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猪倌（3）

　　
　　32.小泥儿成了“赫赫有名”的猪倌儿
　　真正的快乐是人生意义的一种感知。在猪场的日子是我一生感受快乐最多的日子，那些真正和财富和好运和地位和成功等因素没有联系的快乐，今天许多年轻人或许是无法享受到的：想起在林场的那些快乐就想捧腹大笑，那一串串笑声就是一个个故事。
　　猪场的冬天，最让我们盼望的是下雪了。天一下雪，我们就会弄些谷子来，然后在雪地上扫出一条通往鸡舍的路，把谷子一直洒到鸡舍的房子里，一群贪吃的麻雀就会顺着谷子铺出的路线进入我们设计好的圈套，只要一批麻雀一进鸡舍，鸡舍的门就会被拉动的绳子关上，我们就会一起把乱飞的麻雀一只只抓来直接穿在准备好的铁丝上，一串一串的穿成圆圈儿。把麻雀抓完，我们都会弄一身鸡粪，满头都是鸡毛，反正在猪场也没人笑话脏。然后就把一串串麻雀扔进温猪食的炉子里，两分钟麻雀就烤熟了，几个饲养员每人一串就吃起来。（今天看起来又违法，又残忍）
　　那是一个月每个人（仅限拥有城镇户口的人）只分配二两油，1斤白面的年代，一串麻雀该是怎样的一顿美餐啊！有一次，梁书记到猪场视察，看到我们吃麻雀吃的满嘴黑黑的，身上还到处沾着鸡粪，头上还留着鸡毛，真是又好气又好笑。我一看梁书记来了，马上递过去一串麻雀说：“梁书记吃麻雀，可好吃了！”梁书记扑哧一声笑了，说：“小泥儿呀小泥儿，你看看你哪像个场长？我看你倒像个麻雀”！我说：“这不是下班了吗，改善改善生活！”我的话逗得大家一片笑声。
　　夏天天气太热，躺在炕上，上边是蚊子，下边是跳蚤，满身都是咬的大包，真是无法睡觉。白天，只要一停下来不干活，我就不顾一切的挠，全身铜钱大的好地方都没有，一层疤好了又一层疤长出来。夏天最盼下雨，一下雨，我就会和几个男孩子，拿着水桶，带着瓦斯灯，到附近稻田里去抓田鸡（现在也是禁止捕抓的益虫），两三个小时就会抓一水桶，回来我们都会变成“落汤鸡”，可那种收获的喜悦和快乐，会让你不觉得困不觉得累。
　　我们猪场隔壁是马圈，养马的是纪大爷，赶马车的是孙大爷。纪大爷和蔼可亲，一辈子没儿没女，总是说：“小泥儿就是我的干女儿”，纪大娘还常常把自己做的好吃的给我带到猪场里吃。孙大爷一辈子没结婚，倔得要死，只有一只眼睛，还又小又斜。他从来很少和人说话，一旦说话谁都害怕。他爱马如命，谁碰了他的马，他会骂你，说不上还会打你呢。有一次，我在马圈帮纪大爷铡马料，孙大爷赶车回来，我看他卸车，就去帮他，却遭到他的一顿训斥，“丫头家家，以后不要碰牲口！”
　　也不知道我是属马的还是男孩的性格，总想往马圈跑，总想摸摸马，更想有一天学会赶马车。可这个孙大爷搞不定，那就是梦想。
　　机会终于来了，只要心诚老天爷都会帮你：有一天，孙大爷正在卸车，车还没卸完，马就惊了，两匹马带着车套和缰绳疯了似的往河里跑去，孙大爷不顾一切地在后边追！一边追，还一边喊“马惊了，快追啊！”我听到喊声就翻过猪场的栏杆，直接向河边跑去。当我跑到河边时，两匹马已在齐腰深的水里，被车套的绳子绞在一起，绊倒在河里，在水中挣扎着。我也顾不上11月的河水已是扎骨的寒冷，更没有害怕马会不会踢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救马要紧！我到了两匹马的旁边，那马好像认出我了似的，安静了许多。我一条腿，一条腿的把它们从绳索中解救出来，然后拖着马套，牵着马从河里走出来。看见孙大爷就站在河边。他那一只斜眼好像流出了泪水，他拍着马说：“丫头，这两匹马多亏你啦，多亏你啦！”我赶紧说：“孙大爷，这回教我赶马车行吗？”孙大爷笑着说“行，行啊！”尽管他的笑确实比哭都难看，从那天以后我在孙大爷心目之中，是场里唯一可以一起赶马车的人。每次拉猪饲料，他都会到猪场喊：“小泥喳（只有他这样叫我）走了！”于是他坐在“驾驶”的位置上，我自然就在“副驾驶”的位置上。每到僻静无人的道上，他都会主动的说：“小泥喳！来，赶一会儿！”每次都忘不了说：“丫头家家，赶车叫人笑话，玩玩就行了”！我知道和他理论也没用，只要让我赶车就行了。
