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祸从天降

　　　　　　　　　　　　　　　　　　　　
　　内容提要：
　　“梆、梆、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开了门，进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门口还站着一个，我都不认识。进来的那个小个子，眯眯眼，问，“衣波呢？我是公安局的李俊，想找衣波问点事。他人呢？”

　　我糊糊涂涂签了字，李俊让我到另一个房间去取衣波的东西，我跟过去追问：“什么叫挪用扶贫款？咱们飞地县不都是用房产证抵押贷款搞项目吗？都是这样贷，都是这样用，怎么叫挪用了？”李俊悄声说，“这是领导安排的。”
　　　　　　　　　　　　　　　　　　　　　　　　　　　　
总公司的老金打电话告诉我：“苏醒呀，听说刚才公安局是去取最后一份证据的，证据一到手，马上就要逮捕衣波的，你赶快想办法，到检察院找人挡一下。”老金的声音很急切，我更听的心惊肉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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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年8月6日，一个极其平常的日子。我在乡里忙了十多天之后，请假回到县城。正是暑假期间，婆母回桃林老家了，儿子由丈夫带着。已经是中午12：00了，丈夫还没有回来。家里十分凌乱，客厅的地板上堆着凉席、枕头，沙发上扔着衣服、书报，乱七八糟的，一片狼藉。儿子一个人窝在沙发上看电视。我问，“你爸怎么还没有下班呢？”儿子说，“我爸刚才打来电话，说有事回来晚，一会儿给我捎些凉皮、麻辣面吃。”我说，“我不在家，他也不按时回来给你做饭。只知道给你买凉皮、麻辣面，不怕把你肚子吃坏了？把你交给他，我一点儿也不放心。”望着儿子黄瘦的面孔，蜷曲的头发，我心中一阵酸楚。我边埋怨边快速整理房间，并赶快打开火门，凑合着做了一顿简单的午饭。这时，丈夫才摇头晃脑，哼着小曲回来了，左胳肢窝夹着一筒健力宝，右手掂着一瓶啤酒。我没好气地说：“你看都啥时候了？才回来？你想把我儿子饿死呀？我再三嘱咐，你怎么还是这样呢？”他笑着点头陪罪：“对不起，对不起。有两个乡下妇女让我给她们写诉状，半路上拦住我，耽搁了一会儿。乡下人怪可怜的，你看她们为了感谢我，一个送我一瓶啤酒，一个送我一筒健力宝。”我说，“快吃饭吧，总爱管那么多闲事，咱们自己的事还管不过来呢。这段时间母亲回去了，你把儿子给我管好，也让我少操些心。”说着一家人开始吃饭。饭间，我谈起刚才在路上遇到的惊险。今天，我和吴乡长，还有县农行信贷科科长一起坐乡里的“桑塔纳”回城。临走时到村里看香菇，刚好有一村民逮了一条蛇。乡书记多事，让村民把这条蛇给科长捎回去吃。科长怕蛇坚辞不要，但书记好心非让他捎。于是只好用化肥袋子装好搁在车后座。一路上几个人都昏昏欲睡，谁知车快到县城时，那条蛇不知怎么忽然从扎紧的口袋里钻出来，伸长脖子，差点爬到我的肩膀上。还是吴乡长看见了，司机一个紧刹车把我惊醒，我吓坏了。我、司机小苗、科长、吴乡长都惊慌失措，谁也不敢上前。最后还是吴乡长大着胆子，颤抖着，用手捏住蛇信子，又把它装进口袋里。好惊险啊！丈夫衣波也谈起最近县里大搞小集镇建设，把群众逼得鸡飞狗上墙，由此也引发了许多“民告官”的故事，刚才那两位半路上拦住他的妇女就是因为此事而上访的。
　　　　衣波匆匆扒拉完一碗饭，放下碗筷，又要出门。我说，“你怎么啦？刚回来又要出去？现在还不到上班时间呢，你急着干啥？”他说，“我得赶快去邮电局取两份报纸。昨天的《长河报》登有我一篇文章，今天的《金三角报》又发了我一篇稿子。我半个小时就回来了。”说完做个鬼脸就出去了。收拾完碗筷，儿子让我陪他下军棋。
“梆、梆、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我开了门，进来一个陌生的年轻人，门口还站着一个，我都不认识。进来的那个小个子，眯眯眼，问，“衣波呢？我是公安局的李俊，想找衣波问点事。他人呢？”我说，“他刚出去，你找他有啥事？”李俊又问，“他有传呼吗？多少号？”我说有，告诉了他号码，他就进到里屋打起了传呼。我又问站在门口的那位，“你是那个单位的？”他说，“地税局的，找衣波问点事。”说着却不肯进屋。只听里面李俊在电话里说：“衣波，我是李俊呀，想找你问点事，你现在在哪里？”衣波在电话那头说，“我在县政府对面的复印部复印材料，有事马上到县政府二楼我的办公室见。”衣波这时已被借调到县志办上班，办公地点就在政府二楼。送他们出门时，我才发现外面楼梯口还站着一位。三个人走了，我有点不放心，后悔刚才不该告诉他们号码。据说，公安局找谁，准没有好事。但看李俊说话的口气，和衣波挺熟的，好象打过交道。我赶忙给衣波打了一个电话，问他，“公安局人找你，有啥事？我看他们三个人匆匆忙忙的。”衣波大不咧咧地回答，“肯定还是问那张假房产证的事。你放心，我没事。”接下来，我心神不定地又陪儿子下了一会军棋，哄他午睡去了。
