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菱丫头撇下了李汉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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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历九月的一个晚上，外面没来由地刮了一天的北风，到了晚上还不像有要停的意思，气温明显地降了下来，以前听人说，农历的八月会起“芦花汛”，九月里会刮一场“重阳暴”，不过这些年地球变暖了，八九月里没发过冷汛，他们都觉得今年好像有点不同寻常。
　　那晚菱香说：“汉成，恐怕我的日子不会太多了，以前听人说，这病如果是在草发青的时候得的，到了枯草的季节人就要走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地受罪，倒不如早点解脱一了百了。这些日子，我想了许多，我们虽然早先吃了不少苦，但后来还是过了十几年的好生活，比起那些在困难时期饿死的人来，我还算是赚到了，再说，假如中国不出来个邓小平，不把田分给农民，还在大集体吃大锅饭，恐怕我们也不容易活到今天。”
　　汉成说：“可不是，看现在这个样子，农村的形势可能还会越来越好，农民以前做梦也想不到如今又不要缴公粮，又不要卖余粮，又不要挑河，又不要上缴，国家还拿出钱来补贴种田的人、为农村造桥铺路。人老了，还都能拿到一点养老钱。如今是多过一天就多享一天的福，看到你这样子，我怎能不难过，真恨不得能同你一起走。”
　　菱香说：“你这就是在说傻话了，人的寿数是命运注定了的，小时候听婆奶奶说，人在出生前就定下了能过多少年，叫‘先做死，后做生’我原来不相信，现在倒有点信了。其实，人到了这时候，不相信也得相信，好像也只有这样解释才能给自己一点安慰。”她又接着说：“我能过到这么大也算满足了，儿孙满堂又都过得不丑，唯一放心不下的还是你，虽然吃穿都不愁，但一个人孤苦伶仃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儿女们再孝顺，他们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陪你，人说‘满床儿女抵不到半床夫妻’这话你马上就会体会到了。我在南京跟你说的话，不晓得你是怎么想的，这些日子我也没再提过，现在我估摸着差不多到时候了，我要你答复我。”
　　汉成说：“你又瞎说了，什么到时候不到时候的，如果真到了那天，我活着还有什么样意思，顶多是你先走一步，我马上就会跟过去了，我多大了？我还去害人？”
　　她抓住了他的手，说：“你才是瞎说呢，你要让我高高兴兴地走，你就要听我安排。现在世道不同了，只要不得上绝症，过到八九十岁不稀奇，我希望你尽可能的多活一些年，把我的‘计划’也替我补上来。因此，你听了我的话，不仅是为了你自己，也是为了我在那边能安得下心来，同时又是为了招弟。再说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过日子，也更能让双方儿女省许多心，你说是不是？”
　　她说的时候，不急不徐慢声细语，好像是在讲述别人家的事。他无言以对，后来两个人抱头大哭了一场。到了下半夜，汉成说：“你睡一会吧，只要将来招弟她不嫌我，我答应你。”菱香听后就像小女孩一样将头钻到他怀里，安静地睡了。
　　十多天后的一个下午，菱丫头终于安静地闭上了双眼。临走时身边只有汉成一个人，儿女们都来过了，但又都被她赶走了，她不知道什么时候真走，她怕误了他们的工夫。那时汉成正抓住她的手在旁边打瞌睡，他忽然感觉到被他握着的手有点发凉，睁眼看她时她巳双眼紧闭，仿佛是在对汉成低语：“你太累了，睡会儿吧，我走了。”后来汉成就平生第一次地放声大哭，一会儿国强他们就都过来了。
