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李汉成的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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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2年冬天的一个风雪交加的寒夜，李汉成出生在一条停泊在江南大运河边的小船上。后来听他父亲说，那天夜里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当地村子里老娘（接生婆），等到冒着风雪将人家领到船上时，孩子已经露出半个身子。生他时，船上还有一个比他大四岁的姐姐和一个大两岁的哥哥。那年头，苏北平原上的农民，每年秋后都要在一条自家种田用的小木船上苫起棚子，带着家小到江南去谋生，到了第二年春暖花开时再回去种田，像候鸟一样，一年复一年。他们到了江南那边，船大一点的又有一点本钱的就做生意，通常都是从浙江贩运一船荸荠、甘蔗之类的水果到上海去零卖。船小没本钱的人家就跟人家打零工，或者扒河蚌，扒河蚌是不需要本钱的，扒到一两千斤带壳子的河蚌就到附近的镇上去劈肉卖。到了过春节时就全家上阵“跑年账”，男的舞龙、送麒麟，女的带着小孩子上岸讨年糕，差不多也能混一个正月的嘴。汉成的爸妈年年都去扒河蚌，大都在江、浙搭界的平望一带。那时，江南江北都是日本鬼子的沦陷区，扒河蚌比做生意相对安全些。后来鬼子投降了接着又是国、共内战，江南江北战火连天，家乡更不太平，汉成家连春天也不敢回苏北种田，接连着在江南过了几个夏天，直到1950年春天家乡解放后才回来。因此，汉成的童年有好几年是在江南度过的。
　　1949年夏天，12岁的姐姐在上海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死于敌机轰炸。那年解放军已经渡过了长江，正以秋风扫落叶之势向南进军，天天都有国民党的飞机过来摞炸弹。那天，汉成的爸妈各挑了一担河蚌上街去卖蚌肉，姐姐也跟着妈妈去帮忙，卖河蚌与卖其它东西不一样，都是现卖现劈。八岁的汉成和哥哥在船上看船，船上还有个三岁的妹妹（这个中间还有一个妹妹生来几个月后就夭折了）。生意不太忙的时候，妈妈就会叫姐姐跑到泊船的河边看看船上的兄妹仨，有时也会带一点吃的东西给他们，大都是带一些不值钱的藕梢，难得带烧并、油条。这天下午，汉成和哥哥在船上猛然听到一声震耳欲聋的爆炸声，他们将头伸出船棚子一望就吓得躲进了船舱，满天空飞舞着的碎砖碎瓦像下冰雹一样地砸在船棚子上，幸好在他们伸头时空中的瓦片还没来得及砸下来，如果有一块砸到头上就可能致命。
　　当惊慌失措的爸妈赶到时，发现虽然船棚子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瓦片，但弟兄三个却毫发未伤才松了一口气。当妈妈没发现姐姐在船上时，突然回过神来大声地喊叫着姐姐的名字，原来在爆炸发生前妈妈是叫她上船看弟弟们的，妈妈还买了三个麻团叫她带上船。直到傍晚，爸妈才在街旁边一处炸坍了的房子下面找到了姐姐的尸体，从瓦砾中扒出来时,她的身子已经软了，脸上血肉模糊，手里还握着一个麻团。原来炸弹落地的地方离船还不到200米，离街约50米的地方被炸开了一个很大的坑，姐姐是被炸倒的房子砸死的。如果她再快跑几步就能逃过那一劫。那天，八岁的汉成还看到了一个又大又深的炸弹坑，边上有好几个人在扒寻亲人的遗体，有人哭得顿足捶胸。爸爸将姐姐背上船后，妈妈就哭着用河水给她洗脸擦身，换上干净的衣服，将她停放在船头上，一家人哭了一夜，妈妈哭得说不出话来，四岁的小妹还哭着要跟姐姐睡在一起。
