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第十章
　　32
　　
　　以清组织、清思想、清作风、清经济为中心的四清运动开始了。这是全国范围的一场运动。这场运动分期分批在其他的县搞了两年，今年是最后一年，轮到宝塔县了。
　　省、地、县各机关抽调了大批的机关干部，组成了一支浩大的四清工作队伍，分到各县各公社各大队各生产队，领导群众搞四清。上面要求工作队员下队后，要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
　　工作队员下队后的工作程序像以往所有的运动一样：第一步是访贫问苦。土改时划为雇农、贫农、下中农的是四清运动依靠的主要对象。先号召他们忆旧社会的苦，思新社会的甜。第二步是号召贫下中农揭发大队生产队干部的各种问题。上面说，农村的干部大多数虽然是贫下中农，但很多人当上干部后都四不清了。这项工作很细，一直公开和半公开的进行。第三步，也是贯穿始终的最根本性的问题，就是要加强对五类分子的专政。工作队进队后宣布：所有的五类分子必须天天向工作队员交心交罪。
　　袁泉想，四清工作队员都是从大机关抽来的干部，他们的政策水平一定高，我应该把问题向他们反映。
　　运动开展了几个月，社员们把材料一汇聚，明白了很多：队长大队长这些干部们利用职务之便，多分多拿甚至偷分偷拿了不少集体的财产，这是贪污；干部队伍中，贫下中农的比例少了，这是革命队伍不纯，必须重新整顿调整；还有，好多干部常不分青红皂白打骂贫下中农，这是丧失阶级感情；有的干部对五类分子和颜悦色甚至称兄道弟，这是属于阶级阵线不分。这是最严重的问题。
　　近几年来，好多下过队的机关干部都有这样的体会，下乡后，各种运动最好开展的工作就是对敌斗争。因为说阶级敌人红就是红，说阶级敌人黑就是黑，揭发了他们的罪行，都没有争辩权。只是社员们对敌斗争的热情又不太高，因为都是乡里乡亲，没发现他们有什么破坏活动，只好跟着闹嚷几阵子。而社员们最大的顾虑就是怕揭发干部的问题，往往运动一结束，干部们都官复原职，提了意见的社员常遭打击报复。有了前车之鉴，这次搞四清，工作开展了几个月，收效仍不大。上面看准了这点，决定加大力量，第二批抽调的干部又补充进来了。汕湾大队共有十个生产队，这样，一个生产队有了一个工作队员。
　　几个月来，五类分子们整天如惊弓之鸟。一个个五类分子，每天早晨都毕恭毕敬惶惶然地来到工作队员的住地，向工作队员报告昨天一天有没有违法乱纪，打算今天如何省心革面。五十多岁的潘光文第一次汇报时，喊道：“张同志……”张工作队员一拍桌子，怒斥道：“谁和你是同志！”潘光文吓得魂不附体，哆嗦着嘴唇不知如何是好。张工作队员说道：“以后就喊报告！”潘光文定了定神，小心翼翼地喊：“张报告……”张工作队员真有点哭笑不得，只好耐着性子听他说下去。
　　后面来的工作队员中有一个姓黄，女的，三十来岁，戴着一副眼镜，听说是省级一个重要机关的干部。队里的男女社员都叫她黄同志。黄同志下队后就住在彭幺叔的家。这是彭幺叔主动要求的，他有好多问题要向工作队员说。
　　彭幺叔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六年前参了军，现在家里四个人。彭幺叔只有两间瓦房一间稻草房，土改时分了地主刘远坤的一间瓦房，后来改成了两小间，又添了一间稻草房。中间的一间大一点，是堂屋，是放置储粮的柜和生产工具安置鸡舍的地方，也是吃饭和陪客人聊天的地方。每年春种秋收，堂屋里堆满了从队里分来的蹩谷呀棉花瓣呀油菜脚呀之类的生活用品，待晒干扬净后再存入谷柜中，按月从柜中支配当月的生活份量。从菜园里摘回来的白菜萝卜辣椒黄瓜之类的蔬菜，在路边沟边捡到的认为有些许利用价值的杂七杂八的柴草，也是先堆放在堂屋里，再慢慢收拾整理归类使用。总之，这间堂屋是一间具有多种功能的必不可少的空间。湖乡的每个农民家庭大抵都如此。彭幺叔的西边的一间靠南的半间屋是厨房，土砌的双口灶体积十分庞大，占了半间屋的大半部分。碗橱安排在土灶的后面，中间仅留一人掌勺的活动空间。碗橱底下是一口能装四担水的大水缸，灶前是放置当天烧饭用的柴草的渣坑。土灶烧的是棉花油菜稻谷收割后的庄稼杆，农妇们利用早晚时间，把庄稼杆子扎成两把粗、半尺长的把子，做饭时，将把子塞进灶膛，快燃完时又添一个，如此循环连续至饭熟为止。成捆的把子就堆放在碗橱后面。灶房靠北的半间屋，彭幺叔架了一个猪圈。只要锅里发出炒菜声，圈里的猪也哼哼起来，似在提醒主人：可别忘了我呀。本来，稍有条件，彭幺叔是要将猪圈搭在屋外的，没法，只好让猪圈里的粪臭和饭菜的香味混在一起了。东边一间是两口子和儿女共用的房间，他和老婆一张床，儿子一张床，女儿一张床，三张床一摆，只能勉强挤进一个衣柜和一张放煤油灯的小桌子了。人走进房间里，连转个身都要悠着点。三张床紧挨在一起，颇似北方人睡觉的大炕。晚上睡觉，都得把各自的蚊帐放下来作为间壁。