　　我拿着用竹子拧成的鞭杆儿，足有两米多长，鞭子根上还拴着红缨，甩起来啪啪地响，别提有多自豪！走在镇上，遇到熟人搭话都比平时声大。没人的时候，我还会操着我那跑调的大嗓门，大声地唱起来：“大鞭子一甩，嘎嘎的响啊！一挂大车下了岗哎……一边唱一边问“孙大爷，好听吗？”孙大爷都会叼着他的烟袋，点着头，笑着说：“好听，好听啊！”我知道我的歌声只有像孙大爷这样的听众才会欣赏：只要听了我的歌，他那只斜着的眼睛都好像放着光。
　　我上大学时候，全场职工照相就他没来，谁叫都不来，也不讲话。我离开林场的那一天去看他：“孙大爷，我走了！”他叼着烟袋，用那唯一的斜眼看了我一眼，那眼神没有光泽，充满了无奈，可是却像用刀刻在我心里一样！他没讲话，抬起一只干枯的手，用手背朝上扬了扬，示意让我走！我流着眼泪跑出了马圈……
　　林场，猪场给我留下无尽的快乐，那是一种“纯绿色”，没有“污染”，没有任何“添加剂”的快乐。除了快乐还有感动，那是让我终身难忘的感动。
　　1972年的12月的一天晚上，8点多钟，从本溪南甸驶来的一列火车停在连山关灯光昏暗的小站上。从火车上只下来3个乘客，其中有一位40多岁的中年男人，他身穿一身蓝色毛料制服，带了一顶耷拉耳朵的棉帽，背了一个医院专用的急救箱，一看就像个城里人。他焦急地四处打听去连山关林场的路，热情的站台值班员详细地告诉了他。
　　天地间飘着成片的雪，在风中漫天飞舞。中年男人在陌生的小镇上搜寻着一条陌生的路。他艰难地走着，白雪把沟沟坎坎都填得平平的，根本看不出哪里是路，哪里是沟。离林场最近的路就是穿过铁道，从田地中间踩出的小路走过去，再翻过一个小山坡，就看到一条河，河上架着一座吊桥，从桥上过去就是连山关林场了。
　　中年男人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爬着，天黑黑的，雪白白的，风呼呼的，没有月亮没有星星，也没有一个路人。他只有一个目标，那就是连山关林场，因为那里有他心爱的女儿，病重的小泥儿，他要去救她。他是一个爸爸，他是一个医生，他不能失去自己的女儿，这一信念让他无畏风雪，无畏孤独恐惧地在艰难中前行着。当他从小山坡上滚下来时，急救箱不知丢到哪里了，中年男人在雪地里找呀摸呀，他哭了，哭声被风带走了，他流泪了，泪水被冰留住了，他的心揪在一起了。这时天上仿佛射出一束光，让他看到不远的雪包处有一个黑乎乎的东西，爬过去一看就是那个急救箱，中年男人抱住急救箱就像抱住自己的女儿，他破涕为笑，拍拍身上的雪，继续朝吊桥的方向走去。
　　中年男人终于来到桥下，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见到的“桥”。他惊呆了，真正的不知所措了！那吊桥高高的挂在空中，在风雪中像龙一样扭动着摇晃着，一会儿上下抖动，一会儿左右摇摆，桥上的木板在风的伴奏下撞击着绑在下面的铁链，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让人毛骨悚然：这吊桥就是在两岸砌起的高高台阶上拉起四条铁链，在铁链上绑上一层木板，木板上1米左右高的地方又拉起两条锁链作为扶手，人走在上边就像走在大摇篮上，平时胆小的人上了桥都害怕，这风雪天就是胆大的人也要望而生畏！
　　中年男人把急救箱斜挎在肩上，抓住铁链一步一步走上吊桥的台阶，在桥头他慢慢趴下来，双手紧紧的抓住桥板的两边，一个“大”字写在冰雪覆盖的吊桥上，中年男人在吊桥上一寸一寸地向河中心，向河对面慢慢地爬着，由近向远消融在风雪黑夜之中……
