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阳光

　　二、阳光
　　
　　3.运动会上的“七仙女”
　　
　　我和林叔从西藏内调到进设计院聊起，他和我中间隔着一个茶几，我们每个人捧个杯子，仿佛要说的话都在这杯子中。林叔那瘦小身体半靠半卧的埋在了沙发里，我坐在对面的朔料椅上，居高临下，林叔脸上任何表情都会一目了然。因为我不知道谈话会持续多久，可是没想到的是天都亮了，故事还在继续。
　　那是1981年，我从西藏内调回到沈阳后，本想分配到一个单位从头干起，我相信自己会干好的！那个年代我还不懂什么是走后门，好多同学都劝我找找人，能找个好单位。我没在意，一直等着内调的分配。我不想去走后门，可是最后还是走了后门。因为我是走后门进设计院的第七个女同志，让设计院同志们气愤的给我起了外号叫“七仙女”。可是我走后门纯属无奈。
　　内调以后，我一直在家等候工作安排的通知，一直到1982年7月的一天，才接到辽宁省建工局的通知，我兴奋得一宿没睡觉，心里盘算着，给我小泥儿一个“支点”，我能把“地球翘起来”，我才28岁，一切都还来得及。
　　第二天，我背着儿子，到建工局分配的机械化公司去报到。这是一个刚刚组建的公司，建工局的同志也没去过，只给了我一个地址，我拿着沈阳市的地图，按着公共汽车的线路倒了三次车，有两次是坐到终点，最后这次下车之后真是心凉了一大半：前面就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玉米地，机械化公司到底在哪呢？
　　问了好多人，终于有个农民模样的人告诉我，穿过玉米地，好像有一个刚建的公司，大约有4里多路。我心想已经走这么远了，无论如何也要找到“我的工作单位”！七月的天气，走在半人多高的玉米地中间的泥土路上，头上顶着中午的大太阳，身上背着的小儿子就像个大火球，热的我浑身都被汗水湿透了，可是一想到马上就到了工作单位，一种期待，一种力量，让我一阵一阵感到兴奋。
　　终于在穿过玉米地之后，我眼前出现好大一片空地，被铁丝网圈着，在空地中间盖了几间施工用的简易房，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边清楚的写着“辽宁省机械化公司”。
　　我拿着建工局的人事调动介绍信正要走进简易房的办公室，一个中年男人把我拦在门外，他不耐烦地问我，“你找谁呀”？我自我介绍“我是小泥儿，是到机械化公司报到的。我找周经理。”
　　那个男人，穿了个背心，裤子挽着高低不等的两个裤脚，从腿肚子开始到两只农田鞋上边全是稀泥，满脸的乱七八糟的胡子，显得脏兮兮。他看都不看我一眼，两只手叉在腰上，看着远方，提着哑嗓说：“不用找了，我就姓周。你就是从西藏回来的小泥儿吧，告诉你，我们机械化公司不要女的，更不要带孩子的女的！我们常年野外施工，又是大型机械，女的干不了！回去！找建工局重新分配！”
　　我心想，我小泥儿什么苦没吃过？只要给我个机会，我会干好的！我开始和他说；“周经理，你别看我是个女的，什么工作我都能干！出差没问题，大型机械我可以学着开，孩子我可以找人带。”
　　周经理不耐烦地说：“你听不懂我的话？我们这不要女的！你还是回建工局吧！我马上就给局里打电话。”说完转身就走不再理我。
　　我的自尊心受到从来没有过的伤害！我没想到，内调回来成了没人要的人了！我站在空荡荡的没人理的院子里，满脸的汗水和着满眼的泪水，我只有调转头再回到建工局。
　　没有目标的路又远又累。我身上的儿子又渴又困早已睡着了，像一座山压着我，从建工局走到家已是晚上7点多钟了。
　　我剩下最后的王牌就是去找老爸走后门，这是我万万不想干的事，因为我爸爸一生最难做的事就是求人。为了王子的工作他说自己是把脸皮扒下来当鞋垫才去求人的！爸爸知道我的情况后，他再一次“把老脸扒下来，当了鞋垫”，马上就去找他的老患者——一位辽宁省的副省长，他的秘书出面到建工局找到局长，不到半个月，我被重新分配到省建工局下属最好的单位辽宁省建筑设计院！
　　那是8月的一天，我到设计院报到，在大门口就见到在西藏一起内调的同学艾小华。是他先看到我的，他站在台阶上高喊“小泥儿，你真行啊！我以为我的门子硬，你的门子也够硬的，你一来，设计院的人还以为咱俩是两口子呢”。说心里话，在西藏我就讨厌他，因为他和一伙人总以干部子女自居。有一次同学聚会，他竟然高声说：“咱都是沈阳人，你家是高知，富强粉够吃吗？不够，就用大饭豆和我家换！”我一听心里特别的不舒服，这不是当众奚落人嘛！我毫不客气的回敬他:“小华，如果你家没有富强粉就到我家拿，用不着换！”
　　这次，我又毫不客气的回敬他，“后门也不是只给你家开的！怎么，不平衡？还想把我起出去吗？”他赶紧说：“小泥儿，别误会，我巴不得和你在一个单位呢。我比你早来几天，听说工农兵学员还要考试？我告诉你，我艾小华不怕考试，明年我准备考研究生，我还要从这考出去呢”。听了艾小华的话，我的头像被充了气似的立刻大了起来，他不怕考试，我可害怕考试，一起从西藏调回来，他能考研究生，我连工农兵学员考试都通不过，还怎么在设计院呆下去？不，我小泥儿决不能输，这就是我到设计院后的第一个目标！
　　刚到设计院的几个月，真是我玩命的几个月。到设计室，因为是“七仙女”，室里的同志气愤得几乎不愿意和我讲话，反而嘁嘁嚓嚓的议论着不知道要完成多少设计任务才能养活了这些“姑奶奶”？我装作没听着，心里只有一个主意，干给他们看看！
　　我住的房子离单位很远，正好是沈阳市的两头，每天上班早上5点就起床，稍微吃点东西就背着儿子上路了，每天都要换两次公交车，我挤车的功夫堪称第一，一只手抱着孩子，一只手拉住公交车门把手，无论多少人，保证能上去车。两头下车后都还要走20多分钟，到单位时刚好是设计院的职工从宿舍里出来，往院里走，他们5分钟就可以到单位，还是有许多人迟到。可我每天要走两个小时，没有迟到过一次！
　　白天上班，我不在乎他们理不理我，只要我能做的工作，画图也好劳动也好，我都会出色的完成。记得刚到设计室，主任发给我一套样图和一套画图的工具（画图笔和尺），可这些东西我从没见过，就连笔怎么灌水我都不知道！住宅电气图纸上的符号也一个都不认识，加上我是个“七仙女”连愿意和我讲话的人都没有，我不能去问任何一个人。晚上下班我把这些东西包了一包全部拿回家，等儿子睡了后，一样一样的研究，这一宿，弄出来好几个“科研成果”。第二天，我自己就开始描图了，从小学过点画画的我，画起图来还真像那么回事，几个设计人员到我桌前看看没说什么就走了，就凭这种默认，那一年我的出图量是设计院第一。
　　因为我和王子是分两次调回，所以省里按照文件不安排房子。人结婚后就会变得自私，总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哪怕再小，哪怕再寒酸，那也是属于自己的王国，自己的领地。
　　1981年12月，我终于内调了，回家了。到沈阳的那天，王子到车站去接我，不知道是分开久了，还是“光棍”惯了，看到他感到很陌生。当天晚上，爸爸，妈妈，弟弟，两个妹妹还有我俩吃过团圆饭后，热烈的气氛慢慢冷却下来，爸爸戴上帽子穿上衣服上医院值夜班去了，我和王子在家里没法说话，只有去遛马路。北方的寒冬里，“压马路”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事。
　　王子开始向我汇报这两年在我家里的酸甜苦辣，大多是抱怨和不满意，我自然不愿意听，但还要耐着性子，因为是久别后的第一次唠嗑。那天的晚上，天有多冷，心就有多冷，没有家的两口子就更觉得冷。
　　我准备听的是，王子会说他如何如何的想我，可他迫不及待地要和我说的是，我的家里如何如何。自从他到来，我爸爸妈妈就开始分居，爸爸带着他和弟弟住在南屋，妈妈带着两个妹妹住在北屋，两间屋子加一起才不到20平米。我一回来，8平米的北屋又加了一个二层铺，家庭的男女宿舍带来许多难以启齿的问题。
　　家本来是温馨的港湾，可爸爸这条船却越来越不愿进港了，他宁可在医院值班，也不回家。家是离心灵最近的地方，可妈妈为了这个家什么都不说，一个人忍受着。
　　王子说；“当初你爸爸说：“如果能回来，安排工作没问题。现在可倒好，工作不好（分到了供暖所），还没有房子，住在你家矛盾那么多！怎么熬？要不是你要回沈阳，能遭这个罪吗？还有你爸爸妈妈成天的吵架，你弟弟妹妹也不懂事，每天对我爱理不理的，我真不知道今后怎么住下去！”我听着烦死了，心里在说：“我一个人在西藏蹲两年，叫你先回来住在我家，不知道感恩，反倒成了罪过了”。我没说话，心里真是拔凉拔凉的。
　　第二天，王子上班了，爸爸开始“汇报”，“小泥儿，我对王子已经使了最大的力气了，我一个医生没有什么权力，该求的人都求了，可他就是不满意。你再不回来，王子都快成哑巴了，一天和谁也不说话。和你妈关系还不错，好吃的都给他吃，我现在在家没有地位，最好是不回家！”妈妈听了，气得哭起来，一边哭一边说：“小泥儿，妈妈都是为了你，有时候照顾他一下，你爸爸和你弟妹都嫉妒，我想他住咱们家也不容易，你又不在，对他好点有什么错？我一天容易吗？一早起来就要准备5个饭盒，那个不吃能行？”
　　我只能劝爸爸妈妈，都是我小泥儿给家里带来的麻烦，等我安排好了我就搬出去。弟弟妹妹回来，又是一顿告状，‘他在家里一天也不说话，什么活也不干，我妈妈还想着他，吃得比谁都好，挣钱从来不往家里买东西。’
　　回家没几天，我就发现，爸爸和妈妈吵架，有时是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其实是因为难以启齿的欲望！无形的压力无形的痛苦折磨着一家子人，那个年代又能说什么呢？一切都是我们内调回来造成的，我内心深处背负着对家的欠疚。
　　麻烦才刚刚开始，更棘手的问题又来了，提心吊胆的偷吃了一两次“禁果”竟然怀孕了。气得我哭笑不得，发现的当天我就去做了“人流”。回来的当天，一进屋子就见妈妈在那哭，原来是弟妹家把结婚的嫁妆全拉到我家，弟弟和爸爸妈妈摊牌了，五·一要结婚，他说：“我都二十八了，也不能我姐他们不走我就永远不结婚啊！”
　　可是房子怎么办呢？没想到我刚刚又做了人工流产，妈妈为难，就是要赶我们走也不能这个时候啊。爸爸当天就搬到医院住去了，北屋倒出来做弟弟的新房，两个妹妹和妈妈住到南屋，我俩自然要走了！当天晚上妈妈一股火嗓子哑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直掉泪。我说妈妈：“天无绝人之路，弟弟也不能再拖了，结就结了吧！早晚的事！”