　　十多年来，他们一直都是这样过的。儿子和女儿还不懂事的时候，彭幺叔还是彭大哥的时候，夫妻俩在床上的动作可以毫无忌惮的放肆，有蚊帐也可不必放下。随着儿女渐渐长大，渐渐明白事理，懂得了男人和女人间那么一点不公开的秘密后，大儿子首先提出抗议：你们把床摇得那么响，被子都掀到我床上来了，存心不让我睡好！彭幺叔一听，脸有了点儿红，咕哝了一句：“十三岁就有了心思了！”这以后，彭幺叔的动作就不敢放肆了，作为门和间壁的蚊帐便放下来了。后来，他想给儿子和女儿添一间屋，但谈何容易，十多根木料，几百斤竹子和芦苇杆，千多斤稻草，小数吗？
　　这回让黄同志住进他家，他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自己家里住进了一个贵客，担心的是把哪个地方作为黄同志的房呢？
　　黄同志倒是落落大方。上面也有规定，住在贫下中农家里，要把住户当作自己的亲爹娘或亲兄妹，要让自己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有饭吃就行，住户吃什么你就吃什么。有地方睡就行，不准挑剔要睡一张什么床，几块木板一架不就是一张床么？
　　工作队员住进贫下中农的家以后，要按吃饭的餐数给足粮票和伙食费。
　　黄同志是彭幺叔去大队把她接回家的，她没有多少行李，只有一个大一点的帆布袋，一个像箱子一样的小袋子，还有一个铝制的提桶。这个像箱子样的袋子是墨绿色的，有一个长拉链，还有两个小拉链。彭幺叔抢着把箱子和袋子一齐提在手里，只让黄同志拿着空提桶走。黄同志说什么也不答应：“您把我箱子袋子全提了，不是把我当客人了吗？不行的不行的，上面会批评我的。”本来彭幺叔是下了决心一个人提的，是黄同志的最后那句“上面会批评我的”起了作用，才把大帆布袋递给了她。他知道，大帆布袋里可能装的是衣服之类的东西，不太重。像箱子一样的小袋子一定是装的他不能知道的文件呀书呀笔呀墨水呀以及妇女们的日常用品之类的东西，袋子虽小，却比帆布袋重多了。他见机又一把抓过黄同志的小提桶，在前头大步走了。黄同志只得笑笑，又摇摇头，紧跟着赶了上来。彭幺叔走得很快，不时地站在路边等黄同志赶上来。彭幺叔在路上见了人就笑，不自觉地把小袋子往上抬了抬，似乎对人说：看，这袋子多金贵！
　　彭幺叔的堂屋的正上方，放着两个谷柜，这是土改那年分的地主刘远坤的浮财，两个谷柜可以装八百多斤谷子。谷柜十分结实，柱子上还雕有五谷丰登的小图案。两个谷柜连着放在一起，刚好有一张小床那么大。以前是两个儿子作床用的。有几次，儿子夜里尿床，滴湿了柜里的谷子。为此，他想给儿子弄张床，但缺钱，只好给儿子说好话。后来，大儿子当兵去了，为床的问题刚省了两年心，小儿子又长大了，长大了的小儿子说什么也不愿意睡谷柜了。因为每次从柜里往外撮谷，总要先掀被子，撮谷时，扬起的灰胡椒一样沾上了床单，睡觉时痒痒的。再加上儿子大了，掀了被子，露了儿子的隐私，彼此还发生过争吵。后来，好不容易才让儿子有一张虽简陋却是名正言顺的床。
　　现在，工作队的黄同志要住进家里了，黄同志不可能带床下队，住户必须把这个问题解决好。彭幺叔想不出什么好法子，让儿子依然睡谷柜，让黄同志睡儿子的那张床？不行不行！黄同志是女的，怎能和他头挨头睡？他又想把谷柜搬进房里，把儿子的床腾出来，放在堂屋上方让黄同志睡。他用竹子量了量，谷柜比儿子的床要大，房里放不进，只好作罢。看来只有让谷柜当床让黄同志睡了。只是谷柜比床高一尺多，以前儿子当床睡时，柜前放了一只矮凳，作为儿子上床的阶梯。现在，让黄同志也来如此享受，他心里实在过意不去，便在谷柜前用泥巴砌了一个完整的“梯”，便于黄同志安全地上下床。黄同志是个年轻的女同志，不能让她的衣服被褥暴露在公众的视野下，总要用什么东西遮挡一下子，彭幺叔的老婆翻出一床半新的床单，用一根竹子挂在谷柜前，既作壁，也作门。
　　彭幺叔领黄同志进门后，指着为她特意安排的特殊的房和特殊的床，说：“黄同志，真过意不去，家里只有这个条件……”黄同志连连说：“蛮好，蛮好，真的蛮好……”令黄同志有一点不太满意的，是彭幺叔家里的厕所。彭幺叔的厕所安在做厨房的那间屋的后面，紧贴着猪圈，用一些小树枝围着粪缸，小树枝的唯一作用是遮羞。人蹲在厕所里，从树枝缝里观察外面的情况十分方便，厕所外边的人要注意厕所内的情况也不太为难。反正都是自家人，谁都不会留意观察厕所里的动静。黄同志就有点不自然了，上了一回厕所后，黄同志用几张纸遮住了树枝间的一些缝。不过，这个问题倒在其次，令她心悸的是猪栏里的那头猪，不知道是它的习惯还是对这位新客人有兴趣。它总是瞪着一双大眼，直勾勾地盯着她的屁股嗷嗷叫着。开始几次，直吓得心惊胆颤，后来才稍为好一些，但总是止不住剧烈的心跳。她曾问过彭幺叔的老婆，为什么把猪的粪缸和人的粪缸混在一起？彭幺叔的老婆告诉她，农村里都是这样，自留地一般都在屋后，厕所安在屋后，给蔬菜淋粪方便。猪粪和人粪混在一起，氮磷钾都有。至于人的厕所四周遮羞的树枝有缝隙，叫老彭在缝里塞点儿稻草就可挡住目光了。只是对猪的窥视行为，黄同志不好意思说，彭幺叔的老婆也没有往这方面想，反正多年来一直都是这样，早习惯了。
