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郯武师高宗藩》（十四）（与王仲华合作）

第三章

心系太极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烈士暮年
壮心不已


第一节

高宗藩闯出了文革“炼狱”，虽说没死，身上的皮却脱了一层。有人说：“你见谁脱皮啦?除那些自绝于人民、自绝于革命的顽固派死掉了，剩下的不都是好端端的吗?”说这话就没劲了，一场“红祸”，死的人还少么?其中有人民爱戴的开国元勋、有战功赫赫的高级将领、有著作等身的作家、有成绩斐然的科研工作者。他们为了人民曾用血肉筑成新的长城，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他们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曾呕心沥血辛勤笔耕；他们为实现四个现代化，为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默默地贡献自己的青春。怎么一夜之间，他们又会“自绝于人民”了呢?特别是那些“文艺黑线人物”，“广大革命群众”有几个认得他们呀?还不是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事情发生在批“三家村”，打倒邓拓、吴晗、廖沫沙的那阵子，某个农村老大爷站起来发言说：“俺听说桑家村出了两个坏蛋，一个是邓秃子，一个叫吴和尚，他们都是小木叉。这俩小子一天到晚说黑话，要把咱社会主义给搅黄了。俺贫下中农坚决不答应，一定要把这俩小子批倒斗臭，臭得连狗都不吃。”就是这样的发言，还博得了一片经久不息的掌声。邻村开批斗会时，还专门请他去发言哩!由此可以看到当时的所谓“群众运动”，其实是运动群众之一斑。
那阵子，听不完的“最高最新指示”。夜里说不定哪会儿，一阵锣鼓、鞭炮声把你从梦中惊醒，于是，有单位的到单位，无单位的到居委会，组织起来上街游行、听传达中央的声音。接下来就是根据这次上边又打倒了谁，上挂下连，找出本单位、或身边一个“代理人”来。尽管嘴里“抓革命促生产”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可是车间、田头几乎无人，大家把精力和情感都投入到“打打打”、“杀杀杀”中去了，一度出现了精神上的“蛮荒”。
“昨天革命不等于今天革命”的理论，使众多的干部有“朝不保夕”的危机。就是结合了，又有什么用?说不定哪时，你还会一个跟斗栽下来的。因为你“站队”时所靠的“造反组织”也时刻有可能发生“风云变化”。有个地区的群众曾这么唱道：“先说这派好，又说那派对，一年一个革委会，弄得干部乱站队，弄得群众活受罪。”
高宗藩既然是当权派，当然也就“在劫难逃”。这不，几年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下来，五十多岁的人显得那么憔悴衰老。手也麻了，过去舞得动大刀、扎得动花枪的手，现在连提一暖瓶水都感到吃力；腰也弯了，硬了，过去像安了转轴一样灵活的腰，如今成了门板一块。颈椎也酸痛了，过去能像拨浪鼓似转动的头，如今一动弹，连肩带背扯心般的疼痛难忍。尤其是阴雨天，浑身筋骨难受，严重时彻夜难眠。
“唉，老啦!”高宗藩想。可是他又一想，不对!恩师李锡度，七十多岁时不是还教拳的吗?奶奶七八十岁不是还能操持家务吗?自己才五十多岁，怎会有这般老态?不该啊!他终于承认自己是病了，是一种未老先衰的病。
其实当过几年“走资派”的人，得这种病的真是屡见不鲜。你想，一天到晚没完没了的批斗，精神支撑不住，身体更是支撑不住。造反派斗起人来真是鲜招频出，头被按得低到能碰到膝盖，两手反关节别过去，要摆成一个燕尾式，脖子里还要挂个大牌子，时不时还要挨上几脚或几棍子，再棒的身子骨，怕也要散架子了。尤其是那位文化革命的“旗手”鼓吹“文攻武卫”后，造反派之间因观点分歧而诉诸武力成了合法的“革命行动”。到头来，这些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的“左派”们，少不了把挑起武斗的罪魁祸首揪出来，于是这个责任还是历史性地落到“走资派”们的头上。就这么折腾来折腾去，他们真的“体无完肤”了，不是脱了一层皮怎的?
