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信念

　　第二年，农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文革时期命名的大队名称如“红旗大队”、“先锋大队”、“联合大队”、“红心大队”一律恢复旧地名，如泥巴坨村，黄家庄村，五羊湾村，三叉河村。生产队从此解散，队屋亦被拆除，集体的七头耕牛分给了农户，每六户人家共同拥有一头耕牛，轮流饲养。这一年，在生产队当了一辈子会计的父亲解甲归田。我也失去了放牛的职业。家里父母和我三人按人口分地，连自留地宅基地，一共分了不到5亩田，母亲一人能承包下来。我和父亲同时成了农村闲余劳动力。
　　全国一些地方早已经实行包干到户的政策。我们这里搞包产到户是迟早的事。生产队的人家为了多分田地，一些没有达到婚姻法法定结婚年龄的青年男子，纷纷赶在分田之前，突击结婚。对于这种违法小动作，农村干部睁开眼、闭只眼。凡是在分田之前娶了媳妇增加人口的家庭，多分了一人的责任田。农村相信事实婚姻，既然媳妇娶进了门，总不能让人家没田种，没饭吃。谁反对，谁缺德。
　　在一点上，父亲随大流没有反对。积极地履行最后一次会计职责，和村上分田的干部一道，丈量土地，打下各家各户的田地界桩。六妹考上省城的重点大学，户口随之迁往了省城。村里没有给六妹分田，父亲很想不通。多次向乡政府写信，反映家庭经济困难，供一个孩子上大学的经济来源全靠地里的收成。现在村里不给没有劳动能力的子女分地，天理不容。
　　其实，父亲也是矫情。三年困难时期，父亲捆紧肚子咬紧牙关省下口粮供大姐念完了初中，今非昔比，怎么能没有钱供六妹上大学呢？父母虽然年迈体弱，但有姐妹们的大帮小助。
　　乡干部了解到我们家里的情况，为了安抚父亲，托人找到大姐，叫大姐劝慰父亲不要再向上面反映情况。这件要求给六妹分田的事，最终不了了之。
　　在农村，我的名声不佳。当年考不上大学，没有人笑话，责任可推到“四人帮”上，是文革误了我们这一代人。但是我学木匠半途而废，而且师傅是二姐夫，传了出去，影响极坏，几乎都认为我是一个不成器的游手好闲之徒。后来，又当上了放牛娃，不务正业想当作家，好逸恶劳的名声于是家喻户晓。
　　分田之前，我娶不到媳妇，父亲仰天长叹。我们父子成了一对大冤家。
　　农村手艺人外出，要到大队革委会开具介绍信，才能到外面住旅社，联系工作。实行生产责任制，农村的能工巧匠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他们想外去做手艺挣钱，不必再向大队革命委员会的干部求爹爹拜奶奶般地开介绍信。农村割资产阶级尾巴，不准搞倒买倒卖。有一年工作队的人像一阵风般的把我家的几棵桃树全部砍倒了。我家的桃树每年结满了桃子，家里吃不完，都送了人，并没有拿到集市上去卖搞副业，还是被当做资产阶级尾巴给拦腰砍断。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第二年春上，被砍断的桃树又长出新枝，开着鲜艳的桃花，同样结出了甜蜜的果实。工作队没有再上门砍树。
　　农村手艺人外出做工，还是被允许的。他们凭诚实劳动挣钱，不算搞资本主义。要不然，木匠不做木工，人们白天哪里有椅子坐，夜里哪里有木床躺呢？
　　但队长如土皇帝，如果他不放人，不允许手艺人外出，木匠们寸步难行。手艺人为了外出挣点儿辛苦钱，首先必须打点好队长，然后是大队干部。在向队长请长假，向大队干部要求开介绍信时，他们怀里会揣着一条大公鸡香烟，给大小队干部意思意思。
　　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农村的能工巧匠，再也不用看大小队干部的脸色行事。一个个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争先恐后地外出搞副业发家致富。