　　对黄同志来说，还有一个问题她没有讲。讲也白讲。就是她的“房”是紧挨着堂屋上方的一扇小门的，这扇门是全家人上厕所的唯一通道口，白天倒无所谓，晚上睡觉，上厕所开门的“吱呀”声和上厕所时的“嘘嘘”声，有时还夹着一两个响屁声声入耳，搅得她没睡过一回安稳觉。
　　彭幺叔的老婆告诉黄同志，如果要洗澡，只有到她们的房间里。黄同志发现，三张床一张衣柜和一张放煤油灯的小桌子挤在这么一间小屋里，只有中间空出一块仅供放一个脚盆的空间，这真是一个特殊的洗澡间。每次洗澡，黄同志瞅着三张床上随意丢放的被子和衣服，总是止不住有点羞涩。彭幺叔的老婆说：“真不好意思，俺只这么个条件。”黄同志满脸堆笑地说：“蛮好蛮好，我家里也是这样。”
　　彭幺叔把黄同志迎进屋的那天，安顿好黄同志的“房”和“床”后，飞快地跑到队屋保管室，向保管员要了一小瓶毒杀芬，说：“工作队的黄同志住我家，我要给她弄点鱼吃。”保管员爽快地答应了。只是交代他毒杀芬撒的面积要大一点，不然，毒死的鱼里药味太大，难得吃。彭幺叔连声说“晓得的晓得的”，就走了。毒杀芬是一种防治棉花卷叶虫的农药，不知是谁无意中发现这种农药对鱼有很大的杀伤力，不管大鱼小鱼泥鳅黄鳝，只要触到一点毒杀芬的气味，立即就死。几年来，公社社员们常常偷偷地弄一点毒杀芬在手，家里来了客人，把药水朝池里沟里一撒，片刻功夫就有鱼捡了。只是有些被毒死的鱼太小，只有米粒大小，便让它们在水里自行腐烂消亡。这是农民们自我解馋的一个方法，谁叫肉只能按计划买呢？谁叫农民手中没钱呢？彭幺叔把一小瓶毒杀芬交给儿子后，就和黄同志一起去走访队里的几户贫农了。
　　彭幺叔的女儿正在初中读书，寄宿。这天是星期六，傍晚放学回家后，发现家里住进了一位四清工作队的同志，很高兴。听说是个女同志后，更是乐得合不拢嘴。而当她看到摆在饭桌上的菜中有一碗小鱼时，差点儿手舞足蹈了。黄同志和彭幺叔回来了，彭幺叔的女儿尽管是第一次见到黄同志，嘴巴竟甜甜的“黄阿姨黄阿姨”叫个不停。黄同志很喜欢这个女中学生的乖巧，像阿姨一般的询问了学校里的一些情况后，一屋人便围桌而坐吃晚饭了。这天的晚餐是黄同志到彭幺叔家里后的第一餐饭，桌子上摆着四碗菜：一碗炒黄瓜，一碗小麦酱，一碗韭菜炒蛋，一碗鱼。彭幺叔的女儿先给黄同志盛了一碗饭，黄同志尝了一口小麦酱，咦，一股特殊的浓酱的香味立即刺激得她的舌蕾产生兴奋的细胞，她不由得脱口说道：“哟，这个酱真香！我还从没吃过这么好吃的小麦酱呢，味道既香、又纯，还有一股辣味，真好吃！”
　　彭幺叔一家子哈哈大笑起来，彭幺叔的老婆说：“不知黄同志的母亲喜不喜欢这酱，若喜欢，过年时给你父母带一瓶去。”
　　“要得要得。”说完，黄同志也笑了。黄同志看着桌上那碗鱼，大部分比葵花籽大不了多少，有的和柳叶不相上下，正好生奇怪，彭幺叔把碗中最大的一条鱼夹到了黄同志碗里：“黄同志，吃吧，没好招待。”
　　黄同志忙说：“今后我们就是一家子，不要为我搞特殊。”
　　她夹着这条比一支烟长不了多少的鱼送进嘴里，轻轻嚼着，问：“你们这是从哪儿用什么工具捕的这么小的鱼呀？”
　　彭幺叔的儿子说：“这是用毒杀芬在排灌渠里毒死的。”
　　“毒杀芬？毒杀芬是什么？”
　　“是杀棉花卷叶虫的农药，这药杀鱼特有效……”
　　忽然，黄同志吃鱼的动作僵在那儿了，她只觉得脑袋里“嗡”的一声！彭幺叔没有注意黄同志的表情，接过儿子的话说：“毒鱼的人太多，大一点的鱼早死光了。不管谁家里来了客，都用毒杀芬去杀，鱼也长不大……”
　　“啊——”黄同志猛地觉得胃里涌起了一股恶水，急忙跑到屋外，“哇哇”地吐了起来，倾刻间，她胃里在翻江倒海。
　　彭幺叔一家人不知黄同志怎么了，一个个吓得面面相觑。彭幺叔的女儿反应最快：“一定是听说这鱼是用毒药杀死的后引起的！”彭幺叔恍然大悟地“啊哟”了一声，一下子呆在那儿了。
　　黄同志对自己今天的这个表现十分不满意，她恨自己为什么听了他们的话胃里就起反应，还跑到屋外呕吐，这样的表现只有资产阶级小姐才会有啊！看起来自己的思想真要好好改造才行。当初从机关抽调到工作队以后，每一个队员都反复表决心，一定要在和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的过程中彻底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贫下中农吃什么你就吃什么，贫下中农怎么住你就怎么住。今天，用毒药杀死的鱼，贫下中农能吃你为什么就不能吃？你的思想贴近了贫下中农吗？即使你有点儿害怕吃毒药杀死的鱼，少吃点就是了，不吃就是了，凭什么胃里要翻江倒海？你有什么资格翻江倒海？谁给了你这个权利？啊啊，改造思想，真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过程啊！黄同志在屋外进行了一番思想反省后，掏出手绢擦了擦嘴，又擦了擦脸，然后强迫自己露出歉意的笑，坐回饭桌：“刚才真对不起，忘了告诉你们，我的胃有点小毛病，常常突然酸痛……还有，我是不吃鱼的，跟我母亲一样。”
