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说情

　　
　　本节提要：
　　小戴说：“要说佟书记这人有时也很爽快，你可以去见见他。不过这一阵子，他好象不太高兴。这样吧，让我问问他的通讯员小贾，征求一下小贾的意见，咱们再定见与不见。”
　　
　　我真想扇他两个耳光，但怕他媳妇听见，于是我压低嗓门，一字一顿地说：“当学，你听着，你敢上我门上，我一刀剁了你！”说完一摔门帘，跑出了药铺。再呆一秒钟，我就要吐了。
　　
　　但佟方宏对衣波写文章一事仍很生气，说“衣波的事，谁也不要管，让法律去管吧”，苏科长还谈到我现在还在乡下，处境很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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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痛，一种刺心裂肺的痛，一种被剔了骨、抽了筋了痛，持久而尖锐。我的小腹发热，双膝发软，脑子里空空洞洞，没着没落，无抓无挠。自从丈夫被抓以后，我就时常处于这种状态。
　　正是墙倒众人推，衣波出事后，落井下石者有之，谎报军情者有之，贬损斥责有之，各种各样的坏消息，通过各种渠道源源不断地传到我耳朵里，令我心乱如麻。
　　我不能停下来，我要不断地奔走，我要不停地行动，找总公司的人打听消息，找相关的人物了解情况；向亲朋好友诉说，在一起议论，商讨对策......。否则一旦停下来，我不知道如何度过这每一分、每一秒。
　　深夜，人们都进入了梦乡，我还在灯下翻阅《刑法》、《刑事诉讼法》等法律书藉，还有衣波和别人签定的合同之类资料，理清其中错综复杂的帐目关系，对照法律，想弄清衣波的事有多大，到底有罪无罪。或者写申诉材料，写信，直到脑袋发木，双眼生涩，实在睁不开了，才胡乱倒头而睡。
　　活着太痛苦了。每天一睁开眼睛，我就得想这件事；就得面对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而睡梦中，一样式充满苦涩、灰暗。有人建议，“你好赖也是个副科级干部，应该去见一下佟方宏，直截了当说明情况，表明立场。一个求他对衣波手下留情，另一个也免得他以后迫害你。”我也有这个想法，但我恐怕见了佟书记的面，一下子也说不清楚。我决定写一封信给他。熬了几个夜晚，我给佟方宏写了一封情真意切的长信，企图说明衣波写批评稿的动机，无意中卷进这场风波的前因，还有他的年轻冲动，政治上不成熟，希望佟书记原谅他，挽救他；信中还表明，我对衣波做这一切事都不知情，没有尽到相夫之责等等。我准备直接把信送给他，因为当面讲话，肯定说不了几句，就被打发了；或者因为紧张，表达不清自己的意思。信写好了，我很踌躇，究竟见与不见，心中没底。
　　有人说，佟方宏这人很讲义气，你应该去见一下，否则他会以为你眼中无他；也有人说，佟方宏心胸狭窄，报复心很强，他既然要整衣波，就不会回头的。你去见他，反而让他注意上你，才麻烦呢。还是躲的远远的为好。我拿不定主意，决定征求一下佟方宏身边人的意见。
　　这时有人警告我说，你家电话已被监控了，你不要在家打电话。于是我就到邻居家，给团县委的小戴打了个电话。小戴也是和我一起下乡的女干部，很有头脑。由于她在城郊乡搞了个“蔬菜塑料大棚”样板工程，深得佟方宏的赏识，调回县城当了团县委书记。她对我和衣波也很熟悉。小戴说：“要说佟书记这人有时也很爽快，你可以去见见他。不过这一阵子，他好象不太高兴。这样吧，让我问问他的通讯员小贾，征求一下小贾的意见，咱们再定见与不见。”晚上我又把电话打到小戴家。小戴说：“下午我问了一下，小贾说你暂时还是不去见为好。等以后有机会再说吧。”
