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大学（1）

　　九、大学
　　33.不知道根号二的“白卷小姐”

　　1973年，有一篇轰动全国的“白卷”刊登在《人民日报》上，写这篇文章的先生被称为那个年代的“白卷先生“。就是这张“白卷”让一些小泥儿这样的“白卷小姐”也成了那个年代的大学生——工农兵学员。为此，多少年来，在我的心底一直感谢这位在“文革”后招收大学生的高考中的“白卷先生”，因为这张“白卷”也改变了我的命运。
　　小泥儿成为出了名的猪倌儿，得到了无数的鲜花和掌声，也面临着新的选择。
　　6月的一天，县革委会召见我，说是军代表革委会副主任刘政委找我谈话。到了县里，在刘政委办公室里见到了刘政委，他开门见山地和我说：“小泥儿，这次组织上要把你送到省里去学习，回来挑更重的担子！”我急忙问到省里去学什么？刘政委说：“像你们这样优秀的知识青年都被省革委会定为青训班的成员，培训1年，回来担任县里的‘团委书记’、‘妇联主任’，小泥儿，这可是你进步的一次机会啊！”“还有，就是县里要推荐工农兵大学生，也想听听你的意见”。我不知道“青训班”到底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可那一瞬间，我想起我爸爸常说的一句话：“小泥儿，爸爸不相信中华民族永远是一个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民族，有机会还要上大学呀！”没想到这机会就在我的眼前，我必须把握住！我迫不及待地和刘政委说：“刘叔叔，还是送我上大学吧！我在‘文革’中学的东西太少，再说养猪也需要科学知识啊！你送我上了大学，我毕了业再回到本溪县当一辈子猪倌儿！如果你不让我上大学，我也不上那个‘青训班’，反正我要上大学，刘叔叔你一定答应我！”刘政委装着生气的样子说：“小泥儿，你胆子不小，还命令我？”我赶快说“刘叔叔，小泥儿哪敢啊！这不是求您吗！”刘政委笑着说：“小泥儿县里推荐了你，还是要考试的！你能考上吗？”我不知道哪来的勇气说：“能，一定能考上，如果考不上，小泥儿提着人头来见你！”刘政委笑着说,“这个死丫头，我要你的人头有什么用？县里还要和林业局商量，你先回去，没有定的事，不要说。知道吗？”我向刘政委敬了个军礼说：“是！”
　　等待的日子太难熬，那段日子我喂着猪，眼睛却瞄着吊桥，只要上边有人过，我心里就跳个不停，总想是县里来人了，是来考核推荐我上大学的！可到了晚上好不容易下了班，跑到场部一看，一个生人都没有，让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失落和沮丧的滋味。但是还不能表现出来，为了掩饰自己，我会自作快乐的哼着我既唱不全又跑调的歌。一次，芬儿听了，忍无可忍地喊起来：“小泥儿，别唱了，心都牙碜了！”
　　终于有一天，林业局林局长和崔主任来了，在场部会议室召开全体职工大会，会议的内容就是在我们林场推荐一名参加高考人员，首先是政治条件和个人表现。我心里想，“这不就是小泥儿吗？还有谁呀！”可心里还是没底，“万一大家都不推荐我，那不就完蛋了！可不要高兴得太早了！”我故作沉着的期待着大家的提名，几个老职工七嘴八舌的说着我的好话，自然其他人也跟着。我以为就此就决定了，可没想到，林局长却说：“大家开始无记名投票，把自己推荐的人写在票上，然后收上来，”这下子把我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会议结束后的那一夜我几乎没合眼，等待着明天命运的判决。
　　6月的太阳起床特别早，我刚刚喂完早上的猪食，场部有人跑到猪场喊“小泥儿，梁书记叫你到场部去，快点啊！”我跑步来到场部办公室，只见3位领导早已在那坐等，我进屋后就站在他们面前。林局长说：“小泥儿，经过群众提名和无记名推荐，又经过领导研究决定，你作为我们林业系统推荐的人员，参加这次‘文革’后的第一次高考，光荣啊！一边工作一边准备吧，你可不要辜负我们林业系统全体职工的希望啊！”我认真的倾听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嘱咐，好像我一定能考上大学，马上要走了似的。我不断的点着头，表示小泥儿决不会让他们失望。其实从那一刻起我就开始担心会名落孙山了，新的恐惧也随之而来。