　　短短的两句话就撒了两个谎，似乎心安理得。说罢，无事似的吃起饭来。她想大口大口地吃，但眼光扫一眼那碗鱼，胃里就出现不适，怎么也大口不起来。
　　彭幺叔从黄同志前前后后的表情和反应里，也猜出了真正原因，他自言自语似的说：“毒杀芬杀鱼搞了好多年了，还没有一个人吃了这种鱼中毒……俺农民，命贱，早就磨过来了。”
　　黄同志说：“用这种方法杀鱼，把鱼的子子孙孙都一齐杀了，以后，鱼不绝种了么？”
　　彭幺叔笑笑：“都晓得这个道理，都要这样搞。谁还顾得了以后哟……”
　　后来，黄同志在思想汇报的材料中，把自己吃鱼的情况作了深刻分析，不过不是写的用毒药杀的鱼，而是指在快要干了的池塘里捉的小鱼。
　　
　　33
　　这天，袁泉来到彭幺叔的家，他要向黄同志汇报自己几年来在农村的思想状况和刻苦自觉的情况，还要向黄同志倾诉一下心中的苦闷。黄同志一百个肯定自学之路是正确的，还给他列举了她所知道的几个自学成才的例子。但是对于大队把他当作社会渣滓和危险人物的情况，黄同志要他首先多做自我批评，不要对群众和干部对他的意见有抵触情绪。最令袁泉吃惊的是黄同志的这几句话：“哦，你刚才说贫下中农有意和你过不去，对你有点作辣，看来你对贫下中农的意见很大，这就要求每一个有社会关系的人自己反省了。特别是像你父亲是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是个高官呀，你作为他的儿子，不应该更加反省吗？”因为父亲是个伪团长，做儿子的就要反省，岂不十分荒谬？难道要儿女没出生就对父亲指手划脚？这样的谈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好起身走开。走出门时，黄同志补充了一句话：“四清运动是一场触及灵魂的政治运动，很多群众对有的干部意见很大，但不敢说，道理也说得不深透，你爱好文学，也想在政治上求进步，能不能在这场运动中有好的表现？”袁泉想起每次开群众大会，工作队的同志总是说，搞四清就是要理顺农村中左的右的思想的分界线，理顺每一个人思想深处的公与私的分界线，说穿了，是两条路线的斗争。每一个人要在这场斗争中磨炼自己的灵魂，要敢于对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当面斗争，要敢于对阶级敌人无情斗争，这是检验一个人真革命还是假革命的分水岭。
　　袁泉虽然聪明也心地善良，但他十分缺乏政治生活的智商，十分缺乏理顺各种矛盾的方法。他还太单纯，他过于急躁地要向世人表白他的一颗赤诚的心，他过于急躁地要三下五除二地摘去加在他头上的一切不实之词。他太相信“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会公正地对待犯有出身罪的青年，他简单地认为使他背负恶名的根本原因是农村的基层干部没有正确执行党的政策。他想和这些干部面对面的辩论一番，以图使他们正确对待他。
　　王业绪告诉他，四清开始后，大队支委已派人向被列为渣滓和危险人物的几个知识青年认了错、道了歉，原因是这些青年都出身贫下中农和中农。袁泉想，唯独没向他道歉认错，那就是说，他仍然是社会渣滓，仍然是危险人物！他立即把这个情况向黄同志反映，黄同志也说要问问情况。他把这个情况也对彭幺叔说了，彭幺叔说，他也有好多问题没解开结，一定和黄同志好好谈谈。但十多天过去了，大队干部根本没有向他道歉认错的迹象，黄同志也没向他说明。只是彭幺叔默默地拍了拍他的肩，用不回答代替了回答。袁泉当然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不过，黄同志有一次专门向袁泉交代了一个问题：一个有出身问题的青年必须时刻紧跟各种运动，在各种运动中努力地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你是拥护党的各项政策的。这就是最好的政治表现。袁泉听了，心上心下了一阵，一时还拿不定主意。
　　经过工作队员几个月的苦口婆心，社员们的胆子终于大了，对干部们的不正当的行为敢于揭发了。不过，这样的揭发，开始是背对背的。后来，在工作队员的鼓动下，敢于面对面的揭发批判了。这种见面会十分严肃，但群众只是把干部们几年的所作所为一一列举了出来，没法分析其危害，因此，好多时候都冷了场。工作队的队长要黄同志善于调动各种积极因素。黄同志想到了袁泉。她发现袁泉似乎没放开，便对他说：“你应该根据群众的检举揭发分析干部们的危害，要放下包袱，分析得越深刻，越是能触动干部们的思想，这就是最好的政治表现。已经和你说过了，还没有行动啊。”袁泉想：工作队是代表党来宣传政策执行政策的，干部们存在的问题好多都违背了党的方针政策，我如果在工作队员的指导下有良好的表现，不是说明我是热心投入革命的吗？这样，不是可以让大队生产队的干部改变对我的固定思维吗？不是可以把我从社会渣滓危险人物中排除吗？对，应该积极投入到这个运动来！
