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7）

　　远远看见现场周围及屋檐下站了很多人，消防车刚走，火已扑灭了，几缕青烟还在空中懒懒地飘着．一股焦味扑鼻而来。
　　社区董主任见我来了，忙迎过来。说道：“张局这么快就赶来了。”一只手挡在前额上遮着太阳。
　　“我一接到电话就往这赶，看样子损失蛮大。”我说。目光越过人群，朝那堆还有青烟飘着的地方望去，那儿已经是一片废墟了，只有几根烧焦了的梁柱在那撑着，摇摇欲倒。
　　“是。全烧了。”董主任痛惜地说道，目光也朝那边望去。
　　董主任今年43岁，是三年前区里照顾正科级干部的家属到社区工作的，去年又逢换届当上了主任。她生得一付好身材，四十多岁了，身材还是那样匀称而丰满，一双聪明的眼睛，在她白皙红润的脸上一闪一闪的，象天上的星。一头长长的乌发齐腰垂下，象瀑布，让人感到一股奔腾的力量。这批照顾进来的干部家属里，就她的能力还算可以，虽然只是高中毕业，但无论是组织协调能力还是在写材料方面，并不比现在的大学生差．而那几个简直就是来混饭吃的，其中有一个居然连自已的名字都不会写．唉，现在就业难呀，社区干部都成香饽饽了．
　　董主任告诉我起火的原因是由于电线老化，加上屋子里堆放了很多装潢材料，才酿成了这场大火。我朝四周看了看，所幸没有殃及邻居，否则这里将是一片火海。这儿大多是解放前留下来的板壁房，历经了近一个世纪的风风雨雨，已经很破败了，有些房子东倒西歪的，随时可能会塌下来。我不知住在里面的人，有没有担心过，在某个夜深人静的夜晚突然被埋在里面而毫无知觉。而有些看上去倒有点古色古香的韵味。听说正是这点古玩意，才使上面的决策人不好决断，这儿到底要不要拆下去，要不要保留点濒临绝迹的古城风貌。但也有种说法，这里之所以拆了一半而拆不下去，是因为拆迁这块地成本太高，承包商无利可图。究竟是何种原因，我不清楚，但我知道，这些年的拆迁，是该拆的地方不拆，不该拆的或可以缓拆的却强拆。拆迁与其说是城市规划的需要，还不如说是受利益的驱使。这儿与老王住的那个地方不同，那儿的房子全是单位房，砖混结构。与我刚来这个城市时租的房子比，简直就是皇宫，可惜那儿现在要拆了，而这些随时会倒塌的板壁房却还留着。
　　我一边交待董主任做好力所能及的灾后安顿工作，一边和她朝现场走去。董主任向我介绍，失火的居民叫邓子民，一家三口，儿子大学毕业没找到事，跟父亲学简易装潢，妻子李春花在社区做清洁工。此时，我见一个中年人赤裸着上身，正弯着身子顶着烈日在废墟里扒着一块尚未烧完的板子，想必他就是邓子民了，那是他谋生用的装潢材料。他小心地移动着压在板子上的残物，脸上无任何表情，但我仿佛听到了汗水从他脸上身上跌落在灰烬里的声音。妻子李春花站在一旁抽泣，一头的乱发，脸象抹了黑炭灰似的，手臂上、小腿上也都是一道道黑色的痕迹，那件被汗水浸透了的米黄色汗衫也沾了许多污渍，紧紧地贴在肉上，两只乳房的轮廓清晰可见。
　　她毫不避羞地走到我面前说：“张局长，我们现在这样子，政府能不能照顾安排经济适用房？”
　　“经济适用房是要摇号的，而且是一年一次。”我说。
　　“那我们一家去哪里住呀。”她啜泣道。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没有房子给她，政府也不可能有房子给她。就连一年一度的经济适用房，这些年也没见对外摇号了，据说全部安排给了拆迁户。这项政策原本是为低中收入家庭的无房户或是住房困难的家庭制定的，现在却为拆迁服务了。我只好把头转过去，目光落在水沟旁的小伙子身上。
　　董主任指着蹲在沟旁边的小伙说，那是他们的儿子，叫邓海涛，今年二十二岁．家里用了全部的储蓄供他读完了四年大学，没想到一毕业，便失业在家。据董主任说，他也外出过几次找事，但不是嫌工资低，就是说那儿的条件差，没做几天便跑了回来，无奈之下，邓子民才要儿子跟自己学做装潢。说起儿子，邓子民的心情比发生这场火灾还让他难过。他站在废墟里，一边用手臂揩着汗，一边说：“早知这样，这书还不如不读，有这些读书的钱自己倒可以弄个门面，把生意做大，用不着在家里这样小打小闹，现在好了，一把火，一切都回到了原点，儿子回到了原点，家也回到了原点，甚至还不如以前了，什么世道！”他说这话时，唾沫横飞，情绪异常激动，脸上的表情从麻木、愤懑、到无奈，胸脯剧烈地起伏着，脸上的肌肉不停地抽动，一付结实的身板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汗珠，在这强烈的阳光下闪闪发光。