过了一个小时，我不放心，又打传呼询问。衣波回电说，“我现在在公安局。李俊他们都认识你，说上次去大阳玩，还见过你呢。他们还读过你写的诗，很欣赏。”我问，“他们问你啥 事，为什么现在还不问？”他说，“人家说等李股长来了再问。肯定还是那张房产证的事，你放心，没啥事。”他依然还是满不在乎的样子。
我心神不定地在家里来回转悠，收拾着杂务，等他回来。忽然电话铃骤然响起，是衣波急促的声音：“苏醒，你赶快把床下那份《长河报》内参找着销毁，还有那些新闻稿都收拾起，其它事随后再说。有事找乙丁。”说完“咔嚓”放下了电话。我马上意识到：出事了。立刻惊出一身汗。我赶快掀起钢丝海绵床垫，心急火燎地在一大堆纸里乱翻，找那份《长河报》内参。床垫子很沉，我不知哪来那么大力气，用左肩把床垫扛起，把一大堆报纸、底稿全挖出来。我急切地翻来翻去，终于找到了那份不起眼的内参复印件。我匆匆忙忙把它团成一蛋，思索着想找个安全的地方。想来想去，我决定下楼把它扔进公共厕所。
正午的阳光直射着，楼道里一片静谧，只有楼前的两棵泡桐树的叶儿在晃悠。我四下里瞅瞅无人，就装作方便的样子蹲着，又急切地展开那份内参，匆匆地浏览了一遍。那是衣波和《长河报》记者乙丁合写的关于佟关镇强迫群众扒房盖楼的事，题目是：“房子照样扒，楼层照样加——佟关镇对待舆论监督置若罔闻”，下面标明主送牛爱民、李克强等12位省领导。我曾听衣波讲，他们写的文章上了7月26日的《长河报》内参，总共才印了15份，乙丁给了他一份复印件。我当时没在意，也不感兴趣。对于衣波这段时间接二连三在《长河报》发表文章，我是持反对态度的。我感到县里气候很不正常，佟方宏这个县委书记和历任县委书记都不一样，事情还不知朝哪个方向走，所以不论是表扬稿还是批评稿，都以不写为佳。但衣波脾气很倔，看不惯的事总想说。我劝不下，加上乡里工作很忙，也顾不上管，就采取眼不见心不乱的办法。没想到，果然就惹祸了，并且来得这么快。我把这份内参又团成一蛋，扔进茅坑，眼看它沉下去，才匆匆离开。回到家里，又赶忙翻箱倒柜，把床底下、纸箱里、抽屉里齐翻了一遍，把那些我认为带有危险性的文章底稿、报纸剪贴，还有衣波的几本日记本，用塑料袋装起，放进阳台上的烂鞋堆里。然后又不放心，又拿下楼埋在厕所旁的一大堆树叶里。过了一会儿，我又怕被人发现了，又赶忙取回。准备等天黑下来，让妹夫骑摩托车来把它带走。
家里的材料一时也收拾不净，衣波也太大意了，床底下，抽屉里到处都是别人的告状材料，打官司的文书，还有采访笔记，按有指印的证人证言等。我怕公安局的人来搜查，就打电话让邻居小康过来一下。我简单把情况向小康说了一下，四下瞅瞅无人，就让他把几个纸箱搬到他家。小康无官无职，也不怕这些，而楼上楼下这几户带“官”字的人家，都不敢惊动。
收拾完这些，我又给衣波打了几个传呼，但都没有回音。我的心一阵阵下沉，一时六神无主。我想找人问问，也不知道该找谁。忽然想起以前认识的公安局的李建成，他交际广泛，信息灵通，我曾戏称他“警犬”。我赶忙找着“警犬”的手机号打了过去。他说，“这一段时间一直在下面跑，不知道局里有啥情况。听你说的情况应该是经保股管的。若是张主任在天黑前能回来，说明没啥事；若是张主任晚上回不来，事情就麻烦了。”他一口一个“张主任”，是指衣波在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时曾任办公室副主任。我说，“去你的吧，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有心思开玩笑？什么张主任！你帮我打听一下。”随后，我又从电话号码簿上查到李俊、经保股股长李小明的家电号码一一打过去。李俊父亲接住电话说：“李俊不在家，李股长让他1：30就到局里去了，说有急事。”李小明妻子说：“他2：00就出去了，说局里有急事。”两个电话一印证，我明白了，公安局抓衣波，这是预谋好的。李俊和李小明都为这个“急事”，中午不休息，不到上班时间就去局里。
我隐隐约约意识到，抓衣波与他写文章有关，但他们以什么名义呢？眼看天黑下来了，衣波还是不见影，我也无心做饭，又打电话问“警犬”。他说，“你直接到公安局三楼经保股去问，看他们是怎么回事，然后再说。”
