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李汉成那些刻骨铭心的往事（二）

　　 1
　　
　　那一年，四十三岁的汉成当上了外公，上一年出嫁的大女儿生了个胖小子。她的公婆和汉成老两口都喜不自禁，在那个高压推行一胎化的年代里，头胎生男生女就是一锤子买卖，农村里，传宗接代的观点根深蒂固，都说“草灰糊不上墙，丫头养不得娘”谁都害怕在自己这一代断了家族的“香火”。大女儿粉英初中毕业后曾被安排进了一家社办厂，每月拿十几元钱工资。后来因为那个厂被外地的一个采购员骗去了几千元钱就倒掉了。后来在家里当了二年社员就嫁了人。大女婿姓王叫王平，高中毕业后在本村先是代了几年课，现在已经转为正式的民办教师。那个庄子在大王庄的东南边，属东河县，离大王庄也只有五六里路。
　　二女儿翠英上一年在邰家窑高中毕业，当年参加高考，可惜只差了两分，没能跳得出“农”门。因为也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当年就跟西边一个庄子上的人家定了亲，第二年就嫁过去了那个庄子叫荀家舍，比陆家舍还要小一些，离得倒也不远，只有三四里路，二女婿家姓陆叫陆仁康。那时，儿子李文正在读高中。汉成的与父母分家时砌的那三间土屋也急需翻建，其所以拖到现在还没翻建，是因为当兵的弟弟在部队提了干，后来转业安置在楚阳粮食部门工作，在县城成了家分到了房子，汉成的爸妈就叫他把那个土屋放弃掉，回来翻建老祖屋，搬回到老庄台上住。汉成原来的土屋就留给他爸妈养老。因此，那时汉成面临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他又没什么积蓄，虽然当了十几年的干部，但是用群众的话说，他当的“新四军”的干部，没捞过额外的油水。那时农村中已经出现了不少“万元户”，有的人出门转转好像就能赚到钱，汉成却一点门路都没有，他当支书时除了年年去楚阳参加几次三级干部大会，也没出过远门，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他只好拚命地种田，除了种自家的七八亩田，还捡了人家的六亩地，那时外出做生意的人家请人代种承包田是免费的，只要替他完成征购任务和两上缴。
　　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农村，农业机械化程度还很低，许多农活仍然靠人工，虽然村里有几台抽水机和拖拉机为承包户有偿服务，但诸如收割、栽秧等大宗农活都还是最原始的体力活。每年的最紧张的时期是阳历的五六月份，汉成夫妻两个要将十四五亩地的麦子一刀一刀地割下来挑上场，然后再与人家伴工用机器脱粒，脱下来的麦子要晾晒，麦草要重新打捆送到窑厂去换砖瓦，那时几乎村村都有小土窑，二斤麦草能换到一块砖。还要抽出一个人来还工帮人家脱粒。如果天气好，起早带晚地干十来天先将麦草送到窑厂，再将麦子晒干扬净送到粮站，才算算完成了夏收。接下来就又要投入到更紧张的夏种中去，水稻栽秧的季节性很强，延误了季节就会影响收成。栽秧之前要请人用机器上水、整地。那时节机器忙不过来，家家都要抢季节，许多人跟在机器后面排档，为争先后常常发生杠丧打架事件，村里的干部也没人去安排，因为他们自家也都种了田。汉成不跟他们争，他也没精力没时间去争，他每年都是等到最后，大都是菱香先替人家栽七八天秧，等大多数人家栽结束了再一起到他家打歼灭战。在这方面汉成有经验，只要管理得当，早栽几天与晚栽几天同样可以获得高产。
　　在那一段时间里，村子里最辛苦的人都是那些曾经当过干部和正在当着干部的人，这些人大都种了不少田，像汉成这样的下台干部是因为没门路出去赚钱，家庭负担重，只能靠死种田，那些还在职的干部，因为离不开家，一年又拿不到多少工资，要想增加收入，也只能多种几亩田。有些人也常常感叹：“如今风水轮流转了，当年站在田岸上指手划脚的人倒成了种田的主力军，那些一年到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劳力”反而在外面闯荡得风生水起。
