，竖立在狼牙山上。
　　然而，此后还有一段常人不知道的故事，一个发生在敌人阵营里的故事。
　　1997年7月的一个下午，50年出生的河北省易县刘县长接到一个电话，对方说是日本人，要到易县来。接到电话的第二天，来了一个老人，个子不高，但是看上去很精神，一头白发，穿着也很整齐，见到刘县长先是鞠了一个很深的躬。日本老人告诉刘县长，他这次是来谢罪的，他对这个地方有罪。
　　狼牙山座落在易县境内，改革开放后，常常有当年在这里打过仗的日本军人前来忏悔谢罪。但当那位日本老人向刘县长表明自己的身份时，刘县长大吃一惊，原来这位老人就是当年追杀狼牙山五壮士的日军头目。
　　按照日本老人的要求，一行人来到狼牙山脚下的一个拐弯处，老人突然要求停车。下车后，他面对狼牙山，笔直笔直地站着，用日语大喊了一声，随后笔挺地跪下了下去，趴在地上号啕大哭。半个多世纪风云变幻，狼牙山就像一位伟岸的巨人，阅尽了人间沧桑，此刻，它静静地注视着这位前来谢罪的日本人。
　　原来，1941年9月的那天，狼牙山五壮士奉命掩护大部队转移，他们在棋盘陀上拖住日军之后，没有尾随大部队向东北方向撤退，而是故意把日军引向了相反的方向，在小莲花峰上与日军展开激战，最后弹尽粮绝，跳下悬崖。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时候，有一个人在狼牙山的另一个山头目睹了他们慷慨赴死的壮举，他就是当年狼牙山脚下一个村子的游击队中队长冉元通。冉元通不仅是壮士们跳崖的惟一目击者，当时去世的三位烈士的遗体，也是他带着游击队员一起埋葬的。五壮士跳崖之后，马宝玉、胡福才、胡德林壮烈牺牲，葛振林和宋学义被悬崖上的树枝挂住，幸免于难。
　　狼牙山五壮士跳崖的地方叫小莲花峰，由于封山育林，树木把原来就窄小的山路都遮盖了，再加上山路陡峭，这些年已很少有人上去。在老人的执意要求下，两名熟悉山路的村民还是带着一行人攀登上了小莲花峰。随后日本老人的讲述又让刘县长吃了一惊。
　　当车子行至易水河畔的时候，老人又一次让车停了下来，他从行李中拿出一把军刀。日本老人告诉刘建军，他当年就是带着这把军刀，追杀狼牙山五壮士，又在北淇村参与了“血井”惨案。这把日本军刀，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见证了日本老人当年所有的罪恶和暴行。但也是这把军刀，后来帮他捡回了一条命。
　　原来，在狼牙山五壮士跳崖之后，出于敬佩，他命令他的士兵脱帽敬礼，朝天鸣枪向五壮士致敬。事后这件事情被人告发，他被遣送回国。军事法庭最后用一条小船，把他流放到了一个荒无人烟的无名小岛，只留给他一袋粮食和他一直随身携带的那把军刀。像鲁滨逊那样，他开始了荒岛生活一年多。他在小岛上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过船只从荒岛附近的海面上经过，直到战争结束，家人才把他接回。
　　离别时，这位日本人才向刘县长道出了自己的名字“茅田幸”，他说这不是他本来的名字，是离开荒岛以后改的，意思是他在岛上靠住茅草房种田侥幸活了下来。茅田幸来谢罪的那天正是他八十岁生日，他特意挑选这个日子前来谢罪。
　　小时候，小彬多次见到幸存的葛振林和宋学义回老部队给战士和部队子弟讲授革命传统，讲的就是这段五壮士的真实故事。小彬每次都会看到身边的战士受教育后激动地热血沸腾。儿时小彬仅仅认为狼牙山五壮士跳崖行动是一种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举，可是听过这段故事后面的故事，小彬再次深受触动。你想想，当年鬼子的指挥官在五十年后还会再到狼牙山忏悔，亲口道出对自己的敌人壮举的敬佩，甚至不惜上军事法庭也要对天鸣枪鞠躬致敬，足以说明五壮士的行动在他们的心目中引发了何等的震撼！为此，小彬为55军诞生过这样的英雄感到骄傲和自豪。同时，另一种心情，犹如一股苦水倒不出来，那就是看到上海市中学课本居然删去了这段英雄的故事！
　　舍身赴死的董存瑞
　　董存瑞生于1929年，出生在河北怀来县南山堡的一户贫苦农民家庭，7岁上过几天学堂，后因家贫而辍学。抗战爆发后，他的家乡成了抗日游击区，13岁他便机智地掩护区委书记躲过侵华日军的追捕，被誉为“抗日小英雄”,当上儿童团长。年少的董存瑞机灵聪明，很有骨气，被称为“南山堡的王二小”。
　　1945年春，董存瑞参加了当地抗日自卫队，同年7月参加了八路军。1946年4月初，在察北重镇独石口遭遇战中，他机智地夺下敌人的一挺机枪而被记大功一次，被部队授予勇敢奖章。1947年初的长安岭狙击战，他在班长牺牲、副班长重伤的情况下，挺身而出自任班长，如期完成了狙击任务，又立大功一次。至牺牲前，他共立大功3次、小功4次，荣获3枚勇敢奖章和一枚毛泽东勋章。1947年3月，在平北整训期间，董存瑞入了党。
　　毛泽东提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后，各部队纷纷练习城市攻坚战。当年解放军没有飞机，也缺少坦克，攻坚主要靠有限的炮兵和步兵实施爆破，后面提到的边贵祥也是此时和董存瑞同时学习爆破的。董存瑞带领的班被师、团领导誉为“董存瑞练兵模范班”，他本人也被授予“模范爆破手”的称号。
　　1948年5月初，董存瑞所在的红一团参加冀热察战役。隆化县城是当时热河省会承德的拱卫，敌人事先在这里修筑了大量碉堡，有些特殊构筑的暗堡还被称为“模范工事”。1948年5月25日，进攻隆化县城的战斗打响。董存瑞所在的6连负责拔除敌人核心阵地--隆化中学。临出发前，身为爆破组组长、在比武中夺得“爆破元帅”的董存瑞，代表大家表决心：“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们把隆化拿下来!”