　　妈妈又愁结婚的被褥还没做，我说我和你一块做，快得很。离结婚只有5天的时间，一切都在忙乱中，我从早做到晚，一共四铺四盖，四床被褥做好了。还有3天的时间，娘家的人来刷浆，挂窗帘，布置新房。4月30日一切准备就绪，我和王子也该离开家了。那天刮着大风，我包着头，王子搀着我，到哪里去呢？我们走在街上，吃在街上，一直到万家灯火时，还无“家”可归。
　　我突然想起我大学的同学美丽，我说：“王子，咱们求美丽，解决今天的住处吧！”天越来越黑，我打了电话，美丽说：“小泥儿，你给我赶快过来，还在大马路上乱逛啥？一切来到我家再说。”
　　天！我们遇到救星啦！我们两个兴奋得不得了，心里不断地说：“美丽，真的是你救了我们，真的太感谢你了！”我们终于有“家”可回了。美丽暂时“分”给我们一间屋住下，她和她爱人住另一间屋，白天他们3个人都上班，我的工作单位还没有定，只好我一个人在家。美丽每天临走时都会严肃的说：“小泥儿，今天你给我好好的躺着，大小也是个月子！只要你吃饱就行，晚饭我回来做。”
　　我哪能躺得住啊！住在同学家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儿，感恩之心一时一刻也放不下，只有帮美丽干点活心里才踏实。我收拾屋子，洗衣洗被，把锅台上的油渍蹭干净，把锅碗瓢盆擦亮，力所能及地干点，心里还舒服一些。
　　就这样过了1个月，美丽帮我们借了一间房，我和王子真不知道如何感谢美丽，只有记在心里！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临时的“家”,终于可以把在农村奶奶家长到3岁的儿子接到沈阳来,结束一家“三地”的局面。
　　分配到设计院没几天就赶上分房子，自然是没我的份。室里领导知道我住在借的的房子里，背着孩子上班要走两个小时从不迟到，就以照顾我是从西藏的回来的女职工（原则上女职工没有分房权），借我一间6平米的小房子。6平米，那也是一个家，别提我们多高兴了！
　　可今天说起还真有点意思：这间房子，是一间不到14平米的房子，单位为了解决大龄职工的住房问题，愣是把一间房子从中间，用木板间壁了一道墙，为了省料，墙只做成2米高，离天棚还有近1米的距离呢。屋里的地面开的两扇小门又占去1平米。房间只能搭个板铺，放一张桌子再什么也放不下了。冬天住着还暖和，夏天就热得喘不过气来。
　　我们这边住3口，隔壁是两口子大学生，马上要生孩子了，才照顾分到一间。孩子出生后，两口子不会带孩子，又赶上是夏天，孩子整夜的哭，王子睡不好觉，整天唧唧歪歪的，我没办法常常半夜起来过去帮着哄孩子，那孩子也怪，到了我怀里就不哭。这样的房子也有好处：晚上两家都睡不着时，是可以一起聊天的，如果聊到看什么书时，想看一看，就可以从墙上扔过去，扫床的扫把找不着了，喊一声隔壁就可以扔过来。有什么政见需要辩论，隔着墙也可以争个面红耳赤。实在争不出结果，其中一方喊一声睡觉，就等于宣布辩论结束！只是个人隐私要想保密就难了，放屁，咬牙，说梦话全能听到，两口子吵架也无法避讳。
　　我家邻居有说悄悄话的本事，每天晚上小两口聊起来，那声音小的刚好他们两个能听到，任凭我和王子怎样竖起耳朵，一句也听不清，只让你知道又开始聊起来了。我俩就不行了，我天生的大嗓门不会小声讲话，所以一吵架，两个人就要拉到大街上，吵够了再回来。
　　至于做那种“见不得人”的事，再小心不出动静，隔壁也会听到。我们的年龄大了，有时是要收敛一些，可隔壁的大学生一不做二不休，总是让我们能听到“那事儿”的全过程。时间久了，就变成一种反感，感觉真是对人生的一种摧残。有时也会相互变成一种挡不住的诱惑，索性两间屋子里同时干起同样的一件事情……
　　日子都是人过的。这样的房子，在我们单位有二十几间，时间一长，什么事都会出。两家吵架的丢东西的，还真有睡错屋子的。
　　那时候最大的梦想，是什么时候有个属于自己的房子，真正自己的家，什么时候能把从西藏发回来的包装箱拆开，看看我们自己的家当长毛了没有？
　　我相信一句话，那就是“命运会在瞬间改变一个人生命的轨迹。”自从在西藏为“政治”留下过“一滴眼泪”后，小泥儿就立志远离政治，老老实实做一个技术人员。到设计院后，我那颗奔跑的心是心无旁骛的，像一只离弦的箭，只有技术才是理想的靶心。
　　到设计院没几天，院里要开运动会，室主任要求大家报名踊跃参加，为室里争名次。我本想多画几张图，就没有报名，可是设计组长来找我说：“小泥儿，你在大学里就是运动员，百米跑得挺快，为什么不报名呢？年轻人要有集体荣誉啊！”我急忙说：“不是不报，是时候没到啊！”我这一说，室里的人都笑了。心想这组长一定是看了我的档案，要不然怎么知道我在大学的事，真是搞技术的。
　　我看了比赛项目，选能参加的报了8个项目。设计组长乐了，“小泥儿，这回可看你的了！”这是1个多月来我第一次见到组长对着我笑，设计室里其他的同志也来关心我，“小泥儿，报这些项能行吗，万一忙不过来咋办？”我说：“到时候看吧，不行就弃权！”看到大家你一句我一句的关心我，我开心极了，终于有人理我了，终于我被关注了。孤独近乎是黑暗，我好像见到太阳一样激动，心里憋足了劲，这运动场也许是我小泥儿展示自己的舞台，让设计室的同志们看看，这“七仙女”不是“下凡”来吃“干饭”的！
　　运动会那天，一大早我就带着儿子来到体育场，除了设计组的几个人我认识，其余的人都不知道谁是谁。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我们室和我们组，组长还以为我不来了，正在发愁呢。我找到他们的时候，室里的人都像盼什么似的喊“别找了！小泥儿来了！”真让我感到被需要和被利用的温暖……
　　第一个比赛项目就是百公尺比赛。我是白色短裤红色背心白色球鞋，梳着一个羊角辫，真是煞有介事的样子，还招来不少的回头率。跑道就在主席台前，高高的主席台上坐着的都是院长、书记、工会主席，还有上级来的领导，反正我是一个也不认识。
　　比赛的枪声一响，我像箭似的飞出去，自然是第一。接着是200米第一，400米第一，800米第一；400米接力我是最后一棒还是第一，800米接力照样第一，跳远也拿了个第一，只有跳高是第二名。室里的同志们早把“七仙女”忘得净光，有的给我倒水有的给我拿水果有的给我递毛巾，许多人都说：“小泥儿太棒了！”室主任和组长高兴得拍打着我，鼓励着我，我真是受宠若惊，也不知道哪来的“疯狂”，不知道累，真像一个抽足劲的陀螺，在运动场上旋转着。
　　全院的职工惊呆了，这是哪里冒出来的小泥儿，把这么多的第一都拿走了？主席台上的院长书记把人事科长叫来询问这个小泥儿的来历，每一次到主席台上领奖，都能看到院领导对我投来欣赏的目光。那一天，小泥儿成了运动场上一颗耀眼的“新星”——谁也没想到的是，10年以后小泥儿人生的变化，正是这颗“流星”划出的轨迹。
　　运动会结束了，我们设计室拿了全院的总分第一名。室主任上主席台了，兴奋的领到一张纸做的奖状，回到队伍时整个设计室沸腾了，大家喊啊跳啊，为集体的荣誉而自豪。
　　那一天，我来时就准备了一个平日里买菜用的大菜筐：晚上回家时，我和儿子提了满满一筐的奖品，香皂毛巾牙膏洗衣粉，还有运动背心运动鞋——这是我分到设计院1个月来最快乐最幸福最收获的一天。
　　这一天，对小泥儿的今后意味着什么呢？也就是从那一天开始，“政治”再一次悄悄地向我走来。
　　　
　　4.殡仪馆里“过生日”
　　
　　设计室接了一个“活”，为民政局设计“文官屯火葬场”。这个设计项目不大，要“名”没有，干得再好也登不上大雅之堂。要“利”太瘦，因为项目小，又是政府投资，设计费少得可怜。为火葬场搞设计，这项目让人望而生畏！室主任费了不少心思，才把其他专业的设计人员找好了，可电气专业没人接，正当主任急的在室里来回乱转时，突然发现坐在角落里的小泥儿，他眼睛一亮，激动地跑到我的桌前，嘴里还嘀咕着“踏破铁鞋无处寻，得来全不费工夫”。
　　我从来没看到过室主任看见我如此高兴，心里想是不是有好事来了？主任满脸堆笑的对我说：“小泥儿，想不想自己开始搞设计呀？”我说：“主任，看你说的，不是想不想，而是天天都想。”主任说：“机会来了，室里把这个设计任务交给你，你看行不行？”
　　我知道他说的是“火葬场”，小道消息传的，原本想自己独立设计是不会找到我的，可今天任务来了。我和室里其他人不一样，我没有任何选择的理由，“火葬场”能给我就很不错了。在我小泥儿的人生字典里就没有“不行”二字，任何时候都坚定地相信自己。我当即接下了这个设计任务——我对“火葬场”本身发生了兴趣，我想要在这个“火葬场”里小试牛刀！。
　　第二天，我们设计组就到文官屯火葬场去考察。那天去了4个人，最老的是建筑专业李工，结构专业是麻工，水暖专业是姚工，电气专业就是我，唯一的一个女性，设计委托单位我们叫甲方，由民政局的老李担任。
　　一到火葬场，老李就热情的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办公室。我这是平生第一次进火葬场，本来是又新鲜又紧张，爱开玩笑的麻工偷偷地告诉我：“小泥儿，火葬场里的水不能喝，上边漂的都是‘死人灰’，椅子也不能坐，上边落得也是。谁知道都是啥病死的？把灰带回家再传染家里人怎么办？要不然，这个工程谁都不愿意干呢？”
　　本来不怕啥的我，叫他一说，还真有点瘆得慌，无论老李怎样招呼，我和麻工、姚工一直站着，倒的茶也不喝。李工年龄大些，一看这样不好，只有他硬着头皮坐在那喝着茶谈着工程。老李笑着说：“我们这儿，死人都愿意来，活着的人都害怕，慢慢就习惯了。”
　　谈完设计要求，就得去实地考察。20世纪80年代的文官屯火葬场真是没有啥看头，一个火化炉，几栋平房，一个告别厅，和其他省市的殡葬设施比起来，有很大的差距。所以这次新设计的殡仪馆，要一改过去火葬场的面貌，要设计出全国领先的殡仪馆，这是民政厅交代我们的设计思想！我们不敢瞅不敢看的，走了一遍就回去了，好在那天没去看停尸房。
　　为了设计出高水平的殡仪馆，设计组到全国各地先进的殡仪馆进行考察。8月的南方热得如同火炉，坐火车全是硬板没有卧铺，十几个小时二十几个小时坐得屁股上起了痱子。我们是夜里行车白天考察。一起出差是6个人，只有我一个是女的，他们总是抱怨因为我是女的，住宿费浪费了，因为我是女的，他们热时不方便……