　　写到这里，读者诸君也一定真想对袁泉击一猛掌，大喝一声：这么不开窍啊！是的，袁泉太不开窍。是他的过分单纯造就了他的不开窍，是他的急于表白导至了他的不开窍。世上的事儿往往是这样，聪明过头就是愚蠢，愚蠢到极限就会有聪明之举。袁泉还没弄懂这方面的道理。他只是简单地认为，黄同志是省级大机关抽调来的工作队员，有较高的政策水平，他不能负了黄同志的好意。他终于下了决心。他当然没有想到，这将为他日后的遭难布下厚重的阴影。
　　后来的和干部见面的会上，袁泉大胆地分析了干部们为什么会作出件件违背党的政策、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的严重思想实质，是没有把党放在心上，忘了自己的光荣出身，只想在群众面前作威作福。说到激动处，他还检举了马甫辰在队屋仓库偷粮食、却以清官的姿态对摘了地里大豆的潘光文拳打脚踢的实事。群众的情绪一下子被调动起来了，有个大叔说，马甫辰收了儿子给父母的信，不给，讨要了几次，竟当着他的面把信撕了。有个大妈说，女儿给她寄的二十元钱，汇款单马甫辰大便时做手纸用了。还有一个大叔气颤颤地说，马甫辰天没亮把他吼起来去田里灌水，趁机想去强奸他老婆。黄同志对马甫辰的种种作为气炸了肺：“简直可以法办！”群众们一下子大哗起来，有一个人还冲上去扇了马甫辰一耳光。这时，袁泉站起来，情绪激动地分析了马甫辰为什么那么凶，为什么在王守寺工地对社员下毒手的内因外因，说他的这种行为和土匪强盗没有什么区别，给共产党抹了黑，说他是共产党的败类，是贫下中农的异己分子！袁泉还含蓄地提起了解放前废堤那儿的一桩命案。这一席话，引起了群众的共鸣，虽然都没把话说破，但个个都心知肚明。把个马甫辰的脑袋说得一个劲地往下扎、扎。群众们一个个拍手叫好，称赞袁泉到底是文化人，说的话就是不同一些。
　　这个见面会得到了工作队长的肯定，黄同志脸上放出了红光。袁泉趁热打铁质问了大队的治安主任，凭什么说他是社会渣滓，凭什么说他是危险人物？被编入另册的人一个个都给他们道了歉、认了错，为什么不对他说明情况？大队治安主任低声地告诉他这是根据公安局的部署摸的底，其余的一概不予回答。袁泉真希望黄同志也帮他追问下去，或是私下里对他解释说明一下。他失望了。他又专门问了彭幺叔，彭幺叔也说，黄同志不知为什么还没回音。
　　停了片刻，又特地交代袁泉遇事多想想。可怜袁泉这时候的脑筋却分外呆板起来了，竟猜不透彭幺叔的话中话！
　　四清工作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对敌斗争，全大队二十多个五类分子一个个低头认罪。被批判过和开过见面会的干部们，都认清了这是不可调和的斗争，他们把在群众会上和被见面时受到的压抑，遭遇的不平一古脑儿全发泄在阶级敌人的身上。就是因为有了这些五类分子，他们才犯错误，才会被批判被斗争！质问声、呵叱声、咒骂声直吓得五类分子们一个个如筛糠之鸡，有个六十多岁的地主婆吓得尿了裤子昏了过去。万幸的是，才批判过干部打人，有几个认为对阶级敌人应该可以下手吧？但终究忍住了，只是手痒痒的好不自在。让阶级敌人们这回免受了皮肉之苦。
　　四清运动的最后三个程序几乎同时进行，一是多吃多占的四不清干部要向社员退赔，五类分子们出工时偷工减料要赔偿造成的损失，两个数字加起来，每个社员都分得了三块钱四块钱的浮财；二是成立新的大队支部、组建各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三是对犯有严重四不清的干部集中到县里受训。
　　周焕友属于四不清的干部，被工作队员免了职。甄凡舟原是大队治安主任，因为连续几年在抓阶级斗争方面作出了成绩，被任命为汕湾大队的新一任支书。马甫辰是汕湾大队唯一一个被送往县里受训的干部。
　　到县里受训的都是来自全县各地没有领取国家工资的生产队长、大队支书。到县里受训，不准会见客人，不准与家属见面，这些干部们受训时私下里也倾诉了他们的苦处。粮食吃不饱，食堂炊事员事务员偷偷给自己一缽饭，哪能忍得住？要搞大跃进，要坚持集体制度，哪有那么多功夫给社员做思想工作？怎么不想让自己偷偷歇息一下？一年到头手头上没有钱，生产队的资料全归他们管，哪不想搞点钱给自己买一包烟扯几尺布？况且，有一些政策是上面布置下来的，他们不得不执行。执行起来难度又大，只好动点粗。一动粗，又错了，帐就算在他们头上。这些话，只能是私下里议论，小组讨论时，则只能一个个深挖深批自己的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的严重后果。对于有几个执迷不悟者，大会小会斗争，有时还特地派来几个持枪的公安人员，以增添会议的萧杀气氛。三个月的受训终于结束了，两个人受到了法律的惩处，还有一批人被留党察看，或是党内记过。被判刑的两个人中，一个是强奸了几名妇女，一个是把人打伤至残。这个伤残者的一个小侄子是军队中的一个连长，连长专程从部队赶回来，坐在县委等着处理结果后才回部队。其余的干部都被批准回家，先当社员，听候处理。