　　第二天，爸爸在街上的棺材铺里买了一口半大的薄板棺材，为这事，爸妈两个人商量了半夜，那时，船上的人家死了孩子，都是用芦席一卷埋到当地的乱坟葬上，如果埋得不深，当天夜里就会被野狗扒出来。小汉成听到妈妈跟爸爸说：“孩子大了，用芦席卷着顾了头就顾不到脚，怎么忍心将她这样埋进荒草丛中？”离小镇二三里远有个乱坟葬，长着人把多高的荒草，这个地方除了尚未成年的孩子，当地人都不会将亲人葬在在这里，江南人家对坟地是很讲究的，一般人家都有一个长着几棵柏树的私家坟地，因此埋在这里的大都是外地的流浪者和没有后人的孤寡老人。草丛中露天平放着许多大大小小的棺材，跟苏北地区不一样的是这里用了棺材就无需挖坑下葬。爸爸在河边的一块地上刈掉一片荒草，就在妈妈的帮助下将姐姐的那口小棺材抬上了岸，他们还特意将姐姐的脚对着北方，妈妈说：“这样乖乖一拗起身来就能看到家乡”。后来又给姐姐烧了些纸钱，弟兄俩磕过了头就又将船开回到镇上。临走时，妈妈哭得死去活来，是爸爸把她抱上船的，船也是爸爸一个人撑回镇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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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后的那几年，家乡太平了，农村中又恢复了生机，除了54年发了一回大水，年成也不丑，汉成家种着自家的八九亩田，日子过得相对安逸、富足。每年冬天还到江南去做几个月的小生意，与以前兵荒马乱的年代相比，生意好做得多了，也不要整天忧心忡忡地怕遇到散兵、土匪。农业合作化前他家还利用做生意赚来的钱在家里又买了四五亩田并置办了一副风车。村里有个老先生开了个私塾馆，哥哥先上了二年学，汉成在家带弟弟。后来哥哥不上了，十一岁的汉成才进了学校念了三四年书，到了冬天还要停学跟父母上江南。
　　1956年，村里成立了高级合作社，土地、风车和木船等生产资料都入了社，从此也不再允许社员外出做生意了。那年秋天，虚龄十七岁的哥哥结了婚。嫂子比哥哥小一岁，那时农村中普遍是早婚，新中国的第一部婚姻法规定是男二十女十八，指的是实足年龄，不过那时也没人登记领结婚证，早婚也就没人过问，而且法律上还承认事实婚姻。嫂子的娘家在邰家窑旁边的一个小村子，汉成的外婆就住在那个村子里，是外婆做的介绍。汉成记得，嫂子长得瘦瘦的，如果不是个子还不算矮，简直就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小姑娘。令人万万想不到的是，一年后哥哥竟然一病不起与世长辞！
　　1957年的深秋，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社里两个多月没有分口粮，过了好几年好日子的农民，好像已经忘记了在旧社会挨饿的滋味了，一开始很不适应，他们那里知道那才是刚刚拉开的饥饿序幕。汉成家已经断了个把月的粮了，连准备卖给人家喂猪的麸皮和米糠都吃光了，自由留地上种了点秋胡罗卜（开始入社那会儿是有一点自留地的，成立人民公社时才被收回）还没长成，头子只有小姆指头大，实在没办法时就挖一些回来连罗卜缨子一起煮粥吃。有一天听说邰家窑能买到芋头仔儿，那种小芋头本来是一种蔬菜，但也能当饭吃，哥哥也与村子里的七八个人弄了条船上窑。因为买的人特多要排好长的队，每个只限买十斤，直到天黑了上窑的船还没回来。后来听说他们排了两回队，每人买了二十斤，晚上九点多才把船撑回来。
　　那晚家里煮了一大锅的罗卜缨子粥，粥里面只放了半斤米还是跟三伯家借的。哥哥到家后，粥已经冷了，妈妈叫给他热一下再吃，他说：“没事，还有点热气”一会儿就将剩下的几大碗黑乎乎的罗卜缨子粥吃光了。