　　一年一度的夏收夏种，总要忙得一个多月，忙到结束时，汉成140多斤的体重就只有120多斤了，菱香虽然也不曾比他少做，但她却不大掉膘。汉成的体质基础还是不错的，中等偏高的个头，十七八岁时就在江西扛过木头，就是在当队长期间活儿也不比社员少干，不过，毕竟在当支书的近十年时间里劳动得太少，就像一个歇了好长时间的运动员一下子投入到高强度的训练中，体能肯定是很难适应的。与大集体那时相比，现在粮食多了，不用空着肚子干重活，但活儿的强度却比那时要繁重得多，那时是混日头磨洋工。无论多紧张，做社员的不着急，那时是假忙，现在是货真价实地忙。忙起来谁也帮不到谁，就连父母子女兄弟姐妹也都是各忙各的，那些年，汉成七十多岁的父母也还种着几亩田，不但帮不到他的忙，像挑麦把这样的重活还都要汉成过去干，只有招弟因为与菱香是多年来的好姐妹，两家的关系也一直处得不错，农忙时还能沾到她一点光，别看她个子不高，割麦栽秧并不比菱香慢，这两项主要的活儿汉成都不擅长，割麦时一弯腰就直不起来，只能抵半个女劳力，栽秧又从来没栽过。因此，他们两家伴工，汉成家并不吃亏。通常都是两个女人割，汉成挑把上船，栽秧时也是两个人栽，汉成挑秧。有时也有人跟他说玩笑话：“你还真不简单，寻了两个婆娘，种了二十多亩田”。
　　三夏大忙结束后，田种得少的人家就闲落下来了，不过像汉成那样田种得多的人家还处于紧张阶段，因为他们又要全力以赴对付田里的杂草。那时还不懂得用除草剂，薅草全靠人工。有一年汉成家种了二亩田棉花，那年梅雨来得早，等到把秧栽完了，棉花田里长满杂草，黄巴巴的棉花苗还陷在杂草丛中，直到学生放了署假，李文也帮着干了好几天才让他们两口子松了口气。
　　
　　 2
　　
　　最让汉成感到头疼的是送粮难。麦子一晒干就要送到粮站将当年的征购任务完成掉，那时粮食市场还没有开放，仍然是由国家粮食部门统购统销，因此，完成任务多下来的粮食也只能按超产价卖给粮站。每年夏收结束时就快到梅雨季节了，麦子放在家里容易返潮，过几天还要重晒，一家送，家家送，粮站码头上人山人海，粮船沿着河边排了几里长等候收样员收样。好不容易等到检样的人上了船，还不一定会能顺利地拿到收样的单子，如果麦子的含水量不合格就还要撑回去再晒。汉成家田种得多，每回还要带着招弟，去时都有几千斤麦子。有一回，汉成夫妇跟招弟三个人，在头一天晚上就将两家的麦子装上船，下半夜时就出发。这里到粮站有不到二十里路，路上要撑三个多小时。那天送粮的船特别多，到了临近中午才轮到他们收样，检样的人上了船随手抓了一把麦子，丢了几个麦粒在嘴里嚼了嚼，就说：“不行，还要回去再晒两个太阳。”说完就跨上了下一条船，这下他们可傻了眼，没办法，收样员说过了就等于是最终的判决，只好将粮船往回撑。那时送站的粮食合格与否随意性很大，有时也要靠运气，碰到收样员今天心情好，丢进嘴里的几粒麦子正好又不是太潮就能顺利地过关，听说有些跟收样员有点关系的人，一天不晒的麦子也能拿到收样单子。汉成虽然当过那么多年的支书，可从来没和收样的人扯上关系，更没给他们送过礼，只好自认倒霉。
　　那一船麦子回来弄上岸后，第二天就下起了大雨，一直阴了七八天，土场上都长满了杂草，根本找不到地方晒。后来，还是赵国强特地跑到粮站与那个收样员打了个招呼才送掉的，送的时候麦子已经返了潮，也没再晒，那个收样的人看也没看就将检样单子开出来了。
　　还有一件事让汉成至今仍刻骨铭心，就是他不得不作为普通民工上大型河工挑了三个冬天的河。那几年，年年有大型河工任务，除了水利任务由农民无偿出工外，修筑公路也全都动员民力去完成，说是“人民公路人民建”每年秋后，县里就将当年的土方任务分摊到乡，乡里再按各村的耕地面积将任务下达到村，村里就按各户实际种植面积落实到户。汉成家田种得多，分配到的土方任务就大，如果没人上河工去挑就要被扣掉一大笔钱，甚至会将辛辛苦苦种了一年田得的那点利益全部被扣光。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去挑。