　　这次考察，对于我来讲，不仅仅是对殡仪馆的考察，也是一次对生命和死亡的全新感悟。我们先后参观考察了10个殡仪馆，有上海的龙华殡仪馆、北京的八宝山革命公墓、徐州殡仪馆、南京殡仪馆、武汉殡仪馆、苏州殡仪馆，还有几个不太大的殡仪馆。刚开始，我们是小心，忐忑，恐惧的进出殡仪馆，特别是老李一再嘱咐我们，每到一处，一定要尊重丧家的情感，不要有说有笑，这就更让我们感到一种沉重。考察的重点是各地先进殡仪馆的建筑和布局，尸体的冷藏，火化炉的控制和环保，以及整个殡仪馆的照明和自动化控制系统，每一个环节的参观和考察都离不开死者和那些悲痛欲绝的人们。
　　开始的几天，我是每天以泪洗面，从早晨哭到晚上，我和那些死去父母的儿女一起流泪，我和那些白发人送黑发人的老人一起流泪，我还为那些还是花蕾的孩子流泪，为那些哭诉流泪，为那些真诚的诀别流泪，为那些随处可见的情景流泪。我好像第一次饱尝人世间为送别亡灵而痛苦，我也突然明白，我有一天也会像这些死者一样的死去。
　　每天回到住处，麻工总是说我：“小泥儿，你还当真的哭啊？看看，眼睛哭得像桃似的！照这样哭下去，把眼睛哭瞎了，回去我们可怎么交代呀？”
　　在以前的日子里，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也会死。每参观一个殡仪馆，就会看到一批死去的人，看见他们瞬间在火化炉里变成灰烬，看见那些灵魂被安放在一排排的骨灰存放架上，还看到一些各种案件的无名尸体和碎尸的陈放……和这些死神会晤之后，我突然认识了“死亡”，我好像明白了生命的短暂，懂得了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生命，我就是这个世界最宝贵的财富，我应该好好的爱惜自己。
　　慢慢地我不再流泪了，不再害怕了。我要努力地学习，回去好好地为未来的亡灵修建一个好的家，一个好的归宿，让他们不再忍受黑暗，世界也会变得一片光明。
　　到了徐州殡仪馆，没想到他们的党委书记竟然是辽宁人，是解放军南下时的干部，转业到了殡仪馆。当时的徐州殡仪馆是全国新建的殡仪馆之一，他们的殡葬工作也是全国第一。他们的女子殡葬服务队是全国先进单位，多次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她们的队长是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我亲眼看到她为一个女尸仔细的化妆，她就像对待自己熟睡的母亲一样，一丝不苟地画着，不一会儿，就让一具女尸重新绽放出鲜明的“活力”。她的一席话更让我感动，她说：“看起来我们服务的是尸体，但是实质上我们服务的是生命。”她还说：“我爱人也是火化工，死人有什么可怕？可怕的应该是活人呀！”她的话像是打开了我生命的另一扇窗，从那天开始，我就再也没怕过死人。
　　后来我在设计院当上工会主席，单位的职工去世，我帮助他们穿过衣服抬过尸体，我自己的老公公死在我家里，最后就是我给穿好的衣服。活着，也许是一次“偶然”，但死去一定是必然，没有什么值得害怕。
　　有意思是，在徐州的那一天正好是我的生日。无意中我和麻工说：“今天是我的生日，看来要在火葬场里过了？”麻工说：“不要这么说，晚上大哥给你过”。没想到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这件事被一个殡仪馆里的工作人员听到后，汇报给殡仪馆的姜书记。当天工作结束时，姜书记却突然说：“今天你们晚上的行动由我安排，谁也不能离开殡仪馆。”他带着我们来到一个漂亮的餐厅（日后我们在殡仪馆的设计中也增加了餐厅），一桌丰盛的宴席摆在我们面前，桌子中间是一个漂亮的生日蛋糕，上边写着“祝小泥儿生日快乐！”我们所有的人都被惊呆了感动了。
　　在这阴阳交界的地方，过一个29岁的生日，更加描重了我生命的意义。开始的时候，大家对在火葬场吃饭还心有余悸，更不要说在火葬场过生日了！可是姜书记的祝酒辞让我们感慨万千：“你们是我远道而来的亲人，南下这么多年来，我还是想家，看见你们我就看见家乡人了！”这个东北汉子的身上有5处伤疤，战场上他杀敌无数生死几回，可今天他却流露出思乡的柔情。他又说：“我们每天都在为死者和丧家服务，今天是小泥儿给了我们这次机会，为生者祝福！大家不要怕，殡仪馆比外边‘干净’得多了，这里是一块‘净土！’”
　　酒喝起来了，每个人的脸都挂着红晕，没有了哀伤，没有了恐惧。在这异省他乡，在这生与死交界的地方，在活着的朋友和死去的亡灵共同祝福声中，小泥儿过了一个永生难忘的生日，真正的生日！
　　经过死亡的洗礼，我们这群人不再怕死人了。到了上海龙华，正赶上四十几度的天气，火葬场里“人”满为患，暴热使得那几天里火化炉三班倒也送不走“西行”的人们。没有办法，死者也要排起长队等候“上路”。龙华殡仪馆里所有的房间都摆满了尸体，我们这队参观学习的人来的也真的不是时候。
　　有民政局老李的幕后支持，我们就如同拿到了各地的通行证，没有人陪伴我们，一切可以“自便”。可是我们每到一处都不得不参与那里的应急服务，在上海那两天里我们不知抬了多少尸体（我奇怪的是当时上海的尸体都不把脸盖上）。麻工一边抬着一边还逗着我：“小泥儿，看躺着的阿姨还看你笑呢，她感谢你从辽宁来抬她啊！”我也针锋相对地回敬：“麻工，我和那边的大爷说好了，他说今晚上带你上西边去！”
　　晚上，殡仪馆还要加班给尸体打防腐针，我们3个年轻人真是难找的劳动力。这是百年不遇的灾难，我们怎么能袖手旁观呢？那两天的“考察”真是累得够呛，但是得到了龙华殡仪馆上上下下的好评。
　　当时我看见了几百具死者的尸体，知道他们生前的身份不同，享受的荣华富贵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经历的沧桑不同.但是，停在尸体储藏室里时，他们就没有了高低贵贱之分，他们每人一个床（只能放一个人），每人一个托头的枕头，每人身上盖着一块布单，火化过程中喷上的油基本相同，火化的时间大体一致，去的也都是同一个地方。如果人们真的知道了那一天尸体火化的时候的完全一样，大概就不会在活着时为一句话为一点钱，为一件小事而斤斤计较，放不下名放不下利了吧？
　　如果一个人到了这个时候还放不下，放不下自己的那具尸体，还要找一块地还要修一个墓是不是很愚蠢？可又有多少人能够在活着时就能想得通呢？我从那时就想过，小泥儿，活着是一粒泥儿，死了还是一粒泥儿吧，来自大自然回归大自然，不再给活着的人找麻烦。真让人感叹：人，生来和死去完全是一样的，不一样的是活着的那一段曲线是否漂亮是否精彩，是否能给世人留下点有用的轨迹……
　　我们的“最后一站”是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我们在那里，见到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亡灵。他们活着时，我梦寐以求的想见到他们，因为是他们的思想铸就了我们那一代人的灵魂，是他们的人生，为我们的生命涂染了永远的红色。今天在他们灵魂安放的地方，我能以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也是上天安排的缘分。我怀着敬仰的心情，一个一个的读着他们的生平和伟业，一个又一个丰碑在我心中耸立：他们鲜活的灵魂，在天上，在太阳里，在星星上，永恒的缭绕着我们，告诉我们怎样的画出一条生命发光的曲线，走出一条不一样的人生历程。
　　如今，许多人到一些伟人的故居去去祭拜，凤凰卫视的主持人曾经问过“他们在寻找什么呢？”我说：“是在寻找生命的‘红色’，就是我们身上曾经有过的那种‘红色’！”
　　回到设计院以后，我们怀着对亡灵的敬仰和思念，承担起对生命的责任，集全国各地之长处，设计出一座那个年代的最时尚最实用，最能同时满足生与死共同需要的殡仪馆，在当时被评为优秀设计和优秀工程。也许，这是来自灵魂的力量，这是来自灵魂的智慧？
　　
　　5．29岁再当团委书记
　　
　　我没有想到，在我人生的方程式里，竟然是运动会+火葬场=团委书记！可能是在运动会的领奖台上，一个许多人还很陌生的小泥儿拿走了太多的奖品，引起领导们的注意，回来后就命人事处将这个小泥儿的档案调出来，竟然发现其人曾经做过许多社会工作，党委会做出决定:让其锻炼一个时期考察一下，然后再研究是否长期培养。
　　我的火葬场的设计任务结束后，党委又听取室里的意见，对这个曾经的“七仙女”的表现十分满意。他们不记“走后门”的“前嫌”，决定让我担任设计院共青团的团委书记。
　　我当时对这个决定非常反感，因为我要从事设计工作，我的发展目标是工程师，是高级工程师。当人事处找我谈话时，我坚决不接受组织的决定，理由是我已经29岁了，按团章要求已经超龄，不适合再做青年工作；我的设计工作刚刚开始，我不想放弃技术工作；再说我又是孩子妈妈，住的地方离单位又远，没有精力再做青年工作。
　　没过几天，设计院的老书记（当时是级别很高的老干部）找我谈话，第一句话是“小泥儿，你是党员吧！”第二句话是“党员要服从组织分配，要为党工作。”第三句话是“让你当团委书记是院党委的决定，你有什么要求可以提，没有理由拒绝！回去考虑考虑，3天后答复我！”我没说一句话，转身就走了。可这个完全秃顶，眼睛特亮，一身布衣，一双布鞋，年过花甲的精干老头，他的威慑力不得不让我有点发惧。
　　在那个党领导一切的年代，个人的意志绝不可以高于党的决定，何况我还是“走后门”来的，“硬顶”肯定是不行的。我考虑再三，就去找老书记，我说：“老书记，团委书记我干，但是我也对党委有3个条件，否则，开除我党藉我也干不了！”老书记抬起头看看我说：“哦有，你和组织讲条件，说说看吧”。
　　我说：“第一，我兼职，请党委相信我会把设计工作和共青团工作同时做好！第二，我和党委要3个字，给了就上任！”老书记一听,眼睛瞪得大起来，“你这个小泥儿，鬼点子还不少呢,说吧！”
　　“‘三个字’，一个是‘权’，党委要有一个委员分管共青团工作。二是‘钱’共青团工作需要经费，党委支持可以，我们自筹也可以。三是‘房’，共青团要有自己的办公室。这些要求不高吧？”老书记一听不但没生气，反倒笑了：“小泥儿，这两条加3个字要求还不高？我一个人做不了主，等党委会定了后，再答复你。”’那一天，我是带着胜利的喜悦离开书记办公室的。
　　1个月后，所有条件兑现，我当选为团委书记。当时的设计院200多个共青年团团员中，绝大部分都是家属子弟，被安排在设计院大集体设计公司，剩下的几个就是院里的大学生和工人，团委里人际关系复杂，扯着筋连着骨头。这还不算，年轻人里还有七八个爹妈管不了，单位管不了，社会也管不了的小伙子，叫院党委头疼得没办法.