　　家里老子儿子同时失业，父亲又开始算计筹划我的未来。分了田的那天晚上，父亲苦口婆心地对我说，六妹上了大学，参加了工作，不再要我们负担。我们也老了，这个家全靠你了。我们现在能动一天，做一天，挣的钱为你攒着盖房子娶媳妇。家里的地，我们帮你种。你还是外去搞副业挣钱吧。你在外面挣一个钱算一个钱，聚少成多。在家里写小说，你不会有前途……
　　父亲滔滔不绝给我讲着这些肺腑之言，中途被母亲打断了一次。母亲说，八忌，缸里没水了，挑水去。
　　我随口说，等一下，我在听课。父母亲同时一笑。
　　父亲老调重弹，劝我跟二姐夫出门继续学木匠。如果不愿意干木匠行当，可改行跟三姐夫学泥瓦匠。三姐夫随一支农村基建队在县城建校舍。如果我愿意给三姐夫当学徒搬砖头，每天能挣1.5元工钱。
　　父亲的老思想，虽然保守，但很稳当。对于一个普通的农村青年来说，简直是金玉良言，也是与时俱进。我依然视为耳边风，毫不理会。
　　我在牛背上，早读完了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家》、《春》、《秋》。青春年少，本来天性判逆，反对父亲替我作主。读了巴金的激情小说，更是火上加油，内心的激情熊熊燃烧，不能自已，性格变得更为判逆，而且有了主心骨。
　　学了手艺赚了钱，盖了新房，娶了俊俏媳妇，生个乖巧孩子，这只是父亲的心愿，不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跟大姐和六妹一样，永远离开农村，脱离农民身份，脱胎换骨成为一个吃商品粮的公家人。
　　读大学这条路早已被堵死。我要想混出去，除了文学创作还是文学创作。如果外出做手艺搞副业挣钱，会影响我搞创作。在农村种地，我能腾出大量时间读书写作。
　　当农民其实挺悠闲，一年四季抢收抢种季节最忙最累。
　　农误地一时，地误农一年。农忙双抢时节，农民起早贪黑抢收抢种，不误农时。种早稻，秧苗要赶在4月下旬5月之前，全部栽进水稻田里。如果延期到5月头才栽完秧，到了7月中下旬收割早稻，许多谷粒不饱浆，成为瘪谷和无米的谷壳。种晚稻要赶在7月下旬8月之前，将秧苗栽进水稻田里。延误到8月初插完秧，到了12月收割，谷子同样出现瘪谷、谷壳而欠收。不插5月秧，不栽8月苗，说的就是这个理。在鱼米之乡的江汉平原农村，每年7月中下旬，是一年之中最忙的抢收抢种的双抢季节。
　　每到7月，稻谷飘香。处处是诗人诗句中的田园风光美景：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早稻成熟了，大片大片金灿灿沉甸甸的谷穗低下了头，农民开始忙碌起来，挥镰收割。谷子成熟最怕遇到长期阴雨天气，来不及收割进仓的谷子会烂在地里发芽变质。早稻田里的谷子收割完，赶紧耕田灌水把水稻地整平，把晚稻秧苗赶到8月之前全栽到田里。农村7月，在诗人闲人眼里，极富诗情画意，农民在盛夏酷暑的7月，头上顶着毒太阳晒，腿脚被水稻田里烫水蒸煮，弓腰屈背，挥汗如雨，抢收抢种。
　　其它时间，是农闲日子。农民一年只有49天忙，一日能办9天的粮。这话说得不假，真是干1天活，可以坐在家里吃9天。包产到户，农民出工收工，根据农时自由安排时间。不必再听队长派活，天天都要出工磨洋工混日子。
　　我一心想通过创作改变命运，再一次违背的父亲的心愿，扎根农村种地，业余读书写作。
　　这年端午节前夕，离异多年的大姐再婚嫁给了本医院的一位同事。第二任大姐夫是牙科医生，35岁，未婚。牙医姐夫是城里人，不爱说话。在婚嫁方面，一些城里人非常轻视排斥农村读书出来的人。殊不知能从农村出来跑到城里工作，与城里人平起平坐，不是人中龙凤，也是天之骄子。城里人却嫌弃从农村出来的人弟妹多，负担重，而且视他们的父母老人为废钢废铁。农民父母老了没有退休金，需要在城里工作的子女接济养老。大姐是从农村出来的女人不说，还有短暂婚史，牙医姐夫的父母起初非常反对。