说话间，就是一九七O年了。
病不饶人，高宗藩已不能上班，只得设法看病去。
他北上济南、临沂，西去徐州，东去连云港，到过不少大医院，见过许多名医生，一沓子一沓子地花钱，一大包一大包地吃药，连胃都要让药烧坏了，可就是没见病好。他自己着急，家人也为他担心，都在盼着能遇上一个妙手回春的好医生。
这年秋天，有人告诉高宗藩，青岛有个老中医能冶这种病。尽管他说得神乎其神，高宗藩却不以为然。他吃过的药太多了，什么“大活络丹”、“小活络丹”、“三七片”、“跌打丸”，都吃遍了。贴过的“伤湿止痛膏”若聚起来，够做几身衣服的。特别是那些汤药，他虽然记不清整个处方，有几味常用的药名都要把耳朵里磨出老茧子来了。他就不明白，自己骨头又没碎，为什么要用“骨砰补”?胳膊腿又没断，为啥用“续断”?筋又没缩短，咋还用“伸筋草”?可是医生开了，那就用呗!一大碗一大碗的苦水往嘴里灌，一大把一大把药住肚里吞，那滋味儿要多难受有多难受。说是青岛有此高手，又能高到哪去呢？不信他是土地老爷的外孙，是个神孩儿，不信天上真的有条龙，能伸出个鸟来!
但他还是去了青岛，他架不住家人和单位同志们的劝说。大家劝他：“不要把问题看那么死，天下事就是这样，一物降一物，盐卤降豆腐。说不定人家就有药能治你的病。再说青岛也不算太远，你就权当去散散心吧。”高宗藩苦笑笑说：“看来只好是管他有枣无枣，去打一竿子了。”
高宗藩抱着试试瞧的心情，踏进了这位老中医的门槛。
老先生看了高宗藩递过去的一大沓子病历，又耐心地听高宗藩讲了自己的病情。把瘦骨嶙峋而且留着长长指甲的手指搭在高宗藩的脉门上，眯起眼来试了良久，才慢慢睁开眼，说了一句高宗藩意想不到的话：“你没病。”
“没病?”高宗藩想，“那怎么这样难受，难道俺有意瞎折腾?”他张了张嘴，但话到唇边，终于没说出来。他知道自己，自从得病以来脾气坏多了。过去人人都夸他谦虚和气，自从得了病，心里无来由地烦躁，许多人都说他像变了一个人。可是今天是到人家这里来看病的呀，管他怎么说，听着就是了。
老先生看出高宗藩的心思来了，他更加慢条斯理地说：“你现在心里很烦是不?”高宗藩毫不掩饰地点了点头。
“这就对了，”老先生接着说，“你的体质很好，年龄也不算大，照理是不该有这些症状的。能告诉我，你是干什么工作的吗?”
“走资派!”高宗藩心想，大概他也要来“左派”医生们那一套了，就没好气地说。
“这就更对了。”老先生如他乡遇故知似的一把抓住高宗藩的手说，“最近我遇到十几个像你这样的病例了，这样吧，下了班我们细谈谈。你住在哪里，晚上我去找你。”说完就去接待下一个排队的病人，高宗藩在一张空白处方纸上留下“东方红旅社107房间”几个字，就退了出来。
这天晚上，老中医先生如时践约，高宗藩一见如故，两人一谈谈了大半夜。
原来这位老先生在医院一直被当作“反动的学术权威”挨斗、受管制的，最近才“解放”出来。他得知高宗藩是个当权派，身体被斗成这个样子，不由得惺惺相惜。他告诉高宗藩，据他所知全国各地被斗垮整死的老同志很多很多，能活下来就算命大的了。但一个革命者，绝不能单单为了活下来。只要活一天，还得为革命工作多作贡献。因此身体很重要，它是革命的本钱。
他还告诉高宗藩，像这样的老同志，他已治好几个了。这下高宗藩来了兴趣，就问：“你是怎么治的呢?”
