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根兄弟（一）

　　“妈妈，哥哥又打我了，呜呜……”四娃咧开大嘴，哭着跑到妈妈跟前状告大哥。双手把眼睛揉得通红通红的，哭出的眼泪和着手上的灰尘，把小脸蛋涂抹得象小花猫一样，边向妈妈述说着委屈，边透过手指缝窥视着妈妈的反应。四娃经常这样耍，每次都能成功地博得妈妈的同情，然后哥哥们就得挨“老娘”的一顿骂，严重时还得被掐两下。所以，别看四娃小，心眼可不少，此招屡试不爽。
　　妈妈姓李，人们都叫他张嫂，是随了父亲的称呼。此时，张嫂正在喂猪，嘴里不停地叫着“啦啦啦……”。唯一的一头黑猪爬起来蹿到猪槽子边，脑袋插进去就不抬起来了。张嫂用力搅拌着槽中的食物，破旧的围裙上粘满了猪食的汤汤水水。“你们这帮小祖宗，整天地打呀掐地，作什么妖？该！”张嫂没有抬头，狠狠丢给四娃一句。
　　四娃看到妈妈没有理他，更装出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一屁股坐在地上，脏兮兮的小手一把抱住妈妈的大腿，嚎啕大哭起来。张嫂舀了一瓢猪食倒进槽子中，看着小黑猪在槽子里吃得不抬头，这才直起腰叹了口气说：“唉，死崽子，没一个让我省心的。”边说边用围裙擦了擦手。一伸手把坐在地上的四娃一提：“咋了？是不是你又淘气了？要不你大哥怎么会打你呢？准是你没干好事。”张嫂用手拍打着四娃屁股上的灰尘。四娃一声不吭，只是扬起小脸委屈地瞧着妈妈，眼泪一对一双往下落。
　　张嫂心疼地抱起四娃，腾出另一只手端起猪食盆，安慰着：“别哭了，宝贝，等你爸下班了，让他削你哥，妈给你做主了。”四娃扑哧一声笑了，一把搂住妈妈的脖子，哭出的鼻涕蹭了妈妈一脖子。“你这孩子，以后少惹点事，快去洗洗小花猫脸……”妈妈心疼地说。其实张嫂心里很清楚，大娃一直是个老实巴交的人，从来不会惹事生非的，所以说他欺负四娃那可见了鬼了，指不定是四娃自己恶人先告状呢。
　　这是一个北方小镇中普通的张姓一家。父亲是当地学校的后勤管理人员，母亲是一位家庭妇女。两口子从大城市下放后，几经调动终于落户在这个不足千户的小镇。
　　不大的小镇，四周被不太高的几座山包围着，一座稍微高一点的山峰虎视着小镇，试图把周边的山连同小镇一齐据为已有。东西方向是进出小镇的出入口，小镇被一条沙石公路和一条铁路交叉分割成四块，清一色的泥土草房，在交叉的公路铁路两旁挤在一起，唯独一幢红砖大瓦房显得格外的“富丽堂皇”，那是全镇唯一的供销合作社。“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八个大字，给全镇的百姓一个生活着落的承诺。每当有数的几辆破旧汽车疯狂开过小镇时，总会卷起一股股的狼烟尘土，一条长长的黄龙尘柱漫漫沉降在公路两侧的居民小院中，临街的家家户户窗台上堆积着厚厚的一层灰。一但火车经过，整个小镇就象闹地震一样，玻璃“哗哗”响，墙上的泥土也不时地掉到饭锅里。
　　七十年代的北方小镇，生活就是这样，在盼望中挣扎着，在甜蜜中苦熬着，也在跌跌撞撞中向前奔着……
　　张家住的小土房不大，是用500元钱买来的，那可是父母结婚至今家里省吃俭用攒下来的全部。一个月只有十几元或几十元的工资，可想而知是抠了多少牙缝才抠出来的。一进屋就是一个大厨房，黝黑的墙壁上挂着蜘蛛网，粗壮的房梁结实地挺起了蘑菇头似的屋顶，几只黑木箱子摆在木架了，一只硕大的酸菜缸紧挨着箱子，一副形影不离的架式。两个大锅灶上镶着两口大黑锅，木制的大锅盖牢牢地扣在上面，似乎不想让大锅再吞下箱子里已经见了底的玉米碴子。穿过厨房就是正屋了，南北大炕分开两边，炕上是用高粱桔编的炕席，一排带着浅淡油漆的木箱子排在进门的正对过，箱子上面除了一台电子管收音机和一台老式的座钟外，再也没有什么值钱的家当了。屋内是用旧报纸糊的墙壁和棚顶，墙上挂着几个橡框，里面镶着毛主席的画像、纪念章、还有一些家中的黑白相片。一个昏暗的电灯泡挂在屋子的正中央棚上，为了省点电，只得点一只瓦数小的灯泡了。