　　我知道我的大学梦才完成百分之二十，还有百分之八十要看考试了。场里的刘技术员夫妇帮我找来老初高中的旧课本，我开始高考复习，我真不知道从哪开始，哪些该看，哪些不该看？小学五年级开始“文革”，1969年复课就是八年级，九年级刚上没几天我就成了猪倌儿（教育改革实行九年一贯制），离高考只有1个月的时间，这一堆的数理化，只有初中的前五页有点印象，其它全部陌生。我一丁点也看不下去。请个辅导老师，他讲的东西我几乎都听不懂，又不得不装着懂了，不停地点头。
　　我开始后悔，自己骂自己：“小泥儿呀小泥儿，你上什么大学呢？上青训班好不好？弄不好早开学了！万一考不上，看你那小泥脸往哪放。”越想越上火，满嘴，满鼻子都是黄水泡，人也瘦了一大圈。
　　终于熬到考试了，考场设在县一中。那一天，我反倒不紧张了，心想反正这样了，是杀是砍，都擎着呢，怕也没用！
　　第一天考数学。有一道“开根号二”的题，我根本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突然在考场中看到了我在二中“路线分析”和大批判过的，现已是调任县教育局局长的姜校长，在我们考场监考，吓得我不知如何是好，心想真是冤家路窄。姜校长一走到我身边，我就把头深深的埋在两胳膊之间，无地自容。可姜校长站在我身边不走了，这下更让我不知所措。当他看到我连“开根号二”都不知道时，着急的告诉我“1.414、1.414！”开平方我没有学过，尽管他说了两遍，可“1.414”是什么意思？我仍然不知道，没办法我第一天就交了白卷。可是那一刻，我的心被他感动着，感动得我自己都能感觉到在颤抖！
　　第二天考物理化学，我更是一头的雾水，姜校长看到我停在“拖拉机轮子为什么那么大？”那道题上，他禁不住地又提醒我“压力，压强”，我照样听不懂，后面的题我没有答，还是交了白卷，两天两张白卷，反正虱子多不咬人，我也不在乎这考试了。心里一直沉浸在对姜校长和我曾经伤害过的二中老师的忏悔之中。我深深感到人生最深刻的谴责莫过于内心深处的忏悔和自责。
　　后来当我和朋友说起此事的时候，很多人说“他作为监考这样做就不对，说不上他安的什么心！”还有的人说“小泥儿，你真傻，姜校长看你啥也不会，故意埋汰你，你还感动得不得了！”不管别人怎样说，小泥儿对自己学生时代所犯的错误同样不能原谅，我固执的相信，我的老师就是那种毛主席说的“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低极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35年过去了，从那次高考完事后，我没再见过我初中的姜校长。我无法知道，那次考试，作为一校之长，看到自己的学生交出这样的白卷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我也无法知道，当他知道连“根号二”都不知道的学生竟然上了大学，从事一辈子教育的他又会有怎样的感慨呢？
　　第三天的考试我认为比较简单，是写一篇题目是《有意义的一天》的作文，我写的是《当饲养员的第一天》，洋洋洒洒地写了三大篇纸，非常满意的交了卷。
　　3天如同3年的重负终于卸了下来了，真是感到无比轻松，我觉得大学和我无缘了，索性不去想它，爱咋咋地了，第二天我就回到猪场了。当我一下吊桥，场里就有人看到我，许多人围了过来问“小泥儿考的怎么样？”我说“还凑合，能不能录取再说吧！”这时候，林场唯一的一对大学生夫妇刘技术员（他们夫妇都姓刘）他们拿了一份《人民日报》说：“小泥儿，这下你一定要上大学了，你看《人民日报》都为这篇‘白卷’发表社论了，考试成绩不会作为录取的条件了，放心吧！”我半信半疑的看完了报纸，心想随它去吧，最好的办法就是听天由命。
　　当时，整个中国被这张“白卷”搅和的像一锅粥，只是当时间把水和糊分离时，才可以看清楚锅里到底是什么：原来是“四人帮”把“白卷”当成一块政治“石头”，进而达到他们篡党夺权的目的。人生重要的不是努力而是选择，当年我选择上大学的同时，我们知识青年的许多典型都选择了“青训班”，等待他们的却是“四人帮”垮台后的没完没了的政治审查，有的已经回城参加工作了又被重新送回了农村。我常常为这些知青战友感到痛心，也常常在心底为他们祈祷……
　　1973年8月，我收到钢铁学院的《录取通知书》。我的心别提有多激动了，我将面对人生崭新的历程。我忙着办手续，忙着告别，忙着给我的猪做最后一顿“饭”，总之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想起上大学，高兴；想起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伙伴儿，想起我就要离开那群猪八戒，我还偷偷地流了眼泪。林场因为我上大学放了一天假，还用我们山里的土特产和林场自产的农副产品搞了一顿大会餐。连山关小镇也为我上大学而好个热闹，好多朋友都跑到林场来相送，那感人的场面让我永生无法忘怀！