　　晚上7：00，我拉着孩子的手向公安局走去。街上乘凉的人们川流不息，我无心和人们打招呼，沿着休闲路一路小跑向位于县城西关的公安局走去。楼上黑灯瞎火的，早没有一个人影了。我带着孩子转遍了三楼和四楼，也没有见着一个人。没有办法，只好离去。在公安局一楼楼梯口，迎面碰见中午到我家去的李俊一行，看样子他们刚吃过饭，边走边抹着油乎乎的嘴。我急切地问：“人呢？你们把人弄到哪儿去了？”李俊说，“走，到楼上再说。”我狐疑不解地随他们上到三楼经保股办公室。李俊说，“人送到湾子（看守所）了，你一会儿给他送个被子。本来不让告诉你，但你来了，干脆给你说了吧。”说着拿出一张“被拘留人员通知书”，让我签字。上面写着“挪用特定款物、贷款诈骗”，我的头都大了，也不知事情有多严重。我问，“他怎么了？你们为什么抓他？”李俊说，“是这样，他挪用扶贫款，贷款30万，挪用了19万。”我糊糊涂涂签了字，李俊让我到另一个房间去取衣波的东西，我跟过去追问：“什么叫挪用扶贫款？咱们飞地县不都是用房产证抵押贷款搞项目吗？都是这样贷，都是这样用，怎么叫挪用了？”李俊悄声说，“这是领导安排的。”我又问，“事情大不大？”李俊说，“现在的事，你还不知道？说你有事就有事，说你没事就没事。”他把衣波的传呼机、一串钥匙，还有一个号码本交给我。
我心里一团乱麻，跟他们这些小喽啰也问不清，我拉着孩子的手，不知怎么走出公安局。我强自镇定，先让孩子到北街吃点饭再说。我要了一碗拉条，等不得孩子吃完，就到对面小卖部给亲家春生打了个电话。
回到家里，妹夫骑着摩托车来了，我让他把材料带走，然后就匆匆收拾，找了一条薄被子，一个枕头，还有一张凉席。于心慌意乱中，我还想给衣波交待几句，就找了一支圆珠笔，在被头的白被里上写到“冷静思考，认真对待”，又从抽屉里取出150元钱，塞进袜筒里。做完这些，春生已骑着摩托车在楼下等我了。我坐在春生的摩托车后面，抱着一大包被物直奔看守所，时间已是晚上10：00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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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所是个神秘的所在，以前我只知道它是关押犯人的地方，虽然多次坐车路过这里，但只能看见门口的牌子和站岗的武警，从来也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们会和它发生联系。我和春生在第一排房子的第一间见到据说是所长的张立。房间里电扇呼呼作响，所长张立已睡得二二乎乎。春生和所长认识，他对张立说，“今天刚进来的衣波是我亲家，人是个好人，得罪县领导了，希望你多关照。他媳妇在乡下工作，今天刚回来，给他送些被物，你给他送进去。”我们放下东西，我把150元交给他，张立也没有多说什么，只说“没事，你放心。”后来他把150元全部换成饭票交给了衣波。
回到家里，我彻夜难眠，一个电话接着一个电话打，询问衣波单位的经理陆建民，询问县志办主任啸天，还有和衣波有关的所有人。公司经理陆建民　告诉我，前一段时间，县委佟方宏书记找他，让他管住自己的人，衣波要是再写文章，就撤他的经理职务。前天他还提醒衣波，让衣波注意。衣波也表示，不写了，再写就连累你陆经理了。现在怎么突然把他抓起来了？怪不得这两天公安局的人把他叫去询问，总公司的贷款指标都放给谁了，还把总公司的会议记录、有关帐册全部拿走。公安局的人很凶，他也不敢多问，只得奉命出示。县志办主任啸天也谈了近段时间发生的事。他说，县里怀疑佟关的那篇文章是衣波所为，佟关镇党委书记刘耀武还找过他，让他问过衣波，衣波说不是自己写的。他还给刘耀武解释，衣波最近一直在县志办上班，没有时间去采访。他还在两人中间调停，希望在一起坐坐，吃顿饭，消除前嫌。昨天公安局人找衣波时，衣波还把他叫去，交给他几张《长河报》，这以后的事情就不知道了。他说，他和公安局李小明有点亲戚，让他打听打听情况再说。
　　这一夜，我一眼没合。脑子过电影般把近来发生的事情想了一遍，前后一联系，越觉得问题严重。7月23日，我从乡里刚回到家，衣波就告诉我，他在总公司贷款搞药材基地的事出了点麻烦。农行职工马卫民帮忙借的3张房产证中，有一张佟　全敬的房产证，是西关人李清伙同别人从房管所偷出来的。公安局最近破获了李清一伙“26份房产证不翼而飞”案，要追回这张房产证所贷的款。现在地税局里关了很多人，都跟假房产证贷款有关，总公司的吴一生也被叫去了。公安局打电话叫过衣波，他准备把假房产证贷的款退掉。但朋友告诉他，公安局坏家伙多，你一去他们就不让你回来了。衣波让我给在公安局工作的表哥联系一下，让表哥陪他去。我回家时兴冲冲的，刚到家就碰上这烦心事，真扫兴。但也没办法，我只得给表哥打了个电话，说明情况。第二天在表哥的陪同下，衣波到地税局给办案的公安局经保股陆军交了那张假房产证所贷的2·2万元。看在表哥的面子上，公安局没有难为衣波。这件事总算交割清楚。现在怎么又出了个“挪用特定款物罪”？