　　我上来也有“三把火”：就是搞活动，搞关系，搞教育。先说搞活动，那就是“玩”得相当的火。每月一次大活动，如骑自行车6个小时到棋盘山旅游，增进了团结。到千山旅游，十几个青年为救一个被落石砸伤头的男游客，历经千辛把他送到医院，受到当地群众的表扬，团员青年也被自己的行动所感动。每到节假日各种形式的晚会、联欢会都让团员青年们耳目一新，参加完这次就盼下次，许多院里的中年职工也要求参加共青团的活动。一次联欢会上，我和18个小青年一起上演“黑鸭子乐队合奏”，我演唱歌的女郎。“导演”用一块白色纱布画了一个美丽女孩的脸来包住我的头，再把一顶草帽戴在头上，又把一些塑料花插在帽子上，然后用彩带把帽子和脸都绑在一起，穿着借来的长裙子和花背心，“真是一个好姑娘”。他们让我学迪斯科，我笨得像头牛，好歹学会扭几下屁股，后边是两排乐队，全部穿黑衣服，没有乐器，只做动作，有弹钢琴的，有吹小号的，拉小提琴的，打鼓的。找个录音机把音乐一放，这些人就模仿乐器合奏的各种姿势，拉起各自的乐器，动作协调，模仿逼真，那阵势，真好比一场真正的音乐会，上边的人演出得十分认真，下边看的人笑得捂住肚子。这个节目，让设计院的年轻人多少年后都忘不了。
　　还有一次，是新年，我向全院的团员青年拜年：我带着一顶礼帽，穿着黑色长呢子大衣，用纸壳做两只长鞋，脸上画上卓别林的小胡子，肩上扛个用图纸筒做的“二踢脚”鞭炮，用红纸糊好，再用小鞭的火药做一个长长的导火线，纸筒里装着一束束花。一个英语很漂亮的大学生用英语代表卓别林给全院的青年团员致新年贺辞，然后再让一个人扮演翻译，再翻成中文，最后是卓别林送礼物“二踢脚”，点着它时火光四射但没有轰响——卓别林抠开“二踢脚”，从里边拿出一束束鲜花献给几个请来的“落后青年”……
　　体育活动就更多了，我们院的足球比赛能组织6个球队，借用大学的足球场去踢。场上是洋相百出，搞得好多大学生不去上课，说是看了一场过瘾的足球——动不动就把球踢进自己球门，场上场下都觉得好玩。那时的活动就是适合青年特点，新鲜又充满活力，积极又有教育意义。我们力求“适”，“新”，“好”，这仨字可不简单，牢牢的抓住了年轻人的心。
　　搞关系呢，是搞好青年团员和党组织、设计院和各个科室的关系，搞好团干部和落后青年的关系，搞好团组织和青年团员的关系。我们把共青团办公室办成青年之家，我用自己的工资每月订了报纸杂志，还给不爱看书的青年买了小人书。全院的年轻人都叫我小泥儿姐，到了后来当了党委书记，还是叫小泥儿姐。
　　那几年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年轻人身上，他们找了对象征求我意见，吵了架要我去解决，就连5个小哥们喝醉酒回不了家也打电话给我，我找台货车，把他们一个一个背到货箱板上拉回来，一个个送回家。第二天这5个小哥们非要给我磕头，我们从此成了好朋友，无论他们发生什么事，只要小泥儿姐来了就“好使”。他们中间有几个是在院里食堂工作，每次节日集体会餐我都要交代他们好好干，会餐完事后我一定会陪他们一起喝一顿酒，我对他们的尊重换来他们对我的信任。
　　说起来也挺有意思：每天中午我们几个院长书记都是最后去吃饭，他们去时什么菜都可以没有，即使有菜里面也没有几块肉；我一去打饭，好菜不但多底下还藏着不少肉，我根本吃不了。有几个院长半真半假的打趣我：“食堂里吃点好菜，还得打小泥儿的溜须呢”，弄得我很不好意思。
　　我觉得，人和人之间能不能沟通，是心与心之间能不能架起一座桥梁，我把他们当成自己的弟弟妹妹，从工作到学习，从找对象到成家甚至连小两口吵架都要管。我真心的爱护他们，帮助他们，愣是在兼职中把共青团工作搞得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党委书记说：“自从小泥儿来了，院里一半的人事儿小泥儿一个人给管了”——我知道这是夸奖得过分，但也不是没有几分道理。
　　最后说说搞教育。我们那时候就比较开放，我是最不主张开大会的，思想工作和政治教育都贯穿于活动之中。比如平时组织大家为院里做一些“义务劳动”：冬季里装卸取暖的煤炭，雇用外边的人来卸要花钱，我们共青团员来干，院里可以少花一点钱，团委也有了钱去开展各种活动，这样的活动本身就是在活动之中帮教团员青年。我的感觉是，对方能够听得进去的教育才是有用的教育，否则再开会也不解决什么问题。
　　说真的，那两年设计院的共青团工作，真是让我兼职做到了极致，轰轰烈烈扎扎实实热热闹闹。为什么自己对那几年共青团工作十分留恋，是因为操心多了，在心里沉淀的就多了。昨天的年轻人，今天有的是千万资产的老板，有的是高级建筑师，有的还出了国，就连几个最淘气的小伙子也成了做生意的老板。一旦和他们相遇，他们一定会说：“小泥儿姐，请你吃饭吧，因为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其实我心里很明白，他们的成功是靠他们自己的努力，只是“请吃饭”，“没有你就没有我的今天”这样的好话我还是喜欢听。
　　特别是后来我下台了，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大集体被开除的小青年在马路边卖香蕉。当时我没看出来，就带着儿子挑，准备买时一看是他，这小子说：“小泥儿姐，我不能要你钱，我发财了。”说着从兜里拿出几张50元的大票非要给我儿子，我坚决不要，他生气了要把钱撕掉，流着眼泪说：“我不懂事，是你帮了我，我儿子看病没钱是你给过我。今天我出息了你还瞧不起我，我不是看你是书记，我知道你下台了，但是老百姓看的不是官，而是谁真的好！”我听了也很感动：在我下台后，任何一句安慰的话，都比在台上的一百句恭维让人在心里温暖得流泪！临走时我拿了他一大盘香蕉，当然没有给钱。
　　还有一次，是我在滨海市打工，住在一栋没竣工的楼里，没水没电。一个晚上，原来共青团里的团干部，后来大集体的经理，晚上10点多钟来到我的住处，看到一栋楼里只有我家有亮光，进来一看，我正点着一个蜡烛，陪儿子写作业。他哭了！拿出1000元钱给我，说：“小泥儿姐，没有你我就没有今天，这钱你一定收下！”我那时候心如死水，只想一个人悄悄的活着，和任何人都不来往，更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怜悯。我执意不要，他说；“姐！难道你非要我一米八四的男子汉给你跪下吗？”我让儿子接过了钱，我们3个人拥抱在一起哭起来。那时候，这个年轻人是我逼着他当大集体设计公司的经理，他还哭着不愿意干，今天已是几千万资产的老板。
　　其实想一想，我这个人能做点事，靠的不是能力，不是才华，而是热爱+勤奋+用心=“好书记”。这是一种认可，这是心灵中的财富，我比任何时候都感到富有！
　　这团委书记一当，和政治的再一次牵手，决定了我后半生的命运，就再也无法逃脱了。我想一想：人生关键的就是几步，你走上去了，再拐弯就难了，只能昂着头走下去，对错都是自己的选择。青年工作让我受益的是，今天我仍然喜欢和青年在一起，仍然觉得自己年轻，心还是一颗年轻人的心，最想干的事是和他们一起跳街舞……
　　
　　 6．“天上”掉下来的组织部长
　　
　　政治工作，也许是我小泥儿一生的缘分，或者是命运。1983年初，老书记与我的第二次谈话开始了。那天，还是在他的办公室里。我一进屋时，看见老书记好像是埋在一个布套子的沙发里，他半闭着眼，身子萎缩着，让人感到他是一个可怜的老人。当我站定在房子中间时，他猛然坐了起来，像个军人一样端正的坐姿，两只灵活的眼睛好像放着光。
　　我听说，老书记战争年代失去一半的肺子，他的半个胸是空的，是老伴用棉花做的垫子“堂”起来的。全院的职工都没见过老书记上班迟到过，没见过他请过病假……腰板总是挺得直直的，两眼总是炯炯有神，一个经历过战争洗礼的老干部永远给人以坚强。
　　他稍稍活动一下身子，笑着说：“小泥儿，坐吧！1年多了，干得不错，新的一年打算怎么干啊？”我“：‘老书记，今年我虚岁30了，团委该改选了，来了许多新大学生，应该年轻人干！”
　　老书记严肃起来，“怎么想休息了，是不是兼职太累了，那就全职干吧！”我赶紧说道：“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自己是严重超龄的团干部，现在有年轻人，应该让他们干！”“是不是想搞专业啊？”老书记放缓了口气和我说着。我点了点头。
　　“小泥儿，组织上不能同意你的想法，你是共产党员，你的一切是要党来决定的，这一点你同意吗？”我的头立刻有点儿大，觉得点点头都很沉重。
　　“我今天代表党委找你谈话，经党委讨论报经建设厅党组批准，小泥儿从今天起被任命为设计院党委的组织部副部长，还有意见吗？”我说：“有！老书记，这，这也太突然了，我没有思想准备，再说……”
　　老书记摆了摆手叫停，说：“小泥儿，打仗不会等你准备好再打，中国的战争都是边打边学才会的。这是厅党组院党委都定了的，你只有执行了！”我只好说：“老书记，我再想想？”“没什么可想的，明天到组织部报到！”
　　老书说完话就站了起来，那意思就是“送客”。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真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走出那间办公室的。
　　回家和王子说，真想听听他的应对招数。王子却漫不经心地说：“小泥儿，党盯上你了，你说别的都没用，干吧！再说了，你那点业务水平，干到驴年马月还不知道能不能干到工程师呢。”他的话儿有意无意的让我的心放松了一些：看来我真的就是党的一块“砖”，只能“哪里需要哪里搬”了。第二天，在众多羡慕与奇怪的眼光中，我搬到了组织部办公室。我知道，这是设计院许多人梦寐以求的位子，那些日子我无论走到哪里，都感到背后的眼睛在指指点点。
　　让我没想到的是，党委各部门的人都和我爸妈是同龄人，特别是那些老干事都是资深的老干部，一看小泥儿当上了部长，心里不是滋味。有一些女同志，她们嘴上笑着叫我“小部长”(后来设计院里都这么叫，因为我是院里历史上最年轻的部长)，眼睛却告诉我这不是她们想说的话。我知道，组织部的老部长就是坚决不同意提拔我的人，听说在党委会上都拍了桌子。
　　提拔年轻干部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阻力是相当大的。我没有在意这些，我一贯是这样想，无论干什么，要么干好，要么不干，不会因为别人怎样就改变自己的目标。老部长是一个党性和政策水平非常强的老干部，也是全院公认的老倔头，他不同意我到组织部，结果我还是来了，气得他不理我。我不知道这是因为什么，但这没关系，我想总有一天他会喜欢我小泥儿这个部下的。
　　工作中我什么都不说，就是努力把他交给我的工作做好。那两年正是各级党委忙于平反冤假错案、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大批发展党员的关键时期，工作紧张繁忙，政策水平要求又很高，工作量更是设计院党委有史以来最大的。我新来咋到什么也不懂，这个老部长常常是一整天不和我说话，交代的工作也就是三言两语，弄得我每天都像掉到滚烫油锅里煎似的，还要面带微笑的应付每一天。