　　猪场的老场长李大爷，拉着我的手说：“小泥儿，连山关的水浅，养不住你这条大鱼，到大海里去游吧，有时间回来看看大爷！”我泪流满面地点头称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小泥儿何德何能该受到如此的礼遇呢？应该感谢党，感谢林场的领导和同志们，感谢这里的山这里的水，铸就了小泥儿的品格，洗涤了小泥儿的灵魂，那一时刻我的心被彻底地震撼了！
　　一张“白卷”断送了多少考试成绩优秀的青年的大学梦，却把我这个连“根号二”都不知道的“白卷小姐”送上了大学的殿堂。历史有时不是按着事物发展的逻辑来写的，没想到一粒泥土也会被冲到时代的浪尖上。
　　当我到学校报到路过沈阳时，爸爸到火车站接我。我把我上大学的经过告诉了爸爸，爸爸特别的激动，他说的第一句话是：“小泥儿，你不但实现你的梦想，也实现了爸爸的梦想啊！”我说：“爸爸，小泥儿还可以吧？第一次上沈阳是参加省团代会，第二次上沈阳是去大寨参观，第三次上沈阳就是上大学了。”爸爸看着我那副得意样，却沉默了一会说：“小泥儿，爸爸要和你谈谈：“爸爸没有能力来评论社会公不公平，爸爸只希望这次机会能让小泥儿成为一个学业有成的大学生。学习是最艰苦的工作，要比养猪付出更大的辛苦，你的基础这样差，爸爸真担心你跟不上啊！”
　　那个年代，我不明白“白卷”为什么遭到社会上那么多人的痛恨，像爸爸这样的知识分子更是敢怒不敢言。在我的心中，《人民日报》上说的就是党中央的声音，从未怀疑还会有什么错。自己答了“白卷”也觉得不怎么光彩，从未在人前提过。我听了爸爸的话，不耐烦地说：“爸爸，相信你的女儿，既然我选择了大学就一定会念好的，您就别操心了！”
　　大学对于小泥儿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大学的诱惑深深地吸引着我，让我坚定的走进工农兵大学生的行列。
　　
34.五彩斑斓的电气三班

　　“迎着灿烂的阳光，肩负着党和人民的希望，我们工农兵学员来自祖国四面八方。带着工人阶级的嘱托，带着贫下中农的希望，带着革命部队的光荣传统……”35年过去了，每当我想起这首歌，就想起那个年代，想起自己的大学生活，想起五彩斑斓的电七班……
　　尽管那段历史有着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片断，有着不尽人意的荒唐，也有着无法吞咽的苦涩，但是却不能遮住我们电七三班这个集体闪烁出的那道美丽的彩虹！在太阳光芒的折射下，那一个个五彩斑斓的光环至今还争先恐后的在我的眼前跳跃着，闪烁着。
　　我们班35个同学，有17个女生，全学校最漂亮的女生都在我们班。校女排，有10个是我班女生，校乒乓球队有2个主力是我班女生，校女篮有2个主力在我班，其中一个就是我。我在我班不漂亮也不算丑，中等人吧。我们班18个男生，我的绰号却是“19号”，可想而知了。
　　我们班是一个来历复杂又各领风骚的集体。最大的同学28岁，最小的是我19岁，六八届老高三的同学说我“比他们差了一个时代”。就拿男生来说：有从工厂来的外号叫“学阀”，有从单位带工资来的外号叫“财阀’，有从部队刚刚复员的外号叫”军阀”,还有北京军事博物馆来的解说员外号叫”军博”。班里男生里有军长的儿子，有部长的儿子，还有公安局长的儿子，也有工人农民的儿子；有工厂的工人，有教高中的老师，有炊事员，还有知青。女生中有市长的女儿，有市科委主任的女儿，有钢铁公司总经理的女儿；有工人，有农民，有党支部书记，有妇联主任，有知青，还有我这个“小猪倌儿”。
　　这群人凑到一起，你说是阅历，经历，领导力，决策力，执行力，一旦变成合力，能把学校的天翻过来。直到毕业几年之后了，学校的老师回忆起来还对电气三班赞不绝口。
　　记得刚开学的那几天，我发现，每天上课迟到的总是一个戴着眼镜的瘦高个子男生，他低着头从门缝里挤进来，虽然很小心，但还是吸引了同学的目光。由于太瘦，他走路有点晃，还有点喘。一个星期了，我看见他没和任何同学讲过话。我觉得这个人有点意思，开始注意他。班里要求一个男生和一个女生坐一座，同学们可以自动找同桌。我就主动的去问他：“哎！咱俩一座怎么样？”他显得有点吃惊——“你和我？”我说“对呀！”他列开嘴似笑非笑的说：“你愿意，我没意见，只是我个高，得坐到最后一排。”我说“行！”就这样他就成了我的“同桌”。
