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下乡的日子（19-21）

　　（十九）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我们高中毕业离开了张掖。那个时候大学不招生，基地也不招兵。我们只得紧跟当时的形势，响应毛主席的伟大号召走上山下乡的道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是个沙枣花盛开的季节，整个十号区都飘散着沙枣花儿的香味儿。沙枣花儿黄黄的，只有大米粒儿那么大，小小的沙枣花儿羞涩地掩藏在沙枣叶里，不想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她的香味儿却是那么坦荡和浓郁。
　　部队派人把我们这些花季少年送到基地附近金塔县所管豁的生产队去插队落户。我们被分散在几个大队的几个生产队。在我们一再的申请要求下，我们这七个人又分在了一起。我、贺胜利、徐明明、付文斌、楚微微、毓米、方小影，还有肖卓、李晓然、王海涛等十人，在农村组成了一个特殊的“家”。
　　我们“家”的所有成员先被分散到老乡家里住了几个月后，才搬进了基地专门给我们知识青年盖的小院儿。院子南北二幢住房，南面住女生，北面住男生。东面是厕所、猪窝、鸡窝和狗窝，西面是院子的大门。
　　入乡随俗，我们“家”也学着当地老乡的样儿，养鸡、养猪、还养狗。鸡是我们从自家的鸡窝里抱来的，公母大小颜色品种参差不齐。猪是基地支援我们的，小猪不好养，连队特意从猪圈里给我们选了二头四五十斤重的半大猪。当地的农民朋友还给我们抱来了一只小狗崽。七拼八凑，我们“家”也有了鸡鸣狗叫猪哼哼，为此，徐明明还写了一付大红对联贴在我们“家”的大门两旁。上联：五湖四海进一家，下联：十禽八畜入一门，横批：广阔天地。
　　那个年代是公有制，生产队掌管着村儿里所有人的饭碗和土地。我们每天和队里的社员们一同上工一同劳动，一同挣工分，一年之后一同分口粮（下乡头一年我们吃国家的供应粮）。我们的“家”里每天轮流留一个人做饭、喂猪、喂鸡、喂狗、担水、扫院子。
　　首先留在“家”里做饭的是我们的点长方小影，据她自己说她在家里也常帮妈妈做饭。在老家时也用过拉风箱烧柴草的炉灶。当她挑着空水桶哼着歌去担水，路过正在田间劳动的人们时，方小影兴致极好地冲大家挥手致意。可当她担着一担水晃晃悠悠的返回时，人们被她扭着秧歌似的婀娜身姿吸引得忘记了手里的活儿，都葵花向阳似的瞧着她。瞧着瞧着，只见方小影肩上的水桶倏地忽高忽低起来，她顾了前边顾不了后面，两只水桶像翘翘板似的一前一后一起一伏，方小影终于把持不住水桶的沉重而摔倒了，两桶水全都泼撒在了乡间的小路上。这时，贺胜利从人群中窜了出来，奔到方小影的面前，挑起空水桶二话没说就雄赳赳气昂昂地奔向了远方。
　　第二天，轮到徐明明留在“家”中做饭，他面对着风箱、面粉和青菜一筹莫展。他担满了水缸，就去找方小影她们，还没等他说话，楚微微义不容辞地站了出来，边走边说：“我就知道你不会和面，我去教你，一会儿我就回来。”前一句是说给徐明明的，后一句话是说给生产队长的。
　　肖卓、李晓然和王海涛的父亲都是基地铁路管理处的职工，他们的家是基地疏散人口之后才搬进东风的。在张掖上学时我们是一个年级不是一个班。