　　一个星期之后，老部长突然变了许多：他虽然还是不笑，话还是不多，可是开始告诉我怎样去外调，怎样阅卷（档案），怎样和积极分子谈话，应该注意什么。没过多久，组织部的大部分工作，我就可以独立完成了。
　　那一年，为院里的“右派”平反，我每天都要接待上访人员。其中有的成了残疾人，也有生活极其贫困的，还有没等到今天平反就死去的，每一次接待，每一次阅档和外调，都让我这个并未经历过反右斗争的人不寒而栗。20年啊，这些知识分子失去了工作、爱情、自由和生存的权利，过着最底层最贫困的生活，我对他们充满了同情！在党委的领导下，我尽可能地将事实调查清楚，为平反准备充分的
　　条件，常常工作到深夜。我根据党的政策，为已经平反人员的子女安排工作，为已到退休年龄的人员就地安排退休。
　　有一个我们叫他“李工”的知识分子还没到退休的年龄，组织上为他恢复公职，安排回设计院里上班。我见到他的时候，那是一步一鞠躬，满脸流泪的感谢。
　　平反后没几天他就闪电似的结婚了，后来还生个儿子。李工是那个年代里幸运的人，有多少人还没有等到这天！某个医生的档案里记录着一句话——“将来自己开诊所”，这句话的后边有一个括号——里边写着“国民党回来时”。就因为这一句话，他被打成右派，接着又打成反革命投进监狱，后来在40岁时死在监狱里，留下一个老婆带着4个孩子要饭为生，饿死了唯一的女儿。为他平反时，无论如何也弄不清括号里的那一句话的内容是哪来的，是不是本人说的还是别人想当然的写下的。这样的事情，在那个年代又怎么说的清楚呢？我非常同情他们，认认真真地处理好他们的问题，今天他平反了，我为他们获得新生而感到欣慰。
　　说起平反冤假错案，还想起我和王子一个朋友：“文革”前他是全国学联的委员，受到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当时拍了一张大长的照片挂在家里。“文革”来了，打倒一个领导，他就用白胶布把相片中那个领导的头粘上；平反冤假错案开始了，平反一个领导，他就把粘在这个领导头上的胶布抠下来，每当知道有一个领导平反了，我们都要到他家去一起揭胶布，然后一起喝一顿酒。从上到下的平反，标志我们国家将是一个注重实事求是的国家，可是这代价真是太大了。
　　组织工作让我看到那个年代：一句话就是一座坟墓，一句话就使人变成囚徒。我不知道，为何将一个人好端端的人置于死地，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悲哀。正因为看到了政治的残酷，我告诫自己不能失去良知和人性。可没想到，我自己还是步了他们的后尘，也是因为一句话，嘎然而止了我人生的美梦，随之而来的白日噩梦让我在劫难逃！
　　或许，这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命运，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否定之否定？
　　为“文革”中的冤假错案平反，为那些被迫害致伤致残的同志平反，这些工作需要多次的取证外调，那段时间我经常在外边跑，为把一件事搞清楚，不知道要找多少人。就这样边学边干，我从什么也不懂到充分掌握政策，有头有尾的处理好一个又一个难以解决的案件，得到了党委和我的老部长的信任。
　　后来我们又做了大量工作，在优秀知识分子中发展党员。许多多年积极要求进步的老同志，他们把入党作为一生的愿望，一生都在努力争取，可是为什么党组织不能接受他们呢？我常常怀着好奇之心打开他们的档案：一个老同志在档案里有“历史问题”，是在某年某月“拿了食堂3斤2两粮票”，被定为“经济问题”，这份历史材料后来在党委审查时被剔出档案，他在加入党组织时热泪盈眶；还有一位老同志，档案中定性的是“生活作风问题”，留在档案里的是一个人写的揭发材料——在某年的一天，“已是有妇之夫的他和本单位的女同志晚上8点多钟在一个电线杆子下谈情说爱”，这个材料装在档案里几十年，他本人一直不知道……
　　老部长后来离休了。每当想起他，我除了感激还有些悲伤。他离休以后，老伴因为和儿媳妇搞不好关系跳楼自杀，老部长心里憋了一口气，得了脑血栓，瘫痪在床上直到病逝。真的讲，我后来能做一点党务工作，离不开他的帮助和教悔，可是在他弥留之际我远在广州，没能为他送行，只是在心里为他立了一块永久的丰碑——党的忠诚老战士！
　　1年以后，我在北京为院里去日本的考察团办理出国护照时，接到院里电话：“小泥儿，办完事尽快回来，你已被任命为设计院党委副书记”。当这个“政治”的“大雨点”掉在我头上时，差一点儿把我打懵！我这点文化这点水平，我这点能力如何担当起一个有500多个知识分子的设计院的党委书记呢？我真没有信心，急得直出汗。可是，女人的直觉就是灵感，灵感是创造神奇的一瞬，是撕破夜幕的一道闪电。我好像看见一个机遇正在我的门外徘徊，所有的等待、观望都是徒然，而成功往往就在推开门的瞬间——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选择，我比任何时候都信任自己，我相信自己不能让党失望，小泥儿一定能当好这个党委书记！
　　那一年是1984年，我刚好30岁。从此，省设计院里多了一个“小书记”，因为我那时候还梳着两个羊角辫儿。
　　
　　7.最好的干事、最乖的主席
　　
　　她走了，到另一个世界去了，她的职务还是定格在工会干事。我没能有机会去送送她，可还是在心里为她写了一份悼词——因为她是我当工会主席3年里最好的工会干事。
　　她也是属马的，年纪刚好大我一轮。在兼职工会主席之前我和她是“近而远之”，都在党群机构一层楼工作，我只是和她毕恭毕敬的打招呼，从来不敢正眼去看她。因为刚刚来组织部时，宣传部和党办的几个女干事都是50多岁的女人，她们把我当小孩似的嘱咐我，“同那个女人离得远点，她像个泼妇惹着她可了不得，她能把你祖宗八辈掘出来！”我不知为什么真有点儿怕她，尽量地绕着她走，三四年的党群工作我和她相处的安然无恙，我小心的保持着这来之不易的“和谐”。
　　她姓谢，都40多岁了，院里的老同志还是叫她小谢，我叫她谢师傅，那个年代打倒“臭老九”之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师傅就成了尊称，设计人员相互之间也互称师傅，新来的年轻大学生管老技术人员也叫师傅呢。谢师傅长得很白很白，用她的话说“从不抹雪花膏，洗脸就用肥皂，太阳越晒越白。”她有一头黄头发，黄眼珠，连眼睫毛都是黄色，大大的眼睛粉红的嘴唇，四十五六岁身材还保持的特别好，看得出年轻时一定非常的漂亮。
　　她是单身，严重的心脏病，常常看到脸是浮肿的，每次院里组织体检，给她检查的医生都认识她，每次都是吃惊的说那句话：“小谢你还活着那？这回一定要住院，比上次更重了，千万不能再拖了！”可她每次都是笑笑说：“没事，挺好的！”
　　我听别人说她是在大女儿才三四岁的时候，不知为什么在儿子刚出生不久就和她的丈夫离婚了。还听说她是在三九严寒的大冬天，把他丈夫只是穿着三角裤衩光个膀子赶出了家门，她的丈夫是跑步回到了自己父母家，老实的丈夫在父母的支持下和她离了婚。20几年来她拖着严重心脏病的身体，靠着一个人的工资养活着一双儿女。
　　我认识她时，大女儿在院里大集体公司搞设计，是电大学建筑学专业毕业的，儿子在院里开车。她生活虽俭朴，穿的总是干干净净，看得出谢师傅是个要强的人。
　　谢师傅还是个急性子，每天见她在走廊里走路总是低个头，偶尔和人打个招呼也是笑一下“啊！啊！”两声就低头过去，走路的速度特快，总是急冲冲。在当工会主席之前我很少和她讲话，总想躲她远远的，很怕平白无辜的让她骂上一顿。因为我第一次见到她，是站在办公大楼的一楼门厅里骂设计室里两个男女工程师，那可真叫凶！两只黄眼睛瞪得圆圆的，脸气得发白像肿了似的，头发都喳喳起来，嘴里不停的骂着，像连珠炮似的，竟然没人敢拉，没人敢劝，进出大门的人都绕着她走，被她骂了祖宗八辈的两位工程师，虽然都是莫须有的罪名，可谁也不敢出来和她理论，任凭她骂够为止。
　　不知从何年何月开始，她从没怕过任何一任设计院领导，只要她的要求办不到，或者是她对有些问题有意见，就会和领导理论，像开机枪一样扫射一顿。先后两任工会主席都被她赶出工会，宁可开除党籍都不当工会主席。
　　第一位是个老干部，行政副院长兼工会主席，是个够级别的工农出身干部，老头和蔼可亲，说话都是商量着说，一点都没架子，院里的同志都叫他老王院长。也不知到这么老实的老干部，为啥得罪了谢师傅，被谢师傅从工会骂到走廊骂到书记办公室，老王院长说什么也不肯当工会主席了！老院长说“再当这主席，他非气死在工会不可！”
　　后来有一位转业的部队团职干部来到设计院，安排当副院长兼工会主席。可也不知道因为啥，英俊威武的团长宁可到大集体任党支部书记，也坚决不当这个工会主席了！这一切让我对谢师傅真有点毛骨悚然的感觉，心想我一定要小心这个人，千万不能得罪她！
　　于是这个工会主席的位置就一直空着。我心里有自己的小算盘：我任院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院里没有行政副院长，好多书记院长不管的事都跑到我这来，工会主席决不会再找到我，我可是怕死了谢师傅，见到她浑身都不自在，别说一起共事。
　　可人啊，有时候你怕什么就来什么：1986年的一个晚上，刚刚下班，我乐呵呵的回到我的书记办公室，一看班子的成员全坐在那里，看到我又有点怪怪的，没一个开口说话。我说：“‘领导们出什么事了吗？这么严肃？”院长笑了，说：“泥书记，这不是等你开会吗？我们几个先商量好了，想让你出山，怎么样？”
　　我觉得院长话里大有文章，笑呵呵的反击：“我每天‘满山’的跑，还出什么‘山’呢？”
　　我们的书记这才说话：“泥书记，班子一直考虑让你兼任工会主席。我们知道你担子挺重，可是再也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想来想去就你最合适，也一定能干好！”我一听头都炸开了！立刻反驳：“不行！不行！我可干不了！”表完态度，我的脸也跟着绷得紧紧的！我怎么能和谢师傅为伍呢？这样下去我还能活着在设计院呆下去吗——我在心里一遍又一遍的提醒自己，汗珠也滴滴答答地流了下来。班子里当时还有两个副院长，他俩也帮腔劝我“干吧！小泥儿，你就是做群团工作干将，你一定能干好！”“小泥儿，不就一个小谢吗？我们相信你的能力，能管好她！”这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说着，我心里烦极了，也不顾什么党性原则，更顾不上一个党委书记的修养，喊了起来：“那么好干，你们为什么不干？你们一个个都觉得小谢不好惹，都躲得远远的，把这个刺猬扔给我，没门！谁愿意干谁干去，开除党籍也不干！”
　　我真差点眼泪就掉下来，满脸涨得红红的！院长一看我那劲头也没法再谈下去了，说了一句：“不干也别生气，大家也是从院里的工作考虑啊！”老书记说：“就到这吧，让小泥儿再考虑考虑。”两个副院长一句话也没敢说，溜溜的都走了。