　　我问他姓什么？他说“姓兆。”我说“那好，我就叫你老兆。”，我笑了，他也笑了，我觉得找了一个“好玩”的同桌。后来知道他是我们班的老大，我是我们班的老小，他足足比我大6岁，那年头大6岁，可是大太多了。我自然把自己当成他的小妹妹，他也就是老大哥了。我俩同桌，他的书桌总是干干净净，我的书桌总是乱七八糟，他看不惯就悄悄地帮我收拾好。我削铅笔一般两三下就削好了，他说：“这铅笔哪像女孩子削的啊！”从此3年里的削铅笔就由他“承包”，每次看到一排削的整整齐齐的铅笔，我只会说谢谢啦！时间久了，连这也省了。
　　每次发书，不论我在还是不在，都是他去领书，领回来我只包过一次书皮，还被他扒掉重包了。从此包书皮的活儿也由他负责了，不但包好，还用他那漂亮的字写好我的名字。
　　刚入学时，他由于辅导我学习而成了著名的“号外老师”，同学们有问题都愿意找他。那时候工农兵学员的文化程度参杂不齐，像老兆就是老高三毕业，我就是小学没毕业，还有从初一到高二的。比我强的都是我的老师，可有的人不知道是我问不明白问题，还是他讲的我听不懂，只有他好像对我的问题了如指掌。有时我提的问题连自己都说不清，他也能清楚地说出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
　　老兆看过许多书，有的我连名字听都没听说过，那时候学的文化课对于他简直是小菜一碟，他的时间大部分都在图书馆。他不喜欢那些“教育革命的精英”，也不喜欢工宣队，他说：“这些都是暂时的，这些人管大学，大学就不叫大学了”。我也慢慢的从觉得他“好玩”，到慢慢的开始信任他、尊重他，到最后迷信和崇拜他。
　　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是老大哥，简直就是“家长”，我在他面前无话不说，高兴的事，失败的事，不知道怎么办的事，都可以说，有的只要他听了就是我最大的快乐。有的是他教我如何处理一些关于人和事的方法，只是教育革命啊，入党啊，和教育精英讨论问题啊，他从不发表意见。他说他是“右倾主义”，怕影响我的进步。我对此很生气，他还是坚持一言不发。
　　老兆应该是一个内向的人，也是一个内涵很深的人。小泥儿是一个外向的人，是一个凭着感觉做事的人。我和老兆在一起，有时我为学校的事心烦，会说“老兆陪我溜弯，我闹心”，他都会说“好吧”。有时我有高兴的事，就会说：“老兆，请我吃饭”，每次都是我大大咧咧的吃，嘻嘻哈哈的说，好像自己从没多想过什么。
　　想什么呢？在我心中，他是高深莫测的大师，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文盲”，他是一个比我大6岁的“老大哥家长”，我在他心中是一个没长大的“孩子”。没多久，他就被选为我们班的班长，没想到在他的领导下，电七三班竟然像一个大花园，所有的花都竞相开放，五彩斑斓。
　　学校开展教育革命，班长一动员，我们班干了一夜，把大字报写了一走廊，轰动了全校。学生和校领导开“路线分析会”，把党委书记说得痛哭流涕，使劲检讨没有把钢院工作做好，对不起党，对不起人民。
　　学习小靳庄开“赛诗会”，我们班一下写了100多首诗，词，许多都成为学校的精品之作。开运动会，班长说了：“我们运动项目不可能战胜‘钢班’‘铁班’和‘采矿’班，因为他们一个班只有二三个女生，但是我们要拿总分第一名！除了体育项目，还有的是大会服务，稿件宣传，好人好事，我们要在这方面下功夫。”全班同学楞是拿了三个第一（服务，宣传，好人好事）。就拿为运动会投稿一事说吧，一个运动会就投了100多份稿件，被大会评为精神文明奖，总分第一名。
　　我班“军博”和美丽的诗歌朗诵，经常博得全校师生经久不息的掌声，他们创作的《工农兵学员之歌》赢得了全校的赞誉。“军博”纯厚广播员的标准京腔，美丽女高音的底子，再加上润熟的朗诵技巧，他们的配合天衣无缝。我班美丽和明明的女声高低音二重唱，也是学校汇演的保留节目。美丽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才女，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钢笔行书也是出类拔萃的，还自己作词作曲创作了《电七三班之歌》。