　　以前，汉成曾经上过一次大型河工，那是在他当村革委会副主任时候，虽然他的身份也是民工，与民工享受同样的待遇，在村里拿工分，在工地拿钱、粮补助，但他是不需要参加挑土的带队干部，当的是一个连的连长。那时，工地上全都实行军事化编制，以县建团，以乡建营，营以下又以片建连，一个片由邻近的四五个村子组成，有100多名民工，连长是一把手。那时候粮食不够吃，农民在家里过冬天天天喝薄粥，难得吃到一顿干饭，到了工地上每天有一斤多米的补助还能拿到几角钱津贴，家里还给记大劳力的工分。因此，尽管工地上条件很差活儿很苦，但民工的怨气并不大。再说，又都干的是正儿八经的水利工程，解放后水利工程给农业带来的好处大家也都是有目共睹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民工在工地上全是自带粮草，也拿不到一点补助，只是为了完成自家的所谓“任务”，田种得少“任务”不太大的民工完成了自家的“任务”后就能拿到工钱，这钱是从那些有“任务”但没人来挑的人家扣下来的，叫做“杀猫儿喂猫儿”汉成家因为“任务”大，挑了三年都没拿到过一分钱，差不多正好完成“任务”。因此，那时的民工怨气特大，乡、村干部都怕被派到工地上去带队，因为他们在工地上会成为民工的出气筒。有时挨了骂也无可奈何，只能装着没听见。
　　有一年冬天，楚阳东边要修筑一条公路通盐城，路基的土方任务又都作为水利任务分派到各个乡镇，汉成也去挑了五十多天。那一年，陆家舍分的工段不好，运距特远，要从200多米外开一个鱼塘，把土挑到公路路基上。开工后接连下了几天雨，路软挑重担更吃力，汉成毕竟也是快五十岁的人了，怎能跟年轻人比，挑了几天就累倒了。菱香听到信后就赶过去看他，当她看到白天汉成一个人躺在工棚里，睡的是只铺了一层草的地铺，顿觉五味杂陈泪流满面。她劝汉成：“回去吧，还是别逞这个能了，管他们扣多少钱，明年只种自家的几亩田，把人家的田全回掉！”后来汉成没肯回去，在工棚里歇了几天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接下来的几年，外出的人家丢下来的田已经没人敢种了，有一段时间，外出的人家为了不让田荒掉，每年都会倒贴一些钱请人代种，听说有些地方还真的有不少良田被撂了荒。不过没过多久国家就出台了一系列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大型工程都使用机械施工，不再无偿征用民力，农民的状况才有了进一步的好转。
　　
　　 3
　　
　　1988年汉成将老祖屋进行了一次翻建。标准不高，只化了两千多元钱，空心墙用的是红砖，屋顶盖的是大平瓦。其时，村里有的有钱的人家已经盖起了像过去地主富农们住的那样的房子，砌的是青砖细缝实心墙，盖的是传统的U形小瓦，房子的宽度也由五架梁改成七架梁。建一座那样的房子起码得七八千元，汉成哪弄得起？
　　那一年，儿子李文考上了南京的一所中专，这可是那时农村里一件大喜事，让汉成夫妻兴奋了好长一段时间。一接到那张录取通知书就意味着儿子跳出了“农”门，成了城里人。李文一开始进入高中时，成绩在班上一直名列前茅，老师们都说他有希望能考上大学，后来到了高二时与班上的一个女同学谈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成绩就降下来了，这次能考上中专还算是不幸中之幸，只比最低录取分数线高出了两分。不过李文好像还挺高兴。因为那个女同学也过了关，而且阴差阳错地与他录取在同一所学校。女同学是大王庄上的，姓顾，叫顾晓芹，与李文同龄，那年二十岁，说起来她的妈妈还是招弟的发小，晓芹到陆家舍遇到招弟也都叫她姨娘。招弟跟菱香说过：“晓芹这丫头文气、懂理又生得漂亮，李文真有眼光。”菱香就不无担心地说：“谈得嫌早，就怕一个考上了，一个人考不上。”现在的这样结果让她放下了一颗悬着的心，以后晓芹过来时，菱香总是眉花眼笑的将她当儿媳妇待。
　　高中生上中专学制只有二年，一转眼就毕业分配工作了。两个人都留在南京，一开始晓芹分在主城区的一家企业，李文分在江北，过了二年才将晓芹也调到江北。晓芹是家里的独生女。家里的经济情况比汉成家好一些，她爸爸就与汉成商量要两家凑钱给他们在南京买套房子，虽然那时南京的房价没现在这么贵，但那时的钱也不容易赚，后来只买了个面积不大的二手房，亲家那边出的钱还比汉成出得多。汉成觉得很没面子。按理说这钱应该养小伙的人家出大头，女方那边贴补一点就不错了。