　　那天，天气很好，院子里洒满深秋的阳光，有点风，但不大，一团团白云在蓝天下缓缓流淌，河岸边不时有杨树的枯叶向河面飘落。六七天前，李文听说妈妈已经不进汤水了，就一个人匆忙回来了，在家里过了一宿后又被菱香赶回去了，她跟汉成说，别耽误他们的工作，等断了气再打电话给他们。因此李文一家三口是连夜赶回来的。他们到家时已经是下半夜了，看到妈妈躺在堂屋外面的地铺上瘦弱得像一堆干柴，禁不住泪如泉涌。这里的风俗是人在即将停止呼吸时必须要挪到地铺上，否则亡人西去时身上要驮一副床板。过了一会，招弟和锁丫头就要大家回避一下，她们要为菱香擦身子换寿衣。为亡人擦身换衣的事一般都是请有专业经验的老年妇女来做，家里人只是在旁边配合，递递东西，因为这个过程中有许多不成文的规矩，招弟和锁丫头都不懂。请来的那个老太太已经快八十多了，是住在国强家西边的一个邻居，村里人都叫她三奶奶。三奶奶有哮喘病，加上年事巳高，根本没法胜任这项既复杂又费力气的工作，招弟就说：“三奶奶，只要你在旁边说说，不要你动手，一切都由我们弄。”当他们一件一件脱掉死者的衣服时，发现身上清清爽爽的没一处脏斑，更闻不到一点异味，陈奶奶说：“这种情况可不多见，常见到的是有的人临走时会留下一些排泄物。”锁丫头说：“她爱干净了一辈子，走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的。”因为长期病痛的折磨，死者身上只剩下了皮包着骨头，招弟不禁想起她当年走起路来肉抖抖的样子，就觉得人原来是这样的不堪一击，鼻子一酸眼泪就夺眶而出。寿衣是早就准备好了，上身和下身各穿几件都是有讲究的，特别忌讳的是蓝色的衣服只能穿在上身，下身绝对不能穿蓝裤子，寓意“上蓝（难）下不蓝（难）”就是要下一代人过得越来越好，不再过上代人的“难”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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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的第一件大事就是给亲戚送死讯，送信时“孝子”必须“全副武装”必恭必敬，头戴麻布帽，身穿白大褂，腰里扎一条粗粗的穰草腰子，还要系上几根麻丝，这就是所谓“披麻戴孝”中的重“孝”。到了死者娘家人的面前还要下跪磕头，如果这个儿子平时对母亲不好，娘家人有意见，就会故意不去拉他，让他多跪会儿，所以有句俗话说“爹爹好死，妈妈难亡”。李文这一“关”倒是不难过，因为妈妈的娘家在本村，家里只有一个舅母，而且平时关系又处得好，李文刚跪下就被拉起来了，不过按习俗，舅母不能代表娘家人，后来得到了舅母的认可，请出一位最紧房最年长的本家弟兄也就是李文的堂舅来作全权代表。其余本村的、外村的亲戚都好请，现在程序简化，打个电话就行了。粉英和翠英昨天就过来了，两个人哭了一夜，大姐的喉咙都哭哑了。
　　老法丧事的程序是十分繁琐的，汉成和国强都不懂，好在村里有一个专门替人家张罗丧事的人，把他请来了，一切听他安排。那个人姓周，因为已经快八十岁了，又是排行老三，村里人都叫他三嗲嗲。三奶奶就是他的老伴，三嗲嗲跟人家做这事也才做了十多年，原来村里有个老木匠做了一辈子的这种事，到临死的前一年才将这门“手艺”传给他。三嗲嗲小时候跟他学过几个月的木匠，没出师就跟父母上了江南，老木匠没儿子，只好传给他。三嗲嗲一来就查点该到的亲戚是否全部到齐，到齐了就要举行第一项仪式——烧寿纸。烧寿纸时，先由子女们将死者从地铺上拉起来扶坐到椅子上，所有前来吊唁的人都要跪到面前，人来得不少，有些平时不大来往的远房表亲也全都来了，这是这里的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叫“白”事为大，因此连院子里的地上都跪满了人。烧寿纸约需半个小时的时间，先烧女儿来的纸，然后再烧一部分其它亲戚来的纸，女儿们的纸必须全部烧掉。烧过寿纸后才能将死者“升高”停放到灵床上，过去土葬时用棺材，灵床就是仰放着的棺材盖子，现在普遍实行火葬了，灵床就用门板代替。死者被停放上灵床后就在身上盖上“赤脚被”（一种专门用于覆盖遗体的小被子）脸上盖上白布，头前脚后点起长明灯，仪式告一段落。