　　女生中我最佩服的就是她。在大学乃至一生她都是我心中追赶和学习的偶像。记得一次全校汇演，美丽组织排练一个朝鲜舞，是请市文化馆的老师来教的。一共10个女生，长的都漂亮，个子也差不多，晚上排练得很晚，有时美丽就叫我陪她。一来二去我也学了一招二势的。节目排的非常好，第二天就要演出了，突然有一个女生得了急性阑尾炎住院了。急的美丽不知如何是好，正好我去了，她眼睛一亮，“就你啦！小泥儿，上！”我说“不行！不行！明天就演出了，我还不会呢！”美丽不由分说的把我抓上去，排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不知是谁透露了风声，一惯被誉为“19号”的假小子要上台，表演朝鲜舞了，大礼堂的前三排都被我班和外班的男生占满了。
　　那天，我们穿着美丽的玫瑰红渐渐地过度成白色的朝鲜裙子，盘上头，美丽还给我化了妆，我都觉得，那天是我长那么大最美的一天！美丽也说：“小泥儿，其实你挺漂亮的，只是没人发现啊”。
　　演出开始了，当我和大家踩着舞步一出台，台下就响起了掌声，还有人带头笑起来，我往台下一看全是我班男生和校里的学生干部。不知为什么，他们笑得手舞足蹈，还往台上指指点点，我以为我跳错了，心里开始发慌，脑子一片空白，结果一步错步步错，越错台下越笑，我开始胡乱舞着，台下笑得更凶，我也在台上笑，跳的是啥全不知道了。就这样，好好的一台舞蹈由于我而以失败告终，把美丽都气哭了，几天都不理我。还有一次，美丽组织全校200人的大合唱，非让我参加，她是指挥。这是美丽干的事，我自然卖力气。虽然我唱歌跑调，嗓子还是“高音”，但合唱应该没问题。排好队型，我在最高的第四排。美丽指挥，唱到一半时，她就叫停，唱到一半她就叫停，还不时的摇着头。最后一次她不指挥了，跑到左边，右边和后边听。我正唱的来劲只觉得有人在后边拽我，我一回头是美丽。只见她气哼哼地说：“小泥儿，你给我下来吧，就你这条臭鱼搅和一锅汤”！
　　我班的体育人才除了几个男生，就算我了。大学3年，学校女子100米、200米短跑的纪录保持者一直是我。除此之外，我还是女子400米、3500米的第一名，游泳200米第一名，为班级争得体育荣誉我是立了汗马功劳。每到运动会，在全班我的待遇是最高的：有人拿衣服，有人打水，有人递毛巾，还有男生老远的来接应。只有那个时候我才深深的感觉到，小泥儿在电七三班存在的价值，有一种说不出的自豪感。
　　说起学究，电七三班多的是，在学校尽写大文章的有冬冰，那真是专写长篇，报告文学的主，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也有时不时整点歪诗的“军博”，在学校也有点儿小名气。女文人就数美丽了，大作小作都是成功之作。还有不显山不露水的“学阀”，简直就是“图书馆”，查不着的资料，闹不明白的历史，只要问他就全结了。
　　被称为“号外老师”的友福，上学前是高中老师，凡是听不懂老师讲课的，下课问他，比老师讲的还明白，至少我是这个感觉。所以，大学毕业了他还是老师，只不过是教大学生。老高三的国林，除了数理化好，还是一个体育爱好者。看书最多的女秀才是花琛，她除了爱看书，爱学习，我不知道她还有什么爱好。在我的心目中，她好像现代的萧红或者是琼瑶。后来她又到日本，美国读书去了。她读过的书，我好像三辈子也读不完。
　　在他们的熏陶之下，我才有今天能够在这里写上几句，还不知道被这些人看了，会不会笑掉大牙？
　　小泥儿最忘不了的是班里组织的各种活动，只要有人提议，第一个响应的就是我。5月6日的东北，许多人还没脱毛衣呢，男生就张罗游泳，十几个男生加上我，美丽，还有明明。那天是星期天，游回来正好食堂开饭，我们仨像三只掉到水里的小鸡崽儿，头发滴着水，脸冻得发青，浑身打着哆嗦。一走进食堂，一下就吸引了就餐学生的目光，有人说：“电班的女生真疯了，不要命了！”没过几天，不知道是谁提议电七三的女生全都剪成五号头，于是17个女生一夜变成清一色的短发，又一次震惊了全校的男生，有的男生说“是不是五四运动又来了？”钢、铁、采的男生开始把目光投向电七三的女生，我班好几位漂亮的女生被男生视为校花。许多求爱信飘向电七三的女生。遗憾的是，没有一封是写给我的。
　　班里的女生都比我大，好多人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有的已经开始省吃俭用的积攒嫁妆。我还是一个玩心很胜的人，不愿意听女生说些闲话，喜欢和男生一起玩儿，他们都把我当成假小子，我也无所谓。有时男生打篮球缺个人，都会喊“小泥儿，上来！”我是运动服不离身，说上就上场。上课时我还常常脚踩着篮球，下课的铃声一响，我嗖地就窜出去，为班里同学们抢占篮球场地。