　　房前有一个不大的院子，除了一块地被一个高高大大的泥烟筒盘据着外，其他的地方都种上了农家日常吃的青菜和一些花草。院子周边是一圈剪切得整齐的榆树墙，张大哥一周一彻底修剪的成果。后院有百米长、二十几米宽的菜地，玉米、高粱、豆角，整个地上都铺满了绿色。猪圈、仓房、柴禾堆挤了一院子，留下的活动空地没多少了。
　　张家两口子算是出身名门。张大哥也算是一个官家的后代，他的父亲还在“满州国”时就是一位校级军法官，后来解放后，从事了律师职业。这样的“历史问题”没少让这位张大哥在那个年代挨整，所以至今张大哥仍然是一个基本人民群众，连党员都不是，他可是建国前参加工作的呀。张大哥十七岁就参加工作，开始当音乐、体育老师，后来改了行进了铁路部分，后来又回到学校当老师。身体很棒，也很灵活，可就是打蓝球时伤了腿，结果就患上了骨质增生病，没办法，转到学校后勤部门了。张嫂更是大户人家的大小姐，张嫂的父亲是一位曾经留洋日、德的工程师，著有自己的专著，在当地铁路局那是“大拿”，对当时的蒸气机火车研究透了，是权威。张嫂不仅人品出众、长得俊俏，只凭那个年代、那个年龄段的“高小”文化程度，就足已令所有人都羡慕和敬佩。
　　可五十年代初，赶上城市下放到农村，父亲就带着母亲离开了大城市，来到了县域的小镇子，已经调动了好几个地方了。离开城市那阵子，两口子也是净身出来的，十几年后，一路的奔波，家里还是“干干净净”没攒下什么值钱的家当，倒是攒下了四个活蹦乱跳的儿子。大娃十五，正在念初中，二娃上小学三年，三娃眼瞧着也要入学了，四娃是母亲最疼爱的，否则他也不敢在母亲面前睁眼说瞎话。
　　天渐渐黑了下来，家家户户的土烟筒里纷纷冒出了浅白色的炊烟，整个小镇被簿簿的烟雾笼罩着。西边的山头在落日余晖的映射下轮廓分明，残阳如血般的晚霞在烟雾中折射着鳞鳞的波光。
　　张嫂正在使劲地切着大萝卜，四个儿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多做点哪够哇。眼看着大锅里的水就要开了，急忙又和了两下盆中的玉米面，抓起一团在两手间左右掂了两个来回，“啪”地一声摔向了黑漆漆的锅边，又赶快用手蘸了一下凉水拍了拍锅边上的饼子，然后接着开始摔第二个、第三个......直到贴满了整个锅圈。张嫂的动作极其的熟练，那是长年贴出来的绝活。
　　四娃象没事一样，在院子里逗着一条大黄狗。已经养活五六年的大黄狗，和四娃年龄差不多，对这人家中的每一个人都毕恭毕敬。人本来都强吃饱，狗更是没什么吃的了，身上没有多点肉，长长的黄毛。有一次，过年时四娃吃骨头掉在地上，大黄刁起来就啃，四娃气得拿起棒子就打，吓得大黄扔下骨头就跑了。当四娃真把骨头给大黄吃时，大黄都不敢靠前了。可就是这样，“大黄”还是忠于这个家庭。真应了那句话：儿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贪。此时，大黄狗正眯着眼睛趴在地上，温顺得象个大玩具，任凭四娃如何摆弄，都不反抗一下。突然，大黄狗竖起了耳朵，瞪着眼珠愣了一会儿，也就是几秒的时间，猛地爬起来“嗖”一下蹿了出去。四娃也不追赶，跟着向大门口跑去，他知道，不是哥哥就是爸爸回来了。
　　四十多岁的张大哥身影出现在大门口。一件白色旧半截袖衬衫，袖边有些起毛了，但很干净；一条灰色的裤子，裤线直直的，没有一条褶皱；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皮凉鞋，上面已经有了两个补丁；手中拎着一只黑灰色的人造革兜子。干净整齐的背头下面是刮得铁青的脸，看着就令人生畏。大黄狗围着父亲身前身后跳个不停，就象它知道这才是这个家的“真正主人”一样。张大哥不耐烦地吆喝了一声，大黄狗马上跑到他身后，尾巴还是摇晃个不停。
　　四娃站在门口，看到父亲怯声声地喊了句：“爸爸。”爸爸刚要喊儿子，大黄一下子蹿了过来，屁股一扭撞到了四娃，四娃一个趔趄站不稳了。张大哥眼疾手快紧赶两步抢上来一把拉住四娃，回头冲狗大喊：“去，该死的东西，去去！”大黄狗耳朵一耷拉一头钻进了烟筒底下的狗窝，还不时用眼睛瞄着张大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