　　那天夜里哥哥突然发起高烧，天亮后烧得更厉害。爸爸就与汉成一起弄了条船，将他带到大王庄去看医生。那时只有大王庄有家姓潘的私人诊所。到了那里后将船停靠在西河边上，潘先生被领上船看了说：“有可能是感冒了”随即就给哥哥打了一针，说是最好的盐水针（那时都将青霉素针剂叫盐水针）。从大王庄回来后高烧仍然不退，到了晚上竟然神志不清说起了胡话，这时汉成的爸妈就慌了神。村里有个人对他爸爸说：“这病来得太奇怪，怕的是得的‘邪’病惹上了鬼神，西边有个庄子上有个专看‘邪’病的人，说不定一去就能看好”他爸听后就连夜弄了条棚子船将哥哥驮上船，那个庄子离这里有七八里远，汉成自然也要同去帮他爸行船。汉成至今都还记得，那夜月黑风高，为了抄近路全是在小河里行的，好不容易才摸到那个大庄子，敲了几家门问人家那个叫“野和尚”的人住在哪里。“野和尚”被叫醒后只是煞有介事地念了一会儿咒语，画了几道符，当场就将那符烧成了灰，用温水给哥哥灌下去，说到天亮后就能“怠凉”（退烧）。回来后第二天早上还果真喂他吃了一碗粥，妈妈说：“这个野和尚还真灵！”，不过，看那样子可不是好吃相，他们那里知道那就是一次回光返照。中午时分，哥哥就莫明其妙地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汉成他爸妈的哭声惊动了整个陆家舍，妈妈更是哭得昏死过去好几回，来望的人也个个是泪流满面（过了许多年后，汉成与一个医生聊起当年哥哥的病，那个医生说，很可能是急性阑尾炎延误了时机导致穿孔）。
　　哥哥咽气时，嫂子人还在娘家，她是听到信后一路哭着跑回来的。送葬的那天，嫂子像疯了一样要送哥哥下田，旁边的人七手八脚地拦住没让她去，听人说，给亡夫送过葬的人就一辈子不能再改嫁了。嫂子也真够可怜的，虚龄才十七岁就做了寡妇，听说她四岁时就死了父亲，是后爸帮着她母亲将她们姐妹几个拉扯大的。一年来，邻居们看到小两口轻言悄语恩恩爱爱的都说汉成的爸妈有福气，找了个又听话又懂理的好媳妇。哥哥死后，邻居们就有人说：“这丫头只比汉成大了一岁，过去常说‘叔招嫂，人人喊好’因此，老李家应该把这丫头留下来”。其时，汉成在上一年，也与本村河南边的一个姑娘定了亲，那姑娘与汉成同龄。汉成还听到有个人劝他爸爸说：“定过了亲也不是什么大事，你家是特殊情况，人家会理解，估计这事提出来人家也不至于会大吵大闹”汉成的爸爸听后倒是觉得在理，但他妈可不这样想，她说：“这丫头人不丑，我也舍不得她，就是她的命太‘狠’了，四岁‘克’死了她爸爸，结婚一年后又‘克’死丈夫，将来二小（汉成）如果再有什么好歹，我们还怎么活？”后来这事就没人再提了。
　　过了些日子，村子里有不少人外出逃荒，有的去了上海，说那里吃的东西还不曾要粮票。也有的去了湖北、江西。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汉成一家子也跟人去了江西，走时，正好嫂子去了娘家，一家人算是瞒着她走的，这样做是为了让嫂子彻底死了留在李家的心。一起走的除了汉成还有他的十一岁的妹妹和五岁的弟弟。自从姐姐在江南被炸死后，妈妈又生了两个妹妹和一个小弟弟，不过，这三个孩子只活下来这个小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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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成家是1963年从江西回来的，他家出去得早，也比人家回来得早，第二年（58年）大批出去的人家大都在江西进了农场落下了户口，汉成家一直不曾有过江西户口，一过去就在一个林场旁边的山下面搭了个窝棚，汉成的爸爸替林场上山扛木头，多劳多得。汉成和他妈妈在山下面零零星星地开了些荒地种点红薯，那时江西的粮食并不像江苏那么紧张，农村中只要有钱还能买到高价的大米，最贵的时候每斤一元多一点，那时江苏的黑市上每斤米已经卖到五元钱。扛木头是一种最吃力但又最容易赚到大钱的活计，有时一个月的收入能抵得上农场工人三个月的工资，不过农场工人有粮食供应计划，吃的是一角二分钱一斤的米，扛木头属打零工的性质，从山上将木头扛来，按大小拿钱，力气大的就扛大一点儿的，还有的要钱不要命的一天扛两趟。如果不小心跌倒了，被木头砸伤了也只好自认倒霉。