　　3年的大学生活，真是五彩斑斓，有趣的事情太多了。农场里，男生从五六米的草垛上像孩子似的翻滚下来。晚上饿了，为了用猪油炒饭，把伙房的猪油偷出来之后，为了不被发现，又在油盆里倒上开水——把凝在一起的油填平。大连的开门办学是拆厂房，大家弄得满身是黑灰，只剩一口牙是白的，你看我，我看你，乐得前仰后合，还留下一张照片。
　　抗震救灾修大坝，一天干14个小时的活儿，我一顿饭吃13个馒头，有一个女生，曾经用脸盆打回来了半盆红烧肉，从此获一美名“半脸盆”。
　　弹指一挥间，35年过去了，电七三班还会有几个人愿意和小泥儿一起回忆那个年代呢？大概有的人已经没有兴趣了。其实仔细想一想，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时，每个人能带走什么呢？只有你一生的经历，才能永远的陪伴你！
　　　　
　　35.“灿烂”3年的校学生会主席

　　入学的第二天，辅导员老师通知我到党委办公室去一下。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找到，党办的老师问了我姓甚名谁之后，把我带到党委书记的办公室，指着一位戴着眼镜的50多岁的男人说“这就是党委刘书记”。我向一张桌子后面坐着的人望去，只见他抬起头放下手中的报纸，又抓起眼镜扣到脸上，从桌子后走过来，平静地说：“你就是养猪模范的小泥儿呀！”我不知为什么有点儿紧张，说了一句“大叔你好”！刘书记显得不太高兴：“大学里不兴叫大叔，叫刘书记或叫刘老师”。我说“是，大叔”。刘书记更不高兴：“又来了！不能叫大叔，记住！”我点点头。他坐在一个老式的布套单人沙发里，我站在他的对面，不敢看他，只觉得他穿了一套蓝色的卡制服，风纪扣系得很紧，脖子的肉有点儿往外溢，肚子也在沙发里鼓起来。
　　他厚厚的眼镜让我看不清他是不是在看着我，只能从他的声音里知道他开始和我谈话：“小泥儿呀，养猪养的不错，钢院按着党中央的精神录取了你。你不但要更好的学习，还要更好的为党工作！”我又点点头。他继续说：“小泥儿，党委让你挑更重的担子，一是对你的考验，二是对你的培养！做钢院的学生会主席怎么样？”我一听，吓坏了，立刻汗就滴滴答答的往下淌！我急的双手摇晃着，几乎是哭着说：“大叔，不行，不行啊！我管1000头猪没问题，可管1000个工农兵学员，我可管不了！再说了，我连‘根号二’都不知道，我还是先把学习搞好了再说吧！”
　　刘书记听我乱七八糟的说了一通，站了起来，脸拉的老长，但声音还很平静，他说：“小泥儿，你怎么能把工农兵学员和你养的猪相比呢？‘根号二’不‘根号二’的，工农兵学员招的就是你们这样的学生！上大学是学习，可当学生会主席不但是学习，更重要的是党的工作！这是党委的决定，当然，还要经过全院同学的选举。小泥儿，你的情况我了解一些，牺牲自己，为更多的同学服务，这是党委对你的希望啊！好了，就这样吧！”他已在房间里转了几圈，看来没有兴趣和我谈下去了。
　　党既然定了，就要坚决服从，我后悔刚刚说的那些话。于是抬起头，擦了一把脸（因为有两滴眼泪）说：“大叔，不对！刘书记（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全校的同学都私下里叫他刘大叔），我一定不辜负党组织对我的希望，如果能选上，我小泥儿就当好这个学生会主席！”说完这些话我有一点儿激动，大叔仍然那样平静，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只有嘴好象抽动了一下，似乎是为了笑一笑。他拍着我的肩膀，又似乎在往外送我说：“这就对了，好好干吧！”
　　这是我上大学的第一道必答题，我不能再交白卷了。从大叔的办公室出来我就自己上任了，因为选举从来就是个形式。晚上我失眠了，大叔那张没有表情的脸，和那句“‘根号二’不‘根号二’的，工农兵学员招的就是你们这样的学生”，让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烙着饼：我必须重新设计自己，学生要当好，学生会主席也要当好。
　　正是从那天开始，夜里12点前我几乎没睡过觉。为了把初高中的课补完，我开始玩命！班级的几个“号外老师”辅导着我。第一个寒假，我做完了三角，解析几何，数学的初高中所有习题，就连年三十、初一，我都是自己草草吃点饭之后又埋头做题。开学了，当我把厚厚的3本习题交给我的“号外老师”，希望他能帮着批改时，他说：“小泥儿，我要是给你一道道的批改，这学期就不要念了。这些习题做完了，就说明你小泥儿初高中数学念完了。‘老师’祝贺学生毕业，中午请学生吃饭！”这是我第一次被一个男生单独请去吃饭，我却只顾沉浸在“学历升级”的喜悦之中。