我还想起，衣波是7月2日经佟方宏批示，被借调到县志办上班的。当时。县志办主任啸天要求借调包括衣波在内的三个人，佟很顺利地在表上签了字。衣波还很高兴地让我看佟方宏的签字，后来还以中共飞地县委的名义下发了文件，任命衣波为县志办副总编辑。在这之前，衣波在佟关、道口　、城郊三个乡所搞的中药材基地也初具规模，有药农管理着，药苗长势良好。至于他当初贷款的数目，我就不很清楚了，据说是10万，现在却成了30万。在他借调到县志办的前后，他又和原来的老朋友、《长河报》记者乙丁打的火热。乙丁看上衣波的能力，想让他跟上自己干。他说，《长河报》要扩编，你先好好写一些文章，将来到《长河报》来干。于是从5月底开始，衣波就接二连三地写了10多篇稿子，经乙丁修改后，一一上了《长河报》。文章有时署乙丁和衣波两人的名字，有时署乙丁一人的名字。有表扬稿，也有比较尖锐的批评文章。这样，也替乙丁完成了一些任务，减轻了负担。
衣波曾漏七漏八地告诉我，他夜里租车到佟关调查镇政府逼民扒房的惊险经历。晚上9：00去，询问完当事人，作完笔记、证言，半夜2：00回城，第二天一早又按时上班，神不知鬼不觉的。还说，乙丁表扬他，进步很快。说自己到《长河报》几年了，还没有一篇稿子能上内参，而衣波刚写新闻，就抓了一个焦点，给他争光不少；还鼓励衣波再接再励，多写几篇重头稿，时机一到，就进《长河报》。衣波这些年在飞地，一直不得志，所以这些话很合他的意。我当时听了这些，心头掠过一丝不祥的念头。佟方宏在飞地一手遮天，专横霸道。你写他的批评文章，不是老虎头上拔毛吗？但衣波说，没事，我写的都是事实，况且我不署自己的名。我说，你不署自己的名字，人家就不知道了？佟方宏到处都有耳目，你那点小花招，只不过是小孩子的把戏，掩耳盗铃罢了。但衣波头脑发热，听不进劝。现在这一切都应验了。我后悔没有多管管他，现在是说什么都晚了。
夜深了，我还在灯下翻阅衣波的贷款合同，他和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还有他和农户之间签订的合作种植中药材的协议，往来账目等材料。这些我以前都不知道，事到临头，我才从纸箱里翻出，一一浏览，心中对他做过的事有个大概的了解。但我不懂法律，不知道这是否是犯罪，心里一点底也没有。
　　第二天天刚亮，我就去找春生。春生在县文化局上班，他熟人多，头脑活络，遇到什么事，我总是先找他。我们商量怎么办，怎么救衣波。商量来商量去，也没有什么好办法。春生说，“衣波是因为和乙丁合伙写文章出事的，我看得先找乙丁，看他有什么办法。再一个，我和公安局的李俊原来是邻居，他办衣波的案子，最了解底细。我想过不了今天，李俊会主动向我说起的。你先给乙丁打个电话，让他出面和县委交涉一下。随后咱们再联系。”
　　我给乙丁打了个电话，详细叙述了衣波被抓的情况。他也是刚刚得到消息，说飞地县委宣传部张部长通过市委宣传部的一名副部长请他吃饭，在酒席上告诉他，衣波被县公安局拘留了，事情很严重，这次恐怕要判个三、四年。张说这番话的目的是观察他的态度，暗示他不要多管闲事。乙丁听后，很生气，对他说，“衣波是《长河报》的通讯员，他若是因为经济犯罪被刑事拘留，那是他自作自受，我们管不着；若是有人借机打击报复，我们《长河报》将保留关注的权力。”说完拂袖而去。此刻，他正和《长河报》群工部部长胡任在桃林采访，下午能赶到飞地。
　　接着，我又给婆母打了个电话，尽量轻描淡写地说，如果老家不是太忙，希望她早点来。我在乡里很忙，衣波又不会做家务，管不好孩子。我怕吓着婆母，没敢给她讲实情。衣波出了事，我心乱如麻，根本顾不上照顾儿子。婆母来了，可以助我一臂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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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5：00，乙丁和胡任来了。由于风声很紧，我们在一个旅馆里见了一面，互相交流分析了一下情况。乙丁说，他的处境也不妙，市委主要领导通过市委宣传部给他施加压力，让他不要再写批评报道；一些所谓的朋友，也以关心的口气给他传话，不要多管闲事；还有人给他打匿名电话，说，你乙丁虽然是《长河报》的记者，但你的家却是在金三角的。