　　我一个人一步步走回家，心慢慢的平静下来，觉得自己在班子会上不冷静，为发小孩子脾气而后悔，怎么可以那样和班子的同志们说话呢？太没有修养了。回到家饭也没心思吃，满脑子都是谢师傅那张白白的脸，不停地在眼前晃动，搅得我整夜翻来覆去睡不着觉。既然睡不着，那就认真想一想：
　　我仔细一想，班子就5个人，大家比较团结，好多意见也很容易统一，工会主席这个位子空着，建设厅很想派干部下来，书记和院长一直“顶着”，希望从院里产生，倒是从设计人员里考虑过，可谁也不愿意和谢师傅打交道，宁可不要那个级别也不当工会主席！可这项工作非常重要，没有工会主席许多正常的工会工作都停了，谢师傅倒是想当这个工会主席，可是一选举就不行，非选下来不可，这也是真难办。
　　我也想到自己，这工会工作我是没问题，可是谢师傅难道就真的相处不了吗？党委书记不就是做思想政治工作的吗？如果能把谢师傅的工作做好，把工会工作开展好，不也是个进步吗？再说这也是党务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啊。难道就一个谢师傅，当真就把你这个小泥儿的魂都吓跑了吗？想到这里，我突然热血沸腾，天下事还有能难倒共产党员的吗？我逞强好胜的劲儿上来了，想法变了，思路也跟着改变了。
　　我从床上爬起来，打开灯，把突发奇想做好工会工作的方案，以及和谢师傅相处的想法，趁着灵感迸发都写出来。这一兴奋，想法一个个冒出来，激动得自己都觉得自己了不起，信心达到了顶点，恨不得马上就天亮，到院里宣布我决定担任工会主席。我是一个凭感觉决定事的人，一旦想好了就不再犹豫。
　　这时候，王子突然在床上喊起来：“你半夜三更的折腾什么？有‘官瘾’就搬到院里去，爱咋折腾就咋折腾！别在家里折磨别人！”说完下地，“啪！”把灯关上了。我没办法只能摸黑上床睡觉，心里却为自己做出的重要决定沾沾自喜，我坚定一个优秀的工会主席即将诞生了，我小泥儿没什么不能成功的。
　　第二天，我卖着关子和书记院长说：“看你们俩也没什么好办法，工会没人干也不行，我只有装大胆儿了，如果我被谢师傅吃了，你们可要给我收尸，开追悼会啊！”他们一听激动得直叫好，“我们就知道小泥儿书记是好样的，立刻开会走马上任，有什么困难我们几个老大哥替你顶着！”我也开玩笑说：‘拉倒吧！小谢来骂你们，跑得比谁都快，还能顾上我？”我的上任像黄继光在上甘岭堵枪眼一样，迎来了一片胜利的欢呼声。
　　说也奇怪，谢师傅听到我要当工会主席竟然没什么反感，按她的脾气如果不同意立马就会去找书记院长。尽管如此，我还是胆儿突突的上任了。当我走进工会办公室，一个十六七平米的房间四周全是柜子用来装图书、体育器械和一些搞活动用的东西，柜子上边也堆了一些乐器锣鼓和一些纸箱子。一进门就是一张大桌子，围了一圈的椅子至少能做十几个人。谢师傅自己摆在窗下一张办公桌，她坐在办公桌后，左边能够看到窗外，右边可以看到进门的人。
　　我走到她桌子前，站在她的对面笑着说：“谢师傅，我来报到了。”她抬眼看看我，严肃的说：“泥主席，以后就是咱俩合作了，当书记我得听你的，当工会主席现在你还不懂，我会慢慢的教你！”我呆站着，原本想说的“谢师傅我要好好向你学习啊！”这句话竟然没说出口，只好咽了回去。她看我还在她对面站着，还是很严肃的说：“泥主席，后边有凳子，你年龄小我就不给你搬了，你自己搬一个坐吧！”有意思!我心想这简直是倒过来了，好像她是主席我是干事，是向她报到来了。我心里还是不断的提醒自己，沉住气，不能第一天就让她骂出去！我仍然笑着说“好！”
　　我搬来把椅子坐在她对面，说：“谢师傅，你是老工会了，我只能一边向你学，一边干，我想在你的指导下，我们会把工会工作干好的。你看工会工作停了一段了，目前该从哪几方面入手开展起来？你别客气，只要对院里工会工作有利我会听你的！”
　　我诚心诚意的话语打通了她对我的心理屏障，眼看着她的脸色多云慢慢的转晴了，时不时的还洒点儿阳光呢。那天我们谈得很好，不，是她谈得很好：说起工会工作，她从人说到事说到活动头头是道，我发现她真是一个干工会工作的人才！
　　她多年做工会工作，也有着强烈的责任心，这一段工会工作停顿了，谁也没有她着急。她一激动就像机枪一样射出了一大串“连发子弹”，说出先后十几项的工作要做。我说：“这么些工作，谢师傅按先后排排，你看哪几项工作咱们先干呢？”她立刻说出自己的看法，我当机立断定下来就办！第一次谈话让谢师傅感到格外的开心，我也觉得轻松了许多。我看到我的工会干事在工作上是非常有能力的，看得出她喜欢这工作喜欢自己说了算，需要我做的就是充分发挥她的积极性，为她提供施展才华和能力的空间，需要认真对待的倒是她那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的脾气。
　　我心里暗暗地打定主意：工会的事我就听她的，这样做她高兴，工作还能干好，何乐而不为呢？说好听点呢，我来抓宏观抓战略，她来抓战术抓微观；大事集体讨论我来拍板，具体活动安排她做主，出了问题我承担责任！就这样，我如履薄冰的开始了和谢师傅的合作，她却看上去很开心。
　　没人的时候，她一直叫我小泥儿，可是一有外人她立刻叫我“泥主席”。我们各支会的工会主席都是党支部书记兼任的，大部分都是高级知识分子，可工会开会时她这个干事也一样把他们当成下属，义正言辞。她常常会说：“各支会一定要贯彻泥主席的指示，把工会工作搞好！”每次会议的发言稿，她都坚持给我写好草稿，一二三点写得清清楚楚。我不可能照着她写的稿子念，但是却让我对工会工作越来越清晰。
　　每月一次的体育比赛活动开始恢复，每天10点钟的广播体操又开始了。工会工作有了让人欣慰的开头，可好景才半个多月，谢师傅的老毛病就又犯了：那天院里举行乒乓球比赛，谢师傅发给每个比赛台子4个乒乓球，可是开始比赛不到一个小时几个台子都说：“乒乓球坏了，没法比了！”几个裁判员先后到工会找谢师傅要球，可她发了脾气坚决不给！他们反映到我这里，让我去和谢师傅要乒乓球，否则比赛无法进行！没有办法，我亲自去找谢师傅要球。从五楼的俱乐部走到一楼的工会办公室，我真觉得很远很远，心里忐忑不安，不知将发生怎样一场恶战。
　　我心里想这次交锋决不能输给谢师傅，如果真要让她骂出工会，党委的威信就一输到底了。我正告自己，这不是你小泥儿自己的问题，你必须要处理好！我进到工会办公室，只见房间里还有几个人正在和谢师傅讲话，我停了一下，等待和谢师傅要球的机会，谢师傅说：“泥主席，有事吗？”我说：“上边的比赛没有球了，我来拿几个。”谢师傅立刻暴跳如雷：“这是谁挑拨我和泥主席的关系，一个球还用得着你大主席亲自来吗？他们把球都装进自己口袋里，你还跑来为他们说话？”她不停的喊着，我一句话不说，一直等到她停下来。我说：“谢师傅，你先把球给我，比赛不能停，事情等比赛完了，一定会搞清楚的！”她还在生气，房间里的人都悄悄的不作声，她想了一想说道：“球没有了！”，我说：“没有了我叫人去买！”我转身要走，她却站起来踩着椅子，把柜子上的纸盒子噼里啪啦的从我头顶上扔过去掉在地上，我没有躲也没有动；她接着把装乒乓的空盒子故意扔在我头上，我仍然没动，也没说话。终于，她把装有整盒乒乓球的盒子向着我头上扔下来，把我的眼角都刮出血了，我仍然什么也没说，哈下腰捡起装满乒乓球的几个盒子，抱着上楼去了。
　　乒乓球比赛圆满成功。我亲自把比赛结果交给谢师傅，她看看我眼角贴着的创口贴，没说话，我也什么也没说。这件事过去以后，她好像是老想要和我说点什么，我总是尽力回避，照样的和她商量工作，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
　　就这样，在我的指挥下她的安排下，一个个活动顺利的进行着。她真厉害，无论搞什么活动都是她亲自安排工作人员，让谁当裁判，让谁划线，让谁计分，一般没有人敢拒绝，谁都害怕被她骂上一顿。看着她把所有的比赛项目安排得井井有条，看着她拖着浮肿的腿楼上楼下的跑我真是心疼，有时候我说：“谢师傅，有些事我可以去通知各支会，她却坚决不让：“你是工会主席，就要像个工会主席的样，不能跑来跑去的！”我心里想工会主席还有个什么架子，真可笑！可没办法，你拗不过她，只有听她的。
　　按着惯例，每次工会搞活动都要发奖品。20世纪80年代的时候，院里职工的生活都不富裕，大家都把奖品看得很重要，买奖品要工会主席开会确定，买的时候也要几个人一起去，分的时候照样有一大堆意见，后来两任工会主席都是因为他们定了奖品，亲自参与买，亲自参与发，结果闹得谢师傅光是干活，没权分配没权决定，所以就和他们吵架来发泄心中的不满。这个人一不贪权二不贪功，需要买奖品时谢师傅又来请示我，我很简单:先做个计划敲定需要多少钱，她每次多计划点，我每次砍下一点儿；买什么东西，发多少奖品，她再请示我，我就告诉她“以后这些事你来定，奖品设项要合理，发放要公平，除了这个原则，别的事都由你来负责。只要职工别来找我闹就行！”谢师傅非常高兴，她说“我当工会干事还从来没有这样大的权力呢！”我就告诉她“组织给的权利要用好”。
　　说真的，谢师傅买的奖品大家还从来没有意见，因为还是她了解职工们喜欢什么的。每次发完奖品还会剩一些，她又来请示我怎么办。我说：“送给那些体育积极分子。怎么分你决定，谁帮你干的多干得好就发给谁，这样可以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下次好再请他们帮忙嘛。”我相信她这个人办事很认真不会乱来，花钱又仔细不用担心会浪费。就这样，我得到她的充分信任，也极大地调动了她的工作积极性，谢师傅说：“我干工会这么多年，和小泥儿在一起是最舒心的！”可我却并没有像她那样轻松，我一直想的是什么时候能让谢师傅不再吵吵闹闹的工作就好了。
　　这一年里，我们坚持每个月都搞活动，真正做到每个人都在活动之中，特别是成功组织了5年一次的设计院大型体育运动会，参加的人数高达400多人，各种比赛几十项。5月的下旬，天气已经热了起来。为了这次运动会的组织安排，谢师傅整整忙了半个多月，可以说是夜以继日，她的脸一直肿着，腿肿得一按一个大坑。我心疼极了，更担心她的心脏病千万别倒在工作岗位上，我在工会支会主席联席会议上强调各科室一定要尽最大力量支持运动会的筹办，可是许多事情谢师傅还是亲力亲为放不下。
　　那时侯我家住在设计院职工宿舍的6平米的“半间房”里，就在办公楼附近。一天晚上8点多钟，我看到工会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进去一看谢师傅一个人正在分包奖品，脸上全是汗水。我和她一起干了起来，10点多鈡才干完。我们一边干一边聊，她说：“二十几年我都是这样工作，没一个领导看得见，他们只知道我能吵架。小泥儿，我是个随时都会死的人了，我只想对得起良心，对得起共产党。和你在一起工作的日子我挺开心的，就想好好干点事！”说着说着，她拢了拢头发笑了笑，好像还有点不好意思。