　　本来汉成还在银行里存了两万元钱，可那张存款单子被村里借去了，村里一时又还不出来，听说是为了完成乡里的“上缴”任务。以前，村干部并不担心群众的“两上缴”收不上来，因为群众卖粮时粮站只给卖粮的农民一张结算的单子，售粮款全是由村里去统一结算，村里会先扣下上缴款再将余下来的钱发给售粮的农民。现在情况不同了，国家的统购统销政策取消了，粮食可以自由买卖了，农民将卖粮的钱装进了腰包，村里的干部要一家一户地上门去“讨上缴”。如果平时群众对村干部意见比较大，上缴款就很难收得齐。乡里那一头又日早日晚地追，村里干部又怕当后进丢了乌纱帽，于是便借钱先把该缴乡里的缴上去。那时，收上缴和计划生育成为农村工作中的两大难，曾经流行过两句顺口溜说：“一怕肚子高（计划外怀孕），二怕两上缴”。
　　南京那边，小两口拿到了房子后就顺理成章地住到了一起，而且听说也在那边领了证。汉成夫妻心里明白，他们还欠儿子一个婚礼，而且马上要办不能再拖。两家初步商量的方案是仍照老规矩办，等春节放假期间在农村把这事情做掉，南京那边以后再去补几桌酒。那时，这里还有一个不成文的习俗，就是即使是双方是自己谈成的婚事，为了事情办得顺当，结婚时也要请出一个媒人来，有时女方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索要许多财礼，男方总要讨价还价一番，这些话如果是两亲家当面谈，有时会弄得双方都不愉快。有了媒人，两头沟通起来就方便得多了。于是菱香就想到了招弟，觉得请她出来当这个媒人是再合适不过了。招弟晓得这两家哪有多少话说，就笑着答应说：“好呀，这现成的媒人我当。”
　　招弟从大王庄回来后，就将那边开出来的“盘子”告诉了汉成夫妇，人家说，他们家就这一个宝贝女儿，也不能太简单，大面子上要过得去，如果事情办得太寒碜了会被人家笑话。具体要求是除了娶亲时的各种繁文缛节都要按老规矩外，男方还要贴女方一万六千元财礼。人家并且说了，这些钱还不够买家电作嫁妆，那头办喜事也要化钱，起码还要再贴进去两万元钱。汉成夫妇觉得亲家提出来的要求并不离谱，就爽快地答应下来了。初步算下来这样办加上到亲戚、请庄客的各种费用总费用不得低于三万元。李文事前也说过南京那边请客的费用不要家里出钱。那时汉成手头上有万把多块钱积蓄加上借给村里的二万元，估计应该够了。
　　当汉成找到那个跟他借钱的村支书时，他满口应承说：“你放心，保证不耽误你家正事”其时已经离年关不远了，汉成家忙着布置新房，虽然小两口在家的时间不会太长，但也要将新房简单地装扮一下。转眼间就到了腊月中旬，村里传开一条坏消息，说支书偷偷地逃跑去了苏南，据说他假借完成乡里的上缴，借了人家十几万元，现在村里的帐上并不差他一分钱，那些钱都被他自己挥霍掉了，他哪里还得起这么多钱，就只好一走了之。这下可让汉成犯了大难。
　　
　　 4
　　
　　陆家舍的这个支书姓刘，叫刘春涛，比汉成小十岁，也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他是汉成一手培养起来的。他父亲当过几年二队的队长，村里刚通电时他被安排做了第一代的电工，汉成当上了村支书后又提拔他当了民兵营长，并且介绍他入了党。汉成被撤职的那年，村里的二把手因为年龄偏大，文化水平又不高，没能补上汉成留下的空缺，当时三十多岁的春涛正年富力强又有初中毕业的文化水平，因此，他就成了乡党委眼中的不二人选。他在当电工时工作还是很负责的，对群众的的态度又不丑，汉成看到他人很机灵，人缘也好，就看中了他。后来到了大队工作，除了将他的本职工作做得妥妥帖帖外还把他分工的一个后进队变成了先进队。开始担任村支书的头几年，他的表现也还算过得去，除了风言风语地说他作风方面有些问题，其它方面倒也无懈可击。那年头，农村干部的作风问题只要不碰到钉子上就算不上是问题，像汉成那样的人能有几个？那些个“家中红旗不倒外面彩旗飘飘”的干部甚至还都被认为是“有本事”的人。
　　春涛是近几年才变坏了的,先是听说村里同时有几个婆娘跟他好，虽然那几个又年轻又漂亮的娘们丈夫都在外面打工生理上有需要，但现在时代变了，跟以前情况不同了，以前生产队长嫖队里的女人靠的是他当家作主的那点权力，有的婆娘为了能得到队长在排工时照顾点儿，记工分多记点儿，就会心甘情愿地投怀送抱，也有的女人本不情愿，但迫于追求者的淫威，害怕全家人会被穿小鞋，不得不忍辱屈从。总之，那时做这种事是不需要化钱去笼络感情的。现在可不一样了，人家图你什么？现在村里的干部能有多少货真价实的“权力”？只要不犯法，谁还怕干部？如今群众才是干部真正的衣食父母，如果他硬拖着不完成上缴任务，干部连发工资的钱也没着落。因此，现在还与干部保持着那种关系的女人，大都是图钱。可想而知，春涛在这方面是化了不少钱的。