那意思很明白了。是的，《长河报》虽然影响很大，但在金三角，他却是单兵做战啊，还要受市委、市政府的领导。佟方宏又是市委书记的红人，这一切都是有联系的。胡任分析说，从衣波贷款和搞药材的行为看，算不上犯罪。既使有问题也只能是经济合同纠分。初步可以断定，是县委书记搞打击报复。但人家没有从写文章方面找茬，咱们一时还不好插手。他让我写个情况反映，带回去给报社。我当时心乱手抖，加上原始资料都让妹夫抱走了，一时也写不成。眼看天黑了，他们还要赶回金三角。临走时，乙丁给我留下300元，并嘱咐我，情况很复杂，等等看看再说。胡任给我留下联系电话，让我随时把情况告诉他。
　　8月8日，是个星期天，一早我收拾了一大包衣物，准备给衣波送去。但这天看守所不上班，值班的武警不让我进门。回到家里，我正在纳闷，公安局的李俊、陆军一群人来了。他们说，衣波交待家里有一些合同书，能证明他贷的30万元都用到哪儿去了，这些对证明衣波无罪很有用，希望提供出来。看见李俊他们，我心里象吃了蝇子一般；但一听说，家里的材料能证明衣波无罪，就一股脑儿搬出来，供他们挑选。在林业局楼下复印这些材料时，我还主动要求出钱，但李俊他们把钱掏了。我心中存有一丝幻想，这些证据证明了衣波无罪，他们也许就会放人的。取走这些证据，李俊他们要去看守所，我让他们把鞋和衣服给衣波捎去。李俊还要看衣波写的《饥饿年代》，并对我说，“衣波是个英雄哪！”我不知这句话是褒是贬，没好气地说，“他是个什么英雄？傻瓜蛋一个！平时劝他不听，惹下祸自己受吧。”
　　衣波被抓的消息很快在社会上传开，陆续有人前来看望、慰问。他们又带来各种传闻、信息，让我应接不暇，无所适从。有人建议，得找陆建民　经理，他毕竟是单位一把手。他要站出来说话，县委书记还是听的。8月9日一大早，我就去总公司找陆建民　。我们谈得很投机，他让我把家里的合同书给他送一些，他准备拿上这去找佟书记。我们正说着，公安局打电话，要来总公司找一份文件。陆建民　让我赶快离开，说碰见公安局的人不美。我告辞出来，公安局的车已停在总公司的楼下了。快12：00的时候，总公司的老金打电话告诉我：“苏醒呀，听说刚才公安局是去取最后一份证据的，证据一到手，马上就要逮捕衣波的，你赶快想办法，到检察院找人挡一下。”老金的声音很急切，我更听的心惊肉跳。我虽然不懂法律，但也清楚逮捕比刑拘要严重得多。找检察院谁呢？情急之中，我忽然想起我单位的孙镇长曾在检察院干过，我赶忙打电话到单位，让孙镇长给我找个熟人。衣波被抓的消息，我当天就告诉了单位领导，因此书记、镇长都知道是咋回事。孙镇长让我下午2：00上班时，到检察院找着他妻子小丽，让小丽带我去批捕科问问。我心里着急，不到2：00就骑上自行车去了。到检察院找着小丽，她带我到批捕科找人。批捕科只有一个叫赵军　的在，其余人都不在。我把情况简单向赵军　介绍了一下，询问检察院是啥态度。赵军　说，“我不知道，案子还没有送过来吧。我也在林业局工作过，和衣波很熟。公安局若是送过来，我们会严格把关的。没有罪就不能逮捕。”
　　赵军　是一般干部，他大概不清楚内幕。事实上，这时检察院已下达了逮捕令，找谁也没用。不论是事实还是法律，谁也抗不过县委书记佟方宏。事后得知，8月9日下午17：00，就在我去检察院问过之后两个小时，在飞地县看守所，公安局已经向衣波宣读了逮捕令。

　　　　　　　　　　　　　　　　　　　　　　　　　　　　　　 4
　　外面，风声越来越紧。有人告诉我，你家电话已被监控了，你不要在家里打电话；还有人告诫春生，不要和衣波家来往，不要参与他的事，否则对你不利；楼上在计生委工作的杨姐告诉我，佟方宏到计生委讲话，敲打那些写文章的人。说，“有些人就是爱写个稿子啊，说三道四的，这样对自己不利啊。还有人爱给别人写个状子，写状子是法律事务所的事嘛。我提醒这些人注意啊，否则是要吃亏的。”因为计生委有个年轻人，也爱写稿，经常在报上发文章，还替群众写过上诉材料。佟方宏这是在警告所有的文人啊，他整衣波也是杀鸡给猴看。你们谁敢非议我，就是衣波的下场！他要得就是这种效果。
　　从亲友处反馈来的信息更让人丧气。春生说，他这几天一直给李俊联系，但李俊一直躲着他。明明在家里，但就是不接电话。县志办主任啸天打电话说，“苏醒啊，听公安局人透露，这次要给衣波判三、四年刑哩。你赶紧想办法，找人说说情，争取判个缓刑，这样还能保住一份公职，否则一切都完了。”听了这话，我心里还不以为然呢。心想，没有罪，我看你如何给衣波判三、四年？晚上我不敢在家里打电话，就跑到10里外的妹妹家，给乙丁、胡任，还有中州的张赞昆老师通报了情况，还给总公司的老金、老常、红梅、老张等人打电话了解总公司的动向。令我吃惊的是，我前脚刚到妹妹家，县委宣传部的王翔　副部长就赶到了。莫非佟方宏派人跟踪我来了？我匆匆忙忙打了电话，就赶快溜了。后来得知是虚惊一场，王翔　是偶然和朋友来这里玩的。我成了惊弓之鸟了。但王翔　对妹妹说的话，更让人心惊：“人家早都想收拾衣波了，他还觉不着。这次要是找不出他的事，就要寻他媳子的事。”妹妹问：“他寻我姐啥事？我姐辛辛苦苦在乡下干，他能寻上啥事？”王翔　说，“唉，谁让他们是一家呢？”