　　汉成是第二年才跟他爸上山的，此前他爸妈总不让他去，怕他扛出痨伤一世之害。后来来觉得爸爸一个人太苦了，汉成就一定要上山。开始他爸只让他扛小木头，不过，再小的一段木头也都有100多斤，幸好17岁的汉成的体质还不错，居然咬牙坚持了下来。那时，在一条条蜿蜒狭窄的山路上有的人能扛得动200斤左右的树段子。靠着父子两人的努力，在那最困难的三年中，他们全家倒是不曾挨过饿，妹妹和小弟还在附近的农场小学里念了几年书。1959年他妈妈在江西又生下了一个小妹。从江西回来时还积攒下几百块钱。
　　回来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张罗着为汉成结婚。那年汉成虚龄二十二岁，当时这么大的年龄已经算是晚婚了。汉成的嫂子是59年年底改嫁的，是与她的妈妈在“海里”讨饭时跟了当地的一个比她大十岁的光棍。听村里人说，嫂子起初一个人还在陆家舍住了些日子，每月到了哥哥的忌日还都要烧点纸钱上供，后来实在饿得坚持不下去了才回了娘家。
　　汉成的岳父姓王，一家人没上江西，最困难的时候只是到上海去拾了二年荒，后来去上海逃荒的人太多了，街上买东西吃也要粮票了，而且一批接一批地将苏北的难民船强行往家乡迁送，岳父家的船也是被上海方面派轮船拖回来的。汉成的未婚妻叫菱香，不过没人知道她叫这个名字，只晓得她叫菱丫头。菱丫头个子不高，圆盘脸，身子长得倒还粗正（胖），那时，有这种身材的姑娘不多，乡下的姑娘几乎个个都是林黛玉。本来农村中就有唐朝遗风，以胖为美，都说：“肉痛，肉痛”（方言“痛”是美丽漂亮的意思）。菱丫头留着两根乌黑的长辫子，红朴朴的脸上老是露着笑意，村里人常跟她妈妈打趣，说：“你们家分的粮食怕的都给你丫头吃掉了”她妈妈听到后就回人家：“她哪有什么好东西吃，不过就是嘴泼（不挑食）吃什么都长膘。”菱丫头是家中的长女，后面还有一个比她小五岁的弟弟，她妈妈生得稀，有一个小妹子59年死于上海，死时才两岁。
　　菱丫头出嫁前，王家跟李家要了60元彩礼，那时，要60块钱就不算少了，不过汉成家出得起。出嫁的那天，尽管两家相隔不远，李家还是郑重其事地装扮了一条迎亲的棚子船（那时已经没人家用轿子了），并且将几代的亲戚聚集到一起热潮了两天。汉成依然记得，新娘子进门时上身穿的一件双桃红的灯芯绒薄棉袄，两条长辫子被改成了一个髻儿，那时，农村的风俗是将发型改成髻儿就表示由姑娘转变成婆娘。这是一种流传很久的习俗，过了几年就没人在出嫁时再梳髻儿了，先是齐耳短发，后来是马尾巴、披发。
　　菱丫头与汉成两个人直到洞房花烛夜才开始有了语言上的交流，此前没说过一句话，那时大都是这样。不过，都是本村人大家都知根知底，定了亲后心里都会装着对方，汉成的哥哥病死后，菱丫头曾在她的闺密面前发过狠，说：“假如他家要把他嫂子留下来，我就赖到他家里去。”。
　　结婚后的第二年，菱丫头就生下个活泼可爱的女儿，取名粉英。58年以后的那几年农村中很少有人家生孩子，人口逐年减少，因此三年经济困难一过，国家出台了剌激农村生育的政策，凡是生了孩子的女人坐月子期间可以拿一个月的工分。过了二年菱丫头又怀孕了，汉成的爸妈满以为这次要见孙子了，但天不遂人愿，只等来了第二个孙女，汉成的妈妈要给孩子取名想弟，汉成没依她，取的名字与大女儿排名，叫翠英。紧接着大家庭就分了家，另外搭了两间草屋，汉成一家四口就搬出了祖屋。此后，这个小家庭过了三四年特别艰苦的日子。夫妻俩干着最脏最累的农活，一年到头都没得个闲时，队里分的粮食又不够吃，只能靠青菜、胡罗卜的瞎对付，孩子们有时还能在爷爷奶奶那里混顿把饭，大人只能半饱半饥地捱着。他们有好几年都没添置过衣服，发的布票全都卖掉当零化钱。