　　这天朝霞满天，微风拂面，一望无际的麦子在阳光下泛着绿油油的光芒。我和王海涛赶着小毛驴车去公社的粮店买我们“家”当月的口粮。小毛驴车承载着我们在如诗如画般的景色中奔驰，我们激情澎湃，神气活现地挥舞着手中的小树枝儿，连唱带吆喝：“驾！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吧儿吧儿地响哎，驾！驾！哎嗨哟，我赶着那毛驴车，驾！去买粮哎嗨哟，驾……”
　　正美得腾云驾雾一般，没留神车轮被一块石头硌了一下，虽说车没翻，我还是被甩了出去，甩出去的一瞬间，我的左胳膊让路旁的树杈猛的剐了一下，顿时血流如注。海涛忙用手帕把我的伤口扎住，到了公社卫生院，医生在我的胳膊上如同缝补破衣裳似的缝了四针，还用绷带把包好的胳膊挂在我的脖子上，告诉我：“一周以后再来拆线，这段时间这只胳膊不要活动，更不能着水。”
　　回家的路上，我坐在毛驴车上不敢再张狂，王海涛拽着小毛驴的缰绳小心挥舞着树枝儿，小毛驴的小四蹄儿踢出的韵律在天地间回荡。我抱着负伤的胳膊，问：“海涛，你家来十号区以前住哪儿？我和贺胜利、毓米他们都是从北京的留守处搬过来的，你们呢？”
　　王海涛说：“我的家原来在东北的海滨城市营口。我的爸妈都是营口铁路局的职工。我们家是五八年秋就搬到这儿来了。”
　　“啊？是真的？”
　　“是真的。我们家搬过来时我才两岁，不记事儿。听我妈我爸说他们是经过部队的严格筛选，说是必须符合什么三代贫农，根红、苗正、年青力壮、业务精湛等条件。我的爸妈是佩戴着大红花、在锣鼓喧天，彩旗飘扬的欢送大会上、在人们热烈的欢呼声中，抱着我登上了西行列车的。他们说，越往西走越荒凉，那光秃秃的戈壁滩让他们的心里一阵阵的发怵，可是当他们想到这是党的召唤时，心里竟升腾起悲壮与豪迈来——来到这个荒凉的地方是祖国的需要，是党对他们的信任。这个地方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得了的。”
　　我眺望着前方绿色的麦浪，感慨万端：“不是谁想来就能来得了的。是呀，我打小就从大人的嘴里知道十号区的艰苦，但仍然向往着这个艰苦的地方，为啥呢？我也时常的问自己，就因为我父亲在这儿工作吗？答案是，也不完全是。父辈对十号区的忠诚与热爱，耳濡目染，不学以能；潜移默化，自然似之。其实那时候我一点都不知道咱们十号区是干啥的。自从知道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地球卫星是从十号区发射升空之后，才知道了十号区任务的伟大，才知道了十号区为什么要保密。对咱们这些十号区的孩子们来说，能随着父母来到这个神圣的地方，算不算是上天赐于我们的一种殊荣呢？”
　　“陆军，我也想过这个问题。父辈把咱们带到了这个即艰苦又神圣的地方，我想这应该是咱们的福份吧。对许多人来讲，这福份是可望而不可及的。好，我再往下说：爸爸妈妈抱着我到了清水站，下车后满眼都是荒凉与贫穷。我妈说，那时的清水到处可见十多岁大的孩子裸露着黑黢黢、脏兮兮的屁股，所有的孩子都光着脚丫子。清水的老乡住的土坯房子又小又矮，庄稼地也是一小块一小块的。仿佛近在咫尺的祁连山巍峨延绵，山头白雪皑皑，山腰处还有一小片绿色，山下是一马平川的茫茫戈壁滩。”
　　我说：“那时的十号区还是一片荒原，我爸爸他们都住在帐篷里，你们住哪儿啊？”
　　王海涛说：“听我爸说，五八年的基地正处在建设之中，由于铁路运输的需要，铁路职工在五八年就已陆续地到清水报到了，那时部队没有住房，职工们家家都租住在当地的老乡家里，清水老乡本来就穷，自己都没有像样的住房，好在这些职工们都出身于苦大仇深，生活上也不讲究，只要是能遮点风避点雨的地方就行。我们家住在老乡的仓棚里，李晓然她们家住在驴圈里，肖卓家是住在磨房里。我们这三家有个共同点：低矮的茅屋无窗无门。晚上把草帘子挂在门框上当门，白天必须撩起草帘子照亮通风。”