　　大学生活中，我几乎是全班最忙的人，课余时间全被学生会工作占了，在我的心目中，这是党的工作，决不能有半点马虎。我很快进入角色，认认真真地当我的学生会主席。我分管两部一报，即文艺部、宣传部和《工农兵学员战报》。这一当就是3年，也许是学生会主席这个角色让我第二年就入了党，让我3年连续被评为三好学生，最后走上去西藏的一段人生旅途！但是，我自己感到“灿烂”的是以下几件事儿：
　　学校有个大礼堂，一般情况下用来开大会，节日搞会演，周六放电影。我们学校是钢铁学院，自然是男生的世界，炼钢班，炼铁班，采矿班，选矿班，焦化班，几乎都是男生，有三两个女生，都被男生称为“姑奶奶”，我们女生多的机班、电班的女生都羡慕死那些班里的女生了。也不知道那些班的男生为什么个个都那么会呵护女生，一到看电影，好位子都被这几个班的男生给他们的“姑奶奶”占去了。义务劳动，开门办学，这些班的女生连背包都是男生背，更不要说干活了。
　　正因为是男生的世界，一到星期六放电影，大礼堂就是最热闹的地方。70年代，可看的电影就那几部，有的还是重放多次，可对于缺少娱乐的年代，只要是电影，全校的师生员工家属小孩都乐此不疲！每到放电影，大礼堂的管理就成了老大难的问题。学校管后勤的老师最头疼是钢、铁、采、选和焦专业的同学，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头戴柳条帽，身穿工作服，脚蹬翻毛大头鞋（这些专业一入学就发劳动服），无论是吃饭排队还是看电影排队，他们只要抢了先，别的专业的只能礼让他们三分。还有一些社会上的小混混也来兴风作浪。这就免不了常常发生争吵，严重时还发生打架。虽然仅仅一毛钱的门票，也有人在意，有人逃票，还有的自印假票。发生几次大的打架事故后，管后勤的老师决定关闭大礼堂。1个月后人们忘记了烦恼，只记得快乐，开始向院里领导请愿，强烈要求开放大礼堂，每星期放电影！管后勤的老师没人愿意管这件事。有的老师说：“工农兵学员不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吗，让学生会自己管！”
　　许多教育革命的积极分子也认为，这是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向工农兵学员的挑战，我们工农兵学员连个大礼堂都管不好，还谈什么管理大学呢？大礼堂的问题上升为严重的政治问题。再说文艺部宣传部都离不开大礼堂，大礼堂问题一下子就成了小泥儿的问题——逃是逃不过去了，只有去面对。
　　“解铃还得系铃人”，我们校学生会联合钢铁采选焦5个专业的系学生会，召开大礼堂管理专题讨论会，达成的共识是“我们工农兵学员有能力管好大礼堂”！
　　大礼堂重开那天，第一个星期负责收票的是采矿班的同学，他们上岗只有一个要求，就是给他们班的“姑奶奶”占4个位子，我同意了。我们在门口摆了4条长椅，有6个男生戴着墨镜坐在椅子靠背上，我和采矿系的学生会主席也戴着墨镜站在两边，那阵势真有点儿威慑力！除了4个“姑奶奶”没买票外，无一人逃票，入场秩序井然。学生会第一次在全校展示了风彩，事实证明我们工农兵学员能够管理好大礼堂，从那以后，我和这几个专业的男生成了哥们儿。那时刚刚上映了一个片子《骆驼祥子》，斯琴高娃演片子里的虎妞，这些哥们儿说我长得有点像斯琴高娃，于是我又多了个外号叫“虎妞”。
　　1974年刚刚开学，省委一声号令，全省的大学生都被拉到了被地震毁坏的海城大坝工地上。政治任务是在雨季到来之前，将堤坝修好加高加宽！我们像军人一样打着背包，住在堤坝附近的老乡家里。任务是按人头分的，不分男女生，我们女生多的班明显然不合算。可是命令一下达，还没等你讨价还价，战斗已打响了！我们班17个女生变成16个了，我自然成了名副其实的“19号”。男生中也有没下过乡的，特别是工地上发的大号独轮推土车，许多城市里的人是推不好的。我当猪倌儿历练的本事大显身手，我成了班里完成任务的重要劳动力。
　　可是除此之外，我还要负责我校战地文艺宣传队，这也是政治任务，而且全省大专院校还要举行战地文艺汇演比赛，这关系到我们钢院的名誉。演员都是从全校抽来的，他们半天劳动半天排练（包括晚上）。我每天晚上收工后，还要到宣传队看他们排练节目，十一二点看他们排练完了，再走回老乡家，1个月都没洗几次脸没脱几次衣服。好象刚刚躺下，起床号就响了。四五点钟就上工，休息号一吹，我往大坝上一躺就能睡着！一天4顿饭，我记得一次吃下13个大菜包子。