　　情况越来越糟。8月10日上午，我在家里正和衣波的几位同事分析形势，商议对策，忽然公安局李俊打来电话，让我过去一下。我骑车立马赶到公安局，原来李俊是让我来领取“被捕人员通知书”的，同时告诉我，衣波让我为他请一个律师。我的愤怒可想而知，血一个劲向上冲，头有点晕，走路摇摇晃晃。我要找谁问个明白！我不知哪来那么大的勇气，迎面拦住公安局局长张中行，我问，“张局长，你们逮捕衣波是怎么回事？他犯了什么罪？”张中行正和一名客人并排行走在楼道上，不防备有人突然挡驾，稍微楞了一下，说：“这件事我不清楚。”我反问：“逮捕一个人，这么大的事，你当局长的，能不知道？”他说：“有主管局长哩，人家可以给我汇报，也可以不给我汇报。”事实上，张中行两个月后就调走了，他当时肯定不愿意沾手这件事。佟方宏插手公安直到股（室）级，有什么事直接密谋给李小明就行了。我见问不出什么，就直接去找李小明了。此前我并不认识这个李小明，只是听衣波说过李股长怎么怎么，后来才得知他是佟方宏的红人，承办衣波案的主谋和干将。他在把衣波抓捕归案之后不到两个月，即由经保股股长荣升为公安局副局长了。经人指点，我径直来到二楼李小明的办公室，刚好他在。我劈头问道：“你是李股长吧？我来问问你，衣波犯了啥罪？你们逮捕他？”李小明正和另一位同志在说什么，见我问，他慢条斯理地回答：“是这样，县中药材集团总公司申请得到一笔200万元的扶贫贷款，公司除了给涧口、徐家等乡镇58万元以外，其余全部给了单位职工和社会上一些闲杂人员；衣波作为总公司班子成员，贷款30万，他没有把这笔款用于贫困户发展中药材，而是自己拿去搞经营，杂支，还借给别人，犯了挪用特定款物罪。”我这时还不清楚衣波的行为算不算犯罪，只是觉得李小明的回答有点别扭。就又问：“衣波和总公司签有承包合同，合同还经过公证，并且贷款不止他一个，他又不是总经理，为什么单抓他一人？”李小明说：“我们正在侦查，牵扯到谁追究谁。”我想起拘留证上有而逮捕证上无的那条“贷款诈骗”罪，又问：“那么贷款诈骗一事，排除了没有？”李回答：“没有排除。”“是案子没有结，没有排除，还是牵扯衣波没有排除？”李小明闪烁其辞，说：“这个案子很复杂，牵扯偷盗、诈骗、挪用、渎职，需要并案处理。我现在只能告诉你案由，其余的不能告诉你。”我又问：“你们把他逮捕起来怎么办？”“目前还由公安局侦查预审。”“预审多长时间？”“不超过两个月。”“然后呢？”“然后移交检察院审查起诉。”“审查起诉需要多长时间？”“最长不超过一个半月。”“好了，你们的目的达到了。”我想，这就是说，衣波既使无罪，他们也可以关他三个半月！刹刹他的坛气，显显佟方宏的威风。这也许就是老佟要的效果。现在想来，我当时真是太天真了。因为这天真，我的思维就停止在这三个半月上，没有往下想，也没有往下再问。我只是想，这三个半月可怎么熬呢？谁知后来，我们竟熬了整整两年！这两年里，衣波的案子按照《刑事诉讼法》里规定的程序，一步不少地走下来；公检法一步一步教导我，什么叫侦查预审，什么叫审查起诉，什么叫一审二审，还有再一审，再二审，什么叫审判监督程序，还有向高院请示，各各阶段多长时间等，讼累之苦，切肤之痛，比上四年政法大学印象深刻多了。和李小明也谈不出什么，我心乱如麻，强自镇定，最后对他说：“我也是国家干部，虽然不懂法，但也明白法不容情。衣波18岁从洛阳林校毕业分配到飞地，辛辛苦苦干了一十八年，踏遍青山，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如今却落得这样的下场。我只希望你李股长实事求是，公正办案。”说到“辛辛苦苦一十八年”，我忍不住哭起来，旁边那位同志赶忙劝我。记不得李小明嘟囔了一句什么，我扭头走出公安局。对于这样铁石心肠，用别人鲜血染红自己顶戴的人，我还想用泪水打动他，让他实事求是，想来真是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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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刑拘”到“逮捕”，三天时间，他们的办事效率也太高了。