　　亲戚、本家和平时处得好的朋友一共来了五十多个人，吃饭时要开六桌。好在现在有事全是请家宴班子来操办，人家自带帐蓬、桌凳、大炉子和全套炊具餐具。事主只有把各种食材采办齐全就行了。沈浸在悲痛中的汉成管不了多少事，李文又没经过事，国强成了大总管，招弟、锁丫头和粉英翠英负责分发孝布，好几十米的白布都按照陈奶奶的点拨撕成长短不一的孝布，哪些人发长头布，哪些人发短孝布，哪些人发白帽子，哪些人发黄帽子都是有讲究的，如果发错了就把人家的身份弄错了，就会得罪人。幸好，颜色不复杂，除了粉英的孙女儿要发一顶黄帽子和一个黄孝布，其余都是清一色的白布。戴黄色孝布的是重孙级别，如果还有第五代就要戴红色孝了。
　　现在农村里条件好，餐饮方面的档次也越来越高，过去办丧事，招待亲友的伙食十分简单，只有到了最后一餐那一顿叫“下红”的中午饭才动用荤菜喝点酒，其余时候餐餐都吃素，每一餐除了青菜汤还有老四样，即豆腐、卜叶、砣粉块和白罗卜，顶多再炒个素菜，炖一大碗粉丝，诸如此类。现在不同了，办丧事和办喜事一样，一开始就大鱼大肉七碗八碟的摆开了排场，烟酒也一样不能少。因此，一次丧事办下来都要化费一两万元，如果铺张一点就得两三万元。这里还有个风俗习惯，亡人烧过寿纸上了灵床，村里平时处得好的人家都要过来送“路纸”，过去只送两刀（100张为一刀），现在都是拎一捆，来人时先由主家的子孙把纸接过来，再到灵前磕个头，这边主家的人发过烟后还要有专人记录来人的姓名，因为到了亡人做“六七”要请人家一客。陆家舍虽然庄子不大，但也有二百几十户人家，汉成当了十几年大集体时的干部，村里人都佩服他是“真共产党”，再加上大河南那边又是死者的娘家，因此，差不多全村都有人过来送纸，甚至有的人家还在纸捆子上面夹带一张100元的丧礼。负责作记录的是大学生李云鹏，庄上的人他一个也认不得，每回都要问几遍旁边的人，后来汉成就叫云鹏别记了，他说：“估计庄上人户户都会来，到时候一家请一客就行了。”
　　那边国强正在和三嗲嗲商量送葬的事，三嗲嗲说：“明天去送葬肯定是来不及了，还有许多程序没做，要到土地庙里给死者打个地铺，明天要给她往庙里送三顿饭，晚上还要请和尚做佛事超度亡灵，后天起早去火葬场，中午结斋、下红。下午散客。另外，明天还有一个重要的事，今晚就要落实好，就是坟墓怎么弄，总不能将骨灰盒直接埋进土里，要弄个什么样的坟墓，今晚就要跟人家打电话联系好，明天弄好了，后天将骨灰盒放进去就行了。还有送葬的车子也要联系好，我看去送葬的人不会少，要联系两部车子。”后来，国强就又征求了汉成父子俩的意见，李文说：“一切都听三嗲嗲的，具体事情请国强叔联系安排。”汉成说：“要叫人家将墓碑刻好了带过来，把我的名字也刻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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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传说，庄上的土地庙就是阴曹地府设置在地方上的管理机构，土地菩萨就是地方官。人死后，阎王就会派阴差过来将亡灵带走，阴差由地方官接待，说明那个单位也会有一些公务接待支出。死者的亲属要象征性地将死者的灵魂送到庙里，为了防止在漫长的西行路上不致挨饿，临行前必须送三餐饭。铺在庙里的地铺极其简单，一小抱穰草、一角草席，被子只有尺把长，还有一个迷你型的小枕头。