　　吊桥另一端的林场的场部里，灯火通明。会议室的大炕上，坐着两位从县里来的技术员和三四个女孩子，其中一个就是小泥儿，她右边的脸肿起来，一只眼睛已经变成一条小缝，嘴已歪到一边，脖子和脸肿的像刀切的似的。脸红红的，看不出是发烧还是被身边的火盆烤的。小泥儿缠着高技术员说：“高叔教我们学英语吧！”被叫作“高叔”的技术员说“要教也不教歪嘴，歪嘴怎么说英语呢？”旁边的小张技术员说：”老高的俄语比英语好，小泥儿，让老高教你们俄语吧！”我们几个小姑娘拍手好。老高说：“我先说一遍，然后你们跟我学。”他堂音很足，感觉发音也很标准，十分严肃地说起俄语：“吃饭，则拉屎！多吃，多拉屎！少吃，少拉屎！不吃，不拉屎！不拉屎，则憋死！”每一句“拉屎”都发成俄语的嘟噜音，我们几个认真的学着。
　　小张技术员实在忍不住了大笑起来，他前仰后合一边笑一边说：“小泥儿，瞧你那小歪歪嘴儿，还拉屎！拉屎！的学呢！我给你们翻译一下！”听小张翻译完，我们才知道上当了，我们几个笑得肚子都疼了。就在我们闹着，笑着的时侯，门开了，进来的人让大家人都惊呆了！
　　进来的人简直是个雪人！胸前直到脚，全是冰雪，都和衣服冻在一起，戴的棉帽子也全是冰雪，无论如何也认不出是什么人。陪他进来的是梁书记。梁书记说：“小泥儿，你看看是谁来了？”这时候，那个“雪人”说，“小泥儿，我是爸爸！”说着把棉帽子摘了下来。
　　我一下子从炕上蹦了下来（会议室的炕，不用脱鞋），喊了一声“爸爸”，就哭了起来。我不知道爸为什么会来到林场？爸爸笑着，却流着泪。
　　这时候梁书记说：“小泥儿，爸爸来了，该高兴啊！是我给你爸爸打的电话，我看你发烧到三十八九度，让你去医院，你又不听话，半年多也没回家，你爸爸是医生又想你，到林场来一举两得啊！别哭了，都11点了，给你爸爸扫扫雪，吃点面条，该休息了。”
　　我拿了笤帚给爸爸打扫身上的雪。我知道，爸爸是冒着生命危险从吊桥上爬过来，我感动得抱着爸爸哭了，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感动，被自己的父亲深深的感动。原来，爸爸接到电话，知道女儿牙肿了，满嘴都化脓，又高烧！第一个念头就是牙发炎化脓，感染到大脑，变成脑膜炎！从来不求人的爸爸找了医疗队的领导，特批的战备用药，可一进屋，看我有说有笑的玩呢，爸爸吊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爸爸第一次看到当“猪倌儿”的女儿，原本秀气，窈窕的小泥儿，变成结实健壮的村妞，身穿一身黑色工作服，腰间系着一条皮带，腿上打着腿绑，一直到膝盖上，满身到处都蹦上的猪食，再配上那张肿歪的脸，他的心一下一下的揪起来，暗暗下决心，明天一早就带女儿回家。
　　吃过饭，爸爸为我打了针，又把嘴里化脓的地方用手术刀片划开，从嘴里吐出的脓能有小半碗，爸爸一边处置一边动员我明天和他一起回家：“小泥儿，这么多脓真危险，万一感染到脑袋，就变成脑炎，抢救都来不及，你看现在还发烧呢！听话，明天和爸爸一起回家。”
　　爸爸的到来，已经让我回到心灵的故乡，那里有一座永恒的小屋，里边灯火摇曳。这小屋，这灯火，这抚慰，这温暖，就是父母的爱！我却没有答应爸爸，只是劝他早点儿休息。这一夜我仿佛像小时候睡在爸妈的怀抱里，特别安全，特别踏实，特别的温暖。睁开眼睛时，爸爸已坐在身边了。他摸摸我的头说，“不烧了，爸就放心了！”
　　我对爸爸说：“今天我休息，我带你到镇上看看去，连山关可美了！”爸爸立刻心有余悸的说，“要过那座吊桥吗？”看来吊桥真的给爸爸留下风雪之夜爬过它的恐惧。