老先生笑了，说：“其实他们都是自己治的。”
“自己治的?”高宗藩问。
“是的，”老先生说，“我只不过告诉他们一个法子，就是叫‘体疗”’。他见高宗藩不明白，又补充说：“就是叫他们练拳。”
提到练拳，高宗藩更加来了精神。他练了几十年的拳，教过几个青年练拳。可是文化大革命以来，造反派说他练拳是“抱着四旧的僵尸不放”，教拳是训练武斗打手。所以，这几年他一直不敢练了。今天听人一提“拳”字，心里不由得痒痒的，就说：“拳，我练过，但现在这样的身体怕是练不动了。”
“练不动其它拳，可以练太极拳嘛!”老先生继续说下去，“尤其是太极拳，它是我国劳动人民在长期生活和斗争实践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民族文化遗产之一。它具有较好的健身和医疗价值。”
高宗藩在武术馆时学过许多拳种，也学过太极拳。那时年轻好胜喜欢赌狠斗勇，对太极拳不感兴趣，所以对太极拳的理论知道甚少，就耐下心来，听老先生慢慢地叙说。
老先生说：“根据许多生理学家对人体中枢神经系统的研究，太极拳对人体有着重要作用。太极拳要求‘心静’、‘用意’，正是增强中枢神经系统机能的好方法。就太极拳动作的组成来说，它包括了各组肌肉、关节的运动，也包括了有节律的呼吸运动，特别是横膈运动。因此加强了血液和淋巴的循环，消除了体内淤血。此外对人体骨胳、肌肉及关节活动，对体内物质代谢，对消化系统的良态运转都有很大的影响。”
老先生见高宗藩听得很认真就说：“太极拳的理论很深奥，一时也讲不清，你要是能练一练，对你的病会有很大好处的。如果有兴趣，以后慢慢再讨论吧!”
“只是，”高宗藩面有难色地说，“我一练拳，造反派就来话题了。”
“这你就不要怕啦。”老先生说，“过去历代统治阶级都宣扬唯心主义，胡说太极拳是什么神仙传授的。他们散布的这种神秘玄虚思想，严重地影响了太极拳运动的健康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社会主义体育事业蓬勃发展。太极拳也和其它体育项目一样受到重视哩!前几年越南民主共和国的胡志明主席身体不好，毛主席、党中央还派了武术家王子平专门去教他练太极拳。”
“我原来学太极时不太认真，现在早忘得一干二净了。”高宗藩无奈地叹了口气。
老先生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崭新的小册子说：“国家体委武术运动司为了适应广大群众体育活动的需要，1956年从调查研究入手，把群众中流传较广的太极拳套路进行了整理，按照内容简明、先易后难、循序渐进的要求，编了一套《简化太极拳》，1958年又对原有太极拳和推手的技术部分增补了过渡动作的图解和文字解说。同时对太极剑也进行了初步改编工作。1962年人民出版社又把它编成《太极拳运动》出版了。”他如数家珍一样，滔滔不绝地介绍了太极拳运动的发展情况后，才把手里的书递给高宗藩。
高宗藩拿到手一看，正是一本《太极拳运动》，如获至宝。他边说“谢谢”边掏出钱来递给老先生。老先生笑笑说：“我知道这本书在新华书店只要一露面，马上就被卖光。特意买了几十本，专门留着赠外地来看病的老同志，绝不收钱的，钱算什么?我一个反动学术权威，还缺钱么，只要老同志们都能尽快地恢复健康，我愿足矣!”说着，眼中闪出晶莹的泪光。高宗藩紧紧拉住他的手久久无语。
高宗藩回到郯城了。他是空手回来的，一片药也没带回来；他又是满载而归的，他带着康复的希望，带着老中医厚重的感情回到了生他养他的故乡。
老先生的话在他耳畔久久回响：西方人当初并不认识太极拳，看了它的运动方式后，称它为“圆运动”。后来学了、练了，领悟到其中的奥妙了，便预言，中国的太极拳将是二十一世纪人类打开宇宙大门及生命之谜的金钥匙。
作为一个中国人，继承自己民族的优秀传统，当然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为什么不能以之强身健体、祛病延年呢?何况还有多少工作要做啊!高宗藩想到这些，一定要把太极拳练好的决心下定了。
好在他练过拳，在国术馆也学过老架子杨式太极，套路虽忘了，什么“野马分鬃”、“白鹤晾翅”等单式子，还是心里有个七大八的。加上老先生送的这本书，学起来比较顺手。但是由于过去练的是外家拳，与太极拳的劲路不一样，乍吃馒头三口生，拉出的架子怎么也不圆活，充其量不过算是“太极操”罢了。更难的是，拳脚这玩艺是掺不得一点儿假的。常言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高宗藩几年不练，连耐力也下降了。过去打少林拳，一个“童子拜观音”，一条腿曲作九十度，另一条腿盘放在上面，能像钉子一样钉在地上。现在太极拳中的“金鸡独立”、“单鞭下式”等动作都累得他满头大汗。
面对这些困难，高宗藩没有气馁。他要活下去，他要恢复健康。要重新有一个能继续为党做大量工作的强健体魄，他就得练，就得吃常人吃不了的苦。用他自己的一句话来说：“谁叫咱是共产党员呢!”