　　我的心被震撼了，我看着她，那一瞬间她真是美丽:像一个含羞的少女。那天晚上我们谈了很多，我说的最多的是对她工作的肯定，人格的表扬。她也敞开心扉说了她对一些事的看法，主要是讲自己是单身女人决不让别人欺负，再一个就是自己已是“半条命不怕死，谁欺负她就和谁拼命”。我轻轻的引导：“谢师傅，能不能这样？你有什么想不开的，回到工会向我一个人开炮，动手打也可以。但是不允许在工会办公室以外发脾气骂人，因为你谢师傅是代表党组织，代表工会组织，可不能由着性子来啊！如果你能做到这一条，我们的工会工作就一定会干得更好！”她点点头认可我的话。当我俩拉着手走在回家的路上，天空中正挂着一轮皎月，我说：“谢师傅，你看今天的月亮多么圆满，就像设计院的工会，我们俩一人一半！”她笑了，我也笑了，一切都在这一笑中。
　　设计院运动会圆满成功，乒乓球队去区里比赛拿了个第一，游泳活动受到职工的表扬。那年秋天的全院篮球赛，分男女组织了青年队、中年队和老年队，500多人的设计院，每天中午都是篮球比赛的时间，运动场上热闹之极，男女老少几十支队伍足足赛了1个多月，被称之为设计院有史以来最过瘾篮球联赛！看到五六十岁的男女老工程师在球场上打球，他们特认真又追不上球的模样，一个个镜头精彩至极，让大家都捂着肚子乐。
　　每逢大的节日我们就组织各种晚会，以支会为单位演出节目，每个月末都有舞会，还组织了自己的乐队。我们想尽办法搞活动，还把辽宁歌剧院辽宁艺术剧院的明星演员请到院里和职工搞联欢会，让职工在院里就能看到芭蕾舞、歌剧和各种精彩的表演。那两年，我们院里上上下下“攒龙”的热热闹闹，每天职工只要一见面就会问“工会又什么有活动？”谢师傅一天累着，快乐着，走路都常常低着头笑着。
　　两年过去了，谢师傅像变了一个人，没有再和院里职工吵架的事了，我们院的职代会也圆满召开了，还通过了全国首家全面质量管理的验收，在省市总会的各项活动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我们从一个普通工会单位，一跃成为省、市、区各级工会的红旗单位。当省、市、区工会领导到我院进行广播体操的评比验收时，全院职工一律白上衣、白裤子、白鞋，整齐划一无一差错的做完一整套广播体操，省市工会领导被设计院的人感动了，震惊了，他们说：“在辽宁省很难找到管理这么好的单位”。我深深的被谢师傅感动了，在评比验收结束时我俩紧紧的拥抱在一起。
　　到了年终我要到深圳去考擦，谢师傅把我叫到办公室，严肃的说了一堆话，弄得我直糊涂，最后她掏出60元钱，一定要塞给我，让我到深圳为自己买件喜欢的衣服。无论怎样推辞都没有用，我只好带上。我知道一向简朴的她拿出60元钱，真是把心都拿出来了。回来时我给谢师傅花100多元钱买了一件连衣裙送给她，她看了很激动的说：“我太喜欢了，可这辈子也没有穿过连衣裙，就做个纪念吧”。
　　那一年，由于设计院评上省总工会的红旗单位，按照惯例工会主席就应该是省总工会优秀的工会干部。谢师傅把我的上报材料表格都填好了，拿到我的办公室请我这个主管党委书记审批。我看了看说：“谢师傅，这次省工会的优秀工会干部上报你，你回去把材料整理
　　一下，拿到我这审批！”她站在那儿没有动，愣愣的看着我，我说：“还看什么，没听明白吗？”滴滴泪水从谢师傅的脸上流了下来，她什么也没说，转身低着头回到工会办公室。当她再次把上报材料表格拿到我面前，我批过之后，她认真的说：“小泥儿，谢谢你，有这个优秀工会干部的证书，我就是死了，这辈子也值了！”她又不好意思的笑了，脸上还泛起一片红晕。
　　也就在这一年的年底，我悄悄地离开了设计院。后来听院里的同志讲，谢师傅为了我在那场政治风波中被处理的事情，多次去找建设厅和设计院的领导，不顾一切的企图保护我。可是，当时谢师傅和同志们的上访，不但没有对我有什么帮助，反而更加让组织坚信必须要我离开设计院，认为我是极其不安定的因素，影响安定团结！
　　谢师傅人不顾这些，新的班子的工作有什么不和她意的，她又会像过去一样爆吵起来，还说他们的能力和水平都远远不如小泥儿。后来她自己告诉我，曾经两次带着水果到我家里去看我，都因为我不在没有看到。听到这些我真不知应该说什么好，那就像我在饥饿中有人送来一个馒头，令人温暖着甜蜜着。
　　2000年，我在自己家附近的邮局门口又一次遇见了她。我们两个都很激动:分别已有十几年了，我问谢师傅你还好吗？她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挺好的，都退休了。小泥儿，设计院的人都说你发了大财是百万富翁了？”我说：“你看我像吗？”她说：“不管你是还是不是，在他们面前就装成有钱的，设计院的人就爱嫉妒人！下次回来你开个车……”
　　我笑起来，心想她一辈子就是这么单纯。那年她60岁，看上去还是很年轻，就说“谢师傅你还是那么漂亮年轻。”她高兴的说：“是吗？我告诉你为什么——我信佛了。可好了，你看佛就喜欢我这样的人，我现在已经升了很高的级别，发了一个牌牌，戴在身上身体就好，一会半会儿想死都不容易呢”。
　　她真的是从心里往外的虔诚。看到她红光满面精神焕发，我真的为她高兴，人有了信念的支撑人生就会充满阳光。我想请她一起吃个饭，她说她信佛不能下饭店，自己现在每天吃的都很简单。还说她有佛事在身现在必须离开，就这样我们分手了。没想到的是，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她走了，听说是在睡梦中悄悄地离开人世间的，这也许就是佛缘？
　
　　8.法庭上离婚的时代悲剧
　　
　　那是1988年的5月一天的中午，设计院正在举行一场篮球赛。这是一场50岁以上的老年女子篮球赛。说起来，那哪里是篮球体育比赛？活像是两组“小品表演”的对抗赛，一看服装就不正规：设计一室的队员都把外边的裤腿卷到膝盖上，露出里边五颜六色的衬裤，设计二室的队员把穿着的衬衣放到裤子的腰带里，以示两队的区别。
　　球赛开始了，10个50多岁的老太太，有的高大肥胖，有的矮小精干，有的连一点篮球的知识都不知道，会打的也是一知半解，那真是为着荣誉拼搏。
　　比赛的哨声一响就乱成了一团。时不时的抱球就跑，结果弄错了方向，时而为抢球四五个人滚到一起，她们个个汗流满面，头发和汗水粘在，一点也看不出是一群资深的女工程技术人员在打球，活像一群泼妇在打架！场上认认真真的比赛，场下是掌声不断，笑声连连，喊声震天，有的人笑得忍无可忍，抱着肚子蹲在地上！
　　我站在球场外边，其实没有心思看这场激动人心得比赛，只是在等一室的室主任，球场上一室代表队的队长黎梅荣。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她的身影。下午一点半，我要代表院领导去法院出庭她和她丈夫的离婚案。
　　自从前一个星期接到法院的传票我的心里就没有平静过。一是上法院这是我从没经历过的事。二是那个年代离婚对于一个家庭来讲是天大的事，对于一个单位来讲也是惊天动地的大事。本想替黎主任保守这个秘密，可是传票一到收发室，消息就像一只带膀的小鸟一个室一个室的传开了，设计院家喻户晓，议论纷纷。倒是黎梅荣自己不太在乎，每天照样上班，照样审图，照样管理室里工作。这不，下午就要出庭了，中午还带领室里老年女篮打篮球。
　　我的视线一直跟随她在场上旋转，那年已有五十一二的黎梅荣，上身穿着一件格子衬衣，下身穿一条的确凉的裤子，裤脚挽到膝盖上，露出里边的衬裤原本松紧的裤腿，脚上穿了双白球鞋已经脏得看不出颜色了。尽管年龄大了，可她身材还是比较好，想象得出年轻时一定是一个非常苗条的女孩子。50岁的女人不注意乳房的健美了，她一跑起来，没戴胸罩的乳房在衣服里上下跳动，看着很累赘。她烫着头发，本来也不大会打理，那一天索性用条手绢绑在脑后，头发帘被汗水贴在脑门上，高鼻梁上的黑框眼镜也用鞋带在脑后绑了起来，她那张白净的脸泛起红晕，不时的把那张小嘴张大，好用来大口的喘气。
　　她们一室的球队里，还有一个会打点篮球的高大陈工，一米七以上的个子，是个高大的后卫，可是太胖了，有的男生在场外开玩笑说“陈工胸前的两个篮球足有20斤，她还怎么跑得动啊！”每次都是她拿到球转身就给黎梅荣，就看黎梅荣真是满场飞，她那一招一式真不难看出，年轻时是有些功夫，特别是双手投蓝，三步上蓝都显得训练有素。可是毕竟年龄大了，常常到手的球又丢了，投篮也是该进的总时差一点点，在篮筐上跳跳、转一圈又出来了，每到这时她都会摇着头，遗憾的自责“哎！怨我了，再来！”
　　我一边看球，一边想起前几天为了解情况，做好他们夫妻调解工作时的情景，让我不得不为这代知识分子的感情生活感到心酸！他们都是才华横溢，事业有成，业务骨干，可在爱情上他们都是失败者，他们大半生都是在没有爱的痛苦中煎熬着。我知道他们分居已有10多年，好像没有发现对方有外遇，只是性格不合。80年代有很多问题，房子问题，子女问题，名誉问题，观念问题，让他们两个在一间屋子里过了10多年没有阳光，没有爱的日子，两个孩子一人一个，儿子由丈夫管，女儿由黎梅荣管。设计院的老职工说娇娇是在设计院里长大的，常常看到小女儿娇娇放学总是在设计室里写作业，妈妈只顾工程设计，孩子饿了就自己上食堂吃饭。从娇娇的穿戴上就能看出黎梅荣就不是一个称职的妈妈，孩子的衣服不是今天缺个扣子，就是明天有个口子，从没见过这个漂亮的女孩被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过。
　　黎梅荣的心里工作永远是第一位。她在设计院里是建筑学专业出类拔萃的建筑师，许多作品都得过大奖，对于她的作品，堪称是完美主义者，可是对自己她不修篇幅，不注意仪表，说话大声，对别人严厉，不讲方法，不论你是领导还是老百姓，只要她想提的意见，她都会直来直去！院里多次想提拔她成为女院长女总工，都因群众关系而被放弃。
　　为了做好她们的工作，掌握第一手资料，领导班子决定让我和人事处长（女）一起到黎梅荣家里走访一下，再到他爱人的单位和领导沟通，以免出庭时被动。我们的意见遭到黎梅荣的强烈反对，最后以组织决定才勉强同意。
　　一天的下午，我们驱车一起前往她的家，才知道她住的房子是他爱人鲍老师单位音乐学院的。在黎梅荣的带领下我们走进她的家，眼前的一切让我和人事处长惊呆在那里，如何也让我们无法想像这是两个国家高级知识分子的家：这是一间30多平米的老房子，从窗户到门口被一趟摞起的纸箱子隔开，纸箱子的口儿都是朝向各自的房间，里边装满了书，资料，图纸和衣服，一看就是当柜子用的，没有隔到头地方横放着一个笤帚，以示不得越过的界限——整个家里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
　　鲍老师的房间里有一架风琴，因为他是教声乐的，琴上放着一张他的照片，看得出年轻时的鲍老师是多么潇洒帅气！除此之外只有一张床，一把椅子，和到处堆放的书和衣服以及吃剩的饭菜。相比之下，还是比黎梅荣这边显得利索些，因为只是一个人住，儿子已上了大学。
　　黎梅荣这边就不用说了，床头边是个桌子，支块图板，上边堆放着书和图纸，床上的被没有叠，被里被面都不能说很干净，床角堆了一堆小山般的脏衣服，整个床上没一点地方。黎梅荣看我们楞在那儿，不好意思的满脸通红，她用两只胳膊使劲一胡虏，把那堆衣服扒拉到地上，然后把被子往床里掀了掀，让我俩坐下，嘴里还不好意思的叨唠着“不让你们来，偏来！连狗窝都不如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