　　吃过早饭，在我教练之下，爸爸顺利地走过了一次吊桥。我们一对父女在小镇上溜达。父亲一套毛料服，女儿戴着狗皮帽子，穿一身溅满猪食的工作服。明显的反差吸引着人们的眼球，也不断的有人和我打招呼，我也不断的把爸爸介绍给他们，这些人一听是小泥儿的爸爸，就不停的表扬我，这些表扬还算管用，爸爸心里的乌云开始散去，太阳慢慢升起。他感慨地说：“没想到，我的女儿成了明星了，养猪能养成了名，真不简单！想吃啥？爸爸给你买！”我说“想吃罐头”，爸爸一起买了两筒橘子罐头。在一家小酒馆里爸爸要了两个小菜，自己要了二两酒，我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吃刚刚买来的橘子罐头。我告诉爸爸：“我的理想是当一个成功的猪倌儿，我的事业在种猪场，我爱这里，这里的人也爱我！”爸爸听了我的话，只说了一句“好儿女志在四方啊，我看我女儿在这里这么好，真为女儿骄傲，但可要注意身体啊！”
　　下午我又带爸爸参观我们的猪场。我一叫，所有的猪都扒到猪栏上，前蹄搭在栏外，这种欢迎仪式让爸爸感到震惊！他说“这是他一生见过的最漂亮的猪八戒，最有礼貌的猪八戒。”
　　晚上我又带着爸爸，挨家挨户给林场的职工看病。爸爸精湛的医术，让这个缺医少药的小林场兴奋起来。他们都为让爸爸看看病，号号脉，开一个药方而感到激动，爸爸只得在林场多呆了一天。
　　人生真是一部连续剧，在这一集你还是一个失败者，在下一集就成了成功人士，在这一集还是一个普通人，到下一集就变成了名人。无论你扮演什么角色，无外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自己创造角色，另一种是导演导出的角色。在中国，“政治”是人生中重要的“导演”，有的时候你还没弄清自己为什么要演这个戏，导演已经使你进入了角色。当小泥儿还沉浸在养猪的快乐之中时，“名人”之路已经悄然展开了。
　　那是1972年1月的一天，我正在喂猪，场部有人通知我马上到梁书记办公室去，说有重要的事。我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场部梁书记的办公室，除了老梁还有3个陌生人。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他们面前，心里想“这个老梁，就让我满身猪食的见客人，多没面子！”没等我缓过神儿来，梁书记就嘻嘻哈哈的介绍起来“看！这就是我们的小泥儿。”他坐在椅子上，照样一手插在棉裤腰里，另一手摸着他那张刮的确青的下巴，显得有几分得意。我瞅着这些人勉强地笑了一下。梁书记接着介绍：“小泥儿，这位是林业局崔主任，这位是县革委会办公室张主任，这位是县革委会李秘书，领导们是要完成一项政治任务来的，这项工作需要你好好配合，知道吗？”我下意识地点点头。
　　原来他们在找我之前已找了许多人谈话，确定让我作为本溪县的先进典型，参加省、市、县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吃过中午饭，我就和这3个人乘车到县革委会招待所去了。崔主任、张主任交代我：“小泥儿，要听李秘书的话，好好配合，完成好政治任务，一定要拿出好的材料来代表县里参加会议，知道吗？”我还是点点头。
　　这一路的聊天，我弄明白是让我配合李秘书把参加会议的讲用稿写好，主要任务是李秘书的，我是个配角。材料要是涉及到养猪的事，看看是不是写的外行。我觉得挺好，心里计划着如何在县里好好玩几天。
　　可没想到，他们一走，我就叫这个可恨的李秘书“控制”住：他不允许我离开招待所一步！我开始讨厌他，特别是他戴了一副600度的眼镜，更加让我感到别扭。他把一张桌子横在我面前，让我坐在对面，连看都不看我一眼，只顾写他的材料。一写到养猪了，他就会不抬头的问：“小泥儿，你听听，这段这样写行不行？”我觉得还可以，就拉着长音说“行……”可这样的时候太少了，无所事事的时候太多，坐在他对面太没意思，我就开始琢磨他的长相：这个人也就三十八九岁，撑死40岁，但是看上去好像很苍老，头发好久没理，胡子也长出了茬，人很瘦，小眼睛，高鼻子，嘴角倒月牙，不时的干咳。气人的是，一到晚上我无聊得就会打瞌睡，每每都是他的咳嗽把我惊醒，我都回敬他一句：“真烦人！”他这时总会重复那句话——“小泥儿，回去睡吧！”他不停地写着，我没事，就把他那长像画成漫画，还写上“李秘书你长得真英俊”几个字推到他面前。他拿起画来认真的看着，突然放声的大笑起来：“没想到小泥儿你还是一个画家，像，真像！好，送给我留个纪念吧”。然后认真地装进书包。那是一次让我永远难忘的笑声，直到今天，我仿佛还能听到呢。