　　小贾是佟方宏的通讯员，一天24小时和佟在一起，最了解佟方宏的喜怒哀乐。他的话肯定有道理。于是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这说明佟方宏对衣波事件的态度很坚决？说明佟方宏对衣波非常痛恨恼火？怎么办？我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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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侄女在飞地药城开有一家“风入松书屋”。借书的人不是很多，但还可以维持。衣波出事后，情况立刻大变，各个部门都来找麻烦。管电的胡乱开票，一个月电费竟达100多元，交不起他就要取掉灯箱做抵押；工商、卫生等收费的也找上门来了。为此，我从乡下回来，经常到药城走走，鼓励侄女克服困难，坚持干下去，毕竟投资很多，还交待周围的邻居多多关照她。
　　和书屋相邻有一家药铺，主人当学是个残疾人，两条半截腿一拖一拖，靠两只手走路。但他却会算卦，是个“先儿”，自称是五台山什么学校毕业的，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小媳妇，整天伺候他。他开药铺只是个幌子实际上是以看相算命为主。一段时间里，县城许多当官的都来请他，挂着公、检、法牌照的小车经常停在他门前，接来接去很风光。他也经常吹嘘，认识某某局长，某某书记。
　　百般无奈之际，我想让当学给我也算算，看看衣波的事什么时候能结束。当学装模作样地掐算了一阵，说：“你得破财哩，衣波的事你得花这个数”，他伸出四个指头。“四千？”“对。”我听了窃笑，心想小把式，就说：“如果象你说得这么简单，我愿花两个四千！”末了，当学说：“你心不诚，我不给你算。”听人说他最爱吃酒，看来不拿两瓶酒，他是不会真心给你算的。
　　再一天晚上，我到药城去，给当学掂了两瓶酒。我把衣波的生辰八字告诉他，希望他给好好算算。当学接过酒，神秘地说：“你来里间，我给你说。”我疑疑惑惑地走进里间，他让我坐到床上，自己也磨磨蹭蹭坐到床上，拉我靠近他，再靠近些。我似乎一下子明白这个癞瘫子的用意了，但是不敢大声嚷，因为他媳妇就在外面，还有几个乘凉的人也在坐。这个坏家伙胆子也太大了些，我决定镇定下来，看他给我说些什么。他说：“我给你算了，你家的房子有毛病，你两口子的卧室方向不对，需要我给你摆治摆治。”我望着当学那副丑陋嘴脸，忍着恶心问：“咋样摆治？”“你告诉我，你家住几单元几楼，晚上我去你家，不要告诉任何人，否则不灵。”我决定戏戏这个癞瘫子，说：“我告诉了你地址，你也走不到啊。”“能，能，我叫一辆车送我。”我真想扇他两个耳光，但怕他媳妇听见，于是我压低嗓门，一字一顿地说：“当学，你听着，你敢上我门上，我一刀剁了你！”说完一摔门帘，跑出了药铺。再呆一秒钟，我就要吐了。
　　经风一吹，我一下子清醒了。我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脑袋：我怎么这样糊涂呢，来求这个癞瘫子算卦？他要有这本事，早该把自己治好了，也不当这残疾人了。我感到屈辱和心酸。我成了什么人了？连这些猫儿、狗儿都敢打我的主意？“可怜九月初三夜，不问苍生问鬼神”，我脑海里突然冒出这两句古诗。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生话还得继续下去。每天，大街上的人流依然熙熙攘攘，丝毫没有因为我的不幸而有所改变；每天走在大街上，也没有人去关注我的悲哀，人们照样笑逐颜开，那么我也得继续奔波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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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是暑假期间，婆婆和儿子暂住金三角，我一个人，每天跑来跑去，孤魂野鬼似的，忘记了饥饿和疲劳。有一次，我去找一位熟人，走到东门外桥上，忽然一阵眩晕。一想，原来一天没有吃东西了。我赶忙跑到小吃摊上，吃了一碗豆腐脑，身上才来了劲。有人建议，得从上面找一个有头有脸的人，和老佟关系不错，能说上话的，好好说说，为衣波求求情。但我左思右想，也没有认识这样的人。这天，妹妹把我的事情向中州二舅说了，希望二舅能从上边给找个熟人。在我们小城人的思维中，不管遇上什么麻烦事，从上面找熟人托关系，是必由之路。然而我们的亲友在外面工作的很少，二舅虽然在中州工作生话了几十年，但他是搞技术的，和官场不搭界。如今退休了，带着儿女们办企业。他能找下这方面的熟人吗？