　　我再一次朝他儿子望去，邓海涛一动不动地蹲在那，双手抱腿，双目凝视着地下，仿佛凝固了一般。我不知他此刻在思索什么，我想他的心情一定远比他父亲沉重，不仅仅是为这场火灾。一个大学生，这在以前那是多么荣光，多么让人羡慕。可如今，倒象个落魄的流浪人，从他身上找不到一个年轻人、一个大学生应有的活力和朝气。是呀，大学生不值钱了，读了书又怎么样？毕业意味着失业，最终躲不过那浩浩荡荡失业大军中一员的命运。难怪现在参加高考的人在逐年减少。如此下去，谁还会去读这些个看不到光明和希望的大学呢？尤其是那些老百姓、那些穷人。平时从牙缝里抠出的那点活命钱，交给学校，原指望子女读了大学能有出息，至少稳稳当当的有碗饭吃．可结果呢？还是打工仔（妹）。倒是那些有钱人，那些官宦子弟，读不读书反而无所谓，照样可以进机关。不是有地方出台了土政策，处级以上的官，其子女可以安排进机关吗？太不公平了！凭什么当官的子女就有这种优惠？难道老百姓的子女就不是这块土地上的公民？穷人就注定永远是穷人吗？更有甚者，有些当官的为了让自己的子女能堂而皇之地进入公务员队伍，还装模作样地搞什么考试招聘，殊不知所有的招聘条件，都是围绕其子女而设定的。什么世道！这是刚才邓子民的义愤之言。此刻，我也禁不住脱口而出了。其实这句话也是当今老百姓的共同心声。现在看来，这书还真读得没意思。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不再有什么人读书了．因为书中并没有黄金屋．可是，如果真有一天，人人不去读书，那这个社会又会是什么样子？我担心这一天真的会到来．
　　想到这，我的心也不由得沉重起来。我总感觉老百姓的路越走越窄，社会虽然进步了很多，物质也繁荣，但压在老百姓身上的担子似乎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更重，老百姓的心里似乎有一团永远也驱散不尽的阴霾，就业、房子，就象两座大山压在老百姓头上，让他们终身为之疲于奔命。
　　我忽然想起了我儿子，儿子明年也要大学毕业了。虽说他归他母亲，从法律上说，我除了在经济上有一定的义务外，其他都与我无关。但他身上毕竟流淌着我的血，更何况，我们父子感情很好。儿子跟他妈妈的感情也很好。儿子很懂事，也非常理解我们，并没有因为我们的事而影响学业，这让我很欣慰，也少了点负罪感。离婚最受伤害的是孩子。所以在平时，我会尽最大努力，做到让他不要有身处单亲家庭的感觉。我相信他妈妈也是这么做的。当初同意他跟妈，是我不忍他们母子分开，他妈妈太爱这个儿子了。当时，我对儿子说：“我虽然跟你妈分开，但你跟爸爸妈妈永远不会分开。”儿子说：“你们分不分开我无权干涉，非要分开那一定有分开的理由，但我相信，我不会由于你们的分开而少了一份爱，因为你们都是爱我的。”那年，儿子才读高一，竟能如此冷静地思考问题，并理解我们，着实让我吃惊不小。那时我真有点担心他这种冷静会不会转化为性格上的冷漠和孤辟。还好，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儿子的身心一直是健康地成长着，因为在他的心里一直充满了爱的阳光。
　　我又把目光投向蹲在那纹丝不动的邓海涛，心中掠过一丝忧虑，明年儿子毕业是不是也和他一样呢？每当想到他，小小年纪，就要背着行囊，漂泊天涯，作为父亲，心里很不是滋味．可我又没有能力为儿子解决工作，他只能靠自己了。我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并希望儿子能理解父亲的无能为力，就象当初理解我跟他妈妈分开一样。
　　突然，我的肚子咕噜地响起来，才想起自己午饭还没吃呢。我拿出手机看，2：30了，上班时间到了。董主任正在和邓子民说着什么，我想无非是些安慰的话。脚旁放着一袋米和一壶油，墙边上的橙子上还放着一床被子，社区能做的也只能是这些了。
　　我正要转身离去，却见王局、刘副局、小马、司机小彭，后面还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记者，从巷子那头走了过来。我本想走的，但听到王局朝我叫道：“张局，怎么样了？”我只好站在原地。但没有回他的问话。心想，什么怎么样？如果问火烧得怎么样了，那是废话，火烧到这个时候，恐怕这座城市都烧完了。如果问安顿的怎么样了，我又没权，我不能对人家有任何一点承诺。这么大的事也不是几百块钱就能解决得了的。要给救助也是你老大说了算，老王的医药费还是我自己垫的呢，我可垫不起了。再说，我安顿好了你又来做什么呢？还带着摄像机。我这人最看不惯的就是事还没做好舆论先行的官样作风，或是做了点小事唯恐天下人不知道似的。但现在就兴这套。
　　董主任见王局长来了，三步并做二步跑过去，声音娇柔地说道：“哎呀，王局长，这么烈的太阳，你还亲自来呀。”又回头朝邓子民喊道：“邓子民，区里王局长看你来了。”邓子民好象没听见似的仍旧在废墟里翻动着，两只手黑乎乎的。我默默地站在一旁，我知道，没我的事了，就连王局从我身边走过也象没看见我一样。我就象剧本里的一名客串，或是跑龙套的，主角上场了我也该谢幕了。我很识趣地从领导的视线里消失。其实这个时候领导是不会让我插话的，他不会让别人去抢他的镜头。我悄悄地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