　　我和李秘书之间的气氛变暖了，可好景不长，到了第三天，李秘书说：“小泥儿，稿子写完了，我们一起看看！”他站起时好像有点儿晃，可很快又调整好了，眼睛红红的，显得十分疲倦。我还是拉着长音说“好……”他不时的咳嗽着，咳嗽之后又接着念下去。他的文章很美，可我总是注意他的咳嗽声，根本不认真听，甚至心里总是念叨“要咳啦，要咳啦”，果然又开始咳嗽！听着听着，突然有一句让我觉得不对劲儿：“我从开始捂着鼻子进猪圈，到后来每次打扫猪粪时再也不觉得臭了，就仿佛闻到十里稻香，看见了千层麦浪！因为为革命养猪，为党的事业养猪，是我崇高的理想！”我急了，“不行，这不行！李秘书，猪粪就是臭，我从没有闻到香，更闻不到十里稻香，不能这样写！”李秘书说：“小泥儿，这是描写，这是抒情。”我拗了起来，“反正我不同意”！李秘书说：“咱们把整篇文章都看完，再讨论这段？”我说“不！”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觉得特委屈，好像这些天受到孤独，寂寞都要爆发出来似的，毫无道理地哭起来。李秘书也不理我，只是一个劲儿的抽烟，然后就是不停的咳嗽。哭了一会儿，我一看这个人比我还犟，等他哄你是没门！我看快吃晚饭了，就不哭了。李秘书看我不哭了，就把手上的烟掐灭，说：“小泥儿，吃饭吧，明天把稿子拿到县革委会定吧”。
　　第二天，我的讲用稿顺利通过了，李秘书狠狠的吸了最后一口烟，露出难得的苦笑，我觉得他更瘦了。临分开时，李秘书说：“小泥儿，开会我不能参加了。记住！发言时一定不要慌，祝你成功吧。那张画我会留着！”他的语气很平和，可我不知道为什么有几分凄凉的感觉。我点头答应着，泪水夺眶而出。
　　1972年2月20日，经过林业局和县革委会的推荐，我光荣的出席了辽宁省本溪市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那天是梁书记亲自把我送到主席台上，我看得出他有点激动，刮得确青的脸上也放着红光，他握着我的手说：“小泥儿别怕，我就在台下，好好讲，你可不是光代表猪场，是代表整个本溪县啊！”“成功是给有准备的人的”，为了参加这次大会我把讲用稿背得滚瓜烂熟。终于论到我上台发言了，我的心里也像揣个小兔子，砰砰直跳。当我一下子出现在主席台上时，不知为什么全场就响起热烈的掌声！也许是我梳了两个吊得高高的刷子辫，穿了一身蓝色工作服？还是看上去年龄比较小（18岁）？我顾不上这些，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一定要发好言！我站在讲台前定了定神儿就开讲：“我汇报的题目是《身在猪场干革命，志在世界一片红》”。
　　那一刻，就像踩了电门一样，李秘书写好的讲用稿就像春天里开仓的干玉米粒，哗啦啦的都倒了出来：无论讲到“猪穿上了皮鞋”，“猪戴耳套”，讲到救猪崽，救大马，还是讲到“闻到猪粪，再也不觉得臭了，仿佛闻到了十里稻香，看到了千层麦浪”，都一次次被全场的笑声和掌声打断。我的报告结束时全场的代表都站了起来，再一次响起长时间的掌声，当我走下台时，许多领导都站起和我握手。就是在那次代表会议上，我成为本溪市年龄最小的小“劳模”（本溪市先进生产者）。