　　不过，让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无论如何，在这不长的几年时间里春涛都不至于欠下这么多的钱，那时候，农村中维系婚外情的成本并不高，就是到那些公路边上的浴室里去潇洒走一回也不过几十块钱，与后来的那些大腕大款们化巨资包养情人是两码事。后来谜底揭开了，他欠下这么多钱的原因主要因为赌博。春涛年轻的时候就喜欢赌钱，扑克纸牌麻将样样都会，不过谈不上有多少输赢，都是“小来来”。自从当上了干部入了党有四五年没赌过一分钱，那时不赌不嫖的汉成还当着支书，倒是应了那句“跟好人学好人”的古话，用文人的话说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可是后来形势渐渐地变了，改革开放后好像干部们大都不拘这种小节了，就连乡里副书记、副乡长们也大都好这一口。社会上赌风更盛，那时流传着几句顺口溜：“十亿人民九亿赌，还有一亿在跳舞，不赌不舞是二百五（傻瓜）”。虽然每年到了春节临近时县公安局都要贴出了一张禁止赌博的布告，但后来都成了形式，听说有人甚至将那张大布告铺在桌子上打牌。
　　分工陆家舍这个片的是一个姓汪的副乡长，与文涛差不多大年纪，刚被提拔不久，原先是乡水利站的站长。前几年，听说县里下达了一笔数额不小资金用于农村水利建设，后来这笔钱去向不明，县水利局还特地派人查了水利站的帐，后来并没查出个子丑寅卯来。过了二年，想不到他还当上了副乡长。此人在水利站工作期间劣迹斑斑，唯一的长处是特别善于吹牛拍马，跟乡里的主要领导关系特好，私下里摸头拍肩膀称兄道弟。当时，农水利站食堂里有个厨师，据说厨艺水平是全乡第一，站上难得一天不来人，就连有时县里来了人，书记乡长们也会事先通知水利站“弄饭”，因此就有人说那里是第二乡政府。
　　汪站长当上了副乡长，对乡村干部来说是意料之中的事，但群众大都忿忿不平，都认为这世道好像变了，吹吹拍拍也能升上去？于是就有人给他换了姓，背地里都他“马”乡长，意思是说他是靠拍马屁拍上来的。听说还有一回有个老实巴交的群众找他办事，误以为他真姓马，竟然左一声右一声地尊称他马乡长，弄得他哭笑不得。这个领导十分好赌，每次到村里检查工作刘支书都要找几个圈内人赔他玩两把，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开始赌注并不太大，后来逐步提高“档次”竟然有上千甚至几千元的来去！李汉成哪里晓得他赌这么大，原以为也就是百儿八十的输赢。群众私下议论说他：“又是嫖又是赌的，家里哪有‘沈万山’？”（传说中的沈万山是富可敌国的江南大财主）。汉成也曾为此说过他，他回汉成道：“形势不同了，你别老用老眼光看新世界，现在哪有像你当年那样的死脑筋了。”汉成讨了个没趣后便再也无话可说了。
　　其实刘支书平时对汉成还是挺尊重的，如果碰到人家请客汉成也在场他死活都要将首席让给汉成坐，而且会首先向“恩师”敬酒。使汉成觉得还有点小自豪。汉成哪里想得到他会咬他一口？他跟汉成借钱时，说得像是真的，并且允诺按百分之一的月息结算利息，现在好了。鸡飞蛋打，眼看着还要耽误正事。汉成去他家遇到了春涛的婆娘，他那婆娘叫二红，因为没得养，五六年前抱养了个丫头，那是超生的人家特意将刚出生没几天的婴儿装在篮子里放到他家门口的。那婆娘哭哭啼啼的也恨透了那个畜生，汉成倒觉得她娘俩也挺可怜的。过了几天，听人说他在昆山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汉成知道就是去找到他也没用，只能另外想法子了。后来还是赵国强请人帮他借了一万元贷款又从二女儿翠英那里借了一万元才把儿子的婚礼办了。
　　后来的四五年中，汉成的父母先后离世，二位老人的丧事又花掉好些钱，因此，他们一直存不下钱来还债，二女儿的那笔钱过了七八年后才还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