　　大姐一度伤心欲绝，主动退出与牙医提出分手。大姐劝牙医听父母亲的话，趁早娶一位家庭条件好，是本地人的年轻未婚姑娘为妻，生儿育女。也不知牙医看中了大姐什么，或许是大姐的善解人意，以退为进，使他非她不娶。父母拗不过儿子的执著，最终默许了这门婚事。他们结婚没有办酒席大宴宾客，双双到民政局领取结婚证，向单位请晚婚假在外面玩了一趟，回来后给亲友同事发发喜糖，算是旅游结婚。
　　端午节这天，大姐携牙医大姐夫第一次双双回了娘家。家里欢天喜地，二姐三姐四姐闻讯飞快地回了娘家帮母亲烧火做饭，招待城里来的牙医大姐夫。20出头的我，算是家中的小主人，在父亲的吩咐下，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把桌椅擦得一尘不染。
　　从城里来的牙医大姐夫也爱好文学，他得知我在家写小说，特地给我买了一本一位名家写的创作技巧的书给见面礼送给了我。
　　我简直如获至宝。
　　大姐一直支持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每次寄信给我，不忘写夹一些作家轶事剪报在信里，以示鼓励，百折不挠，坚持就是胜利。
　　其中有一份剪报讲一位外国作家，收到了数百封退稿笺，毫不气馁地写了一句话：总有一日，这些退稿笺的价值都要一一重新计算。
　　大姐的支持鼓励，使我对创作充满了信心。
　　在外地读书的六妹每次给我寄信，末尾也会写上一句，祝创作丰收，以示对兄长的支持。
　　一家人吃过午饭，四个姐姐在家里说些家长里短的闲话。慢慢将话题引到了我身上。
　　父亲叫我外出做手艺搞副业赚钱，我拒绝出门，宁愿在家种田，写什么小说，成了积压在父亲心头的一个心病。父亲写信把我不听话不听教的情况告诉了大姐。
　　大姐从老爸的来信中觉得我的思想状况出现了偏差，一直想找个机会与我谈谈，给我指引正确航向，别误入歧途太深太远，无法自拨，误了青春，自毁前程。
　　一家人闲聊得正热闹时，大姐话锋一转，问我的创作情况，近来发表了什么大作？我羞愧地低头一笑，说正在创作一部中篇小说。
　　当了几年文学青年，我没有只言片语发表被印成铅字。
　　大姐冷冷地看了我一眼，以一种权威地语气说道，搞文学创作需要天分，真正有天分的人，十几岁就发表了成名作，出版了不少的书。
　　言下之意，我19岁开始创作，没有发表一篇作品，显然不是一块搞创作的料。大姐以前支持我从事业余文学创作，是因为在生产队放牛反正有空，读书写作有益无害，不仅能提高文化水平，还能加强自身内在涵养的修养。现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我成了闲余劳动力，如果还在家搞创作，不外出搞副业赚钱，这是不明智之举。
　　面对大姐对我的文学前途的怀疑与否定，我心虚而又不服输地反驳大姐说，大器晚成嘛。
　　大姐一笑，笑小老弟来得快，还知道大器晚成这句成语。五弟已经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主见，不能再把我小孩子看了。
　　老大在家里说话最有份量，现在我连大姐的话也不在乎，家里人一个个都无可奈何。
　　大姐回到医院上班后，给我写了一封信说，现在改革开放了，一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在想着如何赚钱发家致富，你还一心搞创作的打算，我表示反对，这是不识时务，不务正业，本末倒置。文学创作不能当饭吃，只能作为一种爱好而已。望你三思。
　　我置之不理，依然我行我素。大姐在我眼里，成了巴金《家》里唯唯喏喏的大少爷觉新的化身，思想稍稍开明而又对封建礼教俯首贴耳。生搬硬套书本知识作为自己的思想方针、行动指南，可能是20岁左右青年人的一种通病吧。
　　初生牛犊不畏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