　　毕竟是血浓于水啊。二舅接到妹妹的电话，非常在意。第二天他就打过来电话，告诉我，有一个叫黄志明的金三角客户，经常在他那里搞零件加工。黄志明说他有一个在金三角银行工作的朋友，是中行行长，叫何锋，与佟方宏关系不错，愿意帮忙。记我直接和何锋联系，他会尽力的。
　　我按照二舅提供的号码给何锋打了个电话。对方很热情，说情况黄志明已向他介绍了，我们是铁哥儿们，不必客气。但他和佟方宏也不熟悉。不过，他又给找了一个朋友，是市中行信贷科的苏科长。这个苏科长和佟方宏关系不错。是在佟方宏正背运时，帮过佟的忙。因此两人交情不浅。他已联系好了苏科长，愿意出面帮这个忙。何锋最后说：“你明天来金三角吧，咱们见面再详细谈。”我答应第二天去市里见面，但心情急切，当天下午就坐最后一班车去了金三角。
　　何锋是谁？多大年纪？苏科长又是谁？素昧平生，他们凭什么帮忙呢？我心中没有一点底，我想到金三角后找个人打听一下。然而，当我风尘仆仆赶到金三角时，小姑海娟的脚又被碰伤了。我一个人在飞地孤孤单单，十多天，心想见了婆婆和小姑这些亲人，还能商量，感觉温暖些。谁知一见面，她娘儿俩正抱在一起哭呢。儿子耷拉着小脸，顺顺的坐在一边。一见这情景，我更加心烦意乱。唉，遇到大事，别指望她们为你拿主意。
　　衣波兄妹四人，两个弟弟都在农村；我这边姊妹三个，哥哥和妹妹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双方也没有有权有势的亲戚。出了这事，死活就我一个人来回跑腾，我感到十分累。想来想去，忽然想起衣波有一个姑夫叫佟胜学，是衣波二爷的女婿，在市工商银行工作，人很好。我决定先找他问问。但姑夫家原在桃林，也不知搬过来没有，具体地址都不清楚。第二天一大早，我和婆婆就去市百货楼附近，找在这里卖大枣的美丽姑，这是衣波姑奶家的女儿，她知道胜学姑夫的详细情况。美丽姑说胜学搬过来了，就在工商银行家属楼住，她去过一次。她把我们带到胜学姑夫家，刚好是周六，姑夫正好在家。他对这事很关心，立刻打电话问同行。得知确实有何锋其人，但不是金三角中行的，而是长池县中行的一名副行长。姑夫嘱咐我：“你可以去见一下，看看情况再说。但不要抱太大希望，也不要随便给人钱。”我于是就在姑夫家给何锋联系，约定下午3：00在市中行门口见面。
　　下午2：40，我和婆婆就坐出租车前往市中行。我担心一个人缺乏辨别力，就让婆婆和我一块去。我们在崤山路市中行门口见到了何锋，他是一个30岁左右的年轻人，上穿黑色体恤衫，下穿白色长裤，戴一副眼镜，文质斌斌，给人的印象很朴实，很可靠。何锋对这件朋友托付的事很在意，没有过多的客套，他就带我们去见苏科长。苏科长40来岁，大大咧咧，一看就知道是个豪爽仗义、交游广泛的人。我把衣波结怨佟方宏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告诉苏科长，以及飞地目前的形势、这件事存在的难度。婆婆也在一边做了补充。苏科长很热心，也很慷慨，他谈了他和佟方宏的交情，佟的出处，根有多深等。他是在佟方宏和前妻离婚、仕途上出现麻烦，刚从鄢陵过来，在陕县当副县长时帮过佟的忙。坐着谈话时，苏科长就给飞地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长S，飞地县委副书记、纪检委书记L打了电话，看样子他和这俩人非常熟悉。两位副书记都是金三角人，星期天正好在市内；他还给省委组织部干部处的一位处长打了电话，说这件事。我们一块分析情况，反复磋商，最后决定由苏科长出面，晚上请雷、秦两位副书记一块吃饭，先从他们口中摸清飞地县委内部对这件事的态度，然后对症下药，再去找佟方宏，这样效果会好些。苏科长最后说：“佟方宏在最背运时，我帮过他的忙。这次他要是不给面子，我就让省委组织部的朋友给他打招呼。”临走时，我把带来的2000元交给何锋，让他转交苏科长，作为请人家吃饭的费用。何锋让我回住处，一有消息，他就给我联系。两位朋友很热心，也很有信心，这让我感到一丝多日来从未有过的宽慰。
　　估计何锋、苏科长请人家吃饭，一定很晚才休息。第二天早上，我耐着性子等待，忍着不给他们打电话。约摸9：00多，何锋打来传呼，让我到永兴街十字路口见面。我赶忙坐出租车赶去。何锋告诉我，苏科长昨夜很晚才和S、L联系上，两位一听是这事，均表示有难言之处，不愿赴会。因此当夜请人家吃饭，有点勉强。下周一苏科长要去洛阳出差，随后再找机会。我们商议，让人家帮忙，不能性急，要从长计议。我决定先回飞地，让婆婆和儿子在金三角再住一段时间，等儿子开学时再回飞地。临别时，何锋又说了许多安慰的话。