　　马甫辰在受训的三个月里，一直想着一个人的名字：袁泉。这个名字是没有经过他半点思索就决定了的。袁泉是他日后回到生产队要下功夫对待的一个人。他先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分析，袁泉有那么一个反动的父亲，这样的一个父亲现在在劳改，是个政治犯人。比经济犯罪抢劫犯罪盗窃犯罪都要严重得多，甚至比杀人犯都要严重！因为，除了政治犯，任何犯罪只是一人犯罪一人当，只有政治犯，才一人犯罪牵连一大片。地主富农没有犯罪都影响了一长串人，何况正在服刑的国民党的一个团长！所以，以后找袁泉的岔儿是顺理成章的事。他再从袁泉的现实表现来看，也一定是他脚下的一个软蛋。袁泉爱读书、爱写文章，越是有文化的人越是容易成修正主义分子，这是上面喊得最多的一句话。俗话说“读的书多作的怪多”，解放以后整治的是一批又一批的文化人，但文化人的反党贼心仍不死。前几年大队摸那些图谋不轨的人的底，几乎清一色都是从学校里回来的读书人。袁泉读的书多，天晓得有好多反动的东西！他写的文章里，天晓得暗藏着什么反党玄机！他要谋划袁泉，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批判他的会上，袁泉提到了解放前夕那个不明不白失踪了的人！平常，他的老婆只要和他发生争吵，至少半年不搭理她。他最听娘的话，可是娘若为一件什么事呵叱了他，没有两个月是不会理娘的。即使娘向他认错、叫上他的脸也不理。这次四清，把他作为汕湾大队的一个最严重的四不清干部，就叫他窝了一肚子火。见面会上那么多人指责他控诉他，他一个个都记在了心里，他下了决心要一个一个算帐。但是，这些人大都是贫下中农，是革命依靠的对象，他记得毛主席说过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如果要和他们一个一个地算帐，违背了党的政策，给自己落一顶攻击打击贫下中农的帽子，他领受不起。好在出了一个袁泉，他可以把对这些人的怨恨一古脑儿发泄在袁泉一个人身上，既遵循了阶级斗争的大法，又泄了私愤。而且，越是对袁泉下手狠，越能证明他的阶级立场坚定。
　　马甫辰是在被处以留党察看的处分后回到生产队的。每天，他和社员们一起出工，一路收工，大队的党员会有时他也有资格参加，只是没有发言权。平日出工，他像完全变了一个人，对任何人都和和气气，表现出了不计前谦、宽宏大度的高姿态。干活也蛮卖力气，他只是不搭理袁泉一个人。
　　一年后，马甫辰的留党察看期满，他又当上了生产队长。当上了生产队长的马甫辰，脸上画出了一幅鲜明的阶级图：对给他提过批评意见的贫下中农，安排一点轻松的工分高的活儿，对中农，往往对事不对人的随意安排，对地主分子潘光文，他始终没有一张好脸色。对袁泉，他则爱理不理。他认准了形势：以后，阶级敌人的人数要补充，他要把在四清运动受的气一齐发泄到袁泉身上，他要为让袁泉成为一个阶级敌人而努力。
　　可怜的袁泉哪里知道，他刚刚开始萌动的文学因子，不但被人用一双无形的大手掐死，而且将被用来作为罪恶和阴谋！
　　袁泉回家吃午饭的路上，看见远处一个红衣少年手握鱼叉在一个大池塘边溜达。忽然间，只见红衣少年举起鱼叉毫不含糊地向池子中央掷去！待他们走到池塘边，红衣少年手中的鱼叉上，一条一斤多重的菜鱼正在垂死挣扎，众人齐夸好叉法。袁泉一眼认出了红衣少年：“白莲！”白莲刚从池中跳上岸，听见叫声，扭过头，送给袁泉一个微笑。走近后，袁泉发现，白莲穿的是一套红色运动服，白莲匀称的身段配上这么一套红色运动服，显得十分英俊帅气。
　　
　　34
　　白莲比袁泉小几岁，和袁泉同村同组。小时候两人常在一起玩。
　　白莲几岁的时候喜欢玩弹弓，在众多的小朋友组成的弹弓群体中，他的弹弓玩得最出色。路上奔跑的狗，常被他打得汪汪叫着疯跑；树巅上的麻雀，常被他弹无虚发的射落下来。一天，一个中年人激他：你肯定打不着前面那只蹲在篱笆上的母鸡。他憋了一口气，“嗖”的一声，母鸡哀叫着掉下了篱笆。那一天，他挨了母亲两耳光。
　　十四岁的时候，他到澧水对岸的荆港市中心医院当学徒，党支部书记是个南下军人，好打猎，常带着白莲一同上山帮他捡拾猎物。每当捡回书记的猎物，他的心里禁不住一阵骚动。几天后，他趁书记抽烟的工夫，偷偷端起猎枪，撂倒了远在80公尺外的一只野兔，书记高兴得一个箭步跑上去，帮他捡回了胜利品，连声夸他：“小子，你是个神枪手的料！”