　　后来，汉成买了一副加工包装绳的脚踏摇绳机，每天晚上在油灯下摇几十斤包装绳，经济情况才逐步有了点好转。1967年汉成接替宝才上了生产队长，过了二年他们又生了个儿子，终于度过了他们的人生最低谷。
　　在此期间，大家庭那边，弟弟在十八岁的那年当了兵，当时还在部队里，家里只剩下了汉成的爸妈和一个在江西出生的小妹。汉成有一个叫凤春的大妹妹在前二年经人介绍又嫁到了江西，那户人家也是本陆家舍的，也姓王，算起来还是菱丫头的远房本家，58年出去后一直没回来，在一个国营农场里当了农业工人。可怜的凤春嫁过去二年后，便在那边死于难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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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成当了四年的队长后，就升任村里的二把手（革委会副主任），四年后又接替国强当上了村支书。一当就当了八年，八年来，他勤勤恳恳，任劳任怨为村里办了不少实实在在的好事，他办事公道又没有私心杂念，因此深受村里人的拥戴，群众提起他来都异口同声说：“我们舍上的李支书才真正是‘新四军’的干部”（这里的人至今仍记得当年新四军的好）。
　　1982年，汉成受到了乡里的处分被撤掉了支书职务。被处分的原因是他的小妹兰丫头计划外怀孕超生了三胎。
　　那个在江西出生的小妹那年二十四岁，嫁在本公社南边的一个庄子上，那户人家姓冯，前两胎都是生的女儿，等到第三胎怀孕被发现时已经有了六七个月了，此前，家里人已请人做过B超，确认这一胎是个小伙。偏偏那户人家又是三代单传，妹夫的小名叫小五子，大名叫冯春根，前面有四个姐姐，两个老人想孙子几乎想疯了，庄上的干部无论怎样做“工作”都死活不松口。这事回报到公社后，公社里有个分管计划生育的副乡长就要汉成帮助“做做工作”，汉成当时虽然是满口答应下来了，但心里晓得，这“工作”没法做。有一次，汉成特地将小妹约到陆家舍，对她说：“现在的形势你晓得，你还有两个月才能生，风声这么紧，躲到那里都躲不住，无论如何人家是不会让你把这个孩子生下来的，不如早点识相去引掉算了”妹妹回他：“这事哥哥你千万不能管，小五子的爸爸要是知道了是你要动员我去引产的，他可能会跟你拚命，再说，我们全家都作好了思想准备了，哪怕是倾家荡产也要把这个小伙生下来！”汉成的老爸也插了话：“这事以后就别再提了，引产，就连我跟你妈都不会同意，这回如果兰丫头真去引掉了，以后就不会再有机会了，就注定要当‘绝后代’了。”菱丫头也劝汉成：“这事你不能管，大不了这支书不当，人家不当干部也过日子，以前那么困难的日子都挨过来了，听说马上就要分田到户，我看这干部就别当了。”。没一个人站在汉成这一边，只好听凭乡里采取强制措施了。
　　那时，乡计划生育办公室有一个专门逮大肚子的小分队，这个小分队就是当时乡里的“特种部队”，人员组成也很特别，其中不乏心狠手辣的亡命之徒。常常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的计生对象采取野蛮的强制手段迫使其就范。虽然公开场合只是标谤“不打不骂，连拖带拉”，但实际上打骂是家常便饭，罚站、罚跪、关押、饿饭等折磨人的手段层出不穷。听说东河县那边“力度”更大，冬天让人脱掉棉衣站在水缸里用电风扇猛吹，目的就是让家人“招供”出超生对象已经逃跑去了哪里。据说，由此产生的后果当时法院不受理。
　　此时，兰丫头全家也已经作好了迎接严竣考验的思想准备，正在策划让兰丫头外逃。在出逃的前一天夜里，小分队的七八个人悄无声息地摸进了庄子，当他们叫开了大门时，却在家里没发现兰丫头的身影，后来里里外外的搜查了一遍，连床底下都查过了也没能抓到人，事前他们可是得到准确“情报”的，想不到还是扑了个空。原来兰丫头还真的藏在家里，在搜查的人眼皮底下蒙混过了关，那时虽是深秋，但床上的蚊帐还没摘，搜查的人揭开帐子时只发现床上睡着两个小女孩，其时兰丫头就在蚊帐后面贴着北墙站着（那时用的棉纱帐子不透明）。小分队的回到支书家中，支书说：“人肯定还在家，晚上还有人看到她上河边洗东西的。”于是他们就在支书家弄夜餐喝酒。下半夜又杀了个回马枪。