　　送饭的仪式是很隆重的，所有亲戚、本家都要参加，一长溜送饭的队伍走起来浩浩荡荡，尉为壮观。晚上约定做佛事的和尚也会先派两个号手过来助阵。孝子全副“武装”在前面捧着饭盘，长方形的木盘中象征性放置一点饭菜，走在孝子前面的应该是死者的长孙，长孙负责打灯笼，过去是用里面点着蜡烛的纸糊灯笼，后来用马灯，现在马灯也不好找了，就与时俱进地用手电筒。如果死者有了重孙，打灯笼的角色就非重孙莫属，有个戴着黄孝帽的人打灯笼就更说明死者福大寿高。听说过去有人见过戴红色孝帽的小男孩打灯笼，那是死者的玄孙。不过，即使是在过去早婚早育的年代也极少见。女孩子是没有资格打灯笼的，如果自家没有孙子，宁可从紧本家中选一个长侄孙，也不用自己的亲孙女，这就更加诠释了农村中重男轻女、传宗接代思想其所以是那样的根深蒂固。送饭的目的地是土地庙，因为汉成家与土地地庙近在咫尺，队伍拉不开，只好在河北庄上绕行一圈。一路上小号的哀乐声中夹杂着哭声。哭，好像女人们的专利，而且好像还是当女儿的义务，据说送饭没人哭死者就不吃。此时粉英嗓子已经哭哑了，哭不动，翠英又不会哭，好在从上海赶回来的兰丫头有一副好嗓子，本来姑娘哭嫂子只不过是做做样子，但她是真哭，发自内心，也许是她觉得对不起哥嫂，如果不是她执意要生河生，后来哥嫂们也不会吃那么多年的苦。还有李文的舅母也是哭得伤心伤意的，路边的闲人就有了些感叹，说她其实是哭的自己凄凉的晚景。
　　紧接着又是一个不眠之夜。晚上请了十一个“和尚”做佛事，吹吹打打的念经一直念到午夜，后来大部分亲戚都没休息，大家都说再陪一夜，送一程。孙子云鹏烧了一夜的纸，说是孙子烧的纸钱奶奶最受用。汉成第一夜是在万分悲痛中度过的，第二夜有两桌人打扑克守灵，汉成被儿女们硬拽着躺下来睡了两三个小时。这一夜他说什么也不肯再去睡，他要帮着张罗送菱丫头走。这里的风俗是配偶不送葬，过去常有中年人英年早逝，考虑到送过葬的未亡人以后就不能再重新组织家庭，后来老年配偶也沿袭了这个风俗。
　　那天，送葬的队伍走得很早，因为要去排号。如今强制推行火葬，没人再敢偷着用棺材土葬，前几年曾有过偷着入葬了好几天的遗体还被强行挖出重新火葬的事例。现在一百大几十万人口的楚阳市，只有三四家火葬场，去晚了排不上靠前的号，中午的“下红”饭要等到傍晚才吃得成。按照传统的习俗，负责入柩、抬棺、开坑、填土的应该是八个中、老年男人，现在没那些繁琐的事情做了，只是将遗体抬上灵车，两个人就能做得好，但老规矩不能破，还要请足八个人，寓意死者出门时要坐八抬大轿。这个行当以前叫“扶冲”，不收报酬，大都是死者的生前好友、邻居、熟人，在上门预约之前还要先向别人打听这人是否有空？是否抬得动？因为不论约到那个都不作兴拒绝。这些人帮忙的人能得到的回报就是以后“下红”、“六七”都要让他们坐首席。现在时代不同了，商品经济了，市场社会了，请这些人都要发工钱，甚至还有人嫌多嫌少。
　　原来招弟和锁丫头也是准备跟着去送葬的，后来国强跟她们说：“你们就别去了，家里还有许多事情，要安排没去送葬的亲戚吃早饭，还要帮忙准备中午的‘下红’饭，家里只有一个汉成，没人帮着张罗怎么行。”后来她们就没去成。
　　因为去得早，上午十点送葬的车子就回来了，下车后，李文捧着骨灰盒在前面走，后面有个人为李文打着伞直接走向墓地。过去都是散葬，大集体时平掉了散坟，村里才专门拿出了一块三面临水的垛子作公墓。这个垛子离庄子有二里多路，因为没规化好，平时又没人过问，这里实际上就成了一处满目荒草的乱坟葬。墓址是昨天早上三嗲嗲和国强、李文一起来选定的，来时还请了一位邻村的“阴阳先生”来看“风水”，那个人煞有介事地张望了一下四周，拿出罗盘定了一下方位，给了他一百元的红包。后来就从庄上请了个瓦匠和两个小工撑了条船过来，带来了些水泥和砖头，砌了一座面积不大的墓基。下午，邰家窑那边专门替人家砌墓的石材厂的工匠带来了大理石构件，谈好了包工包料5000元，当晚一座像模像样的坟墓就落成了。这种式样的置放骨灰的墓是近几年才时兴起来的，虽然看起来土不土不洋的，但在一片高高矮矮长满荒草的土坟中却显得鹤立鸡群。不过，现在仍有困难的人家将骨灰直接埋进土里，再在上面堆个坟包。大理石的墓碑上并排刻着李汉成和王菱香的名字，现在也不图什么忌讳了，许多人家都这样做，只是将未亡人的名字描上红漆，以示此人目前还滞留人间。放置骨灰的墓穴很小，不过，留给汉成放骨灰的那一块地盘是设计好了的，让人觉得人生在世争来争去的有多少意义？到头来真正属于你的只有比巴掌大不了多少的栖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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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丧事结束后再过不到四十天就要为亡人做“六七”、化牌位。