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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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杏花村是淮北平原腹地的一个小山村，远远望去，仿佛一块碧玉镶嵌在平原上。
　　村东北角有一户邹姓人家，男主人名叫邹玉山，祖籍河南省扶沟县，解放前逃荒到青山市杏花村，从此在那儿安家落户。那年，邹玉山在河南老家的一位堂兄来投奔叔叔（邹玉山的父亲）。见叔叔家有饭吃，他便想在此次落户，但是邹玉山的母亲没同意。在那种环境中，家里多一个人就多一份艰难，多一个人也许家中就会有人饿死。邹玉山的堂兄回河南后不久就被饿死。每每提起此事，邹玉山便会埋怨自己已故多年的母亲，他怨恨自己的母亲当时心太狠。不然，堂兄咋能会被饿死！
　　邹玉山11岁那年，一场全国性的“大跃进”运动开始了。全民进行大炼钢铁运动。农村不顾秋收大忙，抽调劳动力炼钢，城市的机关、团体、学校以至街道居民都支起炉灶大炼钢铁。高指标、瞎指挥和浮夸风盛行，全国不少地方都报道小麦亩产量几万斤，既然上报了产量，就得如数上缴，根本没有这么多，到哪里弄去。民以食为天，老百姓没啥吃，结果可想而知了。直到1960年大跃进运动才停止。三年的天灾人祸，让邹玉山又想起了故去的堂兄，不禁潸然泪下。他在为多灾多难的新中国流泪，更为受苦受难的中国人民流泪。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运动开始后，党的各级组织普遍受到冲击并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受到批判和斗争，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全国的学生都往北京跑，叫做红卫兵大串联。邹玉山那时正上初中，他也跟着其他同学到了北京。谈及此事，邹玉山感慨万千，他说：“文化大革命使党、国家和人民遭到建国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让人痛心哪！”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农村实行了土地家庭联产承包制。农村土地由原来的集体耕种收，转变为承包到户，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大跃进时期吃大锅饭，一个生产队四五十口在一起干活，每天上工都要由生产队长吹着哨子喊人，劳动效率却不高。
　　邹玉山十八岁那年，打算去当兵，但是没过政审这一关，邹玉山有一位堂哥在台湾。当兵不成，邹玉山在家当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嫌工资低，又开了一个商店，生活倒也舒适。
　　土地承包到户以后，邹玉山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他每天很早就去地里干活，而收工却很晚。那时，尽管吃的是杂面馍，但馍筐里有剩馍，能吃饱。老百姓只要有饭吃，有衣服穿，就算是安居乐业了。后来，逐渐吃上了白面馍（小麦面）。当时，国家提出了到2000年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说到时候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农村还要装上电话。那时侯，邹玉山不相信这个愿望能实现，认为那是下一辈子的事情。真没有想到，三十年后的今天，农民们竟然真正过上了点灯不用油、耕地不用牛的生活。
　　邹玉山的大女儿邹影在青山市绿水乡供销社上班，后来供销社取消了，邹影又到了绿水乡农技站，和其他几个人专门负责全乡棉花种植指导工作。邹玉山的二女儿邹萍初中毕业后没考上高中，说啥也不愿意复读，在家跟着父母种地。邹玉山的儿子邹强正在杏花镇初中读书。
　　邹玉山一家五口人，不愁吃、不愁穿，可他却愁大女儿邹影的婚事。
　　邹玉山的大女儿邹影已经24岁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婆家。人都说，闺女大了不能留，留来留去留成仇。邹玉山能不愁吗？
　　不是没有人给邹影介绍对象，只是她挑三拣四。
　　第一次，一位亲戚给邹影介绍了一个在杏花街上做生意的男孩子，家庭条件自不必说，男孩子长得也无可挑剔。可邹影没同意。
　　第二次，另一位亲戚给邹影介绍了一个在杏花中学任教的小学教师，家庭条件虽然没有第一个优越，却也不算差，邹影还没同意。