　　“哦，真没想到铁路职工比我爸爸他们还艰苦，后来……”
　　“你爸爸是自己艰苦，铁路职工是全家艰苦。陆军，瞧，咱们到“家”了。”
　　到“家”了，王海涛和留在“家”里做饭的徐明明忙着卸车，我用右手拽着小毛驴的僵绳仰脸看天：洁净的蓝天白云没有一丝一缕的杂质。洁白的云儿白的轻柔，白的沉静。湛蓝的天空蓝的深邃，蓝的辽阔，蓝的高远……
　　
　　（二十）
　　次日，我吊着胳膊去上工，队长看我一副伤兵的模样，让我休息。那时我的革命热情高涨：“轻伤不下火线，我这点伤算得了啥？请队长给我分配一个一只手能干的活儿。”
　　正巧大队卫生所的所长来生产队通知儿童打防疫针，所长对队长说：“让他到我那儿去帮忙吧，他有文化，用一只手给我们登个记啥的。我那儿这些天人手不够，正想和你说这事儿呢。”
　　我们的生产队就在大队的附近，所长带着我不大一会儿就到了大队卫生所。卫生所只有两间正房，一间做诊室，一间做药房，从药房中隔出了一小部份当作挂号、取药室。所长手下的兵只有一名医生爷爷，和一名女药剂师（兼护士）。其实他们在忙的时候也不讲究啥分工，这不，医生、药剂师、所长和我都加入了给孩子们打防疫针的队伍。我负责记录着前来打针的孩子和其父母的所在地及姓名，所长给数不清的小胖胳膊上抹药消毒，医生和药剂师给小胳膊上打针，一群婴幼儿在妈妈的怀里哭嚎着，各种声部的童声热闹非凡。
　　贺胜利因有事儿请假回了趟十号区的家，回来时给我捎来了一本卫生员手册。我如获至宝，下班回到“家”里就抱着书啃。
　　晚饭后，大家都去小河边洗衣服。自从我成了伤兵，我的脏衣服都是女同学帮忙洗。
　　夏日里天长，都晚上九点多钟了，夕阳还赖在天边不肯下岗。晚霞满天，微风习习，河水潺潺，蛙鸣声此起彼伏。我们在小河边，我吹口琴，同学们一边搓着脸盆里的衣裳一边跟着我的琴声歌唱。
　　“在我童年的时候，妈妈留给我一首歌，没有忧伤，没有哀愁，唱起它，心中充满欢乐，啦，啦，啦……”
　　村子里星罗棋布的茅草屋炊烟袅袅，随风飘来燃烧麦草的芳香。我不由想起了那天海涛对我说的话。我问：“海涛，那时你们在清水老乡的破房子里住了多久？冬天是咋过的？”
　　海涛说：“我们家搬到清水时已是深秋，我妈说，我们家就在老乡的仓棚里过的冬。爸爸垒了个土炉子，单位发给我家一点儿取暖用的煤，只是这点煤放在家门口，一眨眼的功夫就不翼而飞了。天气实在是太冷了，老乡们对这点能取暖的煤虎视眈眈。”
　　李晓然说：“是呀，我妈也说过，那年清水的冬天格外的冷，西北风呼呼地刮，冷的刺骨。我们家住的驴圈四处透风，虽然驴粪早就打扫出去了，可是那驴粪的味道却一直赖在我们家里不走。爸爸忙的总不在家，妈妈把哥哥和我放在几块木板搭成的床上，用被子捂着我们。土炉子虽然一直烧着，屋子里却仍然是冷风飕飕的。”
　　肖卓说：“我爸说，好多人家都是这样从寒冷中苦捱过来的。开春后，铁管处发动职工在业余时间互相帮助，自己动手修建简易的半地窑式的住房，我们家就修了一间半。渐渐的，这半地窑式的住房在铁路两旁连成了几大片儿，这一片片的自然小区竟成了清水镇最亮丽的风景。那时清水老乡又穷又落后，他们对这些会建地窑子、能开走大火车的人们另眼相看，眼神儿全是敬仰。”
　　毓米瞪着亮晶晶的大眼睛问：“那个时候你们在哪儿买东西？有粮站吗？”