　　有一天下午，我到排练场去，因为钢院领导要验收节目。正好路过采选班的工地。这时已是大坝往二十几米升高的时候，运土都要走“之字形”的小路。我走到坝前的时候，人和土车都被堵住了。眼看验收节目的时间就到了，我不能被堵在这儿。我拔开人群跑到前边一看，原来是一辆大箱独轮车，装得满满的上了尖的一车土块，停在之字路上，这一车土块，没有点力气是推不动的，再说没有把握，驾不好“辕”翻了车，就更会堵车误工。我当时是着急，上前看了看，把鞋一脱，裤腿挽上，说：“1个人上来给我拉纤，我试试！”上来个大个子男生，他问我“小泥儿，你能行？”我说：“你行我就行，可不能松套啊！”这时，坝上坝下已有不少人停下来看热闹。我顾不了那么多，咬住牙，稳稳地架起独轮车。这车特重，可只要第一步走稳，就没有问题，那个男生的纤绳拉的也特稳，整个工地没有一点声音，我和我的哥们儿就在这众目魁魁之下，把这车土推到坝顶！整个工地鼓掌声和欢呼声响成一片！好多男生跑过来要和我握手，我哪还顾得上这些，穿上鞋就跑了。
　　这时战地广播喇叭响起来：“刚刚一个英姿飒爽的女生，把搁浅在大坝工地的一车土，成功地推向大坝顶峰，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女生是哪个学校的！”事后我也想，咋就那么“二虎”，一旦翻车该有多丢人啊！今天想起来，人在做事天在看，只要你做的事是对的，天上就会有一种力量帮助你。到了宣传队，校领导已到了，我们的节目顺利通过，并且在全省大专院校战地文艺汇演比赛拿了第一名！在校领导和战斗在大坝工地上的同学老师欢呼跳跃的那个晚上，我再也支持不住了，夜里发烧40度！第二天，刘“大叔”亲自跑到工地来看我，我好象神志不大清楚，记不起什么了，只记得自己太累，太累了。
　　大坝上的“那车不寻常的土”，奠定了我这个学生会主席在这帮威猛男生心中的领导地位。可在钢院有一群教育革命的精英，他们在我的心目中个个是演讲家、文学家和评论家，我的经历和阅历无法理解他们那些宏图大志，也觉得没办法和他们在一个平台上沟通和交流，所以我对他们是敬而远之。他们对我就像低着头看一个幼稚的女孩，认真地在做着她认为正确的事情。他们常说：“这个小主席在教育革命中是依靠不住的，太年轻，太幼稚。”
　　一次突发事件改变了他们的看法。为了实现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的神圣使命，他们对拟定进党委的工农兵学员代表有意见，其中关心学校教育革命进程的五六个同学还去找校工宣队的几个成员反映他们的意见。当时的校工宣队的两个队长都是鞍钢的老工人（连我都不理解让他们管大学，能把大学管成什么样），这几个同学希望工宣队能听进去他们的意见，然后达成一致，共同向校党委反映。可万万没想到，工宣队的师傅以为他们来闹事，没谈几句就发生了冲突，无法收场！他们中的一个女生是也是校学生会副主席主席，一看这样僵持下去对谁都不好，就跑来找我。我在这些同学面前本来就不自信，说什么我也不肯去，是她最后说的一句话，让我改变了主意：“小泥儿，作为校学生会主席，看着工宣队和工农兵学员发生矛盾，你袖手旁观，是对钢院的不负责任，你知道了不管，你也罪责难逃！”我被她威慑住了，乖乖地和她去了。
　　听了他们双方的陈述之后，我竟不知道哪来的智慧和胆识，慷慨激昂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肯定工宣队在教育革命中的领导地位，阐述了工农兵学员对工宣队的信任和依赖，以及我们共同的使命和责任；委婉的指出工宣队的老同志应该更好的爱护教育革命的精英，有责任帮助他们成长；年轻的同学要尊重老同志,讨论中出现不同意见是正常的事情，不能因为意见不同影响钢院教育革命！没想到这么一说，张队长首先检讨自己的态度不好，不冷静,接着同学也向工宣队赔理道歉,有两个同学还感动得哭起来了.握手言和后，我们从工宣队办公室里出来时，这些精英们握着我的手说：“小泥儿，今天你才真叫‘力挽狂澜’啊！”那一瞬间，我都感觉自己很“灿烂”呢。
　　其实我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只是当我认真做一件事情时，无论是筹备演讲大会，还是搞文艺汇演，我都会感到有一种力量在帮助我。让我“灿烂”的不是学生会主席这个位子，而是这种无形的强大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