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声

　　袁泉回到了故乡，回到了老屋。
　　袁泉回到老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到澧水边，来到他的出生地——那片河滩。由于多年来对大堤的裁弯取直，现在，这个河滩只剩一点边角余料了。他坐在河滩上他出生时的那个房子的遗址上，从水波轻轻拍岸的“潺潺”声里，分明听到了他来到这个世界后的第一声啼哭，从水波一圈圈折射的光影里，分明看到了他儿时玩耍的一个个镜头。他不由得笑了笑，把目光朝河面望去，河中间的那个小小的李家洲，儿时曾和几个小伙伴在上面玩耍过。那时，李家洲还比较大，洲上有两栋李姓人的瓦屋，种着洲上的几十亩地，有高粱、油菜、棉花。听老人讲，他们小时候，李家洲上有七户人家。那时，澧水的主河道在李家洲的那一边，后来，由于在它的上游建了几个矶头，澧水就改变了流向，直冲洲头和洲这边的浅河道而来，不用说，李家洲就一年比一年小了，矮了。原来的主河道由于慢慢淤高，走不了大船了，这边的河道因为强力的冲刷，一年比一年加深、加宽，便成了主河道。小洲上的几户人家也分期分批的离开了它。现在，李家洲每年都要被水淹几次，洲上只长一些不怕水淹的杂草了。昔日的景象已成为老一辈人的记忆。人常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看来的确如此。
　　他蹲在河滩边，双手捧起一把河水，久久地含在口里品着，啊，澧水依然是这样的清甜，这样的爽口！水一滴一滴慢慢地、慢慢地顺着喉管流进了胃里，他还不住地咂巴着嘴。
　　望着即将隐入西山的鲜红的夕阳，他忽然想起了学小靳庄时李长庚对关于落日为什么发红的回答：日头走了一天，辛苦了，能不红？他倒是真希望这颗太阳运行的一天是他一生经历的浓缩。他的人生的西坠时分的太阳，会不会发一点红呢？他知道，他的“这一天”中，少有万里无云的时候，少有轻风拂煦的片刻，总是时不时地布满了厚重的乌云和沉闷的雾霾，时不时地来一阵恶风骤雨，甚至还有夹着冰雹的龙卷风。
　　人常说，人的一生中总有几次机遇，就看你是否能把握住。他不是没机遇，也不是没有去把握，而是刚刚开始崭露头角，立即被扼杀在摇篮里了。初中毕业后的升学是机遇吧？市歌剧团要破格录用他也是机遇吧？搞文学创作，60年代二十多岁的时候是机遇吧？当老师，80年代四十多岁的时候成果初现也是机遇吧？谁说他没去把握呢？是没法把握啊，不让他把握啊。现在，他老了，还会有机遇吗？
　　他还清楚地记得李清瑞老师说过的一句话：有的人英年早发，有的人中年得志，有的人大器晚成。他的英年时期和中年时期已经永远的过去了，剩下的只有晚年了。他能成吗？即使能成，这个“器”，能够大吗？他不敢有这个奢望。谈何容易！有一点点器就值得上天来恭贺了。不过，他是发现大脑里的文学细胞有了裂变的迹向后，怀着把英年时期和中年时期追回来的野心，盼着能有大器，才谢绝高校的挽留的。
　　又有人说，人生好比一台戏。要想把这台戏唱好，须有好的开台，须有扣人心弦的情节发展和精彩的结局。他的人生的这台戏已经到了尾声，他盼着能把当年被卡壳的情节再复活起来，让自己再一次进入角色，最好能有个高昂的锣鼓唢呐作为他的人生这出戏的结局。但是，天老爷会不会让他的身体无恙到彻底完成他的计划的那一天？二十多岁的时候，因为人为制造的创伤，使他十多年后右膝盖和一双胳膊常常隐隐作痛。也是二十多岁和三十多岁的时候，夏天的夜里，为了读书，他没有在外乘过一回凉。没钱买蚊香，为防蚊子叮咬，将一双腿浸泡在水桶里。医生知道他的这个举动后，说，长时间在水里浸泡，会加重风湿。难怪近些年常常发生双腿疼痛。有人要他抓紧治疗，他没有。一是家里太穷，二是没时间，三是没往心里去，以为抗得住。加上搞集体生产不但劳动强度大，且一年365天天天早工晚工不断线。近几年，作痛的频率越来越大，作痛的程度越来越深，特别是天气骤变的时候格外明显。现在的条件与当年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了，但伤痛已在他身体里扎下了铁打的营盘，要彻底根除将很难。不过他相信不会出现蛮糟糕的情况。
　　谁都不敢保证自己不会有影响动脑的疾病，为防止这样的情况发生，他必须抓紧再抓紧，不能让他的计划泡汤。
　　袁泉站起身，望着快隐入山那边的红得像一团火的太阳，他忽然愿意相信：太阳的确是经过了一整天的辛苦奔波，在阴霾、乌云、雾、雨、雷、电、尘和风的反复搓揉下熬红的！
　　他朝荆港市方向望了片刻，又扭过头，目光顺着澧水往东，远眺着七里湖。澧水还是按原来的老河道静静地流着，一点都没有改变。到省城后，在大学讲台上，他几次向大学生们描述过这块河滩和河中间的李家洲。在省城的十四年，他回过几次家，每次回来，总要在河滩上坐一会儿。他发现，他对河滩的感情怕是永远难以割舍了。这也是他谢绝范树云馈赠别墅的理由之一。不是说“人生七十古来稀”么？现在，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医疗技术的先进，人的寿命延长了，应该是“人生九十古来稀”了。他盼望着他至少能走到新的古稀之年的那一天。
　　他情不自禁地又想到，当初他去省城教大学，是憋着一口气，心里对故乡曾产生过恨，乃至发誓要和它永别。后来，他明白了，他所以受到那么多的磨难，不是故乡的错，也不是故乡人的错，那么，是谁的错呢？
　　他忽然又想到，每一个人都是赤条条地来到世上，也应该赤条条地别世而去。几千年来，很多人死前给后人交代：一定要厚葬。儿孙们知道，爷爷奶奶、父亲母亲为他们操劳了一辈子，厚葬也是情理之中。这实际上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人死了，一了百了，再怎么厚葬，只是空留一个毫无实际价值的棺木和坟堆供后人瞻仰而已。如果他能给子孙留下一辈子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岂不是最有意义的吗？他已经做出了决定：他死后，如果身体上的某个器官还没有衰竭，还有利用价值，就把它献出来，无赏地捐给需要的人。然后将遗体火化，把骨灰从这个河滩开始沿河道撒到荆港市的大桥下，再沿河道顺流而下，绕过李家州，再回到河滩。这样，没有了坟堆，也算为后人节约了一抔土。
　　他知道，大部分作家开始都是写诗，后来写起散文小说了。他是中国最末等的作家，他也会照着这个规律。他写出的书如果能出版，当然要烧高香，不能出版，就将稿子复印几份，给两个女儿一人一份，过年过节，女儿和孙子们对着书稿鞠一个躬，比不远千里百里甚至万里跑来在坟头磕一个头好得多。
　　他的大脑里储存了好几个长篇小说的材料，他要一个一个都完成。当然，先完成自传体的长篇小说。啊，还有几个中篇和短篇的材料，还有散文的题材。诗歌写不写呢？哎，算了吧，虽然有激情，但现在的诗风和以前的不一样了，他难得跟上时代的步伐了。
　　他就这样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转过身，一步一步离开了河滩。
　　
　　2011年1月起笔于长沙
　　2014年5月定稿于澧水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