　　从那天开始，小泥儿成了“出了名的小猪倌，好像一只小木偶被无数条线吊起表演着”，小猪倌儿的事迹在各家报纸上刊登出来。报纸上有了名，广播里也有了声，各种各样的头衔也像帽子一顶接一顶的扣在头上：什么学雷锋标兵，什么学毛著积极分子，什么优秀民兵，三八红旗手，真是数都数不过来。那时候一夜成名的小泥儿还没有时间反思，就已被这猛烈的热浪打得喘不过气来。我每天都在领导的安排计划之下，到这个单位讲用，到那个部队报告。到底去了多少工厂机关学校，我都记不清了。每到一处除了得到掌声，还有的是笔记本、《毛选》和《马恩列选集》（如果现在就会有红包了），多得家里都放了几箱子。最有意思的是，我妈妈在下班的路上，公社的高音喇叭里播放“小泥儿先进事迹的报告”，妈妈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站在路上听完我的报告。医院里的许多叔叔阿姨，也陪着我妈妈听完。当时许多人都对我妈妈说“马会计，你女儿太了不起了，真让你骄傲啊！”可妈妈却说：“我宁可不让小泥儿出什么名，也不愿意让她吃那么多苦！”后来邻居阿姨告诉我，那天妈妈是哭着走回家的。
　　那是一个轰轰烈烈又滑稽无比的年代。“成名”之后我收到许许多多的来信，有三分之一的信却是要和小泥儿处对象交朋友的，我一封信也没有回。真有几位一看小泥儿没有回音，就到猪场来找我，没有办法，梁书记专门派刘技术员接待那些要主动找上门儿的“女婿”。那段日子我几乎干不了正经事儿，一天到晚东躲西藏的，还忙得不得了。
　　后来我又出席了辽宁省第五届团代会，在这次会上相识了那个年代的先进人物吴献忠，柴春泽等。再后来，我受到当时的团省委书记，以后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素文的接见，被确定为“辽宁省青训班成员”（后来听说是“四人帮”的“虎班”）。
　　那股强劲的时代风暴将要把小泥儿刮到什么地方去？已经快不认识自己的小泥儿彻底地懵了！
　　就在这个时候，我有机会到县里参加一次团代会。我突然想起，为了写好发言稿，在招待所里默默工作到深夜的李秘书，我要去看看他，他还好吗？当我把电话打到县革委会办公室时，听到的回答是；“李秘书已于上个月去世了，死于肺癌，他才39岁！”听到这个消息，我失眠了，我心痛了，我烦躁了，我坐立不安了，我要放声大哭，我在马路上任凭泪水在脸上横流：
　　悄悄地他走了，
　　正如他悄悄地来了。
　　他挥一挥衣袖，
　　不带走一片云彩！
　　我想了许许多多，我知道几个月前，他就是要完成这个稿子之后才去住院，我知道他为写好这篇稿子，忍着病痛一夜一夜的熬着。可我不知道的是，他是为了小泥儿这出“戏”的精彩才牺牲自己，还是他已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才如此拼命的完成这最后的工作？但是，有一点他让我一生都不能忘记：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小段时间里，他心里没有他自己，他是那样认真的对待工作，尽求完美的做好最后的事情。他狠狠吸烟的样子，他不断的咳嗽的声音，都挥之不去：他给我留下了一个男人的那种坚强，那种勇敢，那种镇定！
　　我和李秘书在一起仅仅才6天的时间，闹了一次别扭，为他画了一张丑化他的漫画，总共说了大概不到10句话。可是他让我看到在人生的舞台上，有的人尽情的表现却不能给人们留下任何启迪，有的人哪怕只说一句话只做一个动作，却给人们留下永恒。回忆自己的人生，从小学、中学、大学到后来的工作，能给我们留下记忆的人又有几呢？李秘书他用自己本色演员的艺术天赋，演绎了一个普通人崇高的一生。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墓碑永远地留在了小泥儿的心里，他不断地提示小泥儿：人生，不要为了表演而表演，活一天就要踏踏实实地过一天。
　　小泥儿的“闹剧”表演，也正是从那一天结束了，她要重新选择一次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