　　两年后，十六岁的白莲对书记说：“学医，书读少了不行，我想去读书”。书记十分赞同，于是，他提前结束了学徒的生活，进入荆港市一所中学读初中。这所中学的校门边有个摆气枪的老头儿，靶子是二十个用布包着的小棉球，二十个小布球均匀地摊在一块木板上，射击者只要交一分钱，就可以打五枪。老头子为了招揽生意，许诺：射落五个布球免收一分钱。小小的打靶场把白莲迷住了，每天下了课，他就一溜烟地跑到校门口，端起枪，叭叭叭地打上一气，开始一些日子，白莲还三分钱五分钱的付出，后来，白莲打上一个钟头也只须付出一分钱两分钱了。摆气枪的老头儿问他：“你这个鬼伢儿，莫不是有仙人指路？”白莲挺神秘的笑了：“眼睛和准星、靶子瞄成一条直线，忍一口气，就成了……再说，你故意让这支枪的准星有丁点儿歪，我摸透了，瞄准时，稍微偏点儿，就能八九不离十……”老头儿笑着叮咛他，不要告诉别人。白莲笑了。一天，当白莲一气用二十枪射落二十个布球后，在众人的喝彩声中，有人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扭头一看，原来是一个三十来岁的个儿不太高的男人笑望着他。那人自我介绍：我姓莫，市体委射击队教练，我观察了你好多回了，愿不愿意参加市射击队进行专门训练？真是喜从天降！白莲激动得涨红了脸。
　　那时，贺龙元帅是国家体委主任，他用抓部队建设的劲头吐出豪言：要让中国的体育健儿像中国人民解放军打仗一样神勇！市体委根据贺龙元帅的部署，积极地为培育体育战线的后备军努力地发掘人才。他们和学校协商后又报市委批准，白莲破格录用为市射击队成员。
　　一棵体育战线上的新苗移植到了沃土里。
　　这一天的日历永远定格在白莲大脑的荧屏：1964年4月28日。
　　来到射击队后，白莲才知道，1963年9月在印度尼西亚举办的东盟16国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的成绩不理想，这才有了在战场上叱咤风云的贺龙的憋了一口气的计划。于是，各省、市、县都在物色运动员，上上下下一条心，要让中国的体育事业显神威。
　　5月。澧水河边的涔澹农场。白莲和来自全市各单位选拔的尖子紧张地训练着。
　　20多天后，为决定赴地区的运动员进行了最后的选拔测试，白莲的总分成绩远远超过了所有对手，成为代表荆港市参加地区选拔赛的绝对人选。
　　6月。常源德山。棉纺厂内。来自全地区的100多名男女运动员在角逐着。100多名运动员中，白莲年龄最小，个头最不起眼，自然也被众人最不放在心上。可是，几天的角逐，却爆出了冷门：白莲的手枪速射名列第二！总裁判是用有点颤抖的声音宣布白莲为赴省决赛的选手的。
　　莫教练问白莲：“比赛时，紧不紧张？”白莲答：“进入靶场时有一点，端上枪反而平静了。”莫教练又问：“你有什么值得总结的经验吗？”白莲答：“射击时，要把风速控制在自己手中。”
　　莫教练兴奋得跳起了舞，尽管他的舞姿不伦不类，惹得众人捧着肚子笑，但他却越跳越起劲。嘴里还不停地念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是呀，白莲如此过硬的基本功，又有良好的心理素质，这正是一名优秀运动员的硬件啊，这样的运动员出成绩是早晚的事。他为他的慧眼识英雄而自豪！他为他选定的良材正臻臻往高处挺拔而骄傲！
　　8月。省城。树木岭。省射击场。小小年纪的白莲用他优美的卧、跪、立的姿态依次一个一个造型定格，用奇特的定格的美换来了报靶员激动的声音：九环！十环！十环！……比赛结束，白莲的小口径步枪的卧、跪、立三种姿势的成绩名列全省青少年男子组第二名！
　　省射击队的总教练当获知白莲是在极短的训练时间内获得了如此骄人的成绩时，当获知只有十七岁的白莲在赛场上有良好的心理素质时，惊呼：是个难得的天才！情不自禁的紧紧抱着白莲！当即告诉他，获得前五名的运动员是理所当然的省射击队的种子选手，你回去后，给父母做做工作，看来，你将进入省射击队，大梁可能要你挑，为了国家的荣誉，你暂时不回学校了。
　　经过几次赛场上的紧张角逐，白莲的心志一次比一次平静，他对取得更好的成绩似乎满有把握，他发现自己还有潜力。听了教练的话，他轻松的笑了，人们从他的笑脸上看到了沉着、看到了信心，这是一种胸有成竹、稳操胜券的笑。
　　几天后，白莲和莫教练及几位运动员坐在回荆港市的汽车上，不知为什么，他脸上没有一丝喜悦，看起来心事重重，尽管荆港市体委、他就读的那所中学和他的父母已收到省体委的喜报。