两年后，高宗藩的身体状况明显好转，于是有人来打听了。他们想知道高宗藩用什么方法治好的病。高宗藩毫不隐瞒地说：“你要想健康，就练太极拳，这比吃药打针管乎多了。”
食品公司的副经理杨朝生手里也有《太极拳运动》这本书，但是他没有武术基础，照葫芦画瓢学起来有很大困难，就来找高宗藩。而且还约了几个青年一起，要认高宗藩做老师，向他学拳。
起先高宗藩不肯，他知道文革中社会上对练拳的人是怎么看待的。也听说过，外地不少拳师被批、被打、被整死的事。所以他心有余悸，不敢教拳。可是又实在拗不过杨朝生等人的面子，因为他们之间是有很深厚的感情的。
为此，高宗藩和他们说清楚了：只教拳，不拜师。练拳只能用于健身，不准用于打架。这一切都是避免别人再说三道四，弄出些“小团体”啦、“江湖气”啦、“封资修”啦等等口实。
可是此门一开，就难关得住。不久，高宗藩的老朋友、老邻居、老伙计秘华营找上门来了。他郑重提出，要把儿子秘登平和几个青年人送来给高宗藩磕头拜师，入门学拳。他素知高宗藩武功高超，早就想让孩子来学的，见高宗藩一直不收弟子，甚至连自己也不练了，才没开口。现在高宗藩既然开了门，他能不要求让自己的孩子进来吗?
为什么许多年轻人既认了师父，却管高宗藩叫大爷呢?这恐怕与他早期不愿公开收徒有关。建国后有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上不少人对武术是有一定偏见的。在高宗藩的领导中就有人认为，“他这个人工作很卖力，人又聪明还能吃苦，就是爱练拳，有江湖气，算不得一个好干部。”高宗藩为了避开这些闲言散语，所以长期以来练拳、教拳都是暗暗地进行，更何况是收徒，能敢公开么?大家就按年龄辈分喊他一声大爷。时间一久，这“大爷”二字就是“师父”的代名词了。
他虽当了几十年的经理，但喊高经理的人也不多。因为他从来就没把自己的职务高低放在心上。别说他本人是个科级干部，离休后享受处级待遇，在他的徒弟中从股级、科级，到处级的太多了。他对徒弟的态度不是根据对方的职务、身分，而是看他们的做人准则、武德和吃苦精神。
许继春是郯城城关人，四方脸，个子长得墩墩实实的。他十五岁开始打铁，一干就是十年。练拳浑身是劲，能一只手举起八十多斤的铁砧子，就是大杠铃平车轱碌也能连举四十次，面不改色、喉不带喘。他一九七五年就跟高宗藩磕头认师了。他先练的是长拳类的套路，洪拳、查拳、少林拳、螳螂拳、劈挂拳、王子平二十法等，后来又练太极拳。在器械上，他练过青龙剑、扭丝棍、四门枪、哪吒枪、拦马刀、绳镖等。
学拳、练拳是要吃苦的，他和他的师兄弟们都是肯吃苦的“主儿”。王新建、朱建国都在食品公司工作，许继春总是四点钟起床，先自己练一阵，然后再把他俩喊起来练。为了练弹跳力，他们用砖头垒起来往上跳，逐渐加高，后来就往食品站装猪的台子上跳，再后来就在腿上绑了沙袋子跳，许继春在练四路华拳中飞天卧伏，后接乌龙绞柱再接鱼跃前滚翻时，被跌得遍体鳞伤；在练绳镖时，头被打破出了许多血，自己还以为是淌的汗；练青龙剑时，两条裤子被扎破、鼻子也被削破了；杜其善在练大花枪时，一个败势子接旋风脚，没过来摔了个大放墙；练刀时，一个右手缠头刀，左手拍脚的动作没做好，一刀削在脚上；马德江和骆建练大花时，抛枪，腾空二起脚，一枪扎在脚面上，硬是咬着牙拔了出来。
高宗藩的弟子们正是因为有这种极强的毅力，所以个个都练出了一身好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