　　他带领战友接连炸毁了敌人3个炮楼5个地堡，打开隆化中学东北角的外围工事之后，敌人隐藏在围墙外干河道上桥形暗堡的机枪突然开火，部队遭受严重伤亡，突击受阻，而派去爆破的战友又一个个在中途倒下。面对敌碉堡的凶猛火力，董存瑞再次请战，在战友的掩护下冲到桥底。此时，他的左腿被敌人的机枪打断，暗堡的底部离干涸的河床还有段高度，河道两侧护堤陡滑，他两次安放的炸药因没有木托都滑了下来。此时，冲锋号已经吹响，拖延一分钟就会有更多的战友牺牲。董存瑞毅然用身体做支架，左手托起炸药包，右手拉燃了导火索。随着天崩地裂的一声巨响，敌人的桥形暗堡被炸毁，红旗插进了隆化中学。董存瑞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的胜利开辟了道路，牺牲时年仅19岁。
　　董存瑞是人民解放军的六位经典英烈之一，1950年，全国战斗英雄、劳动模范代表会议追认董存瑞为全国战斗英雄。毛泽东主席在会上亲切接见了董存瑞的父亲。1957年5月29日，朱德委员长为董存瑞烈士纪念碑写了“舍身为国，永垂不朽”的光辉题词。1998年，为纪念董存瑞烈士牺牲40周年，聂荣臻元帅题词:“舍己为国，人之楷模”。张爱萍题词:“为国勇捐躯，万代颂英雄。”
　　现代花木兰郭俊卿
　　提到花木兰，国人自古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但是，在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也出了个花木兰式的英雄，名叫郭俊卿。
　　郭俊卿出生于1930，女，辽宁省凌源县三十家乡人，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1945年到1950年，先后荣立特等功1次，大功3次，小功4次。在1950年9月召开的全国群英会上被中央军委授予“全国女战斗英雄”、“现代花木兰”荣誉称号。
　　郭俊卿1937年因家境贫寒随父亲逃荒到内蒙古，1945年8月，为了给被地主害死的父亲报仇，她隐瞒自己的真实性别，又将自己的年龄虚报两岁，用假名郭富参军，先后当过通信员、警卫员、班长、连队文书和副指导员，后任机炮连党支部书记。在艰苦的战争岁月，她女扮男装5年之久，和男同志一样，冲锋陷阵，鏖战疆场，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出生入死，屡建奇功。
　　一次，班长让她在4个小时以内，将一个命令送到30公里外的部队。天黑路险，她骑着快马在大山沟里奔驰，提前完成了任务。在返回的路上，马被累死，她背着马鞍，走了三四公里路回到驻地。在部队这个大家庭，她以深厚的阶级感情，热心关怀着战友们。平时谁有病，她帮助做病号饭；行军途中，她帮助同志们扛枪、背背包，抢救伤病员。一次行军路过没腰深的河，她带头将病号一个个背过河，而自己因受凉落下了妇科病。
　　1948年5月，她调到三连任班长。不久，平泉战斗打响。郭俊卿带领的四班作为突击班，担负夺取城东第二道山梁的重任。当时，全班只有十来支老式步枪和几十颗手榴弹，战士大都是初上战场的新兵，而面对的是装备精良的60多个敌人。战斗开始后，郭俊卿摇着红旗冲在最前面。突然，她身边的副班长中弹牺牲，她高喊着“为副班长报仇”，带头冲上山梁。敌人发起了反冲锋，她带领战友同敌人展开白刃格斗，最终取得了战斗的胜利。郭俊卿因为指挥机智勇敢，带病坚持战斗，立了功，团里给四班颁发“战斗模范班”锦旗。
　　为了不暴露女儿身的秘密，5年中，她从不脱衣睡觉，也从不和大家一块上厕所、洗澡。1950年4月，劳累过度的郭俊卿患了严重的妇科病住进医院，才被医生发现女儿身，不得不向党组织汇报了性别。同年9月，她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出席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随后，她作为中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到苏联访问。访问期间，苏联军方邀请代表团成员和他们一起观看伞降表演节目，从来没有跳过伞的郭俊卿为了给中国军人争口气，主动要求参加跳伞。登机前，根本没跳过伞的她向懂得的同志简单了解了操作要领，而后登上飞机。当她从飞机上跳下时，不知是紧张还是什么原因，忘了拉开绳索，连人带伞一直从高空往下掉，直到快落到地面时，她无意中拉开了绳索，降落伞才打开，看得苏联人连声惊叫“中国军人厉害。”
　　这个女扮男装走进革命队伍的“花木兰”被著名小说和电影《战火中的青春》塑造成典型人物“高山”，激励着整整一代男女青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