　　海涛说：“铁路管理处军人、职工的粮食、副食等都在一辆闷罐子车皮上，大家叫它供应车。因为这条铁路线上有许多小点号，所以供应车每半个月才能巡回一次。那时好多人家都在自家的门前开一小块地儿，种菜养鸡，过着亦工亦农的生活。我妈在营口时也是铁路局的职工，但是到了清水她就失去了工作，我妈带着我和弟弟妹妹也种地养鸡。爸爸没有固定的工作时间，没时间管家，家中只是妈妈在操劳。爸爸的工作很累，家里有点好吃的全都装进了爸爸出车时带走的饭盒里，我那时小，一看到爸爸的饭盒就流口水。”
　　肖卓说：“自从铁路管理处的军人和职工到清水驻扎，清水老乡的农副产品也有了很大的销路，他们的生活也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开始学习我们的生活方式，光屁股的大孩子少多了。”
　　方小影停下满是肥皂泡的双手：“肖卓，你们在哪儿上学？清水有学校吗？”
　　肖卓说：“到了六二年，职工们的生活相对稳定了。基地看到这群职工的孩子们大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就在清水筹建了一所小学校。当时没有校舍，学校就租用当地老乡的一所院子，这院子就在清水小街的那个大戏台子的后面。开始时只有四个年级四个班，老师全是军人。”
　　李晓然站起来接着说：“别小看我们这所‘东风第二小学’，麻雀虽小，却也是五脏俱全，少先队的队旗，队号、队鼓，入队时的仪式一样都不少。我还记得我们几个入队时的情景，那天少先队的队鼓咚咚锵锵地敲，队号哇哇啦啦地吹，站在房顶上的一位老乡冲我们喊：‘老师们，学生娃娃们，请你们别敲了，别吹了，我家的媳妇子正在生娃娃，请学生娃娃们和老师们安静，求你们了。’转瞬之间，偃旗息鼓，但仪式还在继续。当进行到入队宣誓的时候，我们几个入队的孩子拼命压抑着激动的心情，压低了嗓门，把右手高高举上头顶，小声背诵：‘时刻准备着……’那场面，就跟小红军战士在敌后入党似的。”
　　“哈哈……”同学们都笑了。
　　王海涛把洗好的衣裳拧干放在脸盆里，躺倒在小河边儿的草地上，回忆道：“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正在上课，突然教室外面狂风大作，雷电交加，不一会儿，倾缸大雨从天而降……”
　　方小影说：“用错词了，应该是倾盆大雨。”
　　王海涛说：“没错！缸比盆大。不一会儿，我们的教室里也唏哩哗啦地下起了小雨，吓得我们收起了书本蹲在书桌下面大喊大叫，教室里顿时乱成了一锅粥。老师叫来了高年级的同学，帮我们把课桌搬到了院子外面那个古老的戏台子上，我们在戏台上继续上课。我记得那天我们朗读的课文是：‘弯弯的月儿小小的船，小小的船儿两头尖，我在小小的船里坐……’我们稚嫩的童声被倾缸大雨的雨声淹没。我偷眼看着戏台外那水连天、天连水的世界，感觉那个时候的大戏台真得好像一条小小的船儿在一片汪洋中孤独地漂着。就在这时，我听到老师在叫我：‘王海涛，注意力开小差了吧？’我看看老师，赶紧跟着同学们大声朗读：‘……只看见闪闪的星星蓝蓝的天。’其实呀，只要有解放军老师跟我们在一起，再大的风、再大的雨我们都不怕。”
　　
　　（二十一）
　　孩子们的防疫针还没有完全打完，我就已相见恨晚地迷上了医学。由于我勤学好问，所里的医生爷爷很喜欢我，他指导我读书，教我实践。在他的教导下，那本卫生员手册上的理论我还真是实践了不少。
　　我受伤的胳膊已到了拆线的时候，正巧这天毓米和方小影到大队的供销社给生产队买东西，顺便到卫生所来看我。医生爷爷亲自给我解绷带，我对毓米和方小影说：“我这伤口已经痒痒了好多日子了，我知道它早就长好了。伤口痒痒就是在长新肉呢，医生爷爷，对吧？”