联系到这些天，我阅读《刑事诉讼法》上关于“刑拘”与“逮捕”的不同条件，我的心愤怒异常，满腔的怒火似乎要爆炸了。出了公安局，我把自行车骑得飞快，从人群中穿过，似乎不需要脑子指挥。西关到东城，我一路狂奔一直到中药材集团总公司楼下。我要去找陆建民　，他是总经理，衣波单位的领导，是他决策把扶贫款放给衣波的，还收了高额管理费，如今又合谋把衣波抓起来。想起总公司有人告诉我，“他把药下得太重了”这句话，我就愈加愤怒。我当然不相信是陆建民　陷害衣波的，但最起码他在中间没有起好作用。在公安局大兵压境展开调查时，他没有勇于承担责任，没有说真话。我要去找他，骂他，不能让他在一边享清闲，否则我就要爆炸了。我“蹬、蹬、蹬”上到四楼，径直走到总经理办公室，把“逮捕通知书”往陆建民　面前一摔，对他说：“陆经理，你看看吧，这是衣波的逮捕证，这下你的目的达到了。”陆建民　有些发楞，接过逮捕证看了起来。我想起昨天他还让我把家里的合同材料送给他，他要去向佟方宏说明情况，今天衣波却被逮捕了，这不是他玩的阴谋是什么？我说：“你的目的达到了，王春财把衣波送到纪检委，你把衣波送到监狱，你比王春财还狠毒哩。”我越说越气，根本不听他的辨解，但情急之下，我最想抓住的是，怎样才能把这件事与他联系上，让他感到压力？我说：“我先问你几个问题，衣波被抓，他贷的30万元谁来还？他和农户联合种植的中药材，没有人管理，将来损失由谁来承担？”陆建民　这时也有点生气了，他说：“这事还没有弄清呢，到时候该谁承担谁承担。”我这时象疯子一样，完全不顾走进来的两位客人，大声囔道：“陆经理，你不是说佟书记要撤你的职吗？我告诉你，佟书记没有撤你的职，我敢说因为衣波的事，我让你干不成！”至于怎么让他干不成，我心中并不知道。这只不过是走夜路吹口哨——自己给自己壮胆哩。说完这句话，我扭头走出办公室。其他房间的人听见吵嚷声，都站在门外听。老金拉住我，悄声劝道：“关键时候，你不该得罪陆经理。还有许多事要靠他哩。”但我顾不上那么多了，我需要发泄。我想，此刻，衣波该是多么痛苦啊。出了总公司，我又飞奔到看守所。所长张立正在院中站着，我对张立说：“张所长，请你给衣波捎句话，让他安心坐牢，外面一切有我。”此刻我心乱如麻，虽然大包大揽，但心中无数，只不过是安慰他。我已隐约感到，打捞丈夫很难了。眼下，我需要静一下，理一下头绪。我推着自行车向洛河滩走去，我要找一个没人的地方静坐一会儿。
　　当务之急，我想知道衣波到底有罪没罪，佟方宏打击报复，衣波因文章吃官司，这一点是肯定了，但我们如果刚好就有岔子，让人家抓住了把柄，那可就糟透了。问谁呢？我想起早年的一位诗友，如今改学法律了，在某某所当律师。中午，我冒着酷热去找他，给他看了一些合同书之类，让他给判断一下。他看完材料，斯斯文文地说，他是帮人打民事官司的，对衣波的事，他也吃不准。不过从合同上看，衣波是有责任的。衣波的做法肯定有毛病，比如人家让你在南山发展药材，你却挪到北山去发展，这就不妥。但有罪无罪还不一定。总之，经济问题很复杂，看站在那个角度去认识。他的话，让我心中又是一沉。
　　下一步该怎么办？谁能告诉我？夜里，我翻来复去睡不着，查了许多电话号码，把一些可能要用到的人的号码一一抄在小本上，总公司的几位副经理，衣波的文朋诗友，他平时交往的人，在公安局上班的表兄表弟，还有他合作种植药材的农户，我都一一前往走访，向他们了解情况，打探公安局的动向。然而他们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谁也不知道这事要弄到什么程度，需要多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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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来，我象一只无头苍蝇，在县里跑来跑去，没有一点效果。现在我需要请一个律师。请律师，一开始我就明白在本县请不管用。本县的律师绝对受制于佟方宏，我要到金三角去请律师。可是钱呢？这些年来，我和衣波的单位都不好，日子过得困窘，没有一点积蓄。衣波所贷的30万元，除了交管理费外，全部投资到种药材上了。事出之后，我仅从他的床下翻出1700元，加上我刚从单位领回的3个月工资900多元，还有乙丁给的300元，总共不过3000元。据说，到金三角请一个律师，仅代理费就需要6000元，还有旅差费、吃住一应事务费用，想想就让人头晕。而这时，家里的电话因欠费被停机了，我赶快到电信局一算，三个月没交了，总共532元。天哪，这真是雪上加霜！衣波在外时，我总是埋怨他不理家事，但每月的电话费、电费、水费、电视费，还有、儿子的学费等，我从来没有操心过。如今他出事了，所有的担子都压到我一个人肩上了，大事、小事都要我出面应付，我感到受不了啦。我这才明白，为什么没有了男人，女人哭时，总是喊：“我的天呀！”我也感到天塌了。