现在已经没人家将牌位供在家堂上供二年多的饭了，大都是到了做“六七”时一并将牌子化掉。不过，在化牌子之前这段时间里餐餐都要供饭，逢到每个“七”儿女们还都要集中上供（人死后第七天为“头七”，第十四天为“二七”……以此类推）考虑到李文和晓芹不可能在家里等四十多天，刚上大一的云鹏更不能久留，三嗲嗲说，可以将儿孙们带的孝留在牌位前代替本人，应“七”时有两个女儿和汉成在就行了。儿女们都回了各自的家，这边就剩下了汉成一个人伴着菱香的牌位，每次吃饭时总要先先盛一碗端到牌位前，烧三张纸，含着泪叫一声：“菱丫头，吃饭。”摆在牌位旁边的那张遗像还是十好几年前孙子出生的那一年在南京拍的，快十年了，那时还徐娘未老，眼角眉梢都写满了幸福……
　　做“六七”的规模比治丧要大得多，除了亲戚朋友还要请庄客，因为村里几乎是家家都送过纸，因此额外要多请二十多桌客，亲戚、朋友这回要出份子钱，叫为孝子“脱孝”（化掉牌子就不再穿孝服了）过去是每人买一件衣料，或者是只给孝子买一件，其它人用帽子、毛巾代替，那时候大家都困难，越简单越省力。现在有钱了，最少也得出三四百元。请和尚念经是必不可少的一道程序，不管你信不信佛都得从俗。汉成虽然没多高的文化水平，但他还是个无神论者，他从不相信因果轮回的那一套鬼话，这倒并不是因为他是共产党员。信仰了马列主义就不应该再有别的信仰，对于这些大道理他知道得不多。不过他总认为，一个信鬼信神的党员算不上是真共产党员。相信也好不相信也好，此时的他也只好跟风。那些假“和尚”以前偷着替人家做佛事常被他抓过“现行”，现在也只能一口一声“师父”地称呼他们。
　　“六七”做佛事与治丧时不一样，孝子做两台，就是通常说的“两经两台”，其中有一台是专门做给历代祖宗亡人们的，另外，做女儿的也要出钱加做一台给死者。都是在晚饭前先将女儿的那一台做完，晚饭后再做两台。以前的习俗是女儿们做“五七”，也就是说“五七”这一天的开支全由几个女儿平摊，如果只有一个女儿就只能一个人包干。有些经济条件较好又舍得在父母身上化钱的丫头，会把“五七”办得很风光，娘家庄上干部、本家、邻居都要请过来喝酒。现在改革了，怕烦，大都是在“六七”时儿女合办，做女儿贴一台经的经钱，再多少出一些其它的费用，都是亲兄弟姐妹，没人顶真。
　　李文为妈妈的丧事前后化去了四万多元，两个姐姐说要平摊，李文说：“别废话了，哪有人家这么做？为父母养老送终是做儿子的责任，再说我又不是用不起。”接着又跟她们说了句笑话：：“等你们发了财，再救济一点给弟弟也行。”后来两姐妹硬是每人出了一万元，算是平摊了妈妈看病用掉的钱，并说：“这钱你不收，我们心里不安逸。”汉成就对李文说：“这钱你要收下，你也用得太苦了，也让她们出点孝心。”李文才收下了这两万元钱。这就是农村里的男女有别的千年习俗，如果粉英和翠英都是儿子，弟兄们平摊所有化费就是约定俗成。
　　料理完了妈妈的后事，李文就劝汉成说：“爸，现在事情全处理好了，你就先跟我们去南京住一段日子，免得在家里一想妈妈到就难过。”他是希望汉成能早日从妈妈的阴影中走出来。汉成说：“我不去，你们别担心我，我没事，我在家里一出门全是熟人，比上南京好，再说，你国强叔、招弟婶住得都不远，有什么事也能互相照应，你妈的在天之灵肯定也会常回家来看看我。”李文听后学得也在理，国强叔就住在旁边，能陪他说说话，听妈妈生前的安排，招弟婶早晚是要和爸爸走到一起的，有他们在，李文倒也没什么放心不下的。
　　李文走后的头几天，国强没让汉成一个人在家里开伙，天天被国强喊过去吃，有时候锁丫头也把招弟一起喊过去，三个家庭四个老人仿佛成了一家人。晚上，有时招弟和锁丫头也常常到汉成家中陪他说会儿话。不过，锁丫头一走，招弟也就跟着离开了，她不好意思跟汉成单独相对，菱香的临终嘱咐让他们一见到面就觉得很尴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