　　这天我正在乡里，已经夜里11：00多了，忽然接到何锋打来的传呼，汉显：苏科长今天到飞地，请打他的手机，和他联系。
　　镇政府办公室的电话因欠费早已停机，只能接话，不能往外打。只有书记、镇长房间里的电话是畅通无阻的，然而时间已经很晚了，我不愿去打扰他们。于是就赶快到镇政府对面的邮电所门口打磁卡电话，可是怎么也打不通。我急得一身汗，以为号码记错了，跑回去又看了一遍，还是打不通。后来才听说，磁卡电话是打不通手机的。
　　第二天早上6：00多，我还没有起床，苏科长就打来电话，我赶忙到办公室接。他说，昨夜和佟方宏没有联系上，打传呼不回，打手机不接，不知道怎么回事。我赶忙问我乡的头，才得知佟方宏从来不带手机、传呼，都是由他的通讯员掌管。打电话的人必须通报尊姓大名，佟认为必要的才接。我把这情况告诉苏科长，然后说：“我回去一趟吧？你来了，我得招呼你。”苏科长很体谅我，他说：“不用回来了，一百多里，来回折腾啥？我来飞地，有烟草公司的人招呼，每年烟叶收购时，飞地从市中行贷很多款，他们巴结还来不及呢。等我见见老佟再说。”中午11：00，我又打电话问，苏科长说，佟方宏正在乡下视察，他已和佟联系上了，说了几句话。佟方宏说，听公安局说过衣波的事。苏科长准备中午争取和佟方宏在一起吃顿饭，仔细谈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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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到晚上再打电话时，苏科长已回到金三角，他似乎很疲惫，只说：“详细情况让何行长告诉你。”一听这口气，我就猜到飞地之行肯定不理想，心先凉了半截。打电话问，何行长告诉我，苏科长见到了佟方宏，称自己和衣波的舅舅是朋友，说‘衣波年轻冲动，写文章是为调到《长河报》，也不是存心反你。年轻人嘛，给他个教训就行了’。但佟方宏对衣波写文章一事仍很生气，说‘衣波的事，谁也不要管，让法律去管吧’，苏科长还谈到我现在还在乡下，处境很艰难。佟对此表示同情等。我和何锋又分析了一阵子，认为苏科长是个热心人，也很要面子。他本想帮忙这件事，但佟方宏不给面子，话不投机；他不好意思说，咱们就不要再追问了。
　　但何锋并没有放弃帮忙。9月中旬，又一个周末，我再次来到金三角，带了些木耳、香菇之类。心想他们热心帮忙，自己不能一点心意都不表。但何锋连声埋怨，不该带东西，又打电话把苏科长叫来商量。决定由苏科长出面做东，晚上请雷、曲两位县领导一块坐坐，在席间仔细询问一下情况，说不定这两位就能帮忙呢。在我是否出面的问题上，三人商议很久，最后决定我不出面，以免他们存有警惕，该说的也不说了。我就回到兴龙处，等候消息。
　　晚上11：00多，宴会结束了，何锋打电话让我到永兴街见面。我和衣波的好友兴龙一块去了。何锋告诉我，没有请到雷，曲书记一家人去了，席间气氛很好，曲书记谈了不少。但他似乎对衣波不满，并且口气很强硬，说：抓衣波是县委常委会上研究的，交待公安局，证据一定要搞扎实。衣波和新闻界有广泛的联系，弄不住他，将来要麻烦的。还说，衣波的文章写得确实不错，在飞地小有名气；还说，他两口子都是写文章的，两人就是通过写诗谈上的，等等。最后他表示，“这件事等放凉了，老板的气消消再说，也不要让他媳妇乱跑了，事情最终还得在飞地解决。”
　　听了这一席话，我的心又一沉。佟方宏对衣波的憎恨是肯定无疑了，但若飞地县委其他领导都是这态度，那就麻烦了。特别是这个曲书记，主管政法，和佟方宏关系又好，在佟跟前说话有一定份量。最后何锋转达苏科长的建议，让我第二天一早，到曲家去一趟，作为当事人，详细谈谈情况，力争取得曲的谅解，并请他在佟方宏面前抽抽火。完了，何锋还把我们带到L住的地方，仔细给我们指点，某栋某单元某号。