　　然而律师还得请。我想起衣波以前提到的黄德鹏律师。黄律师曾来飞地办过案，为獐子坪乡农民李新治冤死的女儿代理诉讼，在庭上慷慨陈词，博得旁听群众热烈掌声。就在那次庭审之后，衣波替李新治答谢黄律师及记者，还有人大代表等正义之士。在酒席上，我见了黄律师一面。并且黄律师和乙丁都很熟。如今衣波蒙冤了，黄律师肯定会帮忙的。我又打电话给乙丁，让他给我联系黄德鹏。我希望通过乙丁，能少花些钱。
　　　　 8月12日上午9：30，我收拾停妥，和婆母、儿子一块启程去金三角。儿子正在暑假期间，让他和婆母到金三角去住一段时间也好。那里有衣波的一个妹妹。走时，我的心中十分凄凉。婆母一个劲地哭，儿子也跟着哭泣。我心中十分烦，顾不上去安慰他们，只觉得十分绝望。心想，衣波呀，你怎么给我捅这么大的漏子呢？若是一件小事，我还能替你弥补；遇着这么大的事，你让我怎么办呢？平时，你和别人的往来手续，我不清楚；你做的事，我也不知道。这时候你让我找谁去？两眼一抹黑呀！你若是给我留个万儿八千的，我也好替你跑跑；如今这人没人，钱没钱，你让我如何是好呢？越想越绝望，越想越熬煎，我也不由得大哭起来。哭过一阵儿，我觉得轻松了一些，然后擦干眼泪，领着儿子和婆母下了楼。这时我又一阵心痛，有一种割舍不下的味道，仿佛诀别似的回望一下房间，在心里说：衣波，我们走了，把你一个人撂在飞地了。
　　我们一路颠簸来到金三角妹妹家，安顿好他们，我赶忙和乙丁联系，他告诉我，晚上7：00在明珠大酒店请黄律师吃饭谈事。我赶忙又到市林业局找衣波的好友兴龙，希望他去作陪。不巧，兴龙出差了，我就让他媳妇去。
　　晚上，黄律师一家、乙丁，还有兴龙爱人金娥，我们几个在明珠大酒店见面了。席间，我向黄律师介绍了基本案情，把一大堆材料给了他。黄律师事先已听了乙丁的介绍，现在又看了衣波和总公司签订的承包合同，他看完后，一拍大腿，说：“衣波无罪！仅这一份合同，就把对方撂倒了。”我听了这话很高兴，但黄律师说得越轻松，我心里越是不敢轻易相信。
　　我的心仍然很灰。黄律师侃侃而谈，我却心不在焉。丈夫被抓，我失魂落魄。风尘仆仆来到金三角，土头土脑的，和这高雅豪华的环境极不相称。我竭力陪着笑脸，但总觉得不协调。金娥也在努力和黄律师的妻子攀谈，尽量活跃气氛。好在点菜呀，上茶呀都由乙丁招呼了，我也不必操心。
　　最后商定，先把材料留下，回去再收集些，越详细越好；我回去以后，就筹措资金，同时看公安局的动向，随后再来金三角办委托手续。吃饭时，黄律师拿有一套《新刑法条文释义》，他再三交待，让我给衣波买一套。他说：“这本书很好，你给他买一套送进去，让他好好看看，衣波是个文化人，他一看就明白自己的事了。”这顿饭最后由乙丁买单，他想为朋友尽一份心，我就依了他。
　　8月13日，农历七月初三，是衣波36岁生日。上午我在市新华书店买了一套黄律师交待的书，然后乘车赶回飞地。刚刚到家，就接到朋友“警犬”打来的电话，让我十分钟赶到他家。原来他今天到看守所提人，乘人不注意，替衣波捎出了一封短信。这在当时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我感谢朋友的仗义。与衣波失去联系一个多星期了，我是多么想知道他在里面的情况啊。捧着亲人的手书，我的心情十分激动。可能是由于慌乱，信写得十分潦草，信中简述了他贷款搞药材的过程，鼓励我树立起申诉的信心。这是我收到他来自狱中的第一封信，那感觉如同捧着一团火。
　　今天是他的36岁生日，多灾多难的本命年啊。我想给他送些吃的东西，想来想去，我决定送些他爱吃的肉夹馍。听说他所在的号里有11个人，我就到商场买了12个肉夹馍，我想让号里的每个人都能吃上，也让他们共同为衣波祝贺生日。我特意嘱咐小老板，多放些青椒和蒜瓣，这都是他平时最爱吃的。可是当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夹馍乘出租车来到看守所时，值班的看守却冷冷地说：“书，留下，待审查后送进去。吃的东西一律不准进号，你拿走吧！”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夹馍，心中十分悲伤。花了20多元，却不能让丈夫吃到一个！一气之下，我把肉夹馍全部留给了出租车司机。
婆母、儿子留在金三角，我一个人忘记了吃饭，忘记了睡觉。白天，我到处找人询问，打听消息；夜里，我伏在灯下，看法律书，写申诉材料。我只有不停地跑，不停地诉说，才能麻木自己。否则，一旦停下来，我不知道如何度过这每一寸光阴。