　　第三次，一位亲戚给邹影介绍了一个在青山市某部门的保安，这小伙一米八的个头，英俊潇洒，堪称人中俊男，家庭条件比前面两个稍逊一些。不知为啥，邹影仍然不同意。
　　邹玉山这下真地愁了。
　　可他前些日子听大女儿邹影说自己谈了一个男朋友，名叫杜淮北，在煤矿上班。一听说是煤矿工人，邹玉山一百二十个不满意。他们这儿的人对煤矿工人没有好感，认为煤矿太危险。当地不少年轻人这样说，就是要饭，也不去煤矿下井！他还听女儿说，那个叫杜淮北的男孩子过几天有可能到他们家来。
　　邹玉山虽然不情愿大女儿嫁给煤矿工人，可他明显地感觉到，女儿对那个叫杜淮北的男孩子很痴情。事已至此，当父母的也无法干涉女儿的婚姻。况且邹玉山夫妇并不是那种嫌贫爱富之人，只要女儿能相中，当父母的又能说啥呢。他们盼着那个叫杜淮北的小伙子早一天来到，不然他们寝食难安。原说在家里等着，可他们不知道杜淮北到底来不来，至于哪一天来，更说不准。在家里等也不合适，农村人一闲着就闹心。邹玉山夫妻俩商量：“趁着这几天没事，不如进城把窖里的红芋卖了，听说价钱不低哪！”
　　天还没亮，邹玉山便和妻子开着四轮车进城卖红芋。
　　那天，邹玉山拉了两千多斤红芋，赶到了离家十五公里远的青山市里，在南关菜市场南头的桥上设了“摊位”。
　　邹玉山去年种了两亩地的红芋，本打算切干了卖红芋片，可是那段时间碰上了连雨天。邹玉山一想，干脆等收购鲜红芋的上门，卖鲜红芋算了。可等了将近一个月，也没有等着，再想切成红芋片子，已经不划算了。邹玉山便把九千多斤红芋窖了起来，他知道，现在城里人喜欢吃烤红芋，这九千多斤红芋只要保存好，明年开春肯定能卖上个好价。
　　邹玉山前几天骑着自行车赶到城里转了一圈，见红芋行情果然看好，价钱在每斤0.35——0.40元，他喜滋滋地回到家，扒开红芋窖，用事先买来的网袋装红芋，一共装了120袋，每袋22—25斤不等，然后，他和妻子一起开着四轮车赶往青山市里。
　　城里人对红芋果然情有独钟，邹玉山图个省事，每袋八块钱，并送货上门。买主多数住五楼，也有住六楼的。年近五旬且身体有病的邹玉山一家家地给人送红芋，一百多袋，得爬多少楼梯，他没有数，也不想数，只要能把红芋卖掉，爬再多的楼梯他也高兴。邹玉山粗略地记得，他送了四五十户住五楼的，十多个住在六楼的，送完后浑身是汗，气喘吁吁，一动也不想动。
　　这时，一个骑摩托车的买了一袋，给一张百元大钞，邹玉山一见，不想收这么大的钱。他前年卖芝麻，在家门口收了四张百元大钞，结果全是假钱，邹玉山恼地差点用头撞墙。那四张假钱至今还被邹玉山藏在家里，一想到那事邹玉山就窝火。后来，大女儿邹影专门给他买了个验钞机，可现在的人能得很，制造的假钱有时连验钞机也分辨不出来。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所以，邹玉山今天一见有人买了八元钱的红芋，竟给了张百元大钞，他不由地想起那四张假钱来，可看着那人面容慈祥，不像奸诈之人。邹玉山犹豫不决，他把那张钞票对着太阳光照了照，又摸了摸，咋看都不像假钱。邹玉山思忖：咋就忘了带验钞机了呢！骑摩托车的人有点着急了：你还卖不卖，不卖我走了？谁还能拿张假钱哄你吗！那人这么一说，邹玉山倒有点不好意思了。于是，他收下那张百元大钞，又找给那人92块钱。后来，又有一人买了一袋，同样给了一张百元大钞。邹玉山跟刚才一样，先是犹豫不决，后经过一番“验证”，才把钱收了起来，又找给买主92块钱。
　　不到十一点，一百多袋红芋全部卖完。邹玉山高兴，他暗中算了一下：除了最后十袋以每袋五元的价格卖的，那110袋每袋都是八元钱卖的。这样，今天总共卖了930块钱。邹玉山高兴之余，翻开了鼓鼓的钱袋，里面除了两张百元大钞，剩下的就是二十元、十元、五元和一元的钞票了，数了数，整整930元。邹玉山拿出那两张百元大钞，又仔细看了起来，说来也怪，越看越觉得两张钱有问题，他走到附近一个卖水果的跟前，请人家看看钱是否有问题，那人接过钱一看：说两张都是假钱，接着说出了假在哪里。邹玉山一听，呆呆站着那儿，两眼顿时暗淡无光，他仿佛看见自己一袋袋往五楼、六楼送红芋的情景。窝囊呀，两张都是假的，这咋可能呢？可是，事实就是事实，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年近五旬的邹玉山真想大哭一场。二百块钱，相当于二十五袋红芋白卖，他心疼呀！
　　邹玉山的妻子气得直骂，末了，她说：“哪天看可能哄出去，人家能拿假钱哄咱，咱咋就不能哄人！”邹玉山苦笑：“哄谁去，假钱到了咱手里，算是到头了，咱不能干那种缺德的事！”
　　夫妻俩再也不说一句话，默默地收拾着东西，无精打采地往家里赶。人受到委屈时，家是最好的“疗伤港湾”。
　　一路上，一想到自己往楼上给人扛红芋的情形，邹玉山就想哭。
　　他早上激情万丈，归来却满腹忧伤，家乡暖暖的春风，也无法拂去他心灵上的“创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