　　他向窗外望着，无心欣赏沿途的风光，耳畔不断回响着省射击选拔赛后的庆功会上军区一位副司令员的讲话，两个多钟头的讲话内容，除了十多分钟用于总结成绩和布置今后的训练计划外，绝大部分内容全是围绕着“我们的枪就是对外瞄准帝修反，对内瞄准地富反坏右分子”而展开的，俨然是一个阶级斗争的动员会。贺龙元帅尽管是这位副司令员的上级，却对下级不照他的部署办事无能为力。白莲的父亲是一个在缅甸和印度打击日本鬼子的远征军的连部文书，鬼子投降后，他父亲历经千辛万苦告别了九死一生的战场辗转回到了祖国，回到家的当天，他就找到土改工作队，无比欣喜的表露出了对全国解放的兴奋之情：我可以安心地种田了！但是，他父亲由于隶属国民党军队，安静地种了几年地之后，突然将他定型为反革命分子。在阶级斗争的口号惊震云天的时代，白莲的父亲和所有黑五类分子被了无休止的灵魂和皮肉的折磨弄得神魂颠倒，有着这样的父亲的白莲能玩枪吗？
　　回到家，母亲破天荒地煮了一碗白米饭，作为对儿子的犒赏。父亲和白莲一样，高兴的脸色刚一闪现就被暗淡所掩盖。
　　第二天，莫教练带着省射击队的教练来到了白莲的生产大队，得到的是大队支书周焕友的指责：你们省射击队的阶级立场到哪儿去了？这样的人练射击，好消灭贫下中农吗？
　　省教练不死心，耐心地对支书说：“党的阶级政策是有成分，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白莲有优秀的出色的成绩，也有良好的政治表现，不能破格录用吗？”但马上遭到了反对：“这样的情况全国可有先例？如果执意录用白莲，我问你：要政权还是要金牌？这可是根本性的大是大非啊！你们不想保饭碗吗？”
　　面对着大队支书如此高深的政治理论，绝望的省教练和莫教练只有长吁短叹，绝望的白莲伤心得两天粒米未沾！
　　正节节拔高的新苗，被无情地从沃土里拔出，丢弃在荒坡！
　　一颗即将升起的体育明星，在点火升空前被掐灭了火种。
　　莫教练有一股执拗劲，还在带白莲在涔澹农场突击训练时，他发现白莲不光身段好，有爆发力，肺活量也大，是个练中长跑的好料子，他当时十分耽心负责田径的周教练也发现了白莲的特色向他抢人才，一直严守秘密，现在，搞射击不行了，何不介绍给周教练？
　　一个月后，白莲出现在田径训练场。被抛弃的一株新苗又被移植到了一块新园地。
　　也许是出于要改变命运的动力的驱使，也许是为了体现人生的价值，也许是为没能继续搞射击而憋了一肚子气，当然更多的是这三个方面的因素的集合，白莲是拼了命地在跑道上苦练着，每天，他都超额完成教练安排的训练量。由于家庭一贫如洗，很多时候，白莲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进行的训练。周教练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向市委和市政府市体委多次争取，为白莲争取到了每月三块钱的伙食补贴。
　　周教练对白莲说：世界顶尖级的中长跑选手都是在25岁左右出成绩的，你今年17岁，后劲更足，正是时候，争取一年后出成绩。说罢，从自己的工资里掏出两块钱给了白莲。白莲流着泪，怀着以后一定要报恩的心收下了这两块钱。上个月，莫教练也给了他两块钱啊。
　　两个月后，春节。荆港市举行了一次春节环城跑，小小的白莲犹如一匹剽悍的奔马一直冲在最前面，周教练面对着第一个冲过终点线的白莲激动得闪出了泪花。一般情况下，中长跑的一名与二名的距离是5—8米，而今天，白莲超过第二名200多米！而这位第二名是去年的冠军！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几天后，周教练带着几所中学的体育老师用国际标准对白莲的800米成绩进行了严格的测试。白莲站在碎石子铺就的跑道的起跑线上，他的脑子里飞快地闪过一连串思绪：我要做个样子给人看，我要改变自己的命运，我要让父亲母亲不再受气，能吃饱饭……我要让弟弟妹妹也能吃饱饭，不再受人欺负……教练发出了“预备”的口令，白莲飞速扯断了思绪的丝线，躬下身子，双手紧挨着起跑线撑着，右腿前屈，左腿后伸，随着“叭”的一声枪响，他如同一支利箭，“嗖”地脱弦而出……五个体育老师在白莲冲向终点的一刹那按下了马表，汇总，然后平均，后又拿出省运会的记录，教练和老师们一阵惊呼：与上届省运800米冠军只差1秒32！周教练和几位体育老师几乎不相信自己的眼睛！白莲笑着，他好开心。
　　周教练和几位体育老师的眼睛不由得湿润了，是啊，白莲是在只经过短时间训练而取得骄人成绩的啊！
　　这年5月，在常源地区的田径赛场上，白莲的800米、1500米和3000米都是地区男子组第一名，并且，他的800米成绩已进入了国家一级运动员的行列。
　　周教练特地以“我市发现了一名出色的中长跑运动员”为题向市委作了专题汇报。为了使这名运动员出成绩，市委专门开会研究了培训方案。
　　十八岁的白莲常在心里念叨：中长跑运动员出成绩的最佳年龄是二十五岁前……我今年十八岁……7月，省里将举行运动会……我要赶在二十岁前出成绩……
　　6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白莲捧着跑道上的碎石子亲了又亲，含着眼泪回家了。他哀叹自己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