　　厨房很小，水池里插满了没洗的碗，锅台上也摆着碟碗，还有没来得及吃完的菜，地下到处是菜叶和葱皮，垃圾筐里也装得满满的。
　　不知为什么，看到这一切，我的心里如同刀绞似的疼痛，这就是两位著名知识分子的家？我丝毫没有笑话黎梅荣的意思，相反觉得她太不容易了，真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感情痛苦的压力下，10多年来在各自的工作岗位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50岁的人还要对簿公堂解决这“绞索”般的婚姻。
　　我内心深处被他们感动，对自己平时没有好好的关心他们而自责！黎梅荣这一生不知道设计了多少优秀的建筑，可却没有时间为自己好好设计设计这个家！鲍老师桃李满天下，他的歌声也常常响彻在辽宁的舞台上，给千家万户带来欢乐，自己内心深处却埋藏着痛苦！对于爱、对于生活，他们各自的心凉了，没有一丁点儿热情，家变成栖身之地，他们彼此折磨的牢笼！他们对这个社会还有什么要求呢？唯一的就是希望组织上能帮助他们逃离苦海。在和黎梅荣谈话过话之后，我更加认定，这样的婚姻早该结束了。
　　从黎梅荣的家出来我们直接到音乐学院去找鲍老师。在声乐系的办公室里，我们见到了鲍老师。说明了来意，鲍老师比较随和，苦笑着感谢组织的关心，表示“不想说黎梅荣什么，10多年了，早该离了，只是觉得离婚太难，太复杂，我们又都忙，再加上观念问题，只是自己煎熬着，这次是我起诉的，我要自己革命了！希望领导支持我们，解放我们！拜托了！”看到他那渴望的眼神，看到他已经不再像照片上那样潇洒英俊，已经花白的长发依然很时尚，西装依然很笔挺，可生活留下痛苦的年轮也依然刻在了脸上。
　　突然一声哨响打破我的沉思，我在散场的人群中寻找着黎梅荣。老远的我就喊“黎主任”，她笑着跑过来，一边摆手一边说：“小书记，看见了吧，我们室赢了！真是老了，好多球都让我丢了！”看得出来，黎梅荣还沉浸在比赛胜利的兴奋中。我不好意思马上打破她的快乐，也应付说：“黎主任你太棒了，一看就是有功底的！”黎主任不好意思的笑了，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的不掺加任何添加剂的笑，脸上渗透出都是当年少女般的幸福！
　　我小心地说：“黎主任，车准备好了，我们该到法院去了！”黎梅荣的那张笑脸所有的配置立刻集结，像紧急集合似的严肃起来，乌云和痛苦笼罩起原本快乐的脸。黎梅荣不再说话，解下绑着眼镜的鞋带，把头发散落下来，把膝盖上的裤腿放下来，我们两个一起走向去法院的车子。
　　由于双方领导的意见一致，两个当事人意见相同，也没有任何财产纠纷，法院很快的做了离婚的判决。走出法院的这对曾经的夫妻，分别和我们握手道谢时，我看到他们脸上十几年的乌云散了，微笑也带有几分轻松。我的心也如释重负，默默地祝福他们。
　　那个年代，离婚突然成为一种时尚。刚刚过去十几天，传达室又接到了第二张传票，我院的一位水暖工程师把自己的妻子告上法庭，起诉离婚。这一次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工程师是一厢情愿非离不可，可女方却死活不离婚。
　　我对这个牛工以前不太了解，听说人有些古怪，很难接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既要晓之以理，又要动之以情，直来直去是不行的。时间又紧，开庭没有几天了，代表单位出庭的事又一次落在我身上，班子领导的理由是“小书记打离婚官司有经验！”
　　这也是党的工作啊，何况关系到一个家庭，两个人的幸福，可不是闹着玩的！为了弄清情况，我只好先去了解他的同学，我们院里的阎副院长，听说大学里他们还曾经在一个宿舍里。阎院长讲，牛工叫牛丰隆，天津大学毕业，喜欢研究红学，对《红楼梦》这本书差不多能倒背如流。这人爱干净近乎洁癖，他总是喜欢穿白裤子格西服，即使冬天也是如此，头发总是疏得整整齐齐一丝不苟。牛丰隆长得一般，小眼睛长挂脸，但是很自傲，喜欢活在自己的世界里，不是很合群。他爱人是联营公司的服务员，性格开朗，爱说爱笑，人长得还算可以，大眼睛双眼皮，圆圆的脸上总是堆着笑容。他们有两个女儿，大的长得什么都像妈妈，小姑娘却长得和爸爸一摸一样，连性格都像从爸爸那复制下来的。
　　牛工那年也有50岁了，比爱人小陈大8岁，本来找对象就挑挑捡捡，这可好，孩子都10来岁了又要离婚。我找到他时，他非常强硬：“婚姻法规定婚姻自由，性格不合，过不下去了就离”。第一次谈话失败了，我知道做好牛工的工作不是那么简单。
　　我又找到小陈，谈了两个多小时。尽管是一面之词，也对牛工有了完整的了解。小陈留了不少的眼泪，诉说着她和牛丰隆从恋爱说到结婚，从有了两个孩子说到日常的锅碗瓢盆，从两个人学历和性格的差异说到牛工今天的新欢。她还拿出偷拍的照片——是80年代牛工在刚刚兴起的舞场里相识的舞伴，一个时尚的单身女郎，让一个痴情的书生拜倒在石榴裙下。但是爽快的小陈也说出自己对牛工的爱，为了挽回自己的婚姻，她愿意原谅牛工，愿意收敛自己的个性和习惯，因为她不能让两个可爱的女儿没有爸爸，更不能让她们的心灵受到伤害。我立场的砝码自从这次谈话之后偏向了小陈，我从内心希望这个家庭重新和好，下决心把两个人的心重新捏到一起。
　　出庭的日子到了，在法庭上小陈陈诉自己的态度，表明自己还爱着牛丰隆，不同意离婚。牛丰隆原以为，上了法庭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愿望，没想到法官的态度倾向小陈不予判决，要求双方单位对当事人进行厅外调解。
　　牛丰隆接受不了这个事实，情绪急剧变化，当晚就将行李搬到设计室里，还把自己决定分管的小女儿也带到设计室同住。一时间院里上下议论纷纷，总务科也找到院长要求牛工搬出设计院，多次谈话均没效果，牛工一意孤行的在设计院里过起了日子。每天，他早上送女儿上学，下班带女儿在食堂或街上吃饭，晚上在设计室边加班边辅导女儿完成作业，睡觉时把放在卷柜顶上的行李打开铺在地板上。好在六七月的天气还算照顾他们父女俩，小陈时不时的给他送来饺子、烙饼——理由是看女儿的，他也跟着借了光。
　　在此期间，院里各有关部门分别和牛丰隆都谈过话，软硬兼施都不起作用，怎么办？时间一晃就过去1个多月了，为了让他们和好，更重要的是不能开这个闹离婚就住在院里的先河！
　　我一方面让小陈不断的感化他，一方面想尽办法和牛工拉近关系。比如讲党课说到《红楼梦》，我就向他请教，那一次足足让他兴奋一回，我却只字不提他家的事！还有一次院里搞围棋比赛，他没有报名，我一定要他参加，他推脱要接女儿，要领女儿带到院外吃饭，我包揽了带他女儿的事，并带他女儿回小陈那里吃了饭，孩子非常高兴。可我把孩子还给他时还是只字不提！他仍然表示沉默，但是我相信他，一个知书达理的知识分子不会无动于衷的。
　　五月节的时候我让小陈找他，说“在家里请院里领导吃个饭，即使离婚也要感谢这段时间院里领导为我们家操了不少的心！”我和小陈说“只是吃顿饭让他感到家的温暖，我们不会提你们的事。”那天在他的家里，他像主人一样招待了我和他的同学阎副院长，两个孩子特别高兴。我们谈话的主题就是《红楼梦》。我借此谈了喜欢薛宝钗的观点：“过日子还是要选薛宝钗，健康豁达（意思是他们家的小陈有点像），林黛玉虽然知书达理，琴棋书画，大家闺秀，做朋友当画看比较合适，可天长地久生儿育女操持家务就不行了，首先就是不健康啊！牛工你说对不对？”
　　牛工很敏感只是点点头的默许，不再讲话了。那顿饭吃得还算达到目的，可吃完了饭牛工又和我们一起回了设计院。路上，他的老同学院阎副院长又语重心长的劝了他，我却没说一句话。
　　几个回合下来，牛工看来是可以接受我的，于是我约了牛工要好好和他谈谈，牛工如约而至。
　　那是国庆节的前一个晚上，我又让小陈做了一顿晚餐在家等着他，这边阎院长在办公室等着，我要和他一起把牛工送回家。计划是美好的，可不知道实施起来是不是顺利？但是我坚信水到渠成，我们会重新把这两颗心捏到一起的。在书记办公室里，我和牛工面对面的坐着，开始我还心平气和的和他讲，希望他在今天搬回去，为了孩子为了家。也讲了小陈对他的爱，和当初他们的爱情故事，以及两个可爱的女儿。可他还是坚持着自己的意见，不回去！我看说出多少道理都没用，干脆也不客气了！我站了起来开始向牛丰隆“开炮”：
　　‘牛工，做兄妹你比我大10多岁，做朋友你也是应该关照我的，可是几个月来为了你的家，为了你的两个女儿能有个爸爸，为了帮助爱你的小陈能找回她的丈夫，我们想了多少办法操了多少心？明天就是国庆节，两个孩子都在家里眼巴巴的等着你回去！可是你堂堂正正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就不能好好想想，难道你真的走进那梦中红楼无法走出来吗？跳几次舞，唱几首歌就要拆散个家？就让孩子没有爸爸，十几年的夫妻说散就要散，难道一个认识几个月的舞伴就能给孩子当好后妈，就能和你天长地久吗？一个男人最重要的是责任，百分之八十的人是为别人活着，是为亲人活着！只是为一己之利，为眼前之乐活着，那还算是个男人吗？牛工，我承认你很优秀，你很有才华，我在这段时间和你接触也深深地敬重你！可是一个好男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不仅仅是这些，你让我瞧不起的是你没有责任感，太自私！”
　　我只顾自己说着，没想到牛丰隆趴在桌子上呜呜的哭起来。一个大男人的哭声惊天动地，一时间我不知如何是好，赶快跑到阎院长的办公室把牛工哭了的事告诉他。阎院长听了哈哈大笑说：“小泥儿，真有你的，成了！今天牛丰隆一定能回家了！”我们找了后勤的小伙子把牛工的行李扛上车，阎院长说：“老牛，行了，我和小书记一起送你回家书记，小陈做了一桌子菜等你呢。好好过日吧！为了孩子，也为了你自己！不是我说你，可别一山望着一山高，除了小陈把你当个宝，谁还拿你当回事?！”
　　一进家门，两个女儿扑上来喊着爸爸，小陈哭了，牛丰隆也哭了。一切都用眼泪说话，两颗心像两个面团似的，让我们揉来揉去终于又捏到了一起。
　　那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我正在办公室里写材料，门突然被推开了，把我吓了一跳，原来是牛丰隆和小陈两口子。牛丰隆不好意思的拿出一袋海米说是回兴城老家特意给我带来的，让我无论如何要收下。那时候还不太时兴“腐败”，一袋海米还了得，拿了就是受贿，又是在办公室，真是吓得我不行。我义正严词的让他们拿回去，弄得牛工满脸通红！这时候小陈说话了，“小书记，你收下吧！为了感谢你，为了送你这袋海米，我家老牛比你还不好意思，想了好长时间才到你办公室来的，害怕别人看到！他是个老实人只想感谢你，没有别的意思，你要真不收，让他怎么走出这个办公室啊？”
　　我只能接过那袋海米，说了一句“牛工、小陈，海米我收下了，谢谢你们！”
　　看着他们双双转身离去，我心里真有一种十分幸福的感觉。也许是因为意外“受贿”，我看着这袋海米情不自禁的笑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