　　当兰丫头再次被急促的敲门声惊醒时就意识到这回怕跑不掉了，在小五子起身去开大门时兰丫头也跟着到了院子里，在大门被打开之前兰丫头已经跃上了院墙旁边的花台，从不算太高的院墙上爬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然后再从里面打开了邻居家的大门走到另外的一条巷子中。邻居家南边不远的地方是一条大河，有五十多米宽，也是楚阳到东河的一条航道河，河上有一座大桥正拆掉重建，兰丫头情急中跳进了河中。就像过去的游击战争一样，兰丫头对这里的地形太熟悉了，她以前曾多次游过这条大河，她不怕。河面上笼罩着黎明前的黑暗，兰丫头尽量轻轻地划动着游向黑黢黢的对岸。此时小分队的人正在她家里恨不得掘地三尺地寻找，他们怎么会料得到一个大着肚子的人还能成功逃脱。
　　兰丫头游到对岸后顺着田间小路往南走，她晓得南面三里多远还有一条大河，河边上有一对老夫妻在那里扳罾、摆渡，走到那儿时天色已经微明，当她跪倒在两个老人面前说明了来意时，老头连忙走出舍子，让她进去脱下了湿衣服，老奶奶翻出了两件旧衣给她换，并叫她别怕，这里属于南面的一个乡，绝不会有人找到这里来。后来老头怕她的家里人担心，又将那条摆渡的小船撑到她的庄子上，向她的家人报个平安信。他天天早上都到庄上去卖鱼，不会有人看出破绽。老头看到大队部里面围着不少人，原来是小分队里的人正对兰丫头的公公与小五子拳脚相加。这回，父子俩真不知道兰丫头藏在哪里。老头只好又转到她家，悄悄地将情况告诉了她婆婆。
　　后来，小分队将父子俩带到乡计生办，临时关押在楼梯下面的一间很小的房间里，随后赶过去的她婆婆趁人不注意时向他们通报了兰丫头的信息。随后，计生办的一个主任找小五子谈话时，小五子就保证：放他出去，保证的三天内把人找回来，那个主任是春根的小学同学。便将他放了，并警告他说：“如果人一天找不回来就一天不放你父亲，由此产生的后果一切由你负责。”临走时，他爸还跟他说：“你别管我，他们吃不了我，找到兰丫头赶快溜，溜得越远越好。”当夜春根就找到了兰丫头，连夜跑了三十多里路，早上搭上了一辆去上海的班车远走高飞了。后来在上海浦东的一个小镇上遇到了本庄有个在那里收废品的人，两个人就租了一间房子买了一辆旧三轮做起了收废品的生意。这边家里，春根他爸被关了一个月另六天，直到确认兰丫头已经在外面生个小伙才把他放出来。接下来，拆房子，搬家具又折腾了几天，事情才告一段落。小五子他爸妈带着两个孙女住在一条苫了棚子的船上，心里还是乐滋滋的。不过，他们仍然坚持说不晓得儿子媳妇去了哪里，也不敢去看望梦寐以求的孙子，因为还有一大笔罚款在等他们结算呢。
　　一天，汉成被带到了乡政府，此前他一直被停职在家不问政事。那天公社一把手开门见山地说：“老李，你看你这事怎么处理？“
　　“我辞职。”对此汉成早有思想准备。
　　“辞职？老李呀，恐怕没这么简单，实话告诉你，昨天党委已经开过会，对你的这几年工作，大家还是肯定的，但这次情节太恶劣，影响极坏，因此党委决定撤掉你的村支书职务，保留党籍。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形势你全清楚，希望你能理解。”
　　其实，“撤”也好“免”也好，对于汉成来说，意思都差不多。这些年受计划生育牵连撤掉的村干部和学校里的教师，没见到过有人东山再起，因为计划生育是国策，触犯了国策就注定永世不得翻身。他当场就表示理解领导的苦衷，“愉快”地接受了组织上对他的处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