　　第二天一早，兴龙就和我一起去了。兴龙在楼下等，我上去敲门。开门的是曲的妻子，非常不巧，曲刚刚去飞地。“刚走，有十来分钟。”说是一名副市长去飞地看烟叶，曲是县烟叶生产指挥长，就赶着陪去了。无奈，我和曲妻谈了一会儿。我们先拉了一会家常。但谈到正题，曲妻很谨慎，似乎什么都不知道。但谈着谈着，就透露出一些信息，大概是他们夫妻在一起议论的话。衣波事件，也算是飞地发生的一大新闻，丈夫回到家里，岂有不谈论之理？妻子的话，往往就是丈夫的意思。她问我，“小孩多大了？”我说，“九岁了。”她说，“那还差不多。我们楼上一位经济犯罪，判了十二年，小孩才半岁，媳妇可怜死了。”又说，“别想得那么乐观，现在新刑法对经济犯罪很严，要有思想准备。”我极力说明，衣波无罪，他是因为得罪了佟书记才被抓的。曲妻说，“佟书记这人可好啦，每次回到金三角，都要问候一下，早早晚晚都要打个招呼。”我说，“佟书记人不错，但在衣波这件事上有误会。”1999年的佟方宏，和他的伙计班里的一些人，还处在“蜜月期”，他们当然认为他不错。但两年后，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他逐渐成了一个“独夫”。这是后话。曲妻最后说：“这事最终还得在飞地解决，新闻界插手，只能让事情更麻烦。”她还举出1997年飞地县公安局獐子坪派出所所长“逼死民女”一事，说本来事不大，但报纸上一登，所长就被判了八年。最后这些话，已经非常在行了。但我在心里窃笑，衣波和獐子坪的事，性质刚好相反。獐子坪的事是新闻界要捅，飞地县要捂。捂不住了，才判了刑；而衣波的事，佟方宏只怕是最怕新闻界插手吧。
　　和曲妻的一番交谈，让我感到沉重，同时也看到一线希望。这至少探明L等人对这件事的态度：一、等放凉了再说；二、不要把事情弄大；三、还是在飞地解决吧。
　　这也许是很正确的处理问题的游戏规则吧？即使把衣波关上几个月，我们都能接受，“穷不和富斗，民不和官斗”，自古以来都是一样。可惜佟方宏不是曲，他要把事情弄大，弄到不可收拾。
　　回到飞地，我去找了两次曲书记，但都没见着，我也慢慢失去了信心。事实上，当时谁也劝不了佟方宏，底牌只在他一个人手里。
　　苏科长这次请客花了700多元。后来何锋多次打电话，让我去取剩下的钱。我一直不愿意去取。直到第二年春，衣波案上诉期间，他又打电话催，我才去取回这些钱救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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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场由二舅介绍何锋行长，又牵出苏科长说情一事，就此告结束。何锋、苏科长他们都尽力了。他们和我们素昧平生，不收我们一分礼，不为得到什么好处，纯粹是路见不平，尽朋友之义。在那段艰难的日子里，给了我很大的安慰。我想当年共产党闹革命时，遇到被敌人抓捕坐牢，地下党组织营救，肯定也是采取多种方式吧？找国民党上层人物说情，通过各种关系，用金钱贿赂，买通看守人员等，当然也采取劫狱等武装营救的办法，但那样毕竟代价太大，一般不用。通过人情关系说和，自然曲里拐弯。我如今打捞丈夫，不也是这样曲曲折折吗？历史的发展是错综复杂的，每一件事的每一个过程也是千头万绪，纵横交错，哪能长驱直入，一路顺风呢？
　　大约在10月中旬，胜学姑夫为了衣波的事专程来飞地。他和飞地工商行的杨行长关系甚好，而杨行长又和飞地县刘检察长的关系不错，他想通过杨行长的关系，在检察院阻挡一下。那天姑夫带我到杨行长办公室，送给杨一份“事实真相”材料。为了衣波，从不求人的姑夫，恭敬地对杨说着话，那种巴巴的表情，着实让我感动。随后杨行长到检察院和刘万说了以后，告诉姑夫说，看来检察院这一关是阻挡不住了，咱们到法院再做工作吧。
　　县志办主任啸天是飞地的文化名人，和历任县委书记关系都不错。佟方宏来了以后，到处树碑立传，附庸风雅，自然也少不了用啸天。啸天赏识衣波的能力，亲自向佟方宏要人。衣波借调到县志办不到一个月即被抓起来，啸天心里也不好受。一次，他趁佟方宏兴致正好时，提起衣波一事。说，“整衣波，让飞地的文化人颜面扫地，希望佟书记手下留情。”谁知佟方宏脸色立刻大变，生硬地对啸天说：“衣波的事，你不要管，我也不管，让法律去管吧。”给啸天弄个大难看。从此，托人说情这条路算是堵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