　　医生爷爷慈眉善目，他无声地笑了笑，下巴上的白山羊胡子一颤一颤的。毓米和方小影都凝神注视着我的伤口处，纱布一层又一层地揭开，突然，方小影大叫起来：“哎呀！这是啥呀？一个大黑虱子，它竟然躲在这儿！”
　　医生爷爷用聂子把虱子夹出来丢在地下，开始给我的伤口消毒、拆线。毓米把虱子踩死，仍旧关切地盯着我的伤口。方小影却捧腹大笑起来，她笑得弯下了腰，欲蹲在地下，没蹲好，竟一屁股坐在地上。
　　她边笑边絮叨：“哈哈，真让人不可思议啊，伤口处竟然有一大虱子，哈哈，还长新肉呢，这么大的虱子盯在伤口上，伤口不痒痒才怪呢！哈哈，虱子，从前的革命者戏称的革命虫，陆军是革命者了，他也有革命虫大虱子了，哈哈……”
　　她笑的花枝乱颤，泪花闪闪。
　　毓米微笑的说：“小影，别笑了，你把陆军的脸都笑红了。”
　　我说：“没事儿，让她笑吧。我本人干瘪乏味，我身上的虱子能博得美人一笑，也算是成全我了。这小东西还真会找地方，竟敢隐藏在我的伤口之处，难怪长得又肥又大。”
　　停止了狂笑的方小影又笑了。
　　我笑嘻嘻地说：“方小影笑起来真是挺好看的，眼睛都弯成了一对儿小月芽儿。方小影，听我的忠告，你呀，别总是眯着眼睛笑，这样笑久了小心你的上下眼皮永远地粘在一起，你那美丽的眼睛可就再也睁不开了。”
　　女孩子天生爱美，对自己相貌中的不足别人不说都耿耿于怀，哪堪我的调侃？方小影收敛了笑容，小眼睛睁得比往日都大：“陆军，有你这么说话的吗？你看过谁是瞪着眼睛笑啊？你看过谁的上下眼皮长在一起了啊？你不就是想说我的眼睛小吗？我的眼睛小碍着你啥了？陆军，刚才我不是故意笑你，只是那虱子趴在你的伤口上的样子特滑稽。你也别生我的气，是我不对，我给你道歉了。可是你也不至于因为这点破事儿就拐弯儿抹角地损我吧？毓米，我先走了，我在供销社等你。”说完，气呼呼的转身走了。
　　毓米说：“方小影，等一下我。陆军，瞧你，把方小影说生气了吧？你呀，嘴边儿总是没个把门儿的。”
　　我不屑置辩：“大家都是开玩笑嘛，爱生气就由她去。”
　　“陆军，我得走了，你的伤口刚刚拆线，你自己多注意点儿，别总是不管不顾的，啊？医生爷爷，再见！”
　　“毓米！等一下。”
　　我压低了嗓门，真诚地说：“毓米，你笑与不笑，你的眼睛都是那么的大那么的亮那么的美，我从认识你的第一天起，就喜欢你的眼睛。”
　　毓米脸一红，瞪了我一眼转身离去。
　　基地十分关心我们这群下乡的孩子们，专门把一名连队的指导员派来当我们的带队干部。他姓金，我们背地里称他为金砖。
　　金砖很辛苦，也很负责任。他常说，共产党员就是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革命军人就是一片瓦，哪里需要就往哪里码。
　　公社有五个由基地子女组成的知青点，这块大金砖同志就在这五个需要他的地方搬来搬去，时不时的还得搬回到他的连队去。这天傍晚，久违了的金砖再次搬到了我们“家”。
　　金砖对我们如春风般的温暖：“付文斌，你挑水去了？今儿是你做饭啊？”
　　“金指导好，今天是李晓然值班，我帮她挑水。”
　　金砖走进院子，笑容可掬：“哎呀，楚微微也会做针线活儿了啊，微微呀，这是你的裤子吗？”
　　“这是徐明明的裤子。前天我们割玉米秸时他不小心用镰刀划破了自己的裤子，还差点负伤呢。其实我也不太会这缝缝补补的活儿，好在徐明明他不嫌弃。”
　　金砖走进了女生宿舍，惊呼：“陆军！毓米！你们在干啥呢？啊？”
　　我和毓米惊愕地回头，看到金指导员比金砖还冷的一张脸